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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刺贪刺虐意象论析

2023-09-28吕超烟台理工学院山东烟台264005

名作欣赏 2023年9期
关键词:篇目蒲松龄聊斋志异

⊙吕超[烟台理工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张婕[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5]

贪和虐,是古往今来的不绝之症,常常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因此,谈到《聊斋志异》,众人都会不自觉地把“刺贪”和“刺虐”作为此书的主要内容。《聊斋志异》一书近500篇,刺贪、刺虐主题篇目尤甚。鬼狐精怪是蒲松龄的自我写照还是社会现象幻化,意在还原怎样的社会百态,抒发何等的胸臆呢?真与假、虚与实的笔触是对现实社会丑恶面的批判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一、《聊斋志异》刺贪刺虐折射的社会百态

(一)刺贪——科场黑暗,官场压榨

蒲松龄笔下的《考弊司》写出了“虎首人身”或“半狞恶类山精”的主考官形象——“卷发驼背、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的司主虚肚鬼王。觐见鬼王者,照例应割“髀肉”,秀才疼得“大嗥不止”。怪诞的鬼衙、狞恶的鬼王,是蒲松龄批判现实所倒影的变形人间,割肉也不过是考官索贿的隐喻,用“虚肚”来点缀鬼王,意指填不满的贪囊。“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的鬼衙成了人间科举考场内丑恶的露骨写照。

从《三生》可以看到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积淀。《三生》中的湖南某县令三生,罢黜佳士兴于唐,致使兴于唐悲愤而死,灵魂向阎罗申诉,然而县令与主考相互推诿。阴司中与兴于唐“同病死者”“万声鸣和”,要求处罚考官,“是必掘其双目,以为不识文之报”,“阎罗不得已,以白刃剖其胸”。作者认为,历史上科举取士,“黜佳士而进凡庸”的考官目不识佳文,理应“剜去双目”,心存偏颇者理应“白刃剖其胸”,此等考官文过饰非,上下推诿,被黜抑郁而死的考生数以千万计。

《公孙夏》中的市侩斥巨资买得城隍肥缺,车服炫耀,携美妾上任。此人捐官时原本还顾忌在本省的颜面,称帮他钻营者为“督、抚皆某最契之交”,而“有孔方兄在,何问吴、越桑梓矣”这段话,把官场钱能通神的事实揭露得淋漓尽致。

《梅女》中的典狱吏接受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陷梅女与强盗通奸,颠倒黑白。在贞洁至上的封建社会中,这一指控无疑宣判“死刑”。梅女含冤而死,却能借鬼魂之身严惩贪吏,报仇雪恨。

《席方平》以鬼魂的形式把吏治批判得体无完肤。席父与羊姓豪绅在阴司打官司,狱吏受贿,日夜拷打席父,城隍受贿,对席方平用尽酷刑。席方平在阴司的遭遇,恰恰是人间官府鱼肉百姓的实录。好在结尾是大快人心的,二郎神判决冤狱,判词这样写道:“羊狠狼贪”,“上下其鹰鸷之手”“飞扬其狙狯之奸”,“狗脸生六月之霜”“虎威断九衢之路”,“阎罗殿上尽是阴霾,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是对封建吏治本质的概括。《席方平》交织着压迫与斗争,狱吏、城隍、郡司直至冥王官官相护,勾连贪墨,欺侮良善,小说披露了封建社会官府势力只手遮天,徇私枉法的事实。在纲常秩序严苛的宗法制度下,席方平却表现出不畏强权、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品质,充分表露出蒲松龄对社会底层受压迫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勇敢斗争的精神的赞扬。

(二)刺虐——乱世战伐,民不聊生

蒲松龄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正值社会动荡,民声鼎沸。明朝末年,清军挥旗南下。在朝代更迭期间,征战杀伐不绝,强取豪夺,法度废弛,民不聊生,《聊斋志异》以战伐为主题或以此为背景的篇目不在少数。

