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园琳 殷晓芳［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一、引言

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创作《宠儿》之时，美国社会文化问题日益凸显，种族隔离事件的频发、人们真诚交流的缺失，无不证实美国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并非是一种虚构”（Miller，2014）。莫里森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疏离感与隔绝感，因此如何将离散的人团结到一起，即对伦理关系的思考就成为其小说叙事的着力点。莫里森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指出“小说应该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美学欣赏力”（Guthrie，1994）。面对美国社会伦理危机，莫里森试图在其小说中构建亲密黑人伦理关系和社区伦理关系，从而为小说的读者提供行动的范式。她的代表作《宠儿》以塞丝弑女为叙事主线，书写出奴隶制下黑人族群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消极的社区伦理关系等问题，并就此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黑人奴隶为构建亲密家庭、团结社区所做的努力。莫里森的小说叙事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亲密关系，试图通过叙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紧密的伦理关系，以实现小说叙事修辞的伦理意图。

学界对《宠儿》叙事伦理的研究主要分两类：一类关注小说内容的伦理内涵，如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中，基于德里达自免疫的双重逻辑探讨了《宠儿》主人公塞丝的伦理选择对所在黑人社区造成的影响。（米勒，2019）此类研究虽关切伦理，但注重将伦理作为主题进行阐述，未与小说内在的叙事方式紧密关联。另一类研究以叙事学为进路，聚焦小说叙事技巧的修辞性，如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中从修辞性叙事理论出发，探讨了莫里森如何在《宠儿》中设置难点、顽症以促进读者的反应批评。（Phelan，2005）费伦的叙事修辞学关注到叙事方式之于文本与读者伦理关系的建立，但并未整体性地观察和揭示《宠儿》的修辞意图。

我们的研究借助费伦的叙事伦理的理论框架，但着眼于《宠儿》作者莫里森构建紧密伦理关系的愿景。费伦提出，叙事伦理包括“‘内容’（the told）的伦理”及“‘讲述’（the telling）的伦理”（费伦、唐伟胜，2008）。借助费伦的叙事伦理框架对《宠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宠儿》存在内容层面及讲述层面的伦理内涵。莫里森在内容层面，通过强调人物间的口述交流和具体行动，构建出紧密的黑人家庭和社区伦理关系；在讲述层面，通过特别的叙事方式，邀约读者进步并参与阐释文本，以在作者与读者间构建出亲密的伦理关系。两种紧密伦理关系的构建模式都可以作为行动范式，引发现实中的读者深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二、口述与行动：“家庭—社区”伦理关系构建

根据费伦的研究，叙事伦理中的内容伦理指的是“作品人物间动态交流所呈现的伦理层面”（Phelan，2013），其强调“故事世界（story world）”层面的伦理内涵。《宠儿》聚焦于奴隶制下美国黑人家庭伦理秩序和社区伦理关系，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塞丝与其家庭通过口头讲述直面创伤经历，并在家庭和社区以实际行动的帮助下走出伦理困境的历程，突出了亲密的家庭关系及团结的社区关系对个人走出创伤的重要作用。

首先，塞丝通过口头讲故事的方式与“124”家庭成员构建了亲密的家庭伦理关系。“讲故事”（storytelling）是黑人口述传统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一方面由于非裔美国群体长期被排斥于白人主流书写文化之外，口头讲述成为非裔美国人传递经验、传承历史的重要途径。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在《意指的猴子》中指出，读写能力是西方文化用来控制黑人的本钱，可以说是统治权的代名词。（Gates，1988）在被剥夺话语权和读写权的时代，口头讲述是非裔美国人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其形式主要有：演讲、灵歌、传说和故事讲述等。另一方面，莫里森对“讲故事”的形式情有独钟，其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强调：“对我来说，听别人讲故事不只是一种消遣，我坚信这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毛信德，2013）讲故事可以更为直接地传递信息，不需要以文字作为媒介，强调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这种直接性交流可以使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并在二者之间构建亲密的伦理关系。《宠儿》中的124号房屋“代表了居住其间的人们，是他们建构的家庭空间”（荆兴梅、刘剑锋，2011）。作为家庭空间，124号是《宠儿》中亲密家庭伦理关系的构建场所。

