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 风

去姑妈家做客， 心里感觉幸福，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姑妈是家里长姐， 有两弟一妹， 我爸就是最小的那个。

民国时爷爷奶奶一直在常州经营绸缎铺，家境还过得去， 有房住有饭吃有钱赚， 听讲唯一的难过些， 是国民党兵过境， 占了家里正房当军官住所， 爷爷全家只能在偏屋里挤了一星期。 国军不是土匪， 并不抢东西毁东西， 临走还给了租金。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 姑妈女大当嫁， 经人介绍， 和在粮油进出口公司当职员的姑父喜结连理， 迁到上海过日子。 姑妈生了两个儿子， 都比我年长十多岁。

奶奶病得不是时候， 病重住院那一周， 原本已被抢救回来， 可惜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了上海， 医护人员全部上街， 要见证属于地球人的伟大时刻。 奶奶突发心痛， 姑妈奔跑在医院长廊， 诊室里空空如也， 主治大夫拿着红色小纸旗， 在街上人流里踮脚远眺。 那个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身败名裂的美国人， 穿着笔挺西装， 像南极企鹅走进蓝色人民装的海洋……大人物对小人物而言， 就像大象过树林， 难免踩踏几只无辜的青蛙或兔子。 奶奶这只羔羊， 就此上了天堂。

姑父姑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会生活的上海人的代表。 姑妈巾帼不让须眉， 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 当了国有工厂的财务科科长， 夫妻俩都高收入， 姑父还有搞到各种紧俏食品的门路。 所以， 对我和妹妹来说， 去姑妈家过礼拜天是味蕾的节日。

从江宁路的家出发往北走， 我们总步行去姑妈家。 第一个十字路口是武定路， 左手是乌龟车停车场， 停满了天蓝色薄铁皮的乌龟车。这是上海七十年代唯一的出租车， 三个轮子一个在前两个在后。 人要弯腰曲臂， 像刺猬那样紧缩在客座上， 抬起眼睛给司机指路。 而我这种小孩， 不需要低头， 可以望望风景。 只是迎面来一辆风尘仆仆的大卡车时， 也会下意识学大人蜷缩进薄皮车， 如花盆里遇到翻土铲子的西瓜虫， 害怕成微小的圆球。

乌龟车停车场对面， 有两个好地方： 一是武定饮食店， 二是武定浴室。

穿过武定路， 街边上有一些小店小铺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光亮的合作社， 我和妹妹走到它门口就立定， 阿爸于是打开皮夹子买绿豆棒冰和赤豆棒冰给我们解馋解渴， 冰砖肯定不买， 因为姑妈家必备。 冬天的话， 我们会买一包脆麻花， 或一袋油果， 一路尝尝苔条味或甜霜味。 选择朝北走， 就因为有这家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店。 如赶时间， 我们会沿着康定路转到常德路， 再穿弄堂到胶州路武定路口姑妈家住的小洋房。

其实从家里出来， 朝南走新闸路转常德路更近。 朝北走固然满足了口腹之欲， 却在临近姑妈家时要穿过武定路菜场， 鱼腥味是我的克星。

七十年代的菜场不可能看到活鱼， 也没有冷冻柜台， 那些死后想必已投胎好几次的鱼，它们的第一次肉身经过说不明白的诡异旅程，刚出现在武定路菜场， 带来年深月久的海洋动物尸臭， 固执地粘到你鼻黏膜上。 我捂紧鼻子， 一路在铁皮柜台间疾走， 腐臭的菜叶和西瓜皮让我打滑， 我在摔进烂鱼堆的恐惧里向老天祈求保护。 夜里回家， 野猫在腥臭的铁皮柜台间跳上跳下， 我们总选择与来时相反的方向， 躲过臭味从新闸路回家。

于是， 我们绕着这一片属于静安区的住宅群， 每周循环往复。

姑父和姑妈在上海混得不错， 住石头小洋房的二楼， 分配到一个长方形房间和一个带厨房的小居室， 却并不连在一起， 中间隔着一户邻居的小房间和公用的楼层卫生间。

隔在中间的邻居是老工人李师傅和他老婆李师母， 既然称为师傅师母， 说明他们是有手艺的技术工人。 在二楼， 还有一家占了两间大房的邻居， 男主人从不出房门露面， 他老婆庄家姆妈是个高声说话的北方太太， 还有一个女儿， 一看也是北方人种， 高大而丰腴。 我们必须讲礼貌， 一路低头顺眼招呼着庄家姆妈和李师母， 乐呵呵走进姑妈的厨房兼餐厅。

