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杰，齐 玲，朱 玲，张圆圆，曹 栎，开红霞

（安徽省儿童医院，安徽 合肥 230041 *通信作者：开红霞，E-mail：501330119@qq.com）

慢性浅表性胃炎（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CSG）是临床上儿童常见的上消化道疾病，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嗳气、腹胀、食欲不振及恶心呕吐等，若不及时治疗或迁延不愈，会导致胃腺体萎缩，威胁患儿生命健康［1-3］。应对策略是个体面临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调节和行为努力的方法，是压力事件与应激反应过程中的重要中间变量，不仅影响机体心理应激反应过程，也影响机体心理健康状况［4-5］。身心健康是现代医学所追求的目标，儿童对自身情绪行为的调节和控制能力较弱，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若罹患CSG，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引发各种不良情绪行为问题［6-7］。已有研究显示，个体的不良情绪行为越严重，其积极应对的能力越弱［8］。CSG 患儿的不良情绪行为可能与社会支持有关，其中家庭功能是影响社会支持的主要因素。家庭为患儿提供心理、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10］。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策略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策略呈负相关［11-12］。由此可见，情绪行为、应对策略和家庭功能两两相关。但既往研究多关注应对策略对情绪行为的直接影响［13］，对其内部中介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假设CSG 患儿的家庭功能在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故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评估CSG 患儿家庭功能、应对策略及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分析其相关性，明确家庭功能在CSG 患儿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期为存在情绪行为问题的CSG患儿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9 年6 月-2023 年1 月安徽省儿童医院收治的CSG 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7～11 岁；②符合《小儿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镜诊断标准》［14］中CSG 的诊断标准，且经胃镜、病理组织学确诊；③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上，有一定的阅读和理解能力；④患儿及监护人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近1个月服用过抗生素、质子泵拮抗剂等幽门螺杆菌敏感药物；②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感染；③合并其他严重消化道疾病，包括胃溃疡、消化道出血等；④主要照顾者患有精神疾病、认知功能障碍；⑤主要照顾者存在严重的脏器功能障碍。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193 例，共发放问卷193 份，回收有效问卷17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71%。本研究经安徽省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伦理审批号：EYLL-2021-018）。

1.2 评定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收集患儿相关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主要照顾者角色和受教育程度。

采用儿童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gna Minnen Beträffende Uppfostran for Children，EMBU-C）［15］评定父母教养方式，该问卷共40个条目，包含情感温暖、拒绝、焦虑性教养和过度保护4个维度，采用1（绝不）～4（总是）分4 级评分。总评分范围40～160 分，各维度总评分为10～40分，各维度评分越高表明该维度所描述的教养方式与父母对待患儿的方式符合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08。

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the Family APGAR index，APGAR）［16］评定患儿的家庭功能。APGAR 包含适应度、成长度、合作度、情感度、亲密度5 个维度，使用0（几乎从不）～2（经常这样）分3 级评分，总评分范围0～10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

采用疼痛应对策略量表（Coping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CSQ）［17］评定患儿的应对策略。CSQ共27个条目，包括分心、自我鼓励、再解释、忽视和灾难化5个维度，其中灾难化属于消极应对策略，其余属于积极应对策略。采用0（从不）～6（总是）分7 级评分，消极应对策略采用反向计分法。积极应对策略（分心、自我鼓励、再解释、忽视）共23个条目，总评分范围0～138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积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强；消极应对策略（灾难化）共4个条目，总评分范围0～24分，总评分越高表明消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4。

采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18］评定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SDQ 共25个条目，包含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度活跃、同伴问题和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采用0（完全不符合）～2（完全符合）分3级评分，其中部分条目反向计分。长处评分（亲社会行为）共5 个条目，总评分范围0～10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患儿表现越好；困难评分（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度活跃、同伴问题）共20 个条目，总评分范围0～40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患儿存在的客观困难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785。