自弑女事件后，塞丝始终沉浸在创伤记忆之中，内心备受折磨。塞丝拒绝回忆过去，她不愿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一提起她的过去就会唤起痛苦。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莫里森，2013）。她企图压抑自己的痛苦记忆，拒绝跟别人交流，这种沉默不仅导致家庭成员间彼此疏远，还使她彻底断掉了与外界黑人社区的联系。18年后，当年暗恋过塞丝的保罗·D长途跋涉来到124号，并期望“与塞丝重建一个‘真正’的家庭”（王守仁、吴新云，1999）。保罗·D的到来重新揭开了塞丝极力隐藏的过去，唤醒了她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创伤记忆。久别后再次遇到保罗·D时，塞丝觉得“他的举止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女人们见了他就想流泪——向他诉说胸口和膝头的创伤”（莫里森，2013）。塞丝心里充满讲述的欲望，决定向他敞开心扉，并相信“他那与她心心相印的灵魂。她的故事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它同样属于他——可以诉说，推敲，再诉说”（莫里森，2013）。塞丝被白人抢走奶水的经历是她在奴隶庄园“甜蜜之家”所遭受的最耻辱的事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当塞丝和保罗·D一起回忆“甜蜜之家”的经历时，塞丝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及背上“樱桃树”伤疤的来历。“互惠的故事讲述可以弥合个人与公众、单一与共享之间的鸿沟，创造一种纯粹的人类团结感。”（Rapport &Overing，2007）保罗·D从塞丝讲述的故事中了解到塞丝过去所经历的伤痛，并在倾听之后积极抚慰塞丝的创伤。他的安慰使塞丝放下防备，并使塞丝确信与他讲述过去可以缓解伤痛。塞丝通过口头讲述缓解了自己的创伤，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境况，并拉近了与保罗·D之间的距离，建立了稳定的情感伦理关系。通过讲故事，124号家庭成员塞丝、丹芙、保罗·D的关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在保罗·D初到124号的那段时间里，他把自己看作家庭的一员，并坚定信心与塞丝、丹芙生活在一起。他向塞丝保证：“塞丝，有我在这儿陪着你，陪着丹芙……我们能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莫里森，2013）保罗·D还邀请塞丝和丹芙一同去参加镇上的狂欢节，此举不仅使家庭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帮助塞丝母女又一次融入所在的黑人社区。

