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及当代启示

2023-09-18曹金菊朱小倩朱红梅

党政干部学刊 2023年8期

曹金菊朱小倩朱红梅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逐步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作为不同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中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记忆文本。通过对《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化主体和服务对象、时代特征和历史主题、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概况，还可以了解转变的动因及取得的成效，在新时代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和价值遵循。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解放日报》；《人民日报》

［中图分类号］G09；G2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3）08-0018-12

［收稿日期］2023-05-21

［作者简介］曹金菊（1995— ），女，安徽阜阳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改革开放史、文化史研究。

朱小倩（1996— ），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报党刊研究。

朱红梅（1996— ），女，安徽阜阳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我国革命必须分成两阶段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已经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性质上说，也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但是，两者毕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社会主义文化也必然具备新民主主义文化所不具备的性质和特点。目前，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已经初见成效，研究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相应的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实践等方面，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同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入手，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研究略显薄弱。本文以解放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解放日报》（1945年8月—1947年3月）與《人民日报》（1948年6月—1956年7月）中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为中心，从更长的历史视角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动态过程，同时分析动因及成效教训。

一、文化主体和服务对象：由强调文化的统一战线到限制改造非社会主义因素

在中国，依据文化斗争和任务的不同，文化领域形成了不同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文化的服务对象并非仅限于无产阶级，还包括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此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因为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1］705。在报道方面，为配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解放日报》与《人民日报》着力提倡文化的统一战线，虽然有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但态度并不坚决，报道数量也很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并积极推动预期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但是，当整个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文化现实，却是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在思想、文艺、科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旧是“资产阶级的天下”［2］。随着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率先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过渡的核心就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限制和减弱非社会主义因素，这在《人民日报》不同时期的报道中有明显反映。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人民日报》便在头版指出要清算在戏剧创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指出“那些错误地认为战士生活色彩单调，舞台面不好看，不好写的观点是曾经很早就批判过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观点……有的对事物不分析，不批判，罗列现象，使观众不能正确地认识解放军的本质……所有这些缺点，反映了一部分戏剧工作干部，还缺乏严格的阶级观点，不善于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积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不断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向。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一文，后面陆续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在《实践论》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做到了“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的结合”，“不只是为某些人而写出的，而是为一般人而写出的，其意义是普遍性的、永久性的”。［4］后《人民日报》又转发李达撰写的文章，指出《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革命行动的指针，接着展开的是学习《矛盾论》的活动。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矛盾论》。而后艾思奇、胡绳等陆续发表文章，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中，光辉地表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特点”［5］，通过观察与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揭示出正确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厘清了盲动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观点的错误所在，这对于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也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和革新。

除了正面倡导之外，中国共产党对于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也积极地批评和教育指导。首先是对电影《武训传》暴露出来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武训传》公映后，最早发表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尝试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武训的努力是服务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在当时的历史上，并没有任何革命的作用”［6］。不久后，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7］。而对《武训传》大量的宣传和赞美表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7］由此，毛泽东宣布“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7］。随后，社会各界对《武训传》的重视程度提高，几个月内，《人民日报》刊登了二百多篇批判文章，范围涉及全国教育行政部门和主要学校，《大公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有部分共产党员，以及电影编导孙瑜和《武训画传》的作者等相关艺术工作者。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仅批判了旧思想、旧传统和旧文艺，也对认识“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含义有一定作用，提升了人民大众的认识。

