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丽 宋浩源 张无双

【摘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已逐渐演变为我国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收集2008 ～ 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数据， 实证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降低审计定价， 并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渠道检验表明：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抑制企业风险进而降低审计定价。拓展性分析发现： 在外部环境较好以及内部控制缺陷较少的企业中，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这两个领域的文献积累， 而且对于探索如何促使党组织更好地发挥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党组织；企业风险；代理成本；审计定价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7-0072-8

一、 引言

作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是指通过在公司内部设立党组织， 来促使党组织参与到公司的治理过程中， 从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强舸，2019）。2022年10月16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完善公司治理中党的领导体系， 进一步明确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基于此，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建立党组织治理体系有利于促使企业与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桥梁， 从而提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质量。

审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 已成为企业财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公司财务与审计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 现有文献关于审计定价的研究主要围绕管理者特征、 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公司外部融资环境三个方面展开。首先， 企业管理者掌握着企业发展的重要决策权， 加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管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发生的概率（Bendahan等，2015）， 因此， 结合我国特有的社会关系背景以及美国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人委员会（COSO）对审计人员评估公司审计风险的相关要求， 公司的管理层特征是审计师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其次， 根据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可知， 公司内部的治理状况也是审计定价关注的重点之一（阚京华和谢娟，2017）。当公司治理体系较为完善时， 企业风险以及代理冲突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 从而缩减审计师的审计程序范围以及审计资源投入， 而当公司治理体系存在缺陷时则相反。最后， 从证券市场的角度出发， 企业外部融资环境也是审计定价所要考虑的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股价崩盘、 声誉损失、 制度监督以及投资者情绪等方面展开， 当企业所处的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 审计师出于稳健性的考虑则会相应提高审计定价来对冲风险。

本文选择2008 ～ 2020年330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26035个观测值开展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降低审计定价， 并且通过工具变量法、 更换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DID以及更改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依然成立。影响渠道检验发现， 相比一般企业，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企业的代理成本和企业风险更低。拓展性分析发现， 当企业外部环境较好以及内部控制较为完善时，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政策方面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关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改革措施一直在推进， 但目前的企业党组织相关制度存在着较为模式化的特征， 即主要从企业内部治理需求出发进行设定， 缺乏对企业外部监管制度（如审计）的考虑。因此， 本文为如何结合审计特征制定更为有效的党组织治理制度提供了政策优化的新方向。第二， 在理论方面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根据现有文献可知，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特征、 企业内部治理以及企业外部融资环境三个方面， 却鲜有文献涉及其与审计定价的关系。本文从该点出发， 阐述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理论关系， 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通过缓解代理冲突、 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审计定价， 从而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第三， 在公司治理方面为党组织参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新的指引。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可知， 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 运营效率以及管理状况的不同， 都会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 通过构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监督的数据模型， 来探究中国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模式与西方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 从而进一步剖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内涵， 为现代中国式公司治理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提供新的指引。

二、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獻回顾

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现有关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从企业经营视角出发， 研究党组织通过缓解代理冲突、 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达到治理目的。首先，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可知， 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理性的管理者可能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决策， 从而损害公司的经营业绩。事实上， 党组织作为企业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监督机制， 对于缓解代理冲突、 提高企业业绩发挥着关键作用（柳学信等，2020；任广乾和田野，2018）， 且长期以来党组织和政府一直掌握着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 始终发挥着为企业“把关定向”的顶层设计功能， 因此伴随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 在保证经理人获得较高自主权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其次， 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显著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李明辉和程海艳，2020）。现有研究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降低经营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且由于不同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各有差异， 导致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形式、 力度也各不相同。基于此， 可以发现当企业面临较高经营风险时， 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会被凸显出来， 在帮助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也帮助股东积累了财富。