其次，《宠儿》凸显了团结的社区关系之于个人走出创伤的积极作用。宠儿的出现打破了刚建立起来的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当保罗·D在斯坦普·沛德口中得知塞丝的暴行后，他指责塞丝“你长了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莫里森，2013），并离开了124号。保罗·D离开之后，宠儿对塞丝的惩罚变本加厉，宠儿无休止的折磨威胁到塞丝的生命。面临家庭危机的丹芙意识到，只有采取行动打破与社区的隔绝状态，才能维护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于是丹芙走出124号向社区求助。莫里森强调“社区之外没有生活可言，黑人不应该选择脱离社区的生活”（Guthrie，1994），并认为“人们可以从社区得到维持生命的非常强大的滋养”（Guthrie，1994）。《宠儿》呈现了黑人社区为克服其消极性，以及为构建团结的社区伦理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当年黑人社区的嫉妒和冷漠也是造成塞丝杀女的重要因素。多年后，面对丹芙的求助，黑人社区深怀愧疚，认为“他们自己多年来的鄙视与非难”（莫里森，2013）给塞丝一家造成了伤害。黑人社区遗失已久的集体责任感在丹芙寻求帮助时被激发出来，黑人社区重新建立起紧密联系。黑人社区集体通过实际行动向塞丝一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无不体现出社区成员对塞丝母女的伦理关怀。“关怀”（care）是“伦理关系的核心”（Margalit，2002），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并要求“将他人的担忧及需求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Tronto，1993）。当社区黑人妇女艾拉得知宠儿如此肆虐时决定采取行动，她带领三十个社区妇女来到124号，举行了集体驱鬼仪式。在黑人集体的歌声中，宠儿神秘地消失了。黑人社区将关怀付诸实际行动，主动向塞丝母女伸出援手，不遗余力地帮助塞丝母女走出困境。塞丝放开宠儿的手冲进人群这一举动表明塞丝和创伤的过去告别，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认为，“邻里的关系……必须依靠相互习惯来支持……这些关系最难维持，最不能忍受干扰破坏：吵嘴和吵架这类干扰在任何的共同生活中都必然会出现；因为持久的接近和经常的接触作为相互提携和肯定同样也意味相互妨碍和否定”（滕尼斯，2010）。在集体的努力下，黑人社区克服了其消极性，社区裂痕得以修复，成员彼此间更具凝聚力，黑人社区重新凝聚为紧密的伦理团体。在社区的帮助下，塞丝摆脱了精神桎梏。塞丝回归黑人社区与124号家庭成员保罗·D、丹芙以及黑人集体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离开124号之后，保罗·D得知宠儿的真实身份，并为自己的离开“觉得羞耻”（莫里森，2013）。在宠儿的鬼魂被赶走后，保罗·D重新回到124号，他攥着塞丝的手说道：“我和你，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莫里森，2013）保罗·D的回归使“124号”重新联结为紧密的家庭。

“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形式”（殷企平，2016）。莫里森通过《宠儿》凸显了紧密黑人家庭伦理关系与社区伦理关系对个人走出创伤的重要作用，为读者审视并重构伦理关系提供行动范式。主人公塞丝与其家庭成员之间、与所在黑人社区之间关系的破裂与重建，体现了莫里森对建构亲密家庭关系与团结社区关系的伦理诉求以及莫里森对读者构建紧密家庭与社区关系的伦理期待。

三、叙述与邀约：“作者—读者”伦理关系构建

讲述伦理强调“隐含作者与讲述者、被讲述者和作者的听众之间的关系”（Phelan，2013）及由此产生的伦理责任。费伦将叙事看作一个完整的交流过程，认为叙事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费伦，2005）。这一定义意味着叙事的伦理维度不仅存在于叙事内容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叙述者的叙述和叙述的接受之间。与费伦相同，莫里森也注重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双重伦理内涵。莫里森不仅在文本内容层面呈现出其对伦理关系问题的伦理关切，同时在讲述层面上注重通过使用留白叙事和不可靠叙事的叙述策略密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紧密的“作者—读者”伦理关系。莫里森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她指出“我的作品也需要参与式的阅读，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期待。写作不仅是讲故事，它也牵涉到读者”（Guthrie，1994）。莫里森认为只有读者参与才能使创作活动获得意义，只有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才能使读者更好地领会作者的叙事修辞意图。莫里森对读者的重视与费伦相契合。费伦将隐含作者定义为“真实作者的精简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根据费伦对讲述伦理的定义，可从中感知费伦对隐含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互动交流关系的重视。费伦重视读者，将文本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媒介，并注重作者的文本叙述策略。费伦强调叙事不是纯粹的形式技巧，而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费伦，2005）。莫里森通过多重叙事策略增强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留白和不可靠叙事手段。

莫里森通过留白叙事邀请读者进入并阐释文本，促进读者与作者在文本创作上的协作与互动，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的伦理诉求。莫里森明确指出：“我的语言得有洞缺、空白，以使读者进入。”（Guthrie，1994）莫里森十分重视小说的不确定性，“我不堵住读者的思路，好让读者可以用另一种跟我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本书”（鲁阿斯、斯默，1994）。这种留白叙事以读者为导向，强调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过程，共同实现作品的意义。