举兵反清的于七之乱造就了公孙九娘这个屈死的鬼魂。于七之乱,是清顺治年间发生在山东胶东一带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历时十五年。领导者为明崇祯年间武举人于七,故称“于七之乱”。《聊斋志异》中《公孙九娘》《野狗》等篇目多处提及于七之乱。公孙九娘悲剧般的命运就是官兵对人民进行大屠杀的真实写照,当时济南大屠杀后的葬区“栖莱里”,就是文中公孙九娘的住所“莱霞里”。

《林四娘》中的女鬼竟能发出“谁将故国问青天,泣望君王化杜鹃”“汉家箫鼓静烽烟”这样的悲国之语,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形成鲜明对比,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系于一体,表现出明清交替之际民族灾难的深重心境。

《鬼隶》和《小棺》运用诙谐的笔触,从侧面描绘了类似“北兵大至,扛尸百万”这样的大屠杀。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达到白热化,清王朝对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蒲松龄耳闻目睹,如“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除了于七农民起义,还有福建王铁佛起义、直隶杨起隆起义、山西蒲州民变、浙江僧人张念一率众反清等,那个年代诸如此类的起义皆被官府残酷镇压。《鬼哭》的写作背景就是顺治七年(1650)的谢迁起义。

《小谢》中黑心判官对女鬼秋容的威逼利诱,刻画出了恶官强抢民女的暴行。《五秋月》中狱吏对在押少女的猥亵,正是对人间地狱的真实写照。《促织》描写成名之子变成一只蟋蟀后又复生的离奇故事,控诉了皇帝的昏庸无道。文中求巫问道以及人变蟋蟀的荒诞情节,强调了皇帝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百姓的生死存亡。只因一只被皇帝喜爱的蟋蟀,成名一家就可以过上“裘马过世家”的豪华生活,讥讽了封建帝王的荒唐无道致使百姓诚惶诚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刺贪刺虐的审判司——阴冥

1.阴冥地狱意指人间

蒲松龄在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把阎罗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驰骋冥府,翱翔人间。在屡试不第,科场绝望后,迫于无奈的蒲松龄便借鬼狐神怪明嘲暗讽,批判社会不公,针砭时弊,弘扬真善,怀着对现实生活失望不满的情绪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就志怪奇书《聊斋志异》,从《聊斋志异·自序》中“浮白载笔,自成孤愤之书”可以看出蒲松龄行文时的悲怆心境。

据史料记载,蒲松龄有一方图章,文曰“满肚皮不合时宜”,表达了蒲松龄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和愤恨,以及斗争反抗之志,这种格格不入的剧烈碰撞发于笔端,通过写鬼写妖来刺贪刺虐,折射社会的不公现象。蒲松龄将生活中的美与丑、爱与恨挈领全书,暗抒胸臆。《聊斋志异》也有向善向美之处,借梦境、仙境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大同社会的高度渴望。蒲松龄欲惩恶扬善却回天乏力,上下求索而不得,只得驰骋想象,假狐鬼之名,借阴冥地狱,将心中的理想世界描绘出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聊斋志异》通过神仙、鬼狐、精怪等建立起与现实社会平行的第二时空,并将其赋予人世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时空里,事态发展、人性设定皆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或多或少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无论情节如何曲折,结局总是蒲松龄所向往的理想世界。

刺贪刺虐是《聊斋志异》矢志不渝的创作原则,蒲松龄借阴冥力量伸张人间正义,对贪官污吏、背信弃义之人予以严惩,在荒诞、讽刺、震慑的过程中鞭挞社会丑恶,是其疾恶如仇、除暴安良的态度的体现。