另一方面从企业融资视角出发， 促使企业防范化解投融资风险， 稳步推进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引领作用。当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风险较大时， 党组织对于防范化解企业投融资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 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从而保证企业有效地实现资源分配和统筹规划。其次， 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政府“有形之手”对宏观投融资市场进行潜在调控， 从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Hao和Lu，2018）。最后， 党组织在抑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且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2. 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随着近几年审计需求理论、 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发展， 传统的审计定价影响因素已不完全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特征， 因此结合审计定价函数以及相关文献，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 首先， 高管契约作为企业这一契约集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自身的特征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影响（蔡春等，2015）。基于有限理性假设， 高管出于构建商业帝国、 谋取私利的动机， 会加剧与企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从而增加公司未来审计错报的风险。当审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具有较高舞弊风险时， 会加大审计投入来保证其审计报告的真实性， 此时， 为了对冲额外的审计投入， 审计师的审计定价会相应提高。其次， 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盈余管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当被审计单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时， 其真实的信息将会被扭曲， 从而增加审计成本以及诉讼风险， 此时理性的审计师会扩大审计范围， 同时提高审计收费以获得相应的风险补偿。最后， 从公司外部投融资环境来看， 现有研究中企业金融化（杜勇等，2019）、 投资者关注度（莫冬燕等，2020）以及信息披露（郑建明和孙诗璐，2020）等也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 可以发现无论是企业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 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也愈加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特征。

（二）假设提出

近年来，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不断完善， 其在提高公司治理效能的同时， 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制度基础。一方面， 企业通过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来完善内部控制， 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达到缓解代理冲突的效果； 另一方面， 党组织充当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使其相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 以降低企业日常经营的风险。审计作为辅助企业财务体系高效运行的外部监督机制， 在约束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风险动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于企业外部审计的相关影响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学者们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后果也做了许多论述， 如提高企业绩效（柳学信等，2020）、 促进企业创新（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 完善信息披露（鲍晓静和李亚超，2021）、 降低投融资风险（Kim和Zhang，2016）以及维护员工权益（Ji等，2018）等， 许多管理者也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不断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然而， 虽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因素与环境因素都是十分明确的， 但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仍然与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 进一步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师之间的联动治理效应对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而作为审计师最关注的部分——审计定价， 其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是怎样的？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哪些？

一方面，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进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将会形成更严格的约束， 从而减少高管机会主义行为， 缓解代理冲突。现有关于代理成本的研究将代理成本分为三个部分， 即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 股东与债权人的代理成本和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代理成本。首先，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企业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高管监督与激励机制， 促使高管约束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 更多地站在企业整体层面来思考问题。同时， 通过发挥党所特有的组织沟通与协调能力， 更好地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其次， 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债权人在与股东签订合同时往往会设定“限制性条款”来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 而是否有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完善与否的重要表现。因此， 债权人也会根据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来权衡是否减少“限制性条款”， 这会降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最后，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可知， 企业每个部门都存在着提高自身效益的潜在动机， 且股东也会出于提高整体效益的考虑， 促使各部门在合理范围内竞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而党组织的嵌入对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于降低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代理成本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现有研究发现， 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越多， 即代理成本越高， 相应的审计难度越大， 审计成本也会越高， 從而使得审计定价相应提升（Francis等，2006）。因此， 本文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来降低审计收费。

另一方面，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 进而降低审计收费。本文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两类。首先， 从企业的内部风险来看， 一般认为当企业治理水平较差时， 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都会增大。如戴娟萍和郑贤龙（2015）发现， 当企业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时， 容易低估经营项目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从而提升公司承担的风险水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则被认为是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其次， 从企业外部风险来看， 当公司所处环境中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以及市场受各种因素影响波动较大时， 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此外，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可知， 当面临的外部投资风险与制度风险不确定时，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起到一定的兜底作用， 缓冲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李明辉和程海艳，2020）。最后， 结合公司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可知， 理性经济人会存在雇佣高质量审计来降低企业自身风险的动机， 同理在面临风险可能增加的情况时， 审计师为了保证自身的审计质量， 则需要加大审计力度， 这就要求增加审计内容、 投入更多的审计时间和人力， 从而提高审计收费。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企业风险来降低审计收费。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降低审计定价。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 ～ 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探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制。由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董监高相关信息， 构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两类变量来进行研究。审计定价与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对初始数据进行如下筛选： ①删除PT、 ST以及?ST的上市公司样本； ②删除金融行业的研究样本； ③删除样本中的缺失值。最终得到3304家A股上市公司的26035个样本观测值， 并针对连续型变量， 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从而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卫聪慧等（2021）的研究方法，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1）， 来验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Audit_feei，t=α+β0CCPi，t+β1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1）

