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郭静伟

摘要：人的彻底解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价值逻辑，共同体之善则生动展现了人的彻底解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伦理构境的科学框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体作为真正共同体的历史表征，通过考察物质生产方式、倒置泛逻辑主义、确立人本价值取向，彰显了人的解放作为共同体的本质规定；呈现出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与国家的有机共生的主体图式；建构了人的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交往方面的价值尺度；廓清了人的解放在思想、政党、制度、道路、发展向度的伦理进路。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构境，有助于创造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为人的解放贡献创新思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016-010

一、引言：何以共同，何以为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了总的战略安排，同时又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国防等方面详细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然状态。［1］24-25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状态本质上是共同体在人民群众现实发展中所承负的历史作用。质言之，社会主义国家伦理构境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彻底革命建立的“真正共同体”能够作为承担现实的人的本质复归的历史场域。共同体统摄理想与现实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因而也就必须从理想和现实出发理解共同体。理想范畴在于，未来能够促进人的彻底解放的真正共同体是从现实出发经由科学理论抽象演绎生发而成，表征着现实的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应然”状况；现实范畴在于，未来能够促进人的解放的真正共同体必须经历对虚假的共同体的变革和超越，表征着实现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因此，共同体本质上展现了个体关系、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体制的有机整体。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国家从共同体中衍生、发展。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伦理思想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必须在共同体（政治城邦）中才能实现，只有在政治城邦中才能成为有德行的人，才能做出高尚的行为。洛克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产生的意义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卢梭的共同体是建立在“性善论”思想基础上，以“公意”统一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康德伦理共同体则是其目的王国的发展与至善学说的重要部分。目的王国实则是一个由道德原则约束的有理性的人的体系，但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持久存在的、日益扩展的、纯粹为了维护道德性的、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抵制恶的社会”［2］87，那么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则会滑向恶的危险之中。因而，康德将通过“族类”联合建立的道德的共同体称为“伦理的国家”或“德性的（善的原则）国”。康德对于伦理共同体的论述是基于人性善恶的考量，马克思则将哲学的思辨转换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马克思集中探索人类如何走出现有对抗的经济社会形式，以及何种共同体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表征着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本质属性。“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571，而在“真正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彻底的解放。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3现实的人既是历史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历史活动的实践主体，亦是历史活动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建构与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实现的“真正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样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国家历史演进的科学规律与基本走向，通过彻底打碎“传统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能够克服伦理主义、自然主义、契约与理性等国家历史形态的剥削性与虚幻性，能够荡涤绝对“道德律令”或“先验存在”造成的价值悬置，进而科学呈现出真正共同体在人的彻底解放的价值目标所担纲的道义责任。

综上所述，国家共同体历史发展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是人实现彻底解放的实践依托。国家共同体历史发展蕴含两个议题：其一，何以共同？现实的人以其共同性而组成的社会群体生活在哲学上称为共同体，共同体活动是现实的人占有自己本质的前提基础。其二，何以为善？人类社会是永恒运动的客观存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否定地向前发展是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根本性规定，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从这个意义而言，共同体之善鲜明展现、标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定向与价值逻辑。审视作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共和国”的现实样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构境，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视域下，探讨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共同体的动力机制以及人的彻底解放等问题。有鉴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探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作为共同体彰显人的解放的价值取向、如何作为共同体呈现人的解放的实践图景、如何作为共同体建构人的解放的价值尺度、如何作为共同体廓清人的解放的科学进路，对于阐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渐序推进实现人的自由而又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人的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伦理彰显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不变论域。在唯物辩证法视野下，共同体理论本质特征具有否定与肯定双重面向。从否定面向而言，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的虚假与困顿，就必須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替代近代自然法分析方式；从肯定面向而言，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置于共同体的中心，从而打碎对抗的经济社会形式的钳制，寻求批判与建构的现实统一。