1.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年龄较小，阅读和理解能力有限，故由患儿主要照顾者根据患儿平时表现完成问卷调查。由经过一致性培训的科室主任和护士长担任主试，于患儿入院当天下午在测评室进行问卷调查，统一指导语，说明此次调查的用途和保密性，问卷填写时间约为20 min，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并当场收回。本研究将漏填或规律作答的问卷作为无效问卷并予以剔除。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3.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计量资料经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SNK-Q 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使用Amos 21.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家庭功能在应对策略和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量表题目进行无旋转主成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抽取的第一个主成分方差解释率为17.86%，小于40%的临界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177 例CSG 患儿中，男生97 例（54.80%），女生80 例（45.20%）；CSG 患儿年龄（9.28±1.92）岁，其中7～8 岁49 例（27.68%），8～9 岁40 例（22.60%），9～10 岁38 例（21.47%），10～11 岁50 例（28.25%）；主要照顾者角色：父亲32 例（18.08%），母亲73 例（41.24%），祖父母72 例（40.68%）；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初中50 例（28.25%），高中56 例（31.64%），高中以上71 例（40.11%）；父母教养方式：情感温暖58 例（32.77%）、拒绝28 例（15.82%）、焦虑性教养39 例（22.03%）、过度保护52 例（29.38%）。

2.3 不同人口学资料CSG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CSG 患儿APGAR、CSQ 及SDQ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CSG患儿APGAR、CSQ及SDQ评分比较（±s，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APGAR，CSQ and SDQ scores of CSG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data

表1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CSG患儿APGAR、CSQ及SDQ评分比较（±s，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APGAR，CSQ and SDQ scores of CSG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data

注：APGAR，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CSQ，疼痛应对策略量表；SDQ，长处与困难问卷；t、P为不同性别的CSG 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F1、P1为不同年龄的CSG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F2、P2为主要照顾者不同角色的CSG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F3、P3为主要照顾者不同受教育程度的CSG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F4、P4为不同父母教养方式的CSG患儿各量表评分比较

SDQ评分27.83±5.51 27.34±5.47 28.61±5.42 27.31±5.18 26.77±5.22 26.34±5.43 26.78±5.69 26.13±5.51 27.78±5.44 28.39±5.07 27.45±5.21 26.93±5.19 27.43±5.61 27.36±5.43 27.59±5.29 27.96±5.07 0.591 0.555 1.638 0.182 1.635 0.198 1.178 0.310 0.116 0.950组 别性别年龄主要照顾者角色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父母教养方式男生（n=97）女生（n=80）7～8岁（n=49）8～9岁（n=40）9～10岁（n=38）10～11岁（n=50）父亲（n=32）母亲（n=73）祖父母（n=72）初中（n=50）高中（n=56）高中以上（n=71）情感温暖（n=58）拒绝（n=28）焦虑性教养（n=39）过度保护（n=52）t P F1 P1 F2 P2 F3 P3 F4 P4 APGAR评分7.43±1.27 7.28±1.32 7.68±1.35 7.54±1.31 7.41±1.26 7.22±1.28 7.35±1.67 7.23±1.78 7.10±1.51 7.54±1.33 7.41±1.40 7.63±1.55 7.33±1.49 7.29±1.53 7.36±1.39 7.44±1.27 0.768 0.443 1.101 0.350 0.275 0.760 0.364 0.695 0.087 0.967 CSQ积极应对策略50.25±11.33 50.08±11.16 48.78±10.89 48.99±11.02 49.63±11.27 50.52±11.41 50.26±11.77 50.48±11.74 49.38±11.20 49.14±11.21 50.03±11.07 50.89±11.12 49.98±11.18 50.04±11.62 50.28±11.07 50.37±11.16 0.100 0.920 0.237 0.870 0.176 0.839 0.366 0.694 0.014 0.998 CSQ消极应对策略14.12±2.38 13.83±2.21 14.78±2.42 14.38±2.24 13.89±2.07 13.66±2.15 13.68±2.19 13.35±2.04 14.15±2.24 14.73±2.51 14.01±2.47 13.78±2.36 14.09±2.37 14.11±2.28 13.74±2.45 14.00±2.31 0.833 0.406 2.406 0.069 2.521 0.083 2.313 0.102 0.206 0.892

2.4 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SG 患儿APGAR评分与SDQ 和消极应对策略评分均呈负相关（r=-0.507、-0.551，P 均＜0.01），与积极应对策略评分呈正相关（r=0.579，P＜0.01）；积极应对策略评分与SDQ 评分呈负相关（r=-0.539，P＜0.01），消极应对策略评分与SDQ 评分呈正相关（r=0.543，P＜0.01）。见表2。

表2 CSG患儿APGAR、CSQ、SDQ评分的相关性（r）Table 2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APGAR，CSQ and SDQ scores of children with CSG