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锋芒明确指向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后续的一系列批判中，文化改造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如对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俞平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红楼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批判家之一。他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式小说”，认为曹雪芹之所以写《红楼梦》，不外乎“感叹自己的身世，情场忏悔以及为他周围的十二个女子作本传”三个原因，断定《红楼梦》是“才子佳人”小说，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但是这样就抽掉了《红楼梦》中丰富的社会内容，抹杀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整体看来，俞平伯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整理材料、辨伪存真上是有作用的，但这种否认《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否认《红楼梦》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唯心主义立场以及主观和烦琐的研究方法，必然会把读者引向歧路。毛泽东关注到這一现象，便以支持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为契机，于1954年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由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研究引为同调，胡适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在文学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后又延伸到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就此全面拉开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于1954年11月5日发表文章，指出，“胡适的政治思想已随着旧中国的死亡而彻底破产了，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实验主义哲学，却还影响着学术界。他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身上。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8］。而后，一大批以往与胡适有过交往、受过其影响的学者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沉痛检讨自己，全国各地的文化及教育部门都十分重视，先后进行了讨论。无论是作家、教授、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严正地批判和斥责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荒谬论点，至1955年底，全国省市以上的报刊和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两百篇以上，纠正了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提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表1列举了《人民日报》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报道，通过考察报道文章的数量及用词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锋芒越来越盛。可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文化的主体和服务对象发生了由强调文化的统一战线到限制改造非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变化。从一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再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实现了与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彻底地决裂”，随着社会主义因素不断上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最终确立［9］，新民主主义文化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而《人民日报》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时代特征和历史主题：由宣扬反帝反封建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同样，文化工作的开展也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情况，紧紧围绕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作为不同时期中共机关党报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在办刊定位上，一直致力于报道和评论国际国内时事、思想、政策情况，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的批判，发表代表性文艺作品及文艺工作经验，刊登读者问答等；在报道内容上，都坚决反对封建迷信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映工农兵的生产生活，并通过文学艺术与工农兵的结合，提高工农兵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储备；此外，还多方面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我所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短期内发生了根本性变更，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重心也经历了由宣扬反帝反封建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的转变，这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和文章比重的变化上，有着明显体现［10］1-299，［11］1-382，见表2。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迫不及待地撕下“和平”的伪装，悍然向解放区发起进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党和人民的中心工作，文化工作也服务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首先，《解放日报》及时关注战局和时局的变化，通过加强军事评论工作，揭露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真实意图和美蒋反动派“纸老虎”的本质。早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和延安之前，《解放日报》就发表了大量的消息和评论，预告蒋介石集团将要进攻的意图，同时结合蒋介石集团阻碍解放军接受日伪军投降、联合日伪军向解放军进攻的部署，进一步揭示出国民党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后发表社论，分析战局和国民党军的最新动向，通过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动态变化和解放军战士们取得一场场战争的胜利，说明蒋介石集团大厦将倾的颓倒之势。其次，《解放日报》通过报道重大战事的胜利以及分析胜利原因，讴歌英勇的战斗事迹，增强人民赢得战争的信心。当时，国民党占据暂时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支持，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解放日报》通过各种评论、社论和述评性报道，介绍了大量关于前线战事的情况和战士们的英勇事迹，多侧面地充分反映了各主要战役的主要进程、胜利成果和伟大意义，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积极参军、拥军的热情。总之，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把军事宣传当作中心工作，一系列应接不暇的精彩评论报道展现了解放战争的全图景，也展现了共产党和广大民众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坚定决心，加速推进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心工作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以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时代已经到来。解放战争后期，一大批大中城市陆续解放。在接管城市的问题上，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2］为此，“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2］。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中，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宣传报道始终是《人民日报》的重要内容。

首先，文化宣传紧密配合党中央的生产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发表了一批切合实际、解决重大问题的评论和新闻，具体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和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有的文章是邀请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撰写的，如陈云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薄一波的《税收在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作用》等；也有的文章是报社编辑部人员深入实际采写编发的，如《人民日报》记者长江采写的《财政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财经会议》等。这些评论和新闻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指导与推动作用，受到中央和读者的好评。此外，《人民日报》对于土地改革，从报道中央的指示到刊登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和相关工作经验、心得体会、个人体悟等，无论是宏观政策制定，还是贯彻执行情况，再或是个体的感受等都给予了及时关注，与当时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工作配合紧密。

其次，突出报道国家生产建设的重大成就，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全貌。第一个大的成就是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指出：“土地改革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引起了飞跃的变化。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村面貌为之一新。”［13］农民从生产积极性到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农村文化也有所发展，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推动国家工业化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自1953年起，我国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通过新闻、评论、通讯、报告、图片等，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在我国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度里，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就提前完成了年度计划，不少新建的企业纷纷投入生产”［14］，燃料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等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轻工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逐步满足着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5］。全国各地许多工业、运输单位和基本建设工地都在开展劳动竞赛，加紧生产以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幅幅日新月异的照片，一组组令人振奋的数据，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越来越多的成就和奇迹展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生机。

