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妃敏 朱俊杰

摘 要：共同富裕要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道共同富裕，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愈发增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浙江省“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实证研究，试图为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精神富有提供新视角。其“政府+”多元主体的运作模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多元化文化生活；搭建数字平台，精准供给、资源共享等提供高品质高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务。文章展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数字化改革的有益探索，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 多中心治理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政府数字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3）09-007-03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密不可分，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公共文化服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增长态势将不断巩固。随着群众需求提高，行业发展势头逐渐强劲，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务自身、政府、群众三方共同推动下，创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势在必行。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指南》，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以场地服务为核心、流动服务为补充、数字服务为提升的体系化、多样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打造的借鉴与思考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丰富文化生活，促进精神富有；强化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幸福感；搭建数字平台，精准供给、资源共享；促进“政府+”多元主体模式蓬勃发展，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创新典范。

1.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需求导向。“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小程序依托数字化技术，与国家文化云平台及各地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上下对接、平行对接，共建共享，让群众随时随地、零距离、一站式享受优质新颖且免费的公共文化服务。后台数字平台管理系统支撑前端功能运作，并对前端运作信息进行获取和收集，实时形成数据统计分析报告，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需求导向。

2.“政府+”多元主体的运行模式。协同治理理论要求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四方联动，实现资源整合，共同进行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文化空间及服务，党群中心文化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提供人才保障，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提供资金辅助，增强老百姓幸福感和满足感。社会力量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使公共文化服务有坚实保障且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在减少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为实现全民精神富有贡献力量。

3.拥有一套具体的激励机制。圈内公益文化活动的开展招募临时志愿者、社区文化能人进行协助，保证公益文化服务质量。为鼓励志愿者的积极参加，文化圈设置了积分制，积分可兑换礼品。为鼓励文化能人，培育和壮大乡村文化能人队伍，树立文化典型，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乡村文化繁荣，增强乡村文化自信，提升城乡均衡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成效，政府给予“文化达人”和“文化示范户”荣誉。

4.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目的，通过改革手段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在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时，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明确各自供给地位；在有限资源范围内，明确群众文化需求，深入了解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建构科学有效的服务供给内容体系；通过重组供给方式、创新供给工具等手段，优化公共文化供给结构，实现供给方式的序列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政府保障财力、人力供给要素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目前“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政府+”多元主体模式较为成功，但仍有局限。“政府+”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需要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互相规范。

三、理论机制与实证假说

服务质量源于企业管理领域，服务质量是服务业生存的基础。Cardozo首次将顾客满意引入营销领域，不同学者对顾客满意的描述与侧重不同，如顾客对产品特性的满意程度、对某个销售人员的满意程度、对消费经验的满意程度和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服务质量从企业领域拓展到政府和公共管理领域，陈文博基于现有学者的观点，提出公共服务质量是公共部门或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满足公众需求及提升公众满意程度的总和。

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受主要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与组织的动机所驱使的倾向，开发了测量公共服务动机四维度量表。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果变量以及相关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但将公共服务动机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尚未存在。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服务质量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中的关键变量，是在个人特质上确定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边界。

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能有效吸引公众参与，并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刘敏等人探究对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质量和公众有效参与三者间关系，组织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认可度越高，选择意愿与行动能力越强。熊婉彤等人基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进一步认为公共服务质量是公眾文化参与的外生驱动，公民对政府质量的感知评价是与政府传递沟通的过程，有助于公民了解政府绩效，改变公民对政府的看法并调整他们的社会支持行为（公众参与）。

官永彬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三个层面验证了民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能影响机制，且这三种路径的影响方向一致。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冷品逸等人验证了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即通过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政府信任度、制约政府权力运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

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可以看出其服务动机与公众参与之间关系，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为公共制度与组织动机所驱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结果是促使个人更加关注并参与公共制度制定等行为。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事务的公共性”，公众可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观点表达、讨论、评价、协商等活动。于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公众受服务的动机驱动越强，服务质量对公众参与的影响越强，公众更愿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受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正向影响；

H2：公共文化服务动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受其质量正向影响；

H3：公众参与受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正向影响；

H4：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受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程度正向影响；

H5：公共文化服务动机加强公众参与受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1.变量测度与说明。

（1）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大众对使用过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心理感受，当政府管理职能部门供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商品，超越社会大众的希望的时候，社会大众就会对该项服务和商品感到舒适和满足。