2.5 家庭功能在CSG 患儿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构建以积极应对策略为自变量（X）、家庭功能为中介变量（M）、情绪行为为因变量（Y）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19］，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1.534，GFI=0.915，AGFI=0.896，NFI=0.946，CFI=0.953，RMSEA=0.067，均在参考范围内，模型拟合良好。以消极应对策略为自变量（X）、家庭功能为中介变量（M）、情绪行为为因变量（Y）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拟合指数分别χ2/df=1.543，GFI=0.912，AGFI=0.901，NFI=0.935，CFI=0.948，RMSEA=0.072，均在参考范围内，模型拟合良好。

积极应对策略和家庭功能均能负向预测情绪行为（β=-0.320、-0.442，P均＜0.01），积极应对策略正向预测家庭功能（β=0.301，P＜0.01）；消极应对策略负向预测家庭功能（β=-0.271，P＜0.01），家庭功能负向预测情绪行为（β=-0.342，P＜0.01），消极应对策略能正向预测情绪行为（β=0.233，P＜0.01）。积极应对策略对情绪行为的总效应和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庭功能在积极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133（95% CI：-0.256～-0.079，P＜0.01），占总效应的29.40%］。消极应对策略对情绪行为的总效应和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庭功能在消极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093（95% CI：0.198～0.045，P＜0.01），占总效应的28.50%］。见图1、表3、图2、表4。

图1 家庭功能在CSG患儿积极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CSG

表3 家庭功能在CSG患儿积极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CSG

表4 家庭功能在CSG患儿消极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between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CSG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CSG 患儿中，男生和女生SDQ评分分别为（27.83±5.51）分、（27.34±5.47）分，高于徐耿等［20］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结果，由于儿童心理发育不成熟，面对住院或侵入性操作时，较成年人更易出现情绪问题和适应不良等。与熊莉等［21］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CSG 患儿在承受疾病的同时，还需要面对输液、服药等不良刺激［22］，且父母教养方式上多为过度保护，家长为了使患儿配合治疗，满足其无理要求，对CSG 患儿不良情绪过度纵容。

本研究中，CSG患儿APGAR 评分低于陈晗等［23］对结核病患者的研究结果。一方面，CSG 患儿受疾病困扰会产生不良情绪，影响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度和适应度；另一方面，患儿年龄过小，增加了家庭照护负担，进而影响家庭功能。CSG 患儿的积极应对策略评分低于Sozlu 等［24］研究中慢性肌肉骨骼疼痛患者的积极应对策略评分，这可能是由于CSG 患儿年龄过小，情绪变化快，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熟练地采用分心、自我鼓励等方式处理突发情况。

本研究中，CSQ 积极应对策略评分与SDQ 评分呈负相关，消极应对策略评分与SDQ 评分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25］一致，患儿积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强，其情绪行为困难水平越低，消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强，其情绪行为困难水平越高，可能是因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能够使患儿更轻松、乐观地面对疾病，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降低情绪行为困难水平；灾难化思维会导致患儿逃避困难，使其情绪行为困难水平升高，形成恶性循环［26］。APGAR 评分与积极应对策略评分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策略评分呈负相关。患儿家庭功能越好，其积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强，消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弱。家庭功能是个人社会环境健康中的关键性因素，家庭功能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状况相互作用，家庭功能好的患儿可获得良好的家庭支持与关爱，在面对疾病时能够积极应对，相反，家庭功能差的患儿在面对疾病时往往采取逃避、屈服等消极被动的方式。APGAR 评分与SDQ 评分呈负相关，说明家庭功能水平越高，患儿的情绪行为困难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患儿得到了家庭成员更多的关注，在面对疾病时情绪行为困难水平降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在CSG 患儿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应对策略不仅直接影响患儿的情绪行为，还可通过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情绪行为。既往研究显示，应对策略和情绪行为均与家庭功能密切相关［27-28］。家庭功能作为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影响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家庭功能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处理不良情绪行为等问题［29-30］。一般来说，积极应对策略能力越弱的个体家庭功能越差，个体越难以应对压力、逆境和损失，最终导致不良情绪行为的产生。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在CSG 患儿的应对策略与情绪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横断面研究，无法论证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纵向队列研究进一步考查CSG 患儿的心理健康状况；②自评量表评估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未来需进一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