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添乱

母亲在67岁那年，有过一个男人，对方在她患癌的关键时候，又消失了。直到母亲去世，孙甜甜收到一本海葬证，才算了解到母亲感情的全部。

以下是孙甜甜的讲述——

67岁的妈妈，恋爱了

2016年5月26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让我有些别扭的秘密。晚起的母亲那段时间起得特别早。早晨6点05分，朦胧中，我听到她起床的声音，接着是上厕所、洗漱、化妆、拉开晒台门，之后便没了动静。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有些好奇，来到晒台，看到母亲正穿着她最喜欢的棕红色连衣裙，朝楼下挥手。

往下一看，小区入口站着一个戴蓝帽子的小老头儿，看不清长相，他正举着一朵粉色百合花，朝我家的方向挥舞。发现我之后，母亲赶紧将举着的手放在头上，佯装调整发型，楼下的老头也慌张地将百合放到小区门卫的石台上，转身离开。

8点50分，母亲送乐乐去学钢琴。我忽然想起石台上的那朵百合，跑到晒台一看，温暖的阳光铺洒在上面，花却不见了。

母亲退休前是人民教师，为人刻板、敏感，她不喜打扮，一成不变的齐耳短发梳了几十年，衣服都是固定的黑灰蓝。可最近一段时间，她不但烫了头，还开始化妆，买了两条棕红色的裙子。

我断定，67岁的她在恋爱。

我11岁那年，父亲因车祸去世，那年母亲40岁。她独自把我养大，至今独身。这么多年，母亲习惯了独当一面，从未和我谈论过再婚的话题。

亲友劝她找个归宿，母亲嘴硬得很，“我一个人，还落得清净。”可当她和同龄人聚在一起，大家相互数落自己的另一半时，母亲总是默默退出群聊。

35岁那年，我成了单亲妈妈。母亲年过花甲，在品味多年孤独后，有外孙承欢膝下，才从苦涩的生活中获得全新的满足。这让我产生错觉，认为母亲早把个人感情，转移到了我和儿子身上。

我很好奇，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毕竟母亲是那样一个拒绝风花雪月的人。

我開始跟踪。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母亲在老年大学教唱歌。我躲在收发室后面，等着下课。十几分钟后，母亲被学生簇拥着，从楼上走下来。我正准备跟上去，忽然从身后走过一个人。

他低着头，戴着蓝帽子，胳膊下面夹着乐理讲义，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果然，等其他人都散了，蓝帽子才和母亲并肩走在一起。

母亲身高1.73米，可小老头儿只及她的肩膀，又瘦又干瘪。我有点怀疑母亲的眼光。他俩一边走，一边聊天。他们拐进露天市场，买菜，小老头付钱，拎袋子，配合得很默契。母亲从不占别人便宜，她默许老头儿这么做，证明两个人的关系很“铁”。

他们在十字路口分手。老头把菜递过来，又往袋子里塞了一沓讲义，一直看着母亲走远，才朝反方向走去。

回到家，母亲正在洗菜，我想起老头儿放在菜篮子里那沓讲义，便偷偷溜进房间翻找。那是一套中级乐理知识，翻到最后一章——我发现两页手写的“情书”，迅速瞄了一眼，瞥见“52载”“哭湿枕头”的字样。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信，“你怎么随便翻我东西？”

“你们早就认识？”

“哎呀，以前的高中同学。”她用不耐烦掩饰着，“他年轻时当兵留在山东，去年回乡，在老年大学遇到的。”

她瞟我一眼，假装收拾着桌上的东西，问：“你什么意见？”

母亲的直接，反倒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避开她的目光，“你高兴就行。”走出房间，我听到身后传来长长的一声叹息。

百合花老头儿第一次上门是10月10日，母亲生日。他穿一身深蓝色运动装，捧着一大束香水百合，拿着一个大蛋糕，还给我儿子买了遥控车。母亲让我叫他李叔。我心里“哼”了一声，瞧不上他的讨好行为。

饭桌上，他很拘谨。一顿略显尴尬的便饭终于结束。李叔走的时候，给母亲和我儿子每人塞了个红包。我坚持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对他说：“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吃过太多苦，你可不能欺负她。”

我是笑着说的，但眼神明显带着威胁。李叔认真地点头。

晚上，安顿好儿子，我冷静了一下，跑到母亲房间。“妈，你看上他啥了？”

母亲一边整理乐谱，一边把他俩的两张黑白照片放在我面前。

“我们是高中同学，下乡在同一个青年点。他脑子灵，手特别巧，没有修不好的东西。”

“初恋？那为啥没在一起？”

“当时，你外公家的家庭成分不好，我怕连累他。他姑姑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就没同意。后来，他肯定是不好受，去外地当兵，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母亲顿了顿，看向我，“他这辈子没结过婚。”

爱她的老头，不见了

我着实惊讶，最终默许了李叔走进我们的生活。

他不擅表达，来看母亲的时候闲不住，修好了儿子弄坏的玩具；把人工上水的水箱还原成自动上水；修好吱嘎作响的门。

2018年6月，他们预订了去海南旅游的机票，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

准备出发的前一周，母亲在饭桌上无意提到每天凌晨三点半会准时被肚子串气痛醒，一个多小时后又会自动缓解，我以为她消化不良，担心在旅途中出现问题，便带她去医院拿药。结果，消化科的医生一听症状，便建议马上做肠镜检查。