姑妈有高而圆润的额头， 白得晃眼； 戴上眼镜便有知识女性那种风采。 她从不采纳庄家姆妈和李师母咋咋呼呼的任何建议， 不言不语， 如听耳边风。 等两位女邻居在我们面前说够了， 各自退进自己房间， 如寄居蟹倏然消失在壳子里， 姑妈才莞尔一笑， 像赞美世界终于恢复了秩序。

她从捂了小棉条的保暖杯里掏出光明牌冰砖， 那蓝色妖艳的包装让我们的童心像鲜花绽放。 姑妈之所以让我敬仰， 首先在于派头大，每次都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大碗， 一人一块冰砖。 她安详地把我姆妈的抗议挡在微笑之外。什么 “吃多了拉肚子”？ 一块冰砖而已， 吃坏谁的肚子？

妹妹伸过扎着小辫的脑袋， 对着我耳朵说： “姆妈是个小气鬼！”

可让我觉得不同凡响的是姑妈的品位， 所有我认识的人家， 让小孩子吃一块光明牌冰砖就像吃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你不得不一勺接一勺对付那些奶油块儿， 虽好吃， 终是寡味。姑妈完全不会让你呆吃， 她每次都在冰砖旁用车花玻璃碗盛一些绿葡萄干和奶油花生米。

姑妈好像读懂小孩子的心， 她用精致的网眼罩子罩着一台子做好的冷盘， 她和我们一样决不想耽搁揭开网罩子的激动时刻。 但是， 我们吃完冰砖， 必须先到表哥们的大房间玩一会儿。

表哥们的长方形大房间就在楼梯口， 窗户对着对面那栋小洋楼， 可看见漂亮的石头外墙和铁条拗成的西式护窗栏杆。 没鸽子停在栏杆上时， 麻雀成队落在上头， 像人脖子上的小小疣子， 抖动着。

我最爱的是墙角的小边柜， 柜子有六七层抽屉。 某个抽屉里有一副跳棋， 棋子是各种各样的玻璃珠， 珠子大大小小， 在抽屉里滚成一片妖异的色彩。 除了跳棋， 表哥收集了不少剪纸， 不是农民家那种红色的喜庆式样， 而是《敌后武工队》 《三进山城》 和 《鱼盆》 的故事片花样， 自己用铅笔从背面拓样到蓝色或绿色油光纸上， 拿刻字刀刻， 刻完夹在书页里。

大表哥已经工作了， 在西康路拐角上的电子修理部当修理工， 他圆面孔暴突眼， 不爱说话， 但收音机、 电视机和录音机到了他手里，都会从卡壳的死相里活转过来， 重新咿咿呀呀地唱。

小表哥还在上高中， 他的鼻子是鹰钩的，眼睛也有点凸， 长得像电影 《叶塞尼娅》 里的魔鬼胡安。 大表哥把他们的房间弄成一个大修理铺， 报纸堆成小丘， 床上摆放工具； 小表哥把哥哥的东西收拢来， 堆在墙角， 自己在厘清的桌子上画服装设计图样。 兄弟俩老是针尖对麦芒。

“吃饭啦！” 我们留着听动静的耳朵终于听见了老远厨房里姑妈的一声轻唤， 她略微提高嗓音， 像对屋子一角打盹的人说话， 可我们就是有本事从楼房的另一角听见！ 对这点， 大表哥宽厚地笑笑， 小表哥就要作弄我们说那是楼下人家开饭， 让我们下去吃。 我学到一句话，字面上可对抗小表哥， 就教给家妹， 听她奶声奶气说小表哥： “你要么是吃饱了撑的！” 我的逻辑： 姑妈菜做得好吃， 表哥一定吃多了，所以不馋！

绿纱的网罩已消失无踪， 一股香味飘在兼当餐厅的灶头间里， 姑父从他听收音机的小卧室走了出来， 他是个小老头， 笑眯眯的， 从来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和我爸一起把圆桌子抬到房间中央， 我们围一圈坐下来。