模型（1）中， 被解释变量Audit_fee是审计定价， 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审计定价加1取自然对数来表示。解释变量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 包括： 董监高中党员占比（CCP1）； 董监高中是否有党员（CCP2）， 若董监高中有党员则CCP2取1， 否则取0。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首先， 控制关于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 如公司规模（Size）、 财务杠杆（Leverage）、 企业成长性（Growth）以及现金流波动性（Cashflow）； 其次， 引入其他特征变量， 如产权性质（Soe）、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Fshare）、 董事会规模（BoardScale）以及股权质押（Pledge）； 最后， 引入有关审计的变量， 如是否是“四大”审计（Big4）、 审计意见（Opinion）、 被审计单位存货占比（Lnv）以及应收账款占比（Rec）等。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 被解释变量审计定价（Audit_fee）的均值为13.640， 标准差为0.668， 说明样本中不同企业的审计定价存在较大差距。解释变量CCP1的均值为0.126， 说明我國董监高中党员占比较高， CCP2的均值为0.614， 说明我国企业中有一多半（61.4%）存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此外， 在控制变量中： 财务杠杆（Leverage）的均值为0.452， 标准差为0.209，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大多数企业负债较为合理且差距不大； 董事会规模（BoardScale）的均值为8.659， 最大值为14， 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在8人及以上； 审计意见（Opinion）的均值为0.963， 说明大多数企业都被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提高模型检验的准确性，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相应的回归。在第（1）列和第（4）列， 只控制了公司的财务特征， CCP1和CCP2的系数均为负， 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在第（2）列和第（5）列， 进一步引入其他公司特征变量， 如产权性质（Soe）、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Fshare）、 董事会规模（BoardScale）以及股权质押（Pledge）。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CCP1和CCP2的系数分别为-0.067和-0.013， 仍然显著。在第（3）列和第（6）列中引入所有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仍然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

从表3中第（1） ～ （3）列结果可知， 不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 董监高中党员占比（CCP1）与审计定价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从第（4） ～ （6）列结果可知， 董监高中是否有党员（CCP2）与审计定价仍然显著负相关。综上表明，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降低审计定价， H1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测试

1. 工具变量法。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郑登津等（2020）的研究， 选取企业所在地区与我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来排除内生性的影响。参考Coval和Moskowitz（1999）的研究构建模型（2）， 其中Lat和Lon分别代表企业所在城市i的纬度和经度， Latb和Lonb则分别代表北京的纬度和经度， r表示地球的半径（约6378千米）， π为圆周率（约等于3.14）。

Distance=arccos｛cos（Lati）cos（Loni）cos（Latb）cos（Lonb）+cos（Lati）sin（Loni）cos（Latb）sin（Lonb）+sin（Lati）sin（Latb）｝×2πr/360 （2）

首先， 企业所在城市与我国政治中心的距离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自身受党组织治理影响的大小， 因此企业所在地区与我国政治中心的地理距离与企业自身的党组织治理水平高度相关， 即距离越远党组织治理水平越低。其次， 企业所在地区与我国政治中心的地理距离与审计定价无关。最后， 弱工具变量的检验F值分别为149.959和28.120， 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表4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 第（1）列和第（2）列显示Distance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 并且第（3）列和第（4）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 与前文主回归结果一致， 支持H1。

2. 更换被解释变量。由于以上研究可能受被解释变量衡量误差的影响，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定价与期末资产总额比值的自然对数（ln_Audit）替代审计定价（Audit_fee）， 重新进行回归， 主要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和第（2）列所示， CCP1和CCP2与ln_Audit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这与主假设回归结果完全吻合， 说明结论可靠， H1仍然得到了验证。

3.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为了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本文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变量滞后一期（L_CCP1、L_CCP2）来观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 回归结果如表5第（3）列和第（4）列所示。可以发现L_CCP1、 L_CCP2与Audit_fee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该结果再次验证了H1， 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4. 双重差分检验。本文引入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相关的外生冲击事件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 首次将党建工作写进公司章程， 确立了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正式组成部分。因此， 选取2017年的这一政策冲击构建DID模型， 如模型（3）所示：

Audit_feei，t=α0+α1CCP1i，t/CCP2i，t+α2Post×CCP1i，t/CCP2i，t+ α3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3）

其中， Post为2017年政策冲击的虚拟变量， 即2017年及以后取值为1， 之前取值为0。Controls为模型（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和第（2）列所示， 可以看到Post×CCP1和Post×CCP2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结果仍然稳健。

