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红,林海森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最新发布的《2020发展合作报告》,DAC成员国用于支持性别平等的资金在2018年达到历史新高,占双边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2.1%。根据OECD-DAC性别平等标记手册的数据,在2016—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支出达到了448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性别敏感型的发展干预项目对性别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未能达到预期[1]。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的数据,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约7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19年的8.4%上升到9.3%[2]。联合国妇女署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2年性别快照》指出,到2022年底,大约有3.83亿妇女和女孩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极端贫困的男性和男孩则为3.68亿人。全球范围内,女性因新冠疫情损失了大约8000亿美元的收入[3]。2022年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参与率将下降至50.8%,而2021年为51.8%。新冠疫情、粮食危机、区域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的叠加给低收入国家的妇女带来进一步冲击,发展中国家性别平等的进步趋势在发展干预项目投入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却出现了逐渐放缓的趋势。如果没有有效措施,几乎不可能在2030年实现联合国关于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

一直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和发展实践者都在努力寻求有效推进性别平等的路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从最初强调妇女的经济赋权到现在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文化及各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但其观点遭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认为强调女性发展理论话语和实践的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目的是推广西方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制度的过度关注忽略了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根本性因素。近年来,国际发展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围绕性别与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很多学者呼吁重新回归以提升妇女经济地位为主的妇女参与发展范式,而另外一批学者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对性别主流化的一种背叛,标志着历史的倒退。在目前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更适合全球南方妇女发展实际情况的新的性别与发展范式,更好地指导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促进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是女性主义学者、发展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对性别(妇女)与发展三种范式进行理论溯源的基础上,结合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的实践,分析了这些范式在指导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的工具性和局限性,并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导下,提出一种新的适合全球南方妇女发展的发展合作实践路径,以期在国际发展合作架构及发展范式转型的背景下,为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定义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目前的很多文献中,用全球南方代替第三世界是一种时髦的学术实践,本文除了引用原始文献时使用第三世界外,其余均用全球南方指代广大发展中国家。

一、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与发展”范式转型

女性主义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结合促成了不同阶段“性别(妇女)与发展”范式的形成。孕育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自由女性主义,继承和批判各类思想的马克思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以及差异女性主义,结构调整时期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均为探索行之有效的妇女解放与性别平等路径和理论构建积累了大量经验。二战后形成的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促进经济增长为主的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发展理论等相互交织的发展过程,在这些女性主义思潮和发展理论的交互影响下,国际发展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强调女性在发展中的作用[5],形成了三种联系紧密但又相互区别的理论范式,引领和规范了双边/多边合作的发展干预实践。

(一)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WID)范式

性别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后迅速占据重要地位。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现代化理论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促使经济增长成为传统援助国帮助受援国的核心目标。大家普遍认为“滴涓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会使经济增长的外部性蔓延到社会发展领域,女性和男性会同等地从经济增长中获利。这一理论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挑战,1970年埃丝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出版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对妇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指出性别盲视的现代化过程造成了农业生产部门妇女的劳动边缘化。在资本、种子和市场机会被男性掌控的情况下,经济作物出口的种植方式加剧了妇女地位边缘化。埃丝特·博斯拉普首次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带入发展领域,为在发展中追求妇女权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理论支持,动摇了现代化会自动解放妇女的传统观点,为干预性的妇女发展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很快被国际发展领域接受,并被应用于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初,传统援助国和多边援助机构开始设立专门的妇女发展部门,重视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将“妇女参与发展”范式纳入外援和国际发展合作日程。例如,美国在1973年通过了《珀西修正案》,成立了“妇女参与发展”办公室,承认性别盲视政策可能对发展项目产生负面影响,主张在发展合作领域纳入性别视角。1975年,联合国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达成共识,各成员国承诺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世界行动计划》,为提高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和创造新收入机会提供项目资助。同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确定了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受此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机构将WID范式纳入工作议程中。

