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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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老伴儿去世后，沈燮元在颐和路的小房子里过着一种古朴又孤静的生活。他的卧室不到20 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桌子上只有一个开水壶、几瓶药片、一小罐奶粉。书都一摞摞地堆在地上，像一个个山包，快要顶到天花板。要找哪本书，他要像一头年迈的骆驼，在山包间逡巡，再从书堆里费力刨出那一本。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这么在书山里吃饭、睡觉，过一种隐士的生活。

但这位隐于市的老先生，在2022年年初突然招来了汹涌的目光。

弄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沈燮元只记得，2021年秋天，一个名叫“噼里啪啦”（他把“哔哩哔哩”记错了）的团队说来拍摄他的生活，过了一阵子，好多媒体都来了。他们叫他“古籍大佬”“图书馆的扫地僧”，有时候闹得办公室乱哄哄一片，同事们不得不在他的座位上方贴上“禁止大声喧哗”六个大字。

那部名为《但是，还有书籍》的纪录片，向外界展示了这位老人的一天和一生。

每天早晨7 点，沈燮元会独自搭乘公交，18 路转3 路，到达古籍编目办公室的门口。从早上9 点工作到下午4 点，雷打不动工作7 个小时。事实上，他早已在1988年从图书馆退休，返聘并再次退休后，目前不隶属于图书馆的任何部门，图书馆将他视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大约在2015年，为他在办公室设置了一处“工位”。

他是中国版本目录学、文献学领域的大家。版本目录学是一门生僻清冷的学科，它是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一部古籍有哪几个版本，哪个本子好，在后世的流传中出现了哪些谬误，就是版本目录学。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主编，亲身参与这部版本目录学扛鼎之作的丛编、审校、定稿。年过八十，退休返聘以后，他重新拣起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黄丕烈题跋、诗文集的整理研究，专注编著《士礼居题跋》，从未停下来过。

听起来，他应该是个极板正的人，但也是这个老头儿，爱喝酒，爱吃肉，爱看综艺和明星八卦，别人给他斟酒，他在一旁喊“倒倒倒”，还对着镜头中气十足地来上一句：“我酒量还可以哦。”

他活得太不像一个99 岁的老人了。

藏书家那么多，沈燮元之所以选择研究黄跋，一是出于黄跋在藏书界的地位，藏书家以能得到他的题跋为荣，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和黄丕烈很像。

因为仕途不顺，黄丕烈从二十多岁开始醉心藏书。他的一生，共收藏了大约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及大量旧抄本、旧刻本。读校之后，他会在卷首、卷尾写上题跋，记录版本的源流，还会在其中顺手记录自己的日常小事，鲜活可爱。他写自己生病了，家人不许他再看书，他忍了许久，病愈之后马上欢快地跑到书房，才又能与书为伴。黄丕烈的晚年被疾病苦缠，最后，病得连书上的小字也看不清了，他在群书之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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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爱书，他没有书不行的。我也一样，没有书我真的活不下去的。”沈燮元说。

坐在沈燮元隔壁工位的同事小张记得，图书馆封控那会儿，大家都不能来办公。几个月后再见面，她头一回看到沈燮元精神萎靡的样子，眼神木讷无光，看了几眼书，才慢慢恢复了活力。

2020年，沈燮元搬离了颐和路的房子，租住进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装修简单，但他很满意。因为这套房子有一处敞亮的书桌，就在客厅的一角，正对着窗外的几棵大树，阳光肆意地洒落进来。

只有过春节，他才会回老家苏州，见到儿子和儿媳。楼下的老同事笑他不顾家，为了工作把家庭都丢了，但他就是不想回去，他说，苏州没有书，回去他就是一个被照顾的普通老头，回去就是等死。“我想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我不想玩，不想浪费时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才对得起自己啊。”

他们聊起身边的老人，有的因为不慎跌了一跤去世，有的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很快就离开了。沈燮元每次听到有老人去世，都会极其专注地听对方的死因，默默绕开这些可能威胁他生命的因素。虽然已经99 岁，他却被医生告知有一颗中年人的心脏——每回讨酒喝，他总是要对此张扬一番。“我也怕死啊，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弄出来啦，我不会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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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燮元从小爱读书，感觉书里的字句“能够跨越时间”，供给他稳固的力量。

回忆起动荡的年代，沈燮元说，做人要保护好自己，也绝对不能害人。他认为自己在那场动荡中受到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只想保住自己的一张书桌。

这种想法早在他年轻时就被上一辈读书人灌入脑中。1948年，24 岁的沈燮元从无锡国专毕业，正值内战，气氛紧张，当时国专的教务长王蘧常，推荐他和冯其庸以及另外几位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到上海合众图书馆看书，那是由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顾廷龙和其他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时期开辟的一小块精神家园。沈燮元就是在合众图书馆完成了著作《屠绅年谱》的初稿。时任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苦心孤诣保住了合众图书馆，和一个读书的角落。

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图书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门口是沙袋堡垒，士兵们带着刺刀和枪站岗。纷乱之下，顾廷龙给沈燮元的建议是抄书。他交给沈燮元一本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多字。沈燮元每天用毛笔细细地抄。书抄完了，上海也解放了。

人多的地方，沈燮元不去，只想要有一方安静的书桌。“我不要出名，出名是很累的活儿。我没有时间，我自己晓得什么时间该干什么。”