（一）通过对现实性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从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中探寻出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指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国家归根到底是共同体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始终关怀现实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消解对抗的经济社会形式且承担人的全面发展现实条件的“共同体”自然是马克思探讨的理论重点。“共同体”作为一种术语，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围绕“人的解放”理论中心而展现出不同的流变形态以及价值意蕴。在马克思著作当中，Gemeinde、Gemeinschaft、Gemeinwesen均被翻译为“共同体”，但三组词汇之间具有异质趋向。“Gemeinde”具体是指现实的人的组织空间与集合结构，“Gemeinschaft”是指没有异化阶级的有机联合社会，“Gemeinwesen”则是哲学意义上的物质生活的共同本性。［４］马克思运用科学世界观审视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辩证阐明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中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具体指称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形态，而“虚假的”“冒充的”“虚幻的”则是私有财产基础上人的异化的社会形式，只有容括发达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社会形式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的视域里，共同体并非抽象概念的绽露，而是市民社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的生存形式的确定与映照。国家生活范畴、图式、理路呈现的复杂之处在于容易“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４］363。囿于历史、方法与阶级的局限，剥削阶级的国家共同体理念只是形而上学的先验判断与意识遮蔽，无法真正揭示国家共同体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消亡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国家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具体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基于所有制关系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划分出自然政治共同体、国家虚幻共同体以及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历史形态。

（二）通过“倒置”泛逻辑主义的伦理观念，马克思主义昭示了“真正共同体”作为人的彻底解放的现实基础

共同体理论既是从城邦国家到神创国家历史衰退的文化，同样也能作为现代社会改革的参照性理论。亚里士多德将共同体同伦理相互贯连，提出“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５］3。康德提出的“目的王国”同样也有“促进作为共同的善的一种至善”［2］91的共同目的。而在黑格尔视域里，作为本性普遍的“伦理”同精神实现的“实体”相互交叉，由此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现实精神，“伦理实体是自知其为绝对本质性的那种意识，因而它既不能舍弃本质性里的差别，也不能舍弃其对于差别的知识”［６］286-287。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精神外化发展的逻辑理路，首先从家庭（自然的伦理实体）渐次发展到市民社会（否定性的伦理实体），最终演进到国家（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因此，“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７］294。人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观点与理论创见，共同体则是现实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场域与现实条件。在遭遇物质利益的难事之后，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黑格尔国家伦理的创制逻辑划界、决裂，借助“主词与谓词”“逻辑与历史”以及“中介逻辑”的三个倒转与置换进而完成对黑格尔国家伦理的清算与批判。现实的人存在于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当中，“人的存在的完整性被割裂、人的本质被异化”［８］，这种被社会关系总和规定的人本质的复归与全面发展只能在“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通过划分、界定三大社会形态，完成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以及个体发展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真正的共同体”能够辩证互通个人与集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利益诉求，促成人的本质复归与统一。概言之，马克思通过共同体的出场替代和超越泛逻辑主义的伦理观念，获得人的本质是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结论。

（三）着眼于共同体的人本取向，马克思主义通过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审视国家与人二者之间关系，进而阐发人的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路

国家共同体的人本取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核心逻辑与伦理菁华。历史唯物主义将国家从先验叙事与抽象逻辑中拯救出来，从事现实生产的个人所處于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必须在不带有神秘和思辨色彩的经验观察、理论抽象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呈现其现实样态与本质属性。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实践主体人的本质，同时国家共同体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历史结果辩证表征着人的历史状态。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并未完全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和制约，认为物质利益课题的解决需要联系“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４］290。其后在解决物质利益难事的过程中，马克思反思、批判通过政治解放的“虚幻共同体”造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且将人自身降为工具。沿着国家共同体的人本取向的逻辑理路与价值原则，马克思创造性提出“社会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作为人的彻底解放的现实条件，进而完成对“纯粹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共同体的科学扬弃。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现实的人是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与本质，人的彻底解放是一个政治、社会、个性三者解放的有机整体与历史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人彻底解放的历史过程的政治解放“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3］32，但是无产阶级通过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建立人民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构成人的彻底解放的重要步骤与必要准备。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解放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目标。［９］205通过彻底革命建立的人民政权能够通过社会解放完成定向。同时，社会解放借助国家机器完成确证，社会经济变革与社会文化变革是社会解放的关键环节。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即是剥离外在限制与主体个性张扬的辩证统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个性解放既是处于国家共同体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结果。概言之，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个性解放彰显了人的彻底解放的递进联动特性，探寻出了人的解放的科学进路。