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WID范式包括三个具体路径:一是通过改变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来实现男女平等;二是通过减贫和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三是通过激发妇女自身的潜力提高发展项目的效果,实现减贫目标。这一范式的核心思想是将女性视为独立的主体和受干预的对象,认为要提高妇女地位,需要设计专门针对女性的政策和发展项目,并认为这样才能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目标。在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WID范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援助机构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和避孕工具的使用;通过反贫困政策对妇女进行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开展针对女性户主家庭的发展项目,认为直接对妇女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是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赋予妇女权力,让她们参与决策过程,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妇女提供创收支持,发展援助机构与农业部门签订合同,让妇女参与农业推广和培训项目等。尽管这些努力在当时规模较小,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它们所追求的平等主义目标以及为妇女提供经济独立机会的努力,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尽管WID范式倡导改变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框架,但其实践层面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干预,对性别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几乎没有触及。因此,该范式也被称为“非对抗性的妇女与发展范式”。

(二)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WAD)范式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冷战导致的南北关系紧张,使得西方发展干预项目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西方国家在拉拢第三世界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影响方面的重要政治工具。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观察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和古巴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意识到,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才能消失。此外,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固化。只有当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力的本质发生改变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会消失。只依靠提高妇女收入的努力是不够的,妇女发展项目也无法促进性别平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引起了南方女性主义者的共鸣。南方女性主义者认为不发达是由南北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和殖民历史造成的。压迫不只是父权制的结果,还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有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南方国家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妇女与发展”范式开始形成。该范式对“妇女参与发展”范式提出了批判,认为妇女参与发展并非伴随着西方发展援助的出现而出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WID范式将妇女纳入发展干预过程实质上是为了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依附的手段。WAD理论认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不平等结构关系,只有实现国际结构的平等,才能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

从理论角度来看,WAD范式深入剖析和批判了不平等的国际结构,但对性别不平等的其他结构性因素,如不同阶级和种族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社会性别关系,没有进一步探讨和解释。同时,该范式忽视了男权结构下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因此,WAD范式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方面存在局限。恩格斯早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中的妇女压迫是加剧而不是消失,并开始主张社会化家庭劳动。劳动的分工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对市场及自然资源的掠夺。WAD范式实际上简化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入国际发展领域的处理方式。在实践领域,WAD与WID范式并没有明显差异。它只强调妇女在生产部门的作用,忽略了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价值,这是WID和WAD范式共同的缺陷。WAD范式因忽视了父权制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受到批评。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参与发展应包括家庭再生产工作,而WID和WAD范式的前提是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并没有经济价值。这种忽视第三世界国家实际情况的做法仍然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同时,WAD范式也没有提供实施去殖民化理念的具体方法,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该范式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值得肯定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开始关注女性的发展问题,妇女与发展工作得到不断完善,妇女逐渐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参与到就业市场中。

(三)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滞胀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认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政府的过度干预。主要援助国开始缩减政府预算,这种思想很快被推广到对外援助领域,“结构调整”作为提供援助的附加条件成为实现这些援助目标的主要手段。贫穷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发展私营部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对外援助应该只提供给那些愿意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在这种“条件性”的要求下,受援国要开放市场、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造,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即便对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健康、教育等公共部门,也都必须进行调整。这种强加给南方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对受援国妇女和减贫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政府公共部门预算的减少,尤其是对健康、教育、农业补贴等社会项目支持的缩减,对妇女影响巨大。如在坦桑尼亚,其结构调整政策开始实施的13周内,孕产妇的死亡率就比实施前增加了4倍。教育的私有化导致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女孩失学率上升。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如经济作物种植更是恶化了妇女的境况:劳动强度增加、妇女的营养水平及收入降低、土地所有权受到威胁等。结构调整加剧了女性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表现在男女参与就业市场的不平等条件更加恶化,妇女因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降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供给的减少更是加重了女性的负担[6]。

