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话语权与数字参与：数字时代背景下女性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23-09-21毛郭凯文孙美晖

理论观察 2023年6期

毛郭凯文孙美晖

摘要：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发展进程中应当保障的是每个人的发展公平。女性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女性发展自由的实现将是人类与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在当下的广泛应用深刻影响了女性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领域中的发展。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参与社会劳动的职业女性遭遇平衡“家庭-工作”的现实困难，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压力限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家务劳动对女性时间的占有不断减少，女性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数字媒介的出现为女性从事劳动与经济活动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为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女性形象的传播、女性社会交往方式的拓展等女性自我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对女性叙事生成的消解、大数据算法对男性视野中女性刻板形象的加深、女性数字参与的缺位、数字资源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也让我们对女性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处境产生更深的思考。

关键词：女性发展；社会发展；数字时代；自由时间；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B038；C913.6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6 — ００38 — ０8

马克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条件，认为社会进步是与女性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是孕育社会变革的“酵素”［1］。因此，我们认为，女性发展自由的实现也将是人类与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今天，实现女性发展自由，首先是要求女性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发展公平的实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女性的发展公平受到了诸多挑战，这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必须的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也阻缓了人类与人类社会解放的前进步伐。

一、社会正义与女性发展公平

（一）女性发展公平作为人类发展的要求

我们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而马克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条件。因此，当关注作为“他者”的女性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女性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女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实现也将是整个社会获得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实现女性的发展自由，首先要实现的是女性的发展公平，这是针对两性的差异和社会的现实提出的。

只有站在走向全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维度上，我们才能够知道，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发展公平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被提出的。在此之后，当我们谈及社会正义时，才会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最终目的和最终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超越了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正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要求，是一种必然性的要求，也是一种暂时性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提出是因为共产主义尚未实现，而正义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被用来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保障每个人的发展公平。这也就包括了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两性之间的发展的不公平。当然，这主要是女性发展公平的未能充分实现。女性发展公平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社会正义的失落，但对女性发展公平的追求却不仅仅是为了对社会正义实现的追求。女性的发展本身就是推动着社会朝着更高阶段前进。这个意义上，女性更自由更公平的发展的实现，也是更美好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实现。

女性的發展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相互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建构上。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而在西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对自身发展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追求的身影。自西方世界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发展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女性群体起初向传统的男权社会争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权利，到转变为对“女性本质”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再到女性主义者提出消解女性头脑中的男性意识和男权话语，我们发现女性对公平与正义追求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延展——从争夺现实中的权利到争夺思想领域中的权利，但不变的始终是对女性发展公平的权利的争取。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整体运动过程中自然会带动社会整体各组成部分的运动发展。而女性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对自我发展公平的追求自然也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

（二）女性发展的阶段性困境

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是具有阶段性的。任何解放，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下的解放。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解放本身也只能是当下的历史情景中的解放，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所有女性的解放与发展问题。当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所伴随着的女性发展的机遇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志。”［3］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的到来让女性进入了一个需要同男性一起竞争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残酷世界”。而一种竞争也必然会带来高低优劣有所区分的结果。而现实情况是，女性常常处于这一竞争中的“劣势”地位，男性往往会得到比女性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此，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就更容易被市场竞争的残酷现实所限制。