三、主体图式：人的解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样态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3］46因此，理解“人的世界”需要将现实的人放置于社会关系层面审视。共同体作为人彻底解放的现实依托，在实践基础上二者显示一致性。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不是对国家共同体的美好憧憬，而是对于阻碍理想未来现实矛盾提出的理论创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国家共同体不是纯粹思辨的思维结晶，而是蕴含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研判基础之上的价值信念与理论自觉。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根基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坚实根基在于确立人民群众的位序与旨向，从而为国家共同体作为人彻底解放提供场域、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１０］3马克思批判西方哲学史将人民群众解读为工具或者手段，通过“新唯物主义”审视人类社会阶级史，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１１］31。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历史脱离了抽象思辨的窠臼，经验活动的历史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二者深度同构。马克思通过科学考察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阐明了“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1２］709，呈现出人民群众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历史过程，进而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与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９］602。无产阶级确立阶级意识，才能推促、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个性觉醒与彻底解放，最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马克思提出的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或列宁提出的“半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建构的国家共同体形态。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与确证了“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１３］，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整体的制度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形式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规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人民群众作为价值标度，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

（二）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强领导核心

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与政治力量的核心。资本主义催生了无产阶级，通过分散斗争转变为联合斗争，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与组织基础。从自在的阶级跃升到自为的阶级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４］578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整个运动的利益”［1５］324，同时彰显实践方面的坚决性、主体性与理论方面的先进性、持续性，共产党确立的最终目标即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１］53的联合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63中国共产党围绕民族复兴的轴线，辩证把握科学思想与现实运动的相互穿透，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切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1６］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既能够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也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自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规定，二者显现本质同构。

（三）社会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机共生

社会形态由低到高的历史演进内蕴国家共同体的不同历史样态。人类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前置条件在于将从社会中异化出来的政治国家再次复归社会。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在洛克的视域下，“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公民政府是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１７］10。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系统批判了契约理论混淆国家与社会的不同规定性，黑格爾从绝对理念出发，判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别为绝对精神的特殊领域与普遍领域，从而在逻辑序列上形成国家决定社会的唯心主义结论，“在国家中，一切系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７］299。面对特殊性与普遍性领域调和的问题域，马克思基于现实性原则，从黑格尔失败的国家方案中拯救“普遍与特殊的现实同一性”的规范内核。［１８］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在于：他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１９］94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由于生产力的演化发展，产生阶级差别与对立，进而国家从社会母体中脱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的历史过程同时隐含了国家渐进、自发地复归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１５］198。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主线。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牵引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有机关系，“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０］社会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机共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方力量的有机团结、良性互动。

四、价值尺度：人的解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建构

在以人为轴心的现实图景中，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本身，才能真正彰显人的解放的价值真义。国家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表征着人类社会政治价值不断向历史创造主体的复归运动。以人的彻底解放为问题导向、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现实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历程逐步形构出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本。

（一）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伦理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伦理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反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基准标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理念。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取向，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政治向度的伦理标准。人民民主复合了哲学逻辑、政治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哲学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主体力量。通过考证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廓清政治伦理的前置条件在于现实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指明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１］52从政治逻辑上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１］782。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在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中实现有机统一，人民民主形塑、规定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与性质，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为人民民主奠定具体场域。正如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肯定，“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９］163从实践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始终强调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从毛泽东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2２］274，到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３］168，再到习近平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1］37。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根本政治制度保障、基本政治制度支撑、重要政治制度辅助，健全了制度体系，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推动人民民主的历史性发展。

（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伦理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2４］95作为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维度展开论述经济伦理。在哲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从唯心主义的窠臼中拯救出来，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517在政治经济学维度，马克思主义通过反思和批判古典政治学的局限性，强调“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2５］92，进而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考察、论证“财富－商品－价值－劳动”之间的性质规定。在科学社会主义维度，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人的彻底解放的现实需要。生产力的具体性与历史性决定了共同富裕的两种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现实的人应当以全面而完整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89；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１］42。共同富裕是作为人彻底解放的现实支撑，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经济向度的伦理标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强调共同富裕的国家共同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22从毛泽东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６］662，到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再到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坚持人本逻辑，渐序性、协调性、总体性地推进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由此，历史实践定向了“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２７］。