女性主义理论对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和社会文化的强调,促使新的性别视角的发展政策范式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的产生。GAD范式在WID范式的基础上,主要寻求三个领域的改变。一是超越男女有别的观念,认为WID项目只是改善个别妇女获得资源的机会,不能解决妇女从属地位的结构性根源。GAD范式将性别关系作为重点,把男性纳入发展进程。二是扩大项目规模,原有的WID项目一般规模较小,与深层次的援助目标之间存在隔阂,GAD范式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将妇女与发展纳入所有项目和方案编制。三是强调参与式发展,引入妇女的个体经验和本土情景,由妇女定义自身的性别需求。在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被认为是GAD范式的根源,其将社会关系因素融入了对性别概念的理解。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所有性别与发展的话语几乎都围绕以GAD范式为基础的性别主流化路径开展,很多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都竞相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写入自己的政策文件,以此来展示其性别敏感性。如世界银行就发布了以“迈向性别平等:公共政策的作用”为题的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将性别作为《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议题。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仅是在现有活动中增加“妇女成分”,还要将男女双方的经验、知识和利益纳入发展议程[7]。“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性别与发展政策的主导话语,象征着将性别议题系统性地纳入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也标志着对性别问题的应对责任由妇女部门扩散到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和技术领域。

GAD范式的诞生成为性别与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给妇女/性别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这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看待女性和性别的方式,修正了人们看待世界和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研究范式上完成了与所处时代密不可分的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转换[8],体现了发展立场从妇女本位向性别本位的转换,显示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希望走出单一性别框架、向更普遍的性别平等议题进军和拓展的雄心。

从实践领域来看,尽管GAD范式一开始就充满了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的援助话语体系,但在具体实践中很难跟机构的实际设置目标融合。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关于家庭经济学的研究就引起了世界银行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意识到投资女性可以帮助世界银行实现减贫、提高资源的有效使用、增加社会回报等目标。因其类似的目标,世界银行开始倡导“智慧经济学”(smart economics)为导向的性别平等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的很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GAD范式提出抵制,理由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并不能很好地支持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在21世纪早期,世界银行在性别议题上开始转向(gender turn),专门制定了2006—2010年性别行动计划。在该计划下,世界银行将对性别平等的支持提高了两倍。性别分析也被纳入了世界银行的新领域——劳动、工作、土地和农业等部门,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保健和教育领域。琼斯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性别工作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二是媒体技术的使用让世界银行开始重视外界对其工作的评价[9]。

《201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聚焦性别不平等与发展议题,将性别规范、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以及生产效率和收益等经济因素纳入性别与发展范畴,将满足妇女的“战略性别需求”纳入其性别与发展概念框架,开始在性别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在2016—2023年性别战略中,世界银行确定了其关于性别与发展的四个主要目标:一是继续消除在卫生、教育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性别差距;二是提高妇女生计能力和获取生产性资本的机会;三是消除妇女拥有土地和住房等资产的障碍; 四是在参与和决策过程中,提高妇女的发言权[10]。两性平等工作逐渐成为世界银行项目的重要内容。但从实践来看,满足妇女“战略性别需求”的GAD框架对发展援助机构的影响非常有限,项目设计和实施仍然受到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巨大影响。与改变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相比,提升妇女在公共部门的参与、对妇女进行能力建设、增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保障妇女获取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本和重新权衡两性在家庭无偿劳动中的角色等工作模式更能体现发展援助机构和实践者的工作效果,也因此更受发展援助机构和实践者的青睐。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性别干预过程中,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依靠性别主流化的话语塑造了关爱妇女发展的形象,并逐渐掌握了性别与发展的知识霸权,形成了一整套知识话语体系。与整个国际发展的知识体系相似,在这些性别与发展的知识体系中,来自南方国家的声音是缺失的。