再次，突出宣传生产建设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激励全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日报》报道的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推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如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王崇伦，凭借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和工匠精神，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大搞技术革新，相继改进了8种工、卡具，每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一年完成了四年零十七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和“青年的榜样”。《人民日报》发表新闻、通讯、社论，全面报道了王崇伦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又通过提倡发扬王崇伦刻苦钻研和忘我劳动的精神，总结推广王崇伦的生产经验，《人民日报》进一步推动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的热潮。还有著名的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生产小组。《人民日报》从介绍小组情况，到发起向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学习的号召，再到辅助马恒昌生产小组向全国各厂矿工人发起挑战，使劳动竞赛运动稳步发展，最多时全国各地有近三千个小组向马恒昌生产小組应战，取得了良好效果，激励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最后，多角度展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产生活图景。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风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生产工作之余，学习文化、科学、政治、时事，已经逐渐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民日报》密切关注这一变化，并及时报道跟进。如土地改革之后，不少地区的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农民对文化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冬学和民校广泛开办，青年男女的文化学习热情尤高；在春耕农忙时，农民会把学习和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白天下地，晚上学习。“学文化，开脑筋，要当新中国的建设人”成为人民普遍的口号。广泛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开展起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表达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使农村残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有了显著改变。此外，与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日报》注重文字报道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对于图片的运用不断改进，内容和编排形式也日渐多样化。1951年1月，《人民日报》在报头位置增辟《我们伟大的祖国》照片专栏，每天刊出一幅照片，介绍祖国各地有代表性的风光和建筑。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照片所占篇幅更是扩大到整个版面的7%左右，内容包括政治要闻、经济建设成就、水利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同时还触及一般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改进服装、电影剧照、四季风景、普通工人的家庭生活、公社的劳动生产、宿舍俱乐部以及作家、演员的近况等，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要人肖像、生产劳动镜头和外事活动占统治地位的单调状况，多方面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场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中华民族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随着时代特征和历史主题的变化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更高的形态——社会主义文化。而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单纯依靠文化自身的演进是无法实现的，更需要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展进行推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过程中着力建设的内容，便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独有特征。

三、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由奉行爱国主义、民族立场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1］704，但是在实践中还要考虑整个政治经济的情况。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反帝反封建，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要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与当前的行动纲领区别开来；把用来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1］706。总而言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条件下，只能对工人阶级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对于农民和其他群众，则必须适当地、有步骤地去宣传社会主义［1］704-705，因为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接受社会主义。只有当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提到党和国家工作日程上来的时候，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的提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定区别，也经历了一定转变，《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有明显表现。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就一直处在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民族危机日渐深重。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侵华的局部战争，而后步步紧逼，又于1937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中华民族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蒋介石却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了对中共苏区的进攻和“围剿”。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共紧急行动，发布宣告，指出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与红军有任何分歧和宿仇，红军都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并将爱国主义提高到和国际主义同等的高度进行宣传，希望停止内战，团结一心，一致对日。此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便表现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密切结合。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时指出：“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16］此外，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阶层，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也不仅局限于“工农劳苦大众”，而是包括了“工农商学兵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凸显出民族解放与个人解放的统一。而与政治上强调中华民族的英勇斗争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注重民族性和科学性，主张批判帝国主义的反动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一步指出，在民族面临存亡之际，“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民族的道德完全能够一致”［17］641-642。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演进到“两个中国”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转变为美蒋反动派与人民大众间的矛盾。随着各大战役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没落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又在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背景下，着力思考如何应对各种“糖衣炮弹”的考验以及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泥潭，提出用人民当家作主来打破，凸显人民立场。可见，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处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反帝反封建具体内容的双重性质，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奉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民族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统一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性质逐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也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在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优秀的价值观念外，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并结合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民解放与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鲜明特征，这在《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都有充分反映。

首先，宣传工人模范的先进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报》非常注重报道工人阶级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的火热场面，也善于通过宣传工人模范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事迹，一方面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另一方面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如《人民日报》在1950年3月1日报道的《共产党的好女儿——赵桂兰》中，介绍了一位名叫赵桂兰的女工不平凡的事迹，引起了广泛讨论。赵桂兰是大连建新工厂的化学配置女工，进入工厂以来，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从事生产工作。有一天她手拿“雷汞”头晕摔倒，为避免“雷汞”触地爆炸给工厂带来巨大损失，她便紧闭眼咬牙握紧了“雷汞”，即使自己变成了“血人”，也没有让雷汞触地，成功保护了集体财产。赵桂兰的事迹引发了众多关注，大家纷纷向赵桂兰慰问致敬，但同时也引发了赵桂兰应不应该扔“雷汞”的争论。有人认为不扔是对的，扔了“雷汞”国家财产要受损失；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应该扔“雷汞”，财产没有干部要紧，赵桂兰这样处理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人民日报》关注到这一现象，及时组织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参加讨论的读者，有部队的指战员，有中共党委机关的人员，有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有工厂职工，还有学校师生和人民团体的人员以及城市居民等，大家各抒己见。通过激烈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从赵桂兰的行动中，得到了关于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整体利益的关系以及党员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启示，有的读者还联系自己的思想，作了深刻检讨。最后，《人民日报》称赞赵桂兰是新中国国民公德的模范实践者，彰显了新中国国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