（三）自信自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伦理

特定的性质决定了文化伦理的特性与边界，“由物质、结构、精神、心理等要素构成的动静相生的文化，始终以具体的地域为土壤，以民族为创造主体，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和空间疆域，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南。”［２８］文化伦理的内涵旨要是对现实人的生存情境的审视与反思，既是对人类历史的体认与检讨，也是对人类未来的伦理希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伦理彰显了对象化世界的概念、人与国家的逻辑、自由价值三者之间的有机团结与深度同构。自信自强是文化强国的价值定位，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文化向度的伦理标准。马克思主义为自信自强的文化伦理提供科学的思想源泉，“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１］599。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是以人的彻底解放为价值基质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综合。革命的理论能够为革命的运动探寻出科学理路，通过与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与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框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进而能够始终把握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思想引领，而中华文明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厚植了历史禀赋。作为传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有性、原生性、稳定性的审美志趣与文化自觉。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征的中华文化为自信自强的文化伦理提供了内生性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涵养，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问题导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导向，在文化建设进程中呈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递进贯连特征，展现了人民性的价值标识，凸显出创新性的理论自觉。

（四）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态伦理

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概念，具体容扩理论、实践、价值、方法多重规定，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生态向度的伦理标准。在理论维度，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指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519马克思主义批判抽象自然观，阐明基于二元对立的“人－自然”或者是“自然－人”的机械认识忽视了二者之间内在一体性关系。现实的人通过实践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且总结规律进而化解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自然即作为人实践的场域，同时又作为人实践的反馈，现实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完成辩证统一，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实现辩证统一。最终，马克思设想实现“两个和解”的社会理应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融合统一，“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185概言之，基于人革命的实践，人与自然是异化与复归的历史过程，也是自由与必然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正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50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生态伦理的论述形构是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综合。具体而言，和谐共生作为价值论表征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生态美好需要的体认，科学把握自然规律，实现实践活动的合理性，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２９］和谐共生作为方法论则强调绿色发展与系统治理的有机统一，生动展现了“生命共同体”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五）胸怀天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交往伦理

胸怀天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既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凝练，也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交往向度的伦理标准。作为一种复合型概念，胸怀天下的内涵要义应是通过独立自主发展维护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通过自身发展助推世界历史发展，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理论逻辑层面，“交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或者事物的本质在于一定交往关系中澄清，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交往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交往的形式是人彻底解放的深层依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作为有机整体的人类的彻底解放囊括政治、经济以及现实人的解放递进层次，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考察，阐明“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541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性的世界交往促使地域性的个人转向经验的、世界性的个人，确立了国际主义的价值立场，“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８］14。在文化逻辑层面，中华优秀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涵养了胸怀天下的交往伦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天下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因此，相适配的价值观的相互贯通赋予了胸怀天下的历史基础以及群众基础。在历史逻辑层面，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同人类解放深度贯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坚定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中国的诞生更是鼓舞了世界反帝反封建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抗美援朝维护世界和平，通过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及支援亚非拉人民助推国际交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果断进行对内改革，开创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理论层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既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五、实践向度：人的解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伦理进路

真正共同体是历史主体实践生成的高级形态与新兴场域，凸显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自觉。人的彻底解放与真正共同体建构二者之间通融耦合、相互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思想、政党、制度、道路、发展之间的协调推进，构成了国家共同体伦理的有机整体。

（一）思想向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会贯通

思想是现实世界物质关系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与反映。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形成的关于彻底解放人类的科学理论，揭示了“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3］286。因此，作为一种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价值根基与伦理特质均是人民性，“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19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辩证地把握科学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二者之间的有机統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２］534。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理论预设，也并没有直接给定一个解释框架，而是给出了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普遍性是事物一般规律的抽象，特殊性是事物共同本质的表现与发展。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来看，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知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反对机械地遵循科学原理，具体实际的勘误以及本本主义的局限从实践到理论决定了必须创造性而非教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特殊性到普遍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现实世界这个自变量，推促地方性经验贯通、转化、确证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原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下，思想的发展所体现的辩证法不再是单向度的、直线性的演进，而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具体实践几者之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由精神到物质再由物质到精神无限发展的过程。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的原则前提、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两个结合的具体方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活力，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主动，彰显人民在国家建设中的本源性价值，为人民解放的团结奋斗巩固思想基础。

