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一、概念解读：哈贝马斯对同一性的定义

西方哲学中，同一性自古至今不乏学者讨论。只要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探讨，就很难不涉及同一性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同一性即主体对自我的认同，它既包含主体对个体的认知，也包括主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可以说是自我在理性上和感性上对我之存在的某种认定，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关键点。哈贝马斯对同一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启发。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哈贝马斯尝试运用交往理论来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中涉及对同一性的论述。

哈贝马斯仍然认定同一性为主体在与非主体的区别中所进行的自我认同，不过这种认同与人称代词绑定在了一起，在于“我”或“我们”区别于“你”或“你们”的不同之处中：“‘我’‘你’这两个词是从语言行为的行为角色中，获得其参照意义的。在相互承认自我表现的基础上，他们首先具有个人自我表现的意义。”①当“我”使用“我”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将交往关系蕴含于语言和思想中了，因为个体承认了自主性，承认了“我”与“你”是不一样的存在，而“你”就是“我”的交往对象。同样，在“你”看来，“我”也是交往对象，“我们”“你们”亦然。“我”（个人）在“我们”（群体）中，也是有着自主意识结构的。名词则不同，它表达某个存在的概念，有着指认性，在语言交流中并不一定涉及同一性。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同一性的指认一开始就是放置于交往关系中的。通过对黑格尔、弗洛伊德、皮亚杰关于主客体观点的分析，哈贝马斯将同一性的概念规定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点上：“主体和客体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主体只有在同它自身的客观世界的比较中，并且通过它自身的客观世界的建设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哈贝马斯所指的客观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然和社会。在这个分类中，比较特殊的事物便是语言，语言并非全然属于客观领域，而是自属独特的领域。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若是没有“交往”，主体便无法从客体里区分出自己，也无法建构自我认知，那么同一性则无法存在。因此“交往”是同一性存在的必要条件，无论此同一性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交往行为都寓于其中。

二、构建方法：同一性构建过程中交往行为需要遵循之条件

（一）对交往主体的普遍要求

在构建同一性的过程中，为帮助同一性的形成、确保同一性的稳定，交往行为必不可少。最根本的原因，是哈贝马斯承认社会进化是一种学习过程。交往行为有来有往，不是单方面的接受行为，而是互动交流、共同进步，由此个人与社会的能力才可以获得最大化提升。学习过程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若无新的刺激、新的灵感，那么社会很有可能停滞不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正是一种交往行为，可以使社会焕然一新、更具活力。重视学习的作用，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希望取消对交往行为在认识方面的限制，使交往的需求成为合法的需求，以达成最大限度的自由。要保证交往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交往主体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交往符号需要具备可理解性，使行动者得以准确表达自我、理解对方。无论使用话语还是文字，需要运用双方都能理解的符号进行交流。当然，这一点在受全球化影响的当今社会已不难做到。

第二，交往意愿必须诚恳，内容必须真实。具体来说，指行动者必须表达出其真实愿望，行为动机、行动准则、期望达成的结果，都不能是虚假的。如果没有诚意，那么此交往行为本身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当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第三，交往论题具有可批评性。即是说，交往论题是当时可以变动的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不是不能动摇的部分，因此交往的论题取决于交往当时节点的社会能力与基本道德。如若逾矩，侵犯了原则和底线，则交往行为直接失败。

这些确保交往行为有效进行的条件若得到满足，交往双方在同一性问题上所产生的冲突就可能解决。因为哈贝马斯更多的是规定交流对话的形式而非内容，所以一旦交往进行，并且其结构能得到上述之保证，交往行为的自由性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由此而形成的共识不带强制性，那么交往行为所达成的结果，在内容上自然能够表达出行动者的利益，理论上说是能够达成双赢结局的。

（二）哲学与艺术作为交往行为对同一性构建的作用

哈贝马斯将哲学看作一种交往行为，希望哲学可以构建秩序。具体来说，哈贝马斯将哲学对同一性的构建作用概括为三点：第一，将哲学定义为纲领性的战略理论，以弥补科学的不足之处。哈贝马斯尤其推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未来社会进化论中极富纲领意义的学说，这也是他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缘由之一。第二，将自我解释的任务交给哲学来承担：“哲学的任务就是论证在科学中形成的客观化思维的普遍性，以及合理的、能够为自身做辩护的实际生活的基本原则的普遍性。”合理的原则，即“理性”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都由哲学负责。科学是实践化的，它以实证彰明自身的存在，而哲学则可以为科学的合理化进行阐释。第三，哲学具有中介作用，即可以在哲学的自我反思中，构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同一性：“哲学是社会及其成员的同一性今天仍然能够赖以形成的唯一的媒介物——除非我们倒退到各自为政的同一性阶段。”这是哲学最为重要的作用。它作为解释系统，可以成为社会的信仰。此类哲学之内容并非唯一固定，而是在变动中不断更新自身。它的内容也许不定，但以理性为原则这一点不可动摇，在此基础之上同一性才得以建立发展。哲学所确立的领导作用，是相对民主的领导作用。