《聊斋志异》的阴冥故事多对惩恶扬善、报应循环的思想予以宣扬,以此警示世人,借助世人又敬又畏的善恶观来关注现实,这也是蒲松龄推动实现大同社会的文学手段。

《聊斋志异》的阴冥主题篇目中,鬼怪妖仙暗喻各色世人:人世间有判罚奖惩的各级各类署衙,阴冥就同样设置审判善恶的各殿阎罗;人世间有贪官污吏、廉明青天,阴冥就有势利小鬼、铁面阎罗。阴冥吏治的贪与廉、私与公,尽是蒲松龄政治理想的体现,阴冥虽是虚幻,却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2.阎罗形象缘起世间官吏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大胆幻想的阎罗形象,综合起来分为三类:一是尉正严明、秉公执法;二是人神错位、平民掌案;三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1)尉正严明、秉公执法

阎罗为阴界正神,明辨是非,赏罚分明,《聊斋志异》不乏公正廉洁、判罚严明的阎罗形象,对忠孝节义的人与事大加封赏,对贪官污吏、为非作歹之徒严惩不贷。阎罗一身正气,阴冥一派廉政清风气象,这正是蒲松龄理想中的吏治环境和官员形象,《续黄粱》《潞令》《王十》等篇目中的阎罗形象就是如此。《续黄粱》里大权在握的曾太师,鱼肉百姓,贪婪成性,阎罗查得其生前贪污三百二十一万钱,命其“彼既积来,还令饮去”,这样的惩罚在古代是难以实现的,但在阴冥可以实施,且不足为奇。再如《王十》中的阎罗对人世间的贪官、奸商予以阴间大河淘沙的处罚。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将现实中的贪腐和奸诈都交予阎罗审判,使其得到应有的甚至更严厉的惩罚,大快人心,这也正是蒲松龄对自己“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的抒愤。对惩恶扬善的强烈需求使得蒲松龄有了更急切的愿望,希望恶人在人世间就能得到应有的审判,而不是要等死后到阴界才能归案,让受迫害的人能够早日沉冤昭雪,免受欺侮,于是就有了“阴曹兼摄阳政”的跨时空叙事。

(2)人神错位、平民掌案

古代社会越黑暗,人们就越期盼清官的出现,关羽、狄仁杰、寇准、包拯等清廉之官被世人推崇,就有了死后做阎罗的传说,所以《聊斋志异》中的部分篇目出现了阳世人做阎罗的情节,只不过多是平民百姓、官衙小吏,他们在阳世间地位低下,但为人正直,可行走于阴阳两界,判罚断狱。

《阎罗》《李伯言》《阎罗薨》中,“性直谅不阿”的秀才、“抗直有肝胆”的读书人、押解粮草的武官都曾化身阎罗,这些阎罗的形象较为平民化,是阳世所不能做官的普通人。这种人神错位的阎罗形象,展现了普通民众也有能力居于庙堂之上,蒲松龄借此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反思,这与他“学而优则仕”的心理压力和久试不第的挫败心境息息相关。蒲松龄无时无刻不在呼唤选才的公平性,即使是平民百姓、穷苦读书人也应被公平对待,畅通仕途,发挥才干,为苍生造福,而他自己的遭遇却截然相反,怀才不遇的他只得怆然泪下,愤而著书。

(3)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封建王朝自上而下贪污成风,政治腐败。蒲松龄假借阴冥世界还原人世间的社会乱象,这些故事中的阎罗形象则十分可恶,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奸诈、行恶之人张目,为虎作伥,多冤假错案,致怨声载道。

《席方平》中,阎罗威逼利诱,以各种手段对付蒙冤受屈者。面对反抗,阎罗的行径更是酷毒至极。蒲松龄把矛头直指人世间官府的公道不彰,揭示了官场吏治钱权当道的本质。可怕的不是有冤案,而是有了冤案,平民申诉无门。

《聊斋志异》中的阎罗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不仅讽刺贪虐横行的社会现实,也寄予了作者廉政爱民的吏治期许,体现了蒲松龄强烈的改革和斗争思想。

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析因

蒲松龄身处明末清初的乱世,又将“学而优则仕”奉为唯一出路,客观的不可逆与主观的不可违铺就了蒲松龄悲剧化的人生道路,科场失意后的悲愤化为文字,成就了《聊斋志异》的刺贪、刺虐篇目。