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4］，女性只有有意识地参与社会劳动，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同，才能从原先父权文化所定义、所制造的无意识的女性角色中走出来，才能使自身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我们不难认识到，政治解放赋予了每个社会成员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其局限则表现在它无法在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实现这种平等权利。［5］这对于市场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显得尤为现实，市场竞争的现实使得女性的社会参与难以得到最大程度地实现。站在马克思的视角上，任何一种解放实际上都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关系的复归［6］。所以，如何将人类最基础的两性关系间原本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还给男女彼此，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性间的发展公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如果把市场的竞争与歧视消解到最低，让更多的女性获得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女性发展的境遇是否会变得更好？但实际情况却是，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往往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女性该如何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才能获得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实现自我更好的发展？一方面，如果女性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劳动没有减少，那么参与市场竞争只会带来自身负担的加重，身心的双重疲惫将让女性前进的每一步都无比艰难；另一方面，女性能否放弃家庭而将自我与个人时间完全投入到社会劳动参与中。20世纪80年代，希拉里·科尔斯揭示了职业女性所承受的“跷跷板效应”：职业生活向上不断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的是个人生活的持续性失落。拒绝家庭而获得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似乎也并未实现女性的幸福与满足，反而带来了新的痛苦：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空虚和人格的撕裂。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对父权文化制造的“女性本质”的批判，是为了女性解放的获得。的确，走出家庭是女性获得解放与实现自我发展的最低限度：一个在家庭生活中还没有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去构造自我、依然被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活动全身心牵制的女性是谈不上解放和发展的。［7］然而，正如电影《克莱默夫妇》中乔安娜的出走：完全逃离家庭而追求自我发展所伴随着的却是孩子的悲伤、自己的痛苦和社会的质疑。某种程度上，电影中的乔安娜只是从一种由束缚产生的痛苦（受制于父权文化所定义的女性角色）走到了另一种由痛苦产生的束缚（离开家庭后，乔安娜成为了收入丰厚的设计师，但她又要整日忍受着抛下幼子的心碎）。我们想说，“抛家弃子”并不是女性一心追求自我的决绝，而正是处在市场时代的女性在面对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时所表现出的痛苦与无奈。

但女性发展在市场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毕竟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将为女性现阶段所遭遇的困境，如家务劳动占有过多个人时间而限制女性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空间、“家庭-工作”的矛盾撕裂女性自我、女性市场竞争力不足而无法获得应有社会与经济地位等问题的解决孕育新的可能。同时，女性数字参与为女性带来了自由时间增加的可能与女性话语权建构的机会，这为女性在数字时代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

二、科技的解放：女性的自由时间与发展

当前，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期，数字时代已悄然到来，这也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和现代化的新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提到，“机械的发明”必然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会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继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最终引起的“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变革。［8］数字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也深刻影响了女性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领域中的活动与发展。这表现为，智能家电的应用使女性不断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脱身出来，女性通过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等手段能够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从事劳动与经济活动，这使女性的自由时间得到了增加，女性的发展更加多样化、生活与工作更加休闲化、艺术化；女性通过短视频创作获得了更多自我表达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这也为女性社会话语权的建立带来了机遇。

（一）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女性获得发展的前提

波伏娃认为，温柔、贤惠并不是女性的自然特征，照顾家庭和子女也不是母亲的天职。母职不是男女差异的根本原因，母性也不是女性生来就有的本质。这些表象不是源于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对女性长期培养的结果，是父权文化所制造出来的“现实阴谋”。正如她在《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9］性别区分不单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目的并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居于弱势、负面、消極位置的所谓“女性本质”并非先天的生物学属性，而正是体现了上文所说的具有政治经济目的并蕴含着权力关系的后天的父权社会产物。不是女性本身导致了她作为“第二性”的次要从属地位，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生产”了这样的“女性”。所谓的“女性本质”（包括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所谓“母职”）不过是父权文化的对女性的定义并长期作为父权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载体限制着女性自我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家庭作为生产的核心。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封建领主服务的时候，受到束缚的每个人在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不自由”。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父权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出现的，但随着资本的发展——集中生产管理的机器工厂与公司的出现又加深了在父权社会中产生的性别劳动分工。这种情况下，男人脱离了家庭，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进入到公共领域，而女人则被隔离在家中，从事无酬的家务劳动。“男主外、女主内”成了主流，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将妇女隔离起来，不能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大多数妇女无法成为雇佣工人，不具有受薪劳动的自由。只负责生育以及照顾下一代劳动，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今天妇女所受到的压迫。资本主义在维护“男主外、女主内”的核心家庭模式的同时，又不断宣扬“两分领域”的性别理论，把男性归属于“公共领域”，女性归属于“私人领域”，女人必须待在家里顺从男人。这实际上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正如达拉·斯科特的总结：“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