三天后，检查结果出来。黏液型结肠癌中期，肿瘤1*3厘米，狭长的菜花形，增强CT显示无淋巴肿大，暂时没有扩散迹象。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

我拿着化验单有些蒙，脑袋里嗡嗡作响。术前谈话，我坐在医生的办公室，身子控制不住地抖。医生拿出一沓手术知情同意书，足有一寸厚。

我机械地签完所有的字，抬头问：“还能活多久？”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根据我国目前的数据，五年的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如果是中晚期，不足百分之十。”

回到病房，母亲却拍拍我的手背，“没事儿！怕啥？妈能挺过去！”

颇具讽刺的是，母亲新买的红色旅行箱成了手术必备包。我把她的漂亮衣服掏出来，将睡衣、一次性拖鞋、水杯一件件装进包里。

此时，我才想起，自从母亲检查出问题，李叔就再没出现过。我没问母亲是怎么和李叔说的，毕竟这时候，命最重要，顾不上别的。

手术那天，护士把她推进24层手术室。我抱着儿子靠墙坐下。四个半小时之后，医生戴着口罩从里面走出来，叫我看切掉的肿瘤。

我闻到血腥气，那是母亲身体里的一部分，我也曾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医生告诉我，母亲术后血压过低，心速不稳，已经被推进观察室了。在观察室里的一个半小时，我手心直冒冷汗，怎么擦都擦不干。

手术前，母亲的体重已经从120斤瘦到90斤，她身上的骨头用手摸起来像刀锋。我感觉身体突然空了，无数道不明的东西全填塞在心口，一抽一抽地痛。

在那一瞬，我竟想起李叔。他对母亲的那些讨好，在现实面前不堪一擊。我还想起，母亲就是在认识他之后生的病。

我拿起手机拨通他的电话，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妈快要死了！她要是出事，你也别想好过。”几秒之后，他问：“孩子，你们在哪？”

下午5点20分，母亲终于被推出观察室。她盖着无菌床单，脸色蜡黄，颧骨突出。李叔已经赶了过来。他坐在床尾，帮母亲按摩小腿，又仔细捧着她的脚，塞进自己怀里。

四个小时后，麻药渐渐退去，母亲醒来。李叔走过来，想拉她的手。

母亲的瞳孔瞬间放大，挣扎着支起上半身，声嘶力竭地喊：“滚，给我出去！”

我被吓到了。生活再难，母亲始终维持着体面，我从没见她有歇斯底里的时候。此刻，她的嘶吼那么陌生，仿佛是从别人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李叔也吓愣了。他再次凑上前，拉她的手。“我是老李呀。”

母亲不顾身上的数据线和引流管，挥舞着双手，喊着“走，让他走”，并试图从床上滚下来。病房里的其他家属赶紧过来帮忙按住。

我只能先让李叔出去，猜想母亲定是因李叔的背弃，受到了伤害。等我走出病房，一头撞见李叔蹲在走廊抹眼泪。他快七十岁的人，蹲在角落里，只有那么一小团。

之前，我听母亲说过，他心脏动过大手术，把腿部的血管切下来修补到了心脏上。我怕他出事，把他搀起来。

李叔委屈地告诉我：“你妈手术前给我打电话，说你姨家有急事，她要赶过去帮忙，不能去旅行了，还让我这段时间不要打扰她，说她没时间应付我……怎么就病了呢？”

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向来如此，尊严第一，绝不连累人。

母亲只在监护室躺了三天，就自己动手扯掉监护设备，下了麻药泵。手术第五天，她赶走我请的护工，自己下床活动，倒尿袋，处理引流袋，洗脚洗脸，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

住院期间，李叔每天早晨都会带一支百合和一桶自己煮的小米粥来。不让他进病房，他就蹲在病房外面。

母亲每天有半个小时活动时间，她弓着腰，提着引流袋在走廊散步，李叔就在距离半米远的地方，双手半张着，亦步亦趋跟在身后。

直到出院，他们始终一前一后，保持着半米的距离。

根据第一次手术的指标，医生建议化疗。母亲拒绝了，十五天之后，要出院。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医生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陪着散步的老头是你爸吗？红包是他硬塞的。你拿回去。”

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我把母亲接回家。每天清早，我在晒台上看到李叔站在小区门口向我家张望，可是母亲拒绝见他。我不敢问，也不敢劝。有天，我买菜回家，发现母亲把李叔带来的礼物都扔了出来。

之后的日子，他们一个站在楼栋底下，不动；一个躺在床上看乐谱，但并未翻动一页。我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李叔在楼下站了二十多天了，你……”

母亲突然跳下床，光着脚跑到晒台上。她看到李叔，猛地拉开窗户，伸出一条腿。

我吓得尖叫起来，冲上去抱住她的腰。楼下的李叔身体一抖，像是要跑过来接住她。他俩就这样对峙了很久。最后，李叔沮丧地低下头，转身离开。他佝偻着后背，每走一步，都像挪动的大山。