蒲松龄的执拗在科举上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其对功名的热衷在小说里也清晰可见。《聊斋志异》里的人物,鄙视功名者少之又少。从当前资料来看,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也并无恶言,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了制度的制定者和操控者。独困于聊斋,潦倒一生,文章无人赏识,奈何?于是,神狐鬼怪来了。

蒲松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持久而强烈的,人与狐妖、鬼怪之间的爱情篇目比比皆是。“农场住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这样的场景在《聊斋志异》中相似者甚多,都很适合鬼狐登场,其实这就是蒲松龄住处的真实景象。《聊斋志异》的写作过程也是蒲松龄精神上自愈的过程,浪漫的梦境对蒲松龄人生中无法卸下的巨大压力是具有缓解作用的,如同《聊斋志异》中的爱情篇目,恰是蒲松龄身为读书人的自恋情结的表现。《聊斋志异》爱情篇目中的男主人公,或具有风流倜傥的儒生风采,或具有科考得中的美好前程。可见,蒲松龄的创作心态仍是功利的,只不过被浪漫的故事情节给冲淡了。

《聊斋志异》谈鬼写妖,批判现实丑恶,歌颂斗争精神,反映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吏治败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写鬼写妖、刺贪刺虐是基于蒲松龄自身的意愿。幼年的蒲松龄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及秀才后,科举考试屡屡挫败,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他最终认清了社会的现实,把满腔不平之气倾注到《聊斋志异》中,寄人生悲苦愁闷于笔端,折射社会百态,用最锋利的笔尖去抨击社会的丑恶,借鬼狐神怪去反映生活,批判黑暗,向往美好。

《王子安》和《叶生》两个篇目分别借“狐仙”和“鬼魂”对科举制度之弊进行强有力的讽刺和批判。《王子安》中,东昌(今山东聊城)举子王子安,在发榜临近时惴惴不安,中榜心切,借酒缓心。酣醉之后,他梦到自己金榜题名,进士得中,高官得做,情不自禁言“不可不炫耀乡里”之语,却被狐仙戏耍,惊骇至极,跌落床下。妻子笑之,他如梦方醒。中举和点官成为醉心于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的最高心愿,他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几近癫狂,可怜又可悲。

《叶生》的主人公聪明睿智,文采斐然,又得当地县令丁乘鹤赏识和照拂,有望取得功名,不料名落孙山,既有不服气,又有不忿,加上对朋友的愧疚,一病不起。此时正值县令丁乘鹤告老还乡,意邀叶生同往,不日,叶生便至,二人同回家乡。叶生又得人相助,再次应考即中了举人,衣锦还乡时却看到家庭败落。众人看到叶生惊骇不已,原来叶生早已病故,中举归乡的竟是叶生的鬼魂,正是“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吐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蒲松龄借鬼魂直抒胸臆,表达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求名之切和怀才不遇。

千奇百怪的狐仙鬼魅、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抒发了蒲松龄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对现实社会予以深刻的批判。《聊斋志异》以志怪的手法,写出了人世间的悲苦凄凉,也写出了非人世界的人情冷暖,是对封建社会非人性一面的有力批判,也是对真善美的强烈期盼。从这一方面讲,《聊斋志异》又是一部有温度、有人性、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既有感天动地的故事情节,也有对人性的呼唤。启迪心智,改革社会,警示世人,是《聊斋志异》刺贪、刺虐篇目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三、结语

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也得到郭沫若先生“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的题联)的赞美,可见《聊斋志异》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聊斋志异》以鬼狐神怪等意象,暗喻社会百态,对官员贪腐、吏治不公、杀伐征战等丑恶予以强烈的批判和讨伐,对忠孝节义的人和事给予高度颂扬,揭露封建社会弊病和症结所在,意欲推动社会改革和启迪民心,早日实现公平正义、和谐向善的大同社会。《聊斋志异》刺贪、刺虐篇目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对当下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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