在《宠儿》的叙述方式中，莫里森故意将宠儿的形象模糊化，并在小说中为读者提供了两种解读的可能性，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及经验对空白进行填补。一方面，文中多处细节暗指宠儿是塞丝还魂人间的女儿。在非洲传统里，“活人与死人的鸿沟不存在，现在和过去的鸿沟不存在”（Guthrie，1994），在生者的召唤下，死者甚至可以“从坟墓回到人间”（王守仁、吴新云，1999）。莫里森在小说中通过多重线索暗示了宠儿是塞丝强烈的母爱召唤回归的女儿。塞丝坚信宠儿就是自己杀死的女儿的复现。丹芙也相信宠儿是自己死去的姐姐，是跪在她母亲身边的那条“白色连衣裙”。此外，莫里森还在小说多处暗示了宠儿与被杀死的女婴之间的相似之处：宠儿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宠儿会唱塞丝给自己孩子编的歌，宠儿行为怪异、思维混乱，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多处暗示宠儿是来自贩奴船的幸存者。通过宠儿的独白，莫里森对贩运奴隶的“中间航道”（the Middle Passage）进行了暗指和描述。“无时无刻我不在蜷缩着……我们入睡有人可是没有地方翻身假如有更多的水喝我们就有眼泪了……他们现在不辗转反侧蜷缩了我们还在蜷缩着他们在水上漂浮他们……”（莫里森，2013），在宠儿这一大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的独白中，作者对贩奴船的场景进行了详细描写。当丹芙询问宠儿过去待的“那边”的世界时，宠儿蜷成一团回答道：“漆黑，在那里我很小。就像这个样子……滚烫。下边那儿没法呼吸，也没地方待……成堆成堆的。那儿有好多人，有些是死人。”（莫里森，2013）宠儿的内心独白及对“那边”的描述让读者不禁联想到莫里森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六千万甚至更多”。通过对宠儿此种身份的暗示，莫里森让读者重新认识被西方历史刻意忽略的蓄奴制给黑人带来的伤害。

宠儿身份的不确定性揭示了文本的留白叙事。莫里森通过留白叙事手段将宠儿的形象模糊化，使读者无法辨明宠儿的身份，无法确认宠儿到底是塞丝死去女儿的阴魂转世，还是中间航道贩奴贸易的幸存者。莫里森对宠儿的来历并没有交代，而是让与莫里森一同参与小说“创作”的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绎和补充。莫里森将解释权交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充分的想象空间，对宠儿的身份进行思考，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激发读者对作品做出阐释。通过对宠儿身份的留白叙述，莫里森向读者表明《宠儿》文本不仅局限于纯粹的母爱主题，还上升至整个黑人种族苦难历史的“重新记忆”（re-memory）。通过留白叙事，作者在文本中预设了可供读者阐释的空间，推动读者与作者之于文本创作的互动交流，就文本意义阐释方面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起紧密伦理关系。

莫里森不仅通过留白叙事促进作者与读者在文本意义诠释方面的双向交流，同时还采用不可靠叙述的手段来增强隐含作者（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伦理互动，使他们构建出关系紧密的伦理关系。分析莫里森如何在隐含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紧密的伦理关系，必须要借助于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及费伦对“隐含作者”含义的界定。费伦继承了其前辈韦恩·布思的不可靠叙述理论，批评并完善了后者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定义。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及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的重要概念。根据布思，不可靠叙述指“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约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Booth，1961），隐含作者是指隐含在文本中的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费伦在布思的基础上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精简变体”（Phelan，2005）。不可靠叙述涉及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费伦，2005）的交流，可有效促进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伦理互动，并在二者之间构建起紧密的伦理关系。