（二）政党向度：阶级性与先进性的辩证统一

政党伦理集中体现为理想信念与实践追求，中国共产党具有明确的伦理精神。“要想了解政党的真正作用，不要看它的招牌，而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3０］302从阶级性质上看，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准则。“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１］857唯物史观明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伟力，创造性凝练生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各族人民群众始终是党的价值目的、价值主体以及价值尺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促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史，与此同时，人民至上被框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历史经验，“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3２］66从国家历史条件上看，人民的彻底解放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任务。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囿于阶级的局限以及思想理论的限定，无法承担历史的责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立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正当性与现实中国具体条件的位序优先性，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轴线，团结领导各族人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持续进阶。因此，从历史演进视角审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3２］65总之，阶级性与先进性形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道德理想追求。新的赶考之路，必须通过自我革命、正风肃纪、学习教育，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进一步提升党的伦理自觉，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提供根底性保障。

（三）制度向度：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团结

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交互结构关系存在，“为我”是制度的根本属性与价值指向。［3３］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制度伦理在于通过历史实践将秩序内化为人类价值追求的深层依托。制度伦理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意涵与合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标准的有机团结。从现实逻辑考察，制度伦理“是根植于社会中人们的各种需要之中的”［3４］28。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制度伦理是社会生产关系秩序化的反映，“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１］597马克思主义通过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审视、解剖私有制基础上制度宰制与剥削人的弊病，进而从解放生产力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建构了“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４］548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与历史趋势，并且通过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实践，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主体性视角观照，制度伦理本质属性、价值标准、未来旨向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准绳。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的本质由社会关系规定，因此，作为社会关系的秩序与规则必然承载着现实人的目的性。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3］287制度的建构与调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然是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也是确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尺度，人民与制度形成有机互动。概言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标示性意义。新的复兴征程，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促进制度完善，协调整合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凸现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制度伦理。

（四）道路向度：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耦合互动

道路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２］64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道路是关乎伦理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集合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应对方案。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的现代化源于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它信奉的是金钱至上、精于算计的价值观念。［３５］41-71西方现代化框架被资本增殖、权力宰制、空间扩张根本性的限定，导致产生制度分化、价值异化以及逆全球化三重世界现代化困境。［３６］近代以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历经器物层面、思想层面、制度层面的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实际，现代化同革命、建设、改革一体推进，创造性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出独特的伦理气质。一方面，人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價值指向。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52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强调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关注中华民族与人类整体的复兴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协调、相配合的价值策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逻辑，为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异化困境提供了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现代化伦理空间与价值意涵，提供了崭新的现代化伦理原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３７］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基本路线、总体布局、战略目标，充分展示道路伦理智慧，标识人的解放的价值势能。

（五）发展向度：自由性与必然性的统合转化

发展在人类社会是主要命题，关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是破解世界诸多问题的关键环节。在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发展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领域的新陈代谢。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线，“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１９］521。对于具体发展的抽象本身蕴含伦理品性，即以人为价值尺度维系历史的绵延发展，“发展的真正任务在于：取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３８］33。发展伦理实质上是人类通过否定之否定而逐步实现自由的价值取向，关乎人类发展的自由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７］224市民社会的运作始终围绕利己原则与增殖目的而展开，通过私有财产的扩大而获取更大的自由。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图景进而确证了现实人的自由性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批判“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２５］180，阐明人向自身的复归必须超越与克服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通过彻底废除私有制度与异化劳动以“真实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同时，由于人的现实性的规定，人必然处于一定关系当中并受此限定与规范。正如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３９］120一言以蔽之，人的彻底解放自由性与受客观规律约束的必然性是辩证统合的关系。新时代发展的逻辑理路必须坚持人本价值、系统方法，以此彰显发展的伦理担当，凸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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