我不明白他们在撕扯什么。

李叔离开，母亲才收回伸出去的腿。她胜利般昂着头，瞥我一眼，“我又没想死！”

一个星期过去，李叔没再来过，我便以为他再不会出现了。直到中秋节，李叔又来了。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很郑重的样子。我帮他们轻轻关上房门，把耳朵贴在门上。

李叔说：“这是我的存折，这是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这是单身证明，还有当年我姑去你家提亲时，被你退回来的手表，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沉默了一阵，房间里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应该是母亲把李叔摆在她面前的东西全扫到了地上。接着，我听到母亲说：“这叫卡尺、这叫弯剪、这是闭口袋、底盘、这是胶贴、这是——我的肠子。”

她像是掀开衣服，“我做了手术，以后会像阿猫阿狗一样，随时随地排便，我的身上，到死都会带着臭味，你还要吗？”

我心揪起来。由于母亲病灶位置不好，切除肿瘤后，做了造瘘手术，在日常生活中只能使用专业护理工具“造口袋”收集排泄物。

“你走吧，我这辈子完了。”房间传出母亲的哭声，这是她生病之后第一次哭。

“你让我去哪儿呀？绕了52年，还不是绕回你这里了。”李叔也跟着抽泣。

我紧紧攥着门把手，仰头控制自己的眼泪。最终，母亲拒绝了李叔的求婚和钱，但收下了他的手表。

李叔又开始像从前一样来我家，生活表面上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可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

三个月后，母亲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开始回学校上课。李叔也在老年大学授课，很受学生推崇，其中不乏喜欢他的学员。看他对母亲这么殷勤，有些女学员觉得不舒服，其中一个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发难，“身体不行就别来上课，这么大岁数，还老不正经。”

母亲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把指挥棒放在讲桌上，缓慢走出了教室。当天晚上，母亲便发起高烧，陷入昏迷。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李叔也赶来陪着。他拉着母亲的手，和我讲起他们当年的事。

“我和你妈是高中同学，我大她两届，你妈是学校升旗手，每天早晨，我坐在教室里，看你妈从学校大门走进来，大高个，长长的辫子垂到后腰，真带劲。”

“我想和她说话，一句就好，于是，每天放学跟在她身后找机会，跟了半个学期，也不敢行动。”

“有天，我在跟她的时候，故意超过她，把一个纸包扔到她脚下，再躲到附近的巷子里观察。你妈先是犹豫了很久，又转回去，把纸包拿走了。纸包里是我用一小块木头刻了她的名字，后来我看到学校墙上贴着你妈的书法，落款的地方，名字用的就是我给她刻的印章。”

“我没有妈，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下乡的时候，别人家都有换洗的衣服，我只能穿空筒棉袄，里面什么也没有。你妈就把她的毛衣拆了，又买了新线，给我织了一件毛衣。”

“提亲的时候，你妈拒绝我，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穷，配不上她，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妈那是怕连累我呢……”李叔懊恼地用干枯的手挠着头。

第二天下午，母亲突然清醒，吵着要回家。亲属接到消息，都赶了过来，她和每个人握手、告别，对我仔细叮嘱身后事。只剩下我和李叔时，她嘱咐他：“帮我照顾闺女。”

凌晨3点30分，母亲的手渐渐从我手心冰冷下去，她走了。来不及悲伤，我张罗着后事。直到母亲要被殡仪馆的车接走时，我才注意到李叔一动不动地坐在我妈的房间里。他慢慢从常坐的那把椅子上起身，手里攥着一张手抄的乐谱，跟我说，要拿去做个纪念。

母亲坚持海葬，我在海浪的拍擊声中，终于将存放她骨灰的降解花篮缓缓放入大海。不过，李叔没来参加送别仪式。

清晨，我依旧会在小区门口的石台上看到百合花，但我再没见到过李叔，一个月之后，连百合花也消失了。

母亲走后，我整理东西，在她衣柜底层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有一份繁体字木刻的情书。上面的字我大多不认得，但我认得那最后的四个字——“生死不渝”。

这应该是李叔2017年送给母亲的篆刻，上面的字遒劲有力，就像他这个人，总是透着一股劲儿。

三个月后，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她是李叔的妹妹，要把一样东西交给我。

我们约在老年大学门口。阿姨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份海葬证书放在我面前。

“其实，我哥在2016年底就交代过，他去世之后要海葬，海葬证书交给你保管。”

我迅速回忆起，那是我刚发现母亲和李叔端倪的时候。按常理，母亲不能与李叔合葬，看来，他们是商量好的。

“两个月前，我哥突发心肌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他在弥留之际不停叮嘱我，‘不要抢救，海葬，一定给我海葬。’第二天早晨六点多，我哥就走了。”她的声音随着风声，在我耳边呼呼地盘绕。

我紧紧握着手中这两份海葬证书，一点点拼凑着母亲情感的全部。

“不要抢救，海葬，一定给我海葬。”李叔弥留之际说的这句话，也是母亲临走前一再叮嘱我的。

编辑/邵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