同样是藏书家的叶灵凤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也许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沈燮元选择了黄丕烈：他做了和黄丕烈一样的选择，不断后撤，没入一种并不广阔的生活。

阚炜是南京学人书店的老板，沈燮元经常到他书店里看书，时间久了，他们成了朋友。“沈老是极少生气的，他会规避一些事情，有自己的处事之道和养生之道。”阚炜说。说起过去遭受的苦痛，沈燮元哈哈一笑，拍着大腿大声说，“我都活过那些人了，就算以前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我都活得比他们长，对吗？”

一直后撤、活过那些人的沈燮元，老了老了，开始交朋友。

邵磊和沈燮元相识时，沈燮元已经快80 岁了。他们在艺术品市场因为一幅画结识，中途没有再联系，两年后，两人在朋友的介绍下又聚在一起，聊得很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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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面那天，吃过饭，他们一同走到公交车站去。路上，沈燮元突然问邵磊：“邵磊，你喜不喜欢唱歌呀？流行歌手你喜欢哪一位？”

邵磊觉得意外，回答自己对唱歌兴趣一般。沈燮元却来了兴致，“我岁数大了，新的歌曲我都觉得不行，还是老的歌比较有味道。中国大陆的女歌手，还是郑绪岚唱得最好。我唱给你听。”接着，他在夏夜里唱起了郑绪岚的老歌：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

一首接着一首，唱完了，他又唱李谷一的《乡恋》，就这么边唱边走，一路唱到了公交站。他和邵磊说，他有时候寂寞，希望邵磊来陪他聊聊天，结伴逛逛书店。

邵磊在南京博物馆做研究员，对古籍同样很感兴趣。那一天以后，一老一少的组合常常出没在南京古旧书店，他们一周见两次面，一整天都待在一起。他们从夫子庙出发，走到朝天宫，吃一碗羊肉面，再走到新街口、成贤街，去先锋书店。沈燮元只剩下一颗牙齿，足足坚挺了20 多年，一点都不耽误他吃肉、咀嚼。

后来，沈燮元干脆让邵磊来自己在南图的办公室看书，“你就坐我对面，想看什么书，随便你看。”他急切地想留住这位难得的朋友。

邵磊谈了恋爱，还要拼命写文章、评职称，他们立下规矩，一个月见一次，结果也没能履行。邵磊如今已经50 多岁，成了家，有了小孩，要去往各地做文物鉴定。有次一连好几个月，邵磊都没有去见沈燮元，也是在这段时间，沈燮元出了一次事故，80 多岁的他摔了一跤，腿摔骨折了。当天晚上他气得给邵磊打电话，“你不够朋友，你整天忙工作，不来看我，也不跟我玩！”

阚炜觉得，做古籍研究苦得很，沈燮元长期以来把自己锁闭在一个孤绝的状态下，直到90 岁以后才真正打开自己。

沈燮元喜欢到阚炜那儿蹭饭，菜里放一点点糖，是他喜欢的苏州口味。一吃饭，沈燮元就要喝酒。但一桌子人都不愿意给他倒，年龄大了，怕喝出事来。沈燮元不服气，“阚炜，倒倒倒，我不会怪你的，有事我也不会来找你的。”周围人不依他，沈燮元就把语气放软，“可怜我吧，再加一点酒吧。”他馋阚炜杯里的白酒，眼睛滴溜溜转，“阚炜，你这酒多少度的？”“42度。”“辣不辣？辣不辣？”阚炜只好给他倒了一点，他咕咚一口，喝完了。

他喜欢和阚炜聊从报纸上看来的明星八卦，特地嘱咐一句，“你不能和别人讲，不要传播。”阚炜觉得好笑，报纸上的事情，怎么还算是秘密？

90 多岁，沈燮元重新回到了人群，邵磊认为这是他对晚年的一种选择，“他会有意识地交一些年轻的朋友。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要么去世了，要么躺在床上都不能动了，朋友越来越少，他只能通过这些年轻朋友，延续自己在社会上的交往，他的很多价值也好，想法也好，才会有人去聆听，这是他对人生很长远的构想。这一点超越了很多老人。”“你们看到他身上有好玩的一面，只是他破闷、解闷的一些方法，谈谈电视剧，谈谈明星，他真正做的事情就是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就这么简单。他当然一定是寂寞的，只要做出点成就来的人哪一个不是寂寞的？但是在这种寂寞之下，他是很有劲的，这是他对抗时间的方法。”

邵磊常常听沈燮元提起老字号江苏饭店，说过去他常和老友们在这里聚餐，便带着沈燮元再去吃一次。饭店灯光昏暗，沈燮元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又皱又软的纸，看了半天，告诉服务员：“我要吃清炖鸡孚。”

原来，那张纸是陈寅恪的弟弟陈方恪亲笔写下的一份菜单。陈方恪是沈燮元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时的同事，1966年去世。这份菜单在沈燮元身上存放了半个世纪，这几十年来，他再没有来过江苏饭店，只在脑子里不停回味清炖鸡孚的味道。

过去的，都过去了，面对一个99 岁的老人，你很容易生出这样的感慨。像对待那张皱软的纸一样，沈燮元把过去的记忆也折叠收进了口袋。他说：“我不想回想我的人生，我只有五个字：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