表1 WID、WAD、GAD三范式比较

二、性别与发展理论和实践困境

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大框架下,将性别议题纳入其中对于解决发展援助部门对性别问题的忽视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举措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落后状态,提高受援国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认识。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突破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所带来的束缚,以及国际发展项目的局限性。笔者在非洲农村的调研发现,在非洲,男性在城乡间的流动导致妇女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妇女不仅要从事生产活动,为家庭赚取食物、子女教育和维持健康的费用,还要承担丈夫的责任。在许多非洲地区,妇女除了照顾自己的家人外,还要照顾生病的亲戚,承担社会再生产的家庭责任。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可能进一步降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一方面,男性可以在城市部门提供较低成本的劳动力,从而为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这使得妇女无法要求丈夫承担其对家庭的责任。很多外出打工的男性用所得收入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甚至再娶一个老婆。

在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妇女发展与国家和经济秩序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建议采取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改革(reforming)是在现有的制度内部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和权利;变革(transforming)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创造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实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般倾向于采取改革策略,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则寻求变革。女性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就曾指出,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和暴力的文化体系中,单独倡导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除非对整个体系进行转型,由一个倡导男权文化的体系转变为表现女性特质的体系——倡导和平主义、合作、关爱和团结的带有女性气质的文化体系。差异女性主义认为,男女之间除了社会建构及文化驯化产生的性别不平等之外,他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也不能被忽视。这种男女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决定了女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跟男性做完全一样的工作。但女性却拥有男性没有的优点和特质,如因其特殊的生育和哺育经验,女性比男性在处理冲突和形成集体决策时更有效,女性的独特能力如果得到恰当使用,可以改变整个男权主导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宏大理论体系持否定态度,主张用微观理论如社区发展理论来代替宏大的现代化理论。在反对性别二元对立的同时,要强调性别之外的概念,如种族、阶级、国家、民族的区别,强调女性个人经历的异质性,反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将女性看作男权社会或结构的奴隶,从而忽视女性本身的个体能动性及对结构的反作用,并指出一切本质主义和适用于所有女性的普适性真理都是用话语建构起来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倡导多元话语和主体性并对文本和概念进行解构,批判后殖民话语和男性中心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生活现实的歪曲,同时反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妖魔化塑造。

尽管遭受各种批判,当今性别与发展实践仍然受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控制,近年来甚至有呼吁回归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趋势。女性更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发展的贡献者,性别项目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为更好地实现项目的整体目标服务。本来可以代表南方话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对官僚主义的排斥与实践中对国家行政体制的依赖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后殖民女权主义在抨击和解构帝国与男权的双重权力话语之后,并没有确立和建构起适应第三世界妇女困境的新的理论范式和阐释策略,即在反霸权话语之后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方面还没有实现理论突破。也就是说,后现代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对权力话语的批判往往是犀利有加,但在能够与权力话语形成有效对抗的新话语的建构上却力不从心。这不仅是后现代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困境,也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甚至是关于他者的妇女理论的共性问题,这给基于第三世界发展的性别与发展问题带来很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性别与发展的理论研究几乎陷入停滞,女性主义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会导致性别与发展实践缺乏系统的专业理论指导,援助项目可能会被援助机构及其所在国的政治利益所绑架,不能惠及真正的利益群体,偏离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11];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学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得不到认可,其也会逐渐丧失研究的兴趣。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崛起让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这也是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之一。