在同一性的构建过程中，除哲学以外，艺术也是重要的交往形式，主要原因是哈贝马斯将“自我反思”与“语义学化过程”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同一性构建则有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助手：“自我反思也可以成为创造性的语义学化过程的结果；语义学化过程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和音乐的非陈述性的符号系统产生出新的潜在性的意义。因此，道德的论证取决于交往障碍的排除，不管是用治疗的方法，还是用艺术创造的方法排除交往的障碍。”这里仍然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被赋予了交往功能，它不仅仅是普通的人类创造或人类活动，更是一种交往手段，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主体的意愿。当然，不是所有艺术都适合作为交往形式，能够成为交往形式的艺术作品首先需要满足上文所提到的交往主体的三个普遍要求。在此前提之下，艺术作为构建同一性的方法之一才行之有效。

艺术可以用自我认可的形式存在，可以理性，也可以非理性，可以循规蹈矩，也可以异想天开，不过它也并非绝对地不受限制。哈贝马斯曾提及卡尔维诺的小说试图“把虚构和现实之间的沟壑给填平”②，然而艺术与日常之间毕竟存在界限，艺术必须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并且与实在的创造者、接受者并没有切身的实体关系。它无法完完全全融散在日常里，否则便会丧失独立性。因此艺术构建同一性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其独特的中介作用达成的。哈贝马斯认为艺术的中介作用能使分裂的现代社会得到整合，他在评论席勒的艺术观时谈到：“席勒强调艺术应发挥交往、建立同感和团结的力量，即强调艺术的‘公共特征’（der öffentliche Charakter）。”③哈贝马斯认同席勒的观点，指出艺术应该通过交往的方式，以共感的力量来构建同一性。这种共感，形式上由个体出发，着陆在集体生活语境上，改变社会语境，最后重新回到个体，构成个体同一性——群体同一性——个体同一性的互动循环。启动这个循环的艺术，能将个人生活的语境与集体生活的语境连接起来，使两者形成交往关系而获得同一性。

三、理论意义：哈贝马斯同一性构建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现状的启示

从当代中国的视角来看待哈贝马斯的同一性构建理论，是能够发现闪光点的。当代中国发展迅速，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精神，都不断向前进步着。这样的进步，正是哈贝马斯所谈到的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成果。哈贝马斯同一性构建理论所带来的良性启示，可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角度进行剖析。

由内部来说，当代中国拥有庞大的传统文化宝库。要更加理性地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的精髓更好地为我所用，则需要培养群体同一性意识。我们面临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是传统规定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对自我的认定，是由中国身份、中国立场决定的，必然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状况，与产生传统文化的社会状况，又有不小的偏差。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抓住的是它的“魂”。怎样去继承、去发展民族之魂，其实就是怎样构建将我们团结为一体的同一性的“内容”，从而获取对自我的肯定。王岳川有言：“一种文化没有了存在地基和精神之根，文化就失去了向心力和亲和力。”④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又极大地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优秀的新思想层出不穷地涌现。保持思想文化的活跃，则能保证同一性不断完善，形成良性循环。

再将视野移向外部，中国已然吸收了不少优秀的西方文化，目前在保持与国外友好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亦应树立文化自信，进行文化输出，以此丰富世界文化的样态。正是有了中国身份这一群体同一性的自我认定，我们才能为人类贡献出如此多彩、如此璀璨的优秀文化。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是交往前提，以中国话语为基点，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促成全球文化的健康发展，则可实现文化上的共同繁荣。处在动态发展中的人类文明，遵循着一条凄美的逻辑：“生活的磨难常常成为思想的温床，甚至成为人文知识的增长动力，这仿佛又是人类文明行进的悲剧性逻辑！”⑤这条逻辑刺激着文化不断自省，从而自救，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有一条底线不能更改：一切出发点都为了人民。无论是国内的文化继承、文化创新，还是与国外的文化交流，都要坚持以民为本的准则，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人民身上。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完成人民的美好心愿，是同一性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四、结语

要保持社会前进的态势，需要坚持“学习过程”，持续丰富我们的文化。只要怀有交流成功的希望，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是可能的。文化交流，既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媒介，亦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果。不可否认，交流本身是必要的，没有交流就无所谓共同成长。正如时胜勋所言：“中国性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中国性并不拒绝当代性，而是拒绝将作为地方的、特殊性的西方当代性绝对化。同时，中国性也对传统持更为包容的态度，而非一味反传统。”⑥当代中国文化的定位，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在国内与国外的交流中，找到自我认同的中国身份。相信中华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交汇成长之中，会愈发繁荣昌盛。

①〔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

③〔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④ 王岳川：《文化身份自信与文化输出的紧迫性》，《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第5期，第99页。

⑤ 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读书》2004年第4期，第101页。

⑥ 时胜勋：《国际化与本土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景观》，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