这个意义上，家务劳动是否是一种生产性劳动的争论不再重要。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背后是女性自我遭受压迫的现实。女性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获得自我发展的前提是女性能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男性和女性作为家庭的构成者，都负有对家务劳动的参与责任。男女之间应当是家务劳动参与内容的划分差异，而不应是参与家庭劳动与非参与家庭劳动的角色差异。我们认为，如果家务劳动仍然只是作为女性的“分内之事”，那么女性在进入社会劳动和市场竞争后，就仍然只能承受“双重负担”的折磨。因此，只有站在男女应当共同且平等地参与家务劳动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说，只有当女性首先完成她在家庭中的劳动任务分配并仍然有个人的自由时间时，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才不会成为她的负担并使女性能够通过社会劳动参与和对个人自由时间的分配获得自我发展的可能。这点上，我们应该看到，波伏娃批判的是利用所谓“女性本质”把女性与“母职”和“母性”完全画上等号的一种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而非全面否定了女性对家务劳动参与的可能。这种意义上，面对现阶段仍有不少女性承担着家庭劳动的重担。因此，利用数字技术不断缩短女性的劳动时间，增加女性的自由时间，从而实现女性社会发展空间的扩大和女性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二）自由时间与女性发展

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人追求自由的过程，也是人发展的过程。人只有在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不断获得的过程当中，才能有机会利用自由时间、自由空间等实现对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某种程度上，只有自由的不断增加，才有主体不断发展的可能。马克思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与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0］这个意义上，女性要实现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就是要不断实现对自由，特别是对自由时间的掌控。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人力的代替，尤其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类家用电器的出现及其智能化发展推动了女性不断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可能。

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女性一直都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根据20年代一项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54位美国城市主妇每周平均要花费52.4小时在家务活上，其中最耗时的两项分别是准备食物（19.9小时）和洗熨衣服（11.5小时）。［11］在当时，娴熟的家政本领对许多女性而言是重要的人力资本。70年代，加里·贝克尔在使用经济学范式去研究婚姻时，他仍然强调婚姻的收益是来自于家庭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那么按照他的理论，最有利可图的婚姻是一位只会挣钱的丈夫娶了一位只会做家务的妻子。［12］数据表明，美国女性在1965年到2003年间花费在非市场工作（主要是家庭劳动）上的时间从32.9小时下降到了22.6小时；而这一时期男性的非市场工作平均上涨了3.7小时［13］，但这并不能与女性所下降的非市场工作时间平衡。由此可见，是整个家庭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总时间显著减少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都能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减轻自身的负担，而在年纪或学历上更占优势的女性还能将从家庭劳动中减省下的时间转移到市场工作中，以换来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劳动效率的提高必然能“生产”出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为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4］。

我们认为，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5］，自由时间的多少关乎着人发展空间的大小。而智能家电所实现的女性自由时间的扩大，将让女性获得更多可自行支配时间。这既能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投身社会工作和其他活动（包括接受科学技术培训以保障女性的数字参与）以实现自我的不断发展，也为女性实現一种以生活休闲化和休闲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为特征的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提供了助力。1945年到1946年期间，美国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开展了一项基于12名农妇的研究，他们比较了农妇在没有电器的帮助下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和使用电器设备后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被监测的农妇同时还佩戴了计步器。其中有一位被详细报导的弗雷特夫人，在没有电器的时候，她大约花费4个小时手洗了38磅重的衣服，然后用老式熨斗熨烫衣物又大约花费了4.5小时。相比之下，弗雷特夫人在拥有并使用了洗衣机、干衣机、电熨斗以及一套带电热水器的供水系统的情况下，洗了一大堆衣服只用了41分钟，熨烫只花费了1.75小时。［16］类似地，1900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周花费58个小时做家务，包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而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仅为18小时。［17］以美国为例，自1890年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而家庭主妇数量持续性下降。与此同时，家庭聘用的劳动雇工数量也下降了，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用电器节省劳动力的特性，需要人力花费在繁重家务上的较长时间大大减少了。家用电器作为巨大的技术进步给家庭生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有助于不断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上文所提到的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洗衣机、干衣机、电熨斗，还包括没有提及的吸尘器、洗碗机、电冰箱……而在数字时代，这些家用电器则进一步升级为各类智能家政机器人（包括扫地机器人、智能擦窗器、智能管家等），在原有家务电器的基础上实现更为智能的升级，不断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女性自由时间的同时，也为家庭带来了更舒适的生活体验。