“塞丝弑女”是小说的中心事件，所有的叙述都是围绕杀婴的前因后果展开。叙述者并没有直接讲述杀婴事件，而是通过故事中不同人物叙述者来进行故事的叙述。多重视角的讲述将“弑婴事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叙述事件。由于视角不同，不同人物叙述者对弑婴事件的认知与感受也各不相同，不同人物叙述者在各自的讲述中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费伦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宠儿》中不同人物叙述者对塞丝杀婴的负面判断，与隐含作者莫里森意图通过塞丝弑女以展示深切母爱的正面判断之间的强烈冲突，形成了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隐含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叙述者对塞丝弑婴的评价，来影响读者做出公正的伦理判断。贝比·萨格斯、斯坦普·沛德、“学校老师”等不同人物叙述者对杀婴事件表达出不解与不满，并对塞丝及其杀女行为做出了负面的伦理判断。在不同人物叙述者的引导下，读者对宠儿的境遇愈发同情，对塞丝的行为愈发不满。读者会带入已有的伦理观念去感受宠儿的心境，同情宠儿的遭遇，认为塞丝弑女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并认为弑婴行为与作者弘扬的母爱规范大相径庭。至此，读者对塞丝弑女做出了负面的伦理判断。隐含作者通过不可靠叙述迷惑读者陷入阐释陷阱。读者与人物叙述者在伦理判断上建立了契约，读者倾向于将人物叙述者视为可靠的阐释者，在伦理和情感上认同人物叙述者，从而致使读者与隐含作者在伦理判断上发生背离。

随着塞丝内心独白的揭示及叙事的发展，读者与隐含作者的伦理关系开始转变，读者开始采取与隐含作者相同的伦理立场。读者逐渐了解到塞丝弑女是为了让孩子摆脱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塞丝违背伦理杀死女儿是源于其浓烈的母爱。在饱经“甜蜜之家”白人老师惨绝人寰的折磨与虐待之后，塞丝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次经历被贩卖、迫害、强奸的悲惨命运。所以当“甜蜜之家”的猎奴者抓捕塞丝母女回去的时候，无处可逃的塞丝意识到只有死亡才能让孩子摆脱沦为奴隶的命运，于是塞丝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随着杀婴事件的展开，读者对于该事件的价值判断发生转向：读者由原本认为塞丝弑女是有悖人性的负面评价，转向认为塞丝是为解救女儿免受奴隶制迫害的正面判断。读者开始认识到，从表面上看，塞丝残忍地杀死了女儿，但归根到底，杀婴是塞丝在“抢奶事件”下的精神应激的结果。比起塞丝，奴隶暴政、种族歧视才是造成悲剧的主因。

在经历隐含作者一系列的误导以及做出一系列错误的伦理判断之后，读者意识到自己对塞丝做出了错误的伦理判断，读者开始扭转对塞丝的态度，并对塞丝做出正面的伦理判断。读者在“塞丝弑婴”这一事件上获得了与隐含作者相同的信息和知识，并同隐含作者持相同的伦理立场。读者会反思隐含作者的叙事意图，开始领悟隐含作者设置杀婴事件是为了带领读者切实感受奴隶制度下黑人女性的艰难处境以及回顾黑人族群被遗忘的真实历史。隐含作者通过赋予杀婴行为的合理性，告诫人们，与残忍的塞丝相比，万恶的奴隶制度才是元凶。在隐含作者莫里森的引导下，读者与隐含作者进行了多番伦理互动，读者最终与隐含作者达成伦理共识，并与隐含作者形成紧密的伦理关系。

四、结语

在《宠儿》中，莫里森运用叙事与伦理相结合的方式充分传达了其构建紧密伦理关系的愿景。在小说内容伦理层面，《宠儿》中的人物通过口头讲述与实际行动构建了紧密的黑人家庭与社区关系，凸显了和谐家庭伦理关系与社区伦理关系对个人的强大治愈作用。在小说叙述层面，莫里森注重叙事策略蕴含的伦理诉求，通过留白叙事与不可靠叙述手段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在讲述伦理层面建构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密伦理关系，以更好地传递其伦理诉求。从叙事伦理学视角阅读《宠儿》，有助于读者以不同方式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Miller，2014）。《宠儿》中紧密伦理关系的构建方式或许能为当下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