5. 更改样本区间。2013年， 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在对党员干部作风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因此， 为避免该政策实施的干扰， 本文剔除2013年数据重新进行回归， 具体结果如表6第（3）列和第（4）列所示， 可以发现回归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仍显著负相关，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三）影响渠道检验

根据H1的理论推导，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审计定价： 一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来降低审计定价； 二是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审计定价。考虑到中介效应逐步法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相关性分析， 且该效应的估计可能存在偏误， 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 进一步对上述渠道进行检验。

1. 党组织缓解代理冲突的影响渠道。前文提到代理成本主要分为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 股东与债权人的代理成本和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代理成本， 因此分别选择高管在职消费率、 现金比率以及销售费用率来度量以上三类代理成本。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通过降低高管在职消费、 企业现金比率以及企业销售费用率来降低代理成本， 从而降低审计定价， 所以降低代理成本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降低审计定价的一个潜在影响渠道。

2. 党组织降低企业风险的影响渠道。前文将企业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首先， 党和政府不愿意辖区内企业的風险过高以至于影响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因此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企业， 往往会避免承担较高的风险。此外， 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越大， 企业综合市场β值就会越大。因此， 本文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综合市场β值， 从而降低企业外部风险。其次， 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回报率的稳定性是衡量企业内部经营风险的重要指标， 该指标的标准差越小说明企业经营回报越稳定， 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引导企业获得相对稳定的经营回报， 从而降低企业内部风险。基于此， 本文选取企业日回报率的标准差度量企业所面临的内部风险水平。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综合市场β值及企业日回报率的标准差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 降低企业风险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降低审计定价的另一个潜在影响渠道。

（四）拓展性检验

不同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各有差异， 内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 本文进一步选取市场化程度以及内部控制缺陷， 以探索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1. 市场化程度。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很可能会对企业党组织治理效能产生影响。一方面， 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较好时，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更好地引导企业及时获取并理解相关政策信息， 从而缓解因为政策信息不对称性而造成的企业治理过程中的缺陷， 因此良好的市场环境能够提高党组织的治理效能， 降低审计定价。另一方面， 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较差时， 党组织治理效能会降低， 从而提高审计定价。基于此， 进一步研究市场化程度对党组织治理效能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剖析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中选取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MI）来衡量市场化程度， 以研究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否会强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从表9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CCP1×MI、 CCP2×M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企业市场化程度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存在强化效应。这一结果表明， 企业所处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就越能得到显现， 从而使得代理成本与企业风险得到缓解， 以降低审计定价。

2. 内部控制缺陷。我国企业相比西方现代公司制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存在不同的特征， 其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作为我国企业的突出特点， 对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以及保障企业长期发展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促使党组织有效地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强化党组织治理的有效性， 并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更好地缓解代理冲突与企业风险， 从而使得审计定价得以降低。另一方面， 虽然财政部等部门先后联合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但仍有许多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的缺陷。在内部控制体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 企业党政合一的制度优势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值得商榷。

因此， 本文选取内部控制缺陷指标（IC）作为调节变量， 当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 IC取1， 反之则取0， 用以研究内部控制缺陷是否会弱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从表9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CCP1×IC、 CCP2×IC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会增强企业的代理冲突与风险， 从而弱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越大，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就越差。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 ～ 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索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研究发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降低审计定价， 并且通过工具变量法、 更换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DID以及更改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依然成立。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明：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与企业风险来降低审计定价。拓展性分析发现， 当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较好时，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二）理论与实践启示

近年来， 国家相关部门在推进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系列改革的同时， 也愈加重视公司审计体系的建设。然而， 审计定价的影响机制相关研究虽然日益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影响机制究竟如何， 尚待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来诠释。本文对此作出了一些探索， 得出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启示。

在理论方面， 本文在探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过程中将作用机制进一步细分， 结合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 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和企业风险， 从而降低审计定价， 在突出我国公司治理特征的同时也拓宽了审计定价的影响渠道。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公司治理的相关影响因素， 进一步探索党组织治理与外部审计治理机制的耦合路径， 结合国家政策继续拓展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在实践方面， 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企业审计定价标准如何确定， 如今仍缺乏具体的制度体系。因此， 相关职能部门应尝试牵头进行试点， 制定合理的审计定价标准， 同时进一步强化企业高层领导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审计意识， 促进党组织治理与审计治理相结合， 提高企业中党组织的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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