（2）公共文化服务质量。Parasuraman等学者将期望认知理论引入到服务质量研究后，质量被理解为满足和超越预期的定义被广泛接受。本文基于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三维单元接触服务模型以及相关标准，对公众感知视角下圈内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将圈内服务质量分为可及性、舒适性、安全性、移情性、沟通性、可靠性。

（3）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度。Keele制定了公众参与时间序列，包括参与社区组织、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自愿服务和非正式社交活动这几个方面。本研究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情况和研究基础，整合修改题项。

4）公共文化服务动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指“超越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涉及到更大政治实体的利益并激励个体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提出公共决策吸引、公共利益承诺、同情怜悯和自我牺牲四维度。本研究基于Coursey等人提出的三维度缩减量表，并借鉴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进行相关量表调整。

2.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本次通过走访文化生活圈，实地调研并结合问卷星等线上调研，调查对象为具备独立表达能力且是圈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群众。本次调研共回收问卷412份，有效率为97.08%。

五、公共文化服务动机、质量和公众参与三重驱动的实证研究

1.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序控制难以操作，本文采用统计的方法来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和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偏差的控制与检验，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小于40%，因此该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各变量的相关矩阵。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服务动机、公众参与和满意度四个变量分别呈正相关。

3.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与公众满意度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下，对公众参与在服务质量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B=0.31，t=7.13，p＜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后，服务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t=0.29，p＜0.01）。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对公众参与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t=11.06，p＜0.01），公众参与对公众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t=7.66，p＜0.01）。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公众满意度，通过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预测公众满意度。

在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将公共文化服务动机放入模型后，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与动机的乘积项对公众满意度及公众参与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公众满意度：t=0.86，p＜0.01;公众参与：t=1.81，p＜0.05），服务动机能够调节服务质量对公众参与的预测作用。

六、结论与建议

1.增强社区公众参与社会的认同感。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人民群众不仅是体力、活动或身体的供给者，更应是意见表达的主导者。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顺应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及供需匹配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

不同的人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需求不同，部分群体追求物质富裕，部分群體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是群众社区参与很好的切入点。所以，我们更应该鼓励志愿者、文化能人、文化示范户、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群众主动、自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

2.健全公共文化公益服务激励机制。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志愿者、文化能人、基金会等社会力量付出公益服务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回报。健全公共文化公益服务激励制度首先是丰富组织的奖励形式，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精神奖励可以通过社区志愿组织优秀志愿者的评选，获奖者可获得社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表扬和表彰，优秀志愿者一年内免费享受感兴趣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实现群众精神满足。物质奖励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少量经济补偿、实物性奖励和无形的物质形式。

3.完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要高质量发展就应敞开大门，向外开放，建立多方协同的供给机制。充分考虑社会组织、民间文艺团队的特殊属性，加强引导、扶持、管理和服务，多方社会力量发挥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供给作用。人民群众要勇于创新、创造自我、自我表现，鼓励社区居民，发挥主人翁精神，自发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真切参与到活动建设中去。

鼓励浙江众多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通过物资捐献和社区冠名合作等众多方式来投身建设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分批次运营，积极鼓励和倡导企业在圈内将场地通过免费或低出租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由文化部门人员、文化达人等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人员不足问题，由企业、基金会等解决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不足问题，多方协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务。

4.厘定政府与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实现政企合作、资源共享、文化增值、百姓受益的服務愿景，只有通过合作机制的不断创新，才能推动优质的社会资源不断向公共文化服务聚合并发挥作用。明确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社会力量在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在依法行政、依法合作的基础上开展高效顺畅的项目建设和文化服务，通过签订多方合作协议、开设联席会议、第三方监督等方式达到“公益性”合作共识，寻求多方共赢的合作方式，落实各方权益，各司其职，责任明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政府应及时制定和出台相应的人、财、物保障制度，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5.完善数字技术，提高场景应用的有效性。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改革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单一主体管理优化升级为全民数字化治理。一方面协同政府、群众、企业以及平台建设方利益，另一方面打通省—市—区各级以及政府各部门间数据壁垒，不断促进政府横向、纵向的数据共享，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改革。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促进政府数字化改革，提高政府各项职能发挥的效能，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理念提升的同时，加强“互联网+”技术的跟进与效能提升，在引入技术的过程中提升数字化理念，不断加强数字化服务的效能，以行政理念为基础打破信息壁垒。

文化生活圈模式是当前浙江省特有的为实现“共同富裕，精神富有”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模式，是“政府+”多元主体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化改革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发挥重要价值的典范，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借鉴与思考，为高品质高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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