在指导实践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似乎为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提出了可行的路径。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出了“整合主义”(integrationist approach)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 approach)两种方法,整合主义的方法是在对现有的政策范式不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引入性别议题[12],议程设置则要求发展项目用性别视角重新思考和阐明政策的目的和手段,从而改变现有的政策模式,重新定位主流。尽管议程设置具有变革潜力,但在实践过程中,“整合主义”方法因其容易操作而广受发展机构的青睐。但作为一个用来传达政治信息的概念,社会性别主流化背后所隐藏的权力问题及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去政治化操作,是其不能摆脱的魔咒。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项目设计、实施和监测与评估环节,是援助方主导的表现。同时,过分强调制度化可能导致项目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更注重程序和过程而忽略结果,而且很多项目对在性别平等方面所达到的目标并没有清晰的界定。这种由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咨询专家主导的性别分析肯定会忽略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核心权力问题,而且,将妇女运动“专业化”和“非政府组织化”的普遍做法势必会导致“性别专家”对弱势群体的责任缺失。同时,将妇女问题转移到性别问题(包括男性和女性),会削弱对妇女尤其是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而且会将权力最终转移到男性身上。在性别极不平等的社会,必须要有专门针对妇女的政策才能弥补男女之间的差异。

性别平等的多维度性和性别平等概念的复杂性也是社会性别主流化遭受批评的重要原因。“性别视角”这一术语无助于确定哪些性别不平等是发展项目需要干预的,哪些需要跨部门干预,以及如何实现干预才有效,等等。性别平等的多维度、多层面的性质导致项目干预的效果难以判断。干预措施不是多层面的或跨部门协调的,而是往往集中在具体部门(例如教育和卫生部门)。社会性别主流化导致各个发展机构利用非性别专家撰写各种性别报告,受古典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的量化研究及分析往往会过分简化性别问题的复杂性。而真正深刻的女性主义定性分析研究往往被忽视,不能体现其研究价值。大多数发展组织在编制方案时忽视数据的性别分类,对性别分类的数据收集势在必行[13]。在政策和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确立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场持续的斗争,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潜力还远未被发掘[14]。

根据实践情况来看,与早期的乐观情绪相反,社会性别主流化并没有成功地将性别平等的倾向融入大多数发展机构的体制中。尽管国家承诺重视性别问题,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不足、决策资源(特别是性别专家)匮乏以及缺乏系统性的结果评估等问题。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指出,仅仅将性别问题主流化还不足以缩小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来解决教育、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商业服务和金融贷款服务方面的差异问题。所有发展机构都努力在性别平等和战略方法之间取得平衡,然而,在国家层面如何支持缩小性别差距仍然是一项挑战[15]。在发展机构中,专门负责性别议题的部门往往面临资源匮乏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对79个国家的评估发现,妇女委员会由于预算和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以及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福利规定的限制,无法履行其职能,很少被赋予政治或经济权力。虽然其重要性得到强调,但获得的资助却微乎其微,难以对其他政府部门产生影响[16]。

可见,尽管GAD范式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让性别议题深入发展机构,但其影响仍停留在“修辞和话语”的层面。缺乏明确的性别概念界定和具体的干预工具导致发展机构在贯彻性别议题时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此外,性别议题的“泛化”也导致性别和发展实践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脱节加剧,使得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与发展实践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向让性别与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陷入困惑。在促进妇女发展的实践项目中,是倡导“男女有别”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政策,还是强调“男女平等”的公平获得?什么样的发展范式能够提高发展项目促进性别平等的有效性?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性别与发展的理论贡献

近年来,西方性别理论专家开始反思性别理论对性别与发展政策及其实践有限的指导作用,批判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没有对实践产生很好的指导,反而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霸权,对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没有真正意识到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结构调整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发达国家从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市场获利,而是为了对抗对穷人产生最大冲击的通货膨胀,但政府寻租等行为使得政策在某些国家的实践中出现偏差。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危害是导致了“乌托邦式思想的复活”,从而使其成为渐进式有效解决办法和真正改革的阻碍,这样离有效实践只会越来越远。但这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辩护似乎并没有改变女性主义理论转向的趋势,女性运动的新动态似乎进一步否定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女性问题的理论范式的有效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求解决女性遭遇的不平等的方案完全失望后,开始呼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17-18],试图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盛行的“文化女性主义”观点提出挑战。同时,女性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剥削理论的丰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现代女权运动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阶级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是存在的,如来自上层社会的女性同样可能遭受性骚扰和性暴力;另一方面,阶级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并不能取代阶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如新闻媒体对“凯特王妃”孕妇照的过度渲染不能与在贫民窟关闭的情况下遭受家暴妇女无法逃离家庭寻求外部庇护同日而语。同时,一个来自上层阶级的妇女家庭和事业的成功可能是下层阶级妇女牺牲自己的家庭换来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就是明显的例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阶级的概念不仅仅将阶级作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作为集体力量的源泉,同一阶级的人可以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运动中的流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重新进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提供了机会。但单纯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内部异化的概念可能会让国际发展合作的努力落入政治化陷阱,导致浮于表面的“权利平等”,而不是真正的经济等各方面的平等,也容易落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圈套。

