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夏兰

1937 年7 月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7 月8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8 月，根据党中央部署，聂荣臻率部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晋察冀边区是实践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为坚决的一个区域之一，也是贯彻民主政治最为坚决的区域之一，被党中央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

在晋察冀边区，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与各式各样的组织，参与到党领导的事业中，其中就包括文艺事业。除参与者之外，群众文艺事业还需要“领头羊”——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农民不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富于政治敏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聂荣臻十分尊重知识分子，他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中曾说过：“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好得很。在革命战争时期，对根据地的建设，对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来到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都得到了重视，安排工作，接受教育。他们毛锥作枪，素笺为鼓，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文艺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模式，也找到了文艺大众化的正确道路。

街头诗运动起源于延安，图为延安群众观看街头诗朗诵

群众文艺运动在晋察冀边区的开展形式是多样的，街头诗、歌唱、戏剧创作、写作等都是其中的形式。这些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抗日宣传，配合军事斗争，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在揭露日军残暴的侵略、颂扬抗日英雄事迹、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方面起到了“冲锋号”和“擂战鼓”的积极作用，也为文艺的大众化、普及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既是对革命先辈们的缅怀，也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擂战鼓振雄心”——街头诗运动

街头诗又称墙头诗，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最早发源于延安。诗作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振聋发聩，传播速度快。

1938 年，诗人田间、柯仲平、邵子南、史轮等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在延安发起了“街头诗运动日”。他们一起走上街头，把自己的诗作抄写在纸上，贴在街头，这就是最早的街头诗。诗人们的活动在延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这种诗歌形式随着西战团的到来而传播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在以田间为首的战地社和钱丹辉领导的铁流社的带动下,街头诗很快就风靡晋察冀根据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街头诗运动。

在理解街头诗的时候，需要明晰以下两个概念。一是街头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主要是指其传播方式而言。街头诗不像通常的诗作那样，通过报刊发行或印刷成册，而是制作成诗传单发放给革命军民，或者干脆就写在墙壁上。白粉笔、黑木炭，或是简陋的油印设备，承载着诗人们的创作激情。他们走上街头，振臂高呼：“不要让乡村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大时代中，从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日诗歌运动。而街头诗运动……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二是街头诗的创作者来自于不同的群体。包括西北战地服务团、东北挺进纵队干部部队、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前线文艺工作团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以及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和二分校的师生们。甚至后期还有自发加入写作的抗战军民。这样庞大的创作群体，来自于不同的地域、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以不同的眼光来观照现实，这就激发了诗人们的创造性，保证了街头诗作品的多样性和文学性。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歌咏运动

《冀中一日》出版于1941 年，是一个油印的版本。不久，冀中根据地遭到日寇的全面进攻和“围剿”，很多稿件在战火中被毁。直到解放后几经周折，由冀中人民用生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一份文稿才被找到，并得以重印出版发行。70 年后，《冀中一日》得以再版发行。本张照片为此书中的一张历史照片，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前左一）与战斗英雄交谈

民族救亡歌咏运动，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音乐作为对敌武器的爱国运动。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极大地唤起了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广大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成为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不屈的精神风貌。

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根据生产战斗实际，结合本地音乐素材，如民歌或地方戏曲等元素，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深受军民的欢迎。晋察冀根据地歌咏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相互比赛唱歌，成为当时军民集会的常规项目。合唱这一外来的艺术形式，在其中大放光彩，不仅传达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力量，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人民欢迎，传唱至今。

晋察冀边区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金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其中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曲目。

“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

“冀中一日”是晋察冀边区所辖冀中区发起的群众写作运动，它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有组织的集体创作，是文艺走进群众的一次重要实践。1941 年4 月，冀中区党政军领导程子华、吕正操等倡导冀中区军民仿效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在冀中区开展一次“一日”写作运动，此举得到冀中区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他们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冀中一日”创作。不仅如此，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变得活跃。10 万军民拿起笔，将个人亲为、亲闻、亲见的事情不加润饰，怎样真就怎样写，有的不识字，由别人帮着写口述，他们用质朴而真诚的笔触，实事求是地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一天，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总编室的稿件源源不断，达5 万篇之多，最终到了要用麻袋装、用担子挑、用小车推、用大车拉的程度。

“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不仅在当时普及了文字，更为后世留下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战的第一手记录。繁荣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事业，激发了群众参与文艺运动的热情，“是用脑和手的劳动写成的，也是用血和肉创造的”，展现了冀中人民坚强不屈，浴血奋战的乐观主义精神。

“吹响前进的号角”——战地剧社

战地剧社运动是配合党的抗日宣传，深入群众的最好形式。文艺工作者们创造性地结合了北方秧歌剧和西方歌剧，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戏剧类型。

战地剧社在晋察冀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战期间晋察冀各军区、军分区及地方行政机构组建剧社36个，地方艺术表演单位8 个，其他乡村剧团更是雨后春笋。

群众在观看火线剧社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在晋察冀戏剧中，大量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作品真实地展现了战火纷飞年代最原初的气息。首先是关于子弟兵母亲的戏剧。1940 年，火线剧社的陈乔，根据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母亲的真实事迹，创作了话剧《马母》。《马母》在舞台上再现了马母被日寇抓获后坚贞不屈、勇于牺牲的英雄母亲形象，极大地激励了广大晋察冀军民的抗日斗志和决心。1944 年4 月，胡可根据边区拥军模范戎冠秀的事迹创作了多幕话剧《戎冠秀》，剧中人物被亲切地称作“子弟兵母亲”。再就是关于子弟兵战士的戏剧。1944 年冬，杜烽创作了四幕五场话剧《李国瑞》。这部作品以晋察冀第四军分区某部“灯塔连队”的李国瑞的真人真事为基础，展现了李国瑞从思想落后典型到先进战士模范的心路转变历程，反映了部队内部的矛盾和士兵的思想问题，被称为“几年来反映子弟兵的少有的成功作品”。

此外，还有很多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戏剧也很值得关注。如取材于真实战斗战场的戏剧《陈庄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等；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戏剧《五十六个殉难者》《枪毙王家祥》等。这些作品切实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冀中军民在生与死、血与火中的英勇顽强。

晋察冀边区抗战时期的群众文艺运动，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是特殊而重大的。冀中军民积极配合抗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地创作出反映时代的作品，在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这些群众文艺运动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准确把握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坚持走与群众相结合的文艺宣传道路。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宣传活动当作对敌作战的武器，到距离敌人最近的地方演出，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增强了我军和我党的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