这一现实的变化也生动地印证了马克思“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的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活动逐渐产生分化，这也就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交往活动，从物质交往活动中分化出精神交往活动。活动的不断分化带来了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人的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而人的发展也就在不同活动分化和活动空间领域扩大的过程中得到实现。［18］这个意义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电力的广泛应用到今天数字时代智能化信息化家电不断涌现，正是技术革命引发了家庭革命，而家用电器就成了妇女解放的引擎。［19］由此，我们认为，即使数字时代给女性发展带来冲击，但作为技术发展的产物的家用电器，却始终作为是一种“女性偏好型”的技术存在，这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是分不开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逐步走向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的家用电器创新，不仅能实现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家庭中的女性传统角色的改变也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时空限制的打破：女性话语的表达与女性价值的实现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基本运行逻辑的变化。尤其是数字媒介的出现，一方面，在不断增强女性话语表达的同时，也向社会传播了更多样、更鲜活的女性形象，帮助女性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连接；另一方面，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创新了灵活就业模式，通过劳动方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打破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空间区隔，使女性实现生活和生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融合，从而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新型的劳动创造活动也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女性经济活动的限制，对女性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认为，以抖音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资源的结构性不平等，帮助女性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数字媒介的出现（以抖音为例）无疑是打破了传统固有的时空边界，从而拓展了女性的发展实践维度，帮助女性实现更加广泛的交流和连接，丰富了女性视野和发展可能性，为女性实现多维发展带来了机遇。

这首先体现在数字媒介助力女性的经济价值的创造。2020年至2021年一年间，有1320万女性直接从抖音获得收入。2021年，女性电商创作者数同比增长41%。抖音带货达人中，女性达人数量占比58%，女性达人带货销售额占比64%。［20］短视频账号创作经营、视频广告、直播带货、直播打赏等新型财富获取方式的出现，让女性能够利用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来进行抖音创作，获得经济收入。甚至我们看到，不少实现了更高利润获得的女性博主是全职在经营抖音创作，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的限制，是一种完全建立在时间支配自由上的新型生产劳动模式。财富的尺度在这时就变成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视频的获利取决于视频的内容表达、视频的构思创意等更加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内容之上。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就被扬弃了，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对立也被扬弃了。女性的生存时间也变成了自由时间，生存空间也变成了发展空间，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数字空间中得到了实现。与此同时，女性与外界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交往手段和交往条件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我们看到，不少女性通过抖音有了更多向外界自我表达和交流的机会，而这个交流交往的过程常常也是伴随着劳动生产活动的进行的（“直播带货”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劳动方式，也是在与网友互动交流中进行的）。比如说，一位经营米粉店女老板，经常在抖音以发布视频或进行直播的形式分享自己制作售卖米粉的过程，在展示自我独特形象的同时，也获得了无论“流量”也在现实中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顾客“打卡”。这种对时空的打破还表现在原本因自身或外界限制，而无法在传统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中进行劳动生产的女性。如孕妇在抖音上进行直播，与网友互动聊天并进行直播带货；老年妇女通过直播，分享人生经历并获得网友的“打赏”。上述的两个例子中，孕妇和老年妇女都属于在现实中因自身的特殊限制（如因行动不便等原因）与外界进行交流和获得外界主动交流较少的特殊女性群体。而在抖音直播，她们可以与成千上万的直播间观众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还能实现收益的增加。一方面这让女性有了自我展示的机会，也让社会进一步了解到了女性在特殊时期的处境并给予她们更多社会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也在让女性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增进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与互动，这对增强女性的社会资本和提升女性个体的身心健康都起到助益的作用。

在传统劳动市场，由于男女之间的差异，女性对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的占有相对较少，这往往成為她们从事社会生产与社会参与的外在限制。但抖音等新型媒介的出现，使得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经历的女性群体，在分享生活日常的同时，帮助她们跨越年龄、身份和物理空间等诸多的局限，将自我表达和交往交流的方式与获得经济收益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认识到，视频创作者在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同时，也为视频的观赏者带来了审美欣赏和休闲体验，而视频的观赏者在与创作者互动交流时，也给作为创造者的女性带来社会性的支持与经济效益的获得（常说的“流量变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网络管理部门要注重引导，鼓励积极向上的内容，打击非法低俗的创作，加强舆论监管，防止对女性创作者恶性攻击。这是女性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一种积极的人与人的交流的实现和积极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建构，它促进了女性形象的传播，也丰富了社会对女性群体的理解，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积极、向上、多元的自身形象，这无疑是数字技术为我们描绘的一幅美好图景。