午饭吃的是糖醋排骨、 桂花肉、 红焖对虾、 蒸腊肉、 炒乌笋、 木耳炒地梨和蹄髈汤，姑父是粮油公司的， 所以他们家吃虾都吃市面上看不到的大对虾， 几乎够得上大吃大喝的标准， 因此， 姑妈把灶间的门关上。

大快朵颐之间， 姑父和我爸讨论我们江宁路房主家的事情。 我一块接一块吃油汪汪香喷喷的桂花肉， 想起房主家大爷叔和小爷叔的潇洒日子。 他们早上起来， 孃孃已烧好了热水，请他们洗脸刷牙， 然后从红漆屉盘里拿出切成两半的咸鸭蛋、 小油煎过的榨菜丝、 雪里蕻咸菜， 一起吃粥。 早饭后， 小爷叔和大爷叔一个看 《文汇报》 一个看 《解放日报》， 一字不漏。在早晨十点多钟的太阳里， 看完报纸的兄弟俩和嫂子、 妹妹以及在家的侄子侄女闲聊， 等开中饭。 中饭是好辰光， 要喝一壶由孃孃加上姜丝温热的特加饭， 特别有兴致的日子不喝特加饭， 从一个缸里倒绍兴朋友送的酒。 下酒无非是霉干菜、 酱蛋和炒菠菜之类， 喝得脸有些红， 兄弟俩就睡午觉， 打着悠长的鼾声。 下午四五点醒来， 去马路上一直往南逛到南京西路， 转东到王家沙买个黄松糕， 或在雷司令买个面包， 转回来准时听收音机里的评弹： 咚咚龙滴咚……晚上我回家随父母吃晚饭， 不太知道两位爷叔还喝不喝酒， 但七点半他们就睡了， 趴在二楼地板上， 还能隐约听见他们安安心心的鼾声， 只有良心平安的人才有的那种鼾声。

姑妈不插嘴， 总最后说一声： “那是好人。” 虽然大家都明白大小爷叔是落了难， 房子被征用， 家财被没收， 连工作也被剥夺了。两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做的只是 “改造”。

我吃饱， 趴在灶间窗户上望洋眼， 下面是一个民宅中的煤球工厂。 工厂的场院里堆着乌黑闪光的煤， 铲车在黑坡上晃悠， 有时拉煤，有时倒煤。 这里加工好的打孔的煤饼和鹅蛋大的煤球， 会由小卡车送到大街小巷的供应站，让上海人家生出每天的炉子， 吃上热食。

我爱听煤球厂 “咚咚” 的机器声， 越过煤堆， 对面那栋居民楼前有棵冠羽丰满的高大泡桐， 每到春天就开满紫色有斑点的大花， 好比一张张垂着厚下唇的驴嘴巴。 有一群私人养的鸽子， 亮着鸽哨， 在居民楼上空翻飞， 像被大风驱赶的浓烟。

午饭后， 大表哥常带我和妹妹出去逛街。姑妈寄居的小洋楼门口有一雄一雌两棵白果树， 秋天会落下金黄的冠状树叶， 我们每次都要讨论一下两棵树的年龄， 然后在周围长相雷同的居民楼间逛荡。

上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一个形容词： 静止。 我们在住宅间探看， 一切全是静止的。 小弄堂最关键的元素是墙， 这里有无穷无尽、 七拐八弯、 装备着碎玻璃片的墙， 我们伸出小孩子稚嫩的手指， 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墙和砖墙上触摸， 抬头看防盗碎玻璃那变幻的颜色， 有透明玻璃， 有棕色的玻璃， 有墨绿色的玻璃， 也有红色和蓝色的玻璃， 玻璃砸成尖锐的三角， 用水泥糊得黏黏巴巴的， 直刺围墙上的天空。

我和妹妹交换了一下看法， 觉得小偷是一个可怜的职业， 一不小心， 就会像一块腌肉那样， 被玻璃刺穿， 挂在众目睽睽的高墙上。 印象当中， 没有人可承受那样的苦恼， 只有邻居丁家姆妈偷偷在房里拜的耶