被大部分西方女性主义者忽略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进化和发展阶段理论也为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男女的“生理差异”是阻碍妇女解放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及阶级分化而出现的妇女的生育/家庭再生产与社会化生产的分离,导致了妇女的“生理因素”在生产中的劣势被放大。因此,决定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劣势地位的不是妇女本身的生理因素,而是社会对私有化家庭再生产劳动的组织方式。同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指导思想对经济因素在改变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中的决定作用在所有力图改变妇女地位的理论和实践行动中都不能被忽视。将社会进化思想及发展阶段理论引入国际发展合作实践可以使得国际发展合作项目与当地实际情况对接,制定出与当地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性别发展干预措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吸收和完善更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明确“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概念的基础上,部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极端女性主义的观点,将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父权制)与公共领域的剥削(阶级差别)结合起来,认为妇女的生产活动与家庭再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并认为妇女家务劳动和生产性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建构其实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性别不仅受跨越时空的多重地方性因素(如文化、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塑造,还受到男性和女性所嵌入的其他社会类别(如阶级、年龄和种族)的影响[19]。因此,单纯强调关注妇女,不仅在概念上不适当,而且剥夺了性别干预措施的变革潜力。只有接受性别是“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才有可能彻底改变不平等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一种全面的制度变革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提供给发展干预实践者。

尤其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实践为新时代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可操作性依据。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对西方各流派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白人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愿望,主张在不触动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和福利待遇,并不完全适用于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其次,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女性解放和妇女地位提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证明了政府在促进妇女主体建构和男女平等中的作用。妇女作为“主体的身份”是通过和国家建立关系与政治性的塑造建构起来的[20]。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进行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发展合作时,不能忽视东道国政府在克服阻碍性别平等的多种地方性因素的重要作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性别与发展走出理论与实践困境需要新的理论范式,而这种新的理论范式必须是基于对南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来自南方国家的女性学者的声音必须得到重视。与发展领域的专家相比,受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主导的性别专家往往缺乏独创的研究方法和深入细致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地观察。到目前为止,性别与发展实践依然遵循西方发展经验和模式。尽管其发展的脉络在不同地域展现出差异性,但在援助机构主导下的来自官员与专家的权力与知识对性别与发展知识形成了一种控制。如何解释甚至打破这种控制,是女性主义理论专家尤其是具有南方视角的女性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全球南方视角下的促进妇女发展实践路径构建

传统援助国主导的南北合作尽管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改善,但嵌入于“援助国—被援助国”二元架构制度框架下的性别与发展干预实践一直遵循着“民主、人权、善治”的干预性逻辑和路径,这也是导致西方提供的性别与发展干预项目有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南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南南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性别与发展合作路径提供了一种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全面解读可以将父权制、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及妇女的主体身份建构障碍等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因素综合起来,为构建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性别与发展范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上述分析当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与发展范式的基础上,笔者构建出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指导下更适合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通过发展合作促进妇女发展的实践路径——突出妇女、经济、政府和妇女组织(WEGO—Women,Economy,Government,Organization)作用的合作实践方式。该路径的核心要义是通过与伙伴国政府和妇女组织合作优先改善伙伴国妇女在家庭及工作中的经济地位,以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为主要抓手,进而通过政府干预和妇女组织的全面监督逐渐改变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的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家庭内部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该路径吸收WID、WAD和GAD三种范式的优点,并试图克服三种范式的理论缺陷。