四、数字时代的女性发展挑战

（一）数字媒介中的女性叙事困境

正如上文所说，数字媒介的出现推动了女性形象的传播，女性话语的表达在社会中获得了更多可能。而我们所说的“女性叙事”，则是以女性话语的表达建构起的区别于作为社会主流的男性叙事，表现女性作为人的主体的真实形象、价值追求等对女性自我的一种展现，这将为消解社会与男性视野中的女性刻板形象提供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基于各种数字模型所进行大数据算法在数字媒介中的应用，使得女性形象和女性叙事在向社会传播的过程中遭遇了新的困难。“大数据推送”所带来的现实情况是，女性的自我表达只能在特定女性群体获得关注，这种限制大大缩小了女性叙事的传播范围。女性话语表达也很少能有突破这个特定接收群体的机会，也即我们常说的“破圈”。我们认为，女性叙事与女性话语实际上是女性向主体之外的作为他者的对象进行表达。女性主义所要求的女性话语表达，是为了重写和消除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权力话语所建构的虚假的“女性”，而使女性获得更多真实表达自我的可能。这个意义上，即使大数据能够使表现女性自我展示的视频创作推送给了特定的群体（也主要是女性受众）并因此获得了群体性共鸣，这也不能够被称之为是一种女性叙事，这不过是基于算法而得到的特定群体的“自言自语”。之所以说是“特定”的女性群体，是因为女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大群体也会因为年龄、身份、地域等现实差异加之算法的划分而产生许多小群体。而不同的小群体之间所接受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又加剧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女性不同的“小群体”间无法获得跨越差异的交流，也难以形成女性群体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女性的话语表达只能局限于“小群体”自身，而无法获得能够对抗男性叙事与父权话语的应有的社会影响力。

这正是数字传媒中的女性叙事困境的症结所在，如果女性真正的自我表达只能在特定的女性群体中得到传播，而不能与作为女性的“他者”的男性得到接触，那么，父权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特质不但难以在男性记忆中得到消解，反而会因为有针对性的视频推送加重男性群体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数据算法所给男性推送的并让男性能看到的只会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这并不会对男性潜意识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什么改变，反而会导致男性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加深。当男性在数字空间中看到的只是男性视野中的女性，那么久而久之，男性在现实中也会产生对女性的无意识的“凝视”。这种带着权力运作、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凝视”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21］由数字媒介中的男性“凝视”所建构起来的［22］只会是对女性发展的一种新的规训与束缚。

另一层面上，数字媒介消解了“历史性时间”（韩炳哲语）。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性时间”正是叙事生成的关键因素。对于经验主体而言，处于历史性时间中的“过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时间消逝，而是表现为一种充满意义的“回忆”。而正是这种充满意义的回忆与当下的在场一起共同使得经验主体“对于将来令人惊奇的和无把握的事物处于敞开着的状态”［23］。正是在历史性时间当中，主体的记忆既从过去的回忆中探寻到有意义的存在，又从当下的在场中对未来事物寄托着一种期许。如此，过去、现在、未来聚合在一起成为连续性的时间存在形式。这种对时间的认知形式，使得经验主体在空间中把握着某种确定方向，也让经验主体产生一种更加充实且富含意义的综合性叙事形式。［24］