其次，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人民日报》于1954年11月21日在《必须继续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中指出，对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应该着重注意“继续宣传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建设计划和服从国家计划的思想，宣传国家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以及继续宣传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等方面，并且在宣传时不能抽象地进行，必须不断地通过对每个时期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任务的宣传解释来进行，或是结合实例和农民的切身经验来进行，从而让群众自觉地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将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实现劳动人民觉悟的提升。如结合购粮工作，首先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让其了解卖粮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关系；再用介绍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经验等办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借助一些劳动模范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不向困难低头、热爱劳动、不自满再前进的高尚品德，鼓励广大农民学习，成为新型农民。此外，还善于通过组织活动，提高所有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如提出“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经常持久的反浪费斗争来提高所有人的共产主义觉悟。要认真调查产生浪费现象的原因，从思想上进行批判，展开斗争，直到彻底消灭浪费现象为止”［18］等，进一步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最后，聚焦新一代，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新人。《人民日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对待儿童的观念和教育方法，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如“对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其他活动，都要处处着眼于社会的需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有用人才，以便他们长大以后能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9］。另外，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高度文化和科学水平的社会，应该培养青年顽强不倦地学习，牢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只有在现代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在培养孩子的高尚品德方面，一是靠父母、教师队伍以身作则，影响学生，尤其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诚实态度，炼造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二是注重用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的道德面貌，引起青年的崇敬、热爱和衷心的赞扬，给青年们以强烈的感动和教育；三是在具体活动和实际行动中提高青年的觉悟，比如组建青年垦荒队、义务劳动队，开展拣粮运动等，大力表彰各个战线上的青年积极分子。同时把先进生产者和革新者的经验推广到一切劳动群众中去，培养青年与因循守旧、回避困难等落后思想作斗争，在实践活动中增长认识和才干，把个人价值的实现熔铸在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中。

通过以上报道可以看出，经过一系列的有力倡导和实践检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作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之中，人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安定繁荣，凸显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四、经验和启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0］178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不同，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704-705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之后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文化改造和建设，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改善了人们的精神风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和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作为不同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记录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个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启示，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大有裨益，也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基本经验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伟大实践的必要条件，而理论的发展也需要实践的不断检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早正确认识和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在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又诞生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思想文化领域暗流涌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在进行文化宣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旧思想、铲除旧观念，整合纷乱复杂的社会思想，同时加强民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了解，利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推广社会主义文化等，引导人们明晰正确的思想方向，最终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领导地位。在之后宣传和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视为先进文化的灵魂和旗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断发展完善，从根本上确保了文化宣传的正确方向，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还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肃清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顺利过渡。

2.坚持文化始终为先进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服务。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条件。其中，先进的思想文化往往符合人类的审美理念，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对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主张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党在思想精神领域的一面旗帜，而作为党的机关报纸，提倡什么、宣传什么也能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要矛盾，《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着力宣传的不只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思想文化。当时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也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既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建设方向，又能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政策，早于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和社会主义政治过渡前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促进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也致力于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贯彻到整个国民文化之中，实现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同行动纲领的实践相一致，真正做到了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为先进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服务。而这也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始终能够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二）历史启示

1.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主旋律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就文化本身而言，存在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与非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般来说，处于指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民间普遍意识形态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文化固然是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但并不是完全等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多样化的民间普遍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21］具体而言，在中国共產党的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必须牢牢把握文化的主旋律，以保证我国的文化发展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创作在选题、风格、形式等方面的多样性会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最初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共同纲领”时期确定的政策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坚持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这个政策在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好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贯彻到底，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文化上的“求公”“求纯”等，导致了一些重要文化资源的丧失，阻碍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加注重多元性和包容性，避免排斥其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以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2.注重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错误认识。文化一方面要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也需要注意与当时社会所处阶段以及人们的思想水平相契合，在文化的宣传和报道上不能过于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因为历史的创造从来就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本身也如同社会的更迭那样，不可避免会“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2］363。此外，思想改造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在追求科学的同时，应该以一种注重熏陶、教化、感化的方式推进文化转变，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在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对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趋向于“用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批评”，“上纲上线到惊人的程度”，并且在斗争形式上，不恰当地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以期推动文化转变，这都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益。可见，懂得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进而在文化宣传工作中做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我们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推进文化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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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N］.人民日报，1951-5-20（1）.

［8］王若水.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N］.人民日报，1954-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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