首先,基于南方国家妇女发展面临的实际障碍及与北方发达国家的差异,面向全球南方妇女发展的国际合作项目要坚持以妇女为中心的实践导向,发挥妇女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主导作用,构建以妇女为中心的发展项目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机制[21],确保妇女成为发展项目的受益主体,同时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妇女在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发展项目对妇女进行全方位赋权。性别平等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复杂因素,妇女自身经济地位和性别意识的提高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先决条件,没有妇女自身的发展,性别平等只是一句空话。因此,面向全球南方的发展干预项目必须强调妇女的核心作用和地位提升。

其次,要充分发挥伙伴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在改变国家内部制度不平等中的作用。发展合作项目通过支持政府主导的性别政策和制度完善,克服WID范式忽视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弊端,取缔限制性别平等的制度性障碍。受援国政府在聚集资源、雇佣技术专家,以及计划、管理或实施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在创造更公平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增强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应该得到援助提供国的重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部门的关系,更多地吸收当地知识,给予地方部门更大的自主权,建设性地思考当地性别和发展政策对性别与发展项目的推动作用,对提高性别与发展项目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对当地政府进行能力建设,让其解决自身的社会文化制度问题,要比外来者直接干预有效得多。当然,这也与南南合作框架下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适应。

再次,通过支持妇女组织,鼓励妇女团结起来争取权利,带动妇女为推动政府政策改革和制度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对东道国政府与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的赋能也会帮助伙伴国及全球妇女组织为争取妇女权利、对抗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而努力,实现WAD所倡导的反殖民主义的目标。西方援助机构主导的很多性别与发展项目将性别问题“专业化”和“非政府组织化”,将妇女问题单独列为人权问题,很多情况下把受援国政府排斥在干预项目之外,这为项目可能形成的更广泛的结构性影响带来困难和障碍。对妇女组织的支持要注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拒绝与极端妇女组织进行合作。

最后,通过针对妇女的经济赋能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西方援助所倡导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性别干预方法(right-based gender intervention approach)所造成的权利平等掩盖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实际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优先对妇女进行经济赋能并不否认对其他阻碍性别平等的因素进行干预的重要性,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妇女的经济自主能力可以快速提高性别发展项目的效果,让项目资源的使用更具操作性和有效性。专门针对妇女的发展合作项目可以克服GAD将男性纳入发展项目后对女性造成的资源挤压现象,将家庭妇女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与工作场合的需求展示出来,有利于开展更公平的性别平等与女性福利的发展项目设计和政策制定。

需要强调的是,该实践路径可以根据不同伙伴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环境的伙伴国对具体因素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在力求改变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制度障碍的努力中是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还是更强调妇女组织的作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性别平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家发展合作实践中性别与发展的问题要远比数字展示的复杂得多。在笔者调研过的印度农村,女孩会因担心在学校或去学校的路上遭受性骚扰而不敢去学校。非洲的很多国家,女孩会在上学的时候担心母亲太辛苦,且自己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来回报家庭,从而中途自愿辍学。因此,女孩的教育问题不单纯是给予女孩受教育机会就能简单解决的。解决女孩获得受教育权利时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可能比单纯给予其受教育机会要重要得多。

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是中国新时代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中国倡议召开了全球妇女峰会,为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和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了一系列承诺,目前均得到落实。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强调中国要支持联合国在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消除暴力、歧视和贫困问题上加大投入,解决性别数字鸿沟、丰富性别平等工具箱、完善妇女发展路线图,并提出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的倡议。2021年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将促进性别平等列为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一贯坚持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是南南合作最大的提供国。对全球南方视角下的性别与发展合作实践路径的探索将会为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促进性别平等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