然而，这种体现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差异与间隙的“历史性时间”在数字传媒中就被完全消失了。正如斯蒂格勒所言，技术，是记忆的技术。当我们依靠着数字技术而将记忆的重构与复现功能外置化时，技术也就将我们回忆抹去了。而当数字传媒把过去与未来都变成了即时的与当下相接续的瞬间的“现时”，随之消失的也包括了构成叙事的充满意义的过去与寄托期待的未来。事实上，我们打开抖音的时候，每一次对屏幕的滑动，都是完成了一次从现时到现时的瞬间性转换。即使是我们想要回忆，也只需要向下或向上滑动屏幕或者点击界面上的点赞、收藏、关注图标，便可以实现无数个现时瞬间的无间隙连接。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介代替了主体的作用，经验主体本有的遗忘与回忆就显得无足轻重了，随之也就消解了叙事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女性叙事而言，在众多女性自我表达的不同的视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难以让人产生对过去的有意义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许。这个意义上的女性自我表达只能被视作是女性生活化的、零散的、碎片化的话语，而这无法成为女性叙事体系的支撑，我们也就更难从中窥见什么完整的女性形象。如果数字媒介的中女性叙事不再可能，那么女性就只能不平等地出现在男性话语中，女性在数字空间中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二）数字资源分配与女性数字参与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劳动方式的改变。我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生产资料作用的强化和劳动者作用的弱化。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等劳动工具原本仅仅是作为劳动者器官的延伸，但在今天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的生产资料仿佛已经有了逐渐代替劳动过程中个体劳动者的可能。尽管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大部分仍由劳动者来操作和控制，但在部分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率已大大超过了个体劳动者，甚至部分生产已经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在此之外，企业出于降低人力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考量，正在探索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完全数字化，所带来的结果是劳动者岗位的不断减少。

事实也的确如此，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The Future of Jobs 2020， WEF）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80%的企业正在加速数字化生产资料布局，推动生产流程的全面数字化。而50%的企业则希望加快实现企业部分岗位的自动化。到2025年，自动化与人机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15个行业中的8500万个工作岗位。另据《2021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1， WEF）数据显示，在云计算领域，女性只占劳动力的14%；在工程领域占20%；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占32%。研发等重要岗位以男性为主，女性员工则主要从事行政、财务、市场、人力、销售等面临数字化生产资料代替的“高风险”岗位。数字化生产资料的不断发展，未来首先面临威胁的就是女性的社会劳动机会。这一现实情况下，如何提高女性的数字参与、让女性获得更多使用数字技术和接受数字培训的机会，实现女性对数字资源占有的提升是数字时代我们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然而，女性在接受数字化技术再培训往往会受到性别偏见观念的阻碍。传统观念普遍认为男性在理工学科、逻辑性思考和动手能力方面总是比女性更有优势，男性对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也就比女性更强。这种性别偏见和刻板的性别观念是导致女性在数字时代的参与的减少或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STEM（科研、技术、工程、数学）高端领域中女性人才的缺失的现实情况，继而形成了学科专业的“性别鸿沟”。而这种“性别鸿沟”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刻板的性别观念，形成负面的连锁反应。此外，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由于互联网接入的高成本和缺乏当地语言的教育内容，往往也无法获得对数字资源的占有，从而导致地域性普遍的女性数字参与的缺失。

尽管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会取代一定的岗位，但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0未来就业报告》数据显示，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未来五年中仍然会新增9700万个就业岗位，涉及关怀经济、人工智能、内容创造等多个领域。而与人工智能机器相比，人类在管理、咨询、决策、沟通和互动交流等领域仍维持相对优势。在这种背景之下，女性更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牢牢抓住数字技术革命机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来为自己赋能。必须认识到，性别偏见对女性接受数字教育的阻碍的确存在，但并不完全是一種显性阻碍，女性自身要勇于去突破这种对自己发展产生阻碍的社会意识。同时，政府与社会也要重视利用教育不断缩小女性数字参与和数字资源占有与男性相比的差距，通过不断增加女性对数字技术的了解与接触，推动女性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学习与培训，提高女性在数字技术人才中的占比。并以此将正确的意识风向引入行业与社会，以消解性别偏见和刻板性别观念对女性数字参与的影响。最后，“数字鸿沟”是当前全球数字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各国之间都应该重视“数字鸿沟”问题。更不应该让“数字鸿沟”问题成为影响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阻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亟待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共同参与。

五、结语

女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25］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妇女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为男女平等和谐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社会环境。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女性问题的解决不会是一劳永逸。女性发展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庞大命题，而女性的发展也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走出困境中迈出前进步伐的。这要求我们始终能关注女性发展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新问题、所面临的新挑战，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知道，女性的发展问题并非只与女性自身相关，它更是关乎整个社会发展走向的重要问题。这应当是所有拥有理性反思精神与社会参与责任感的人们要去思考、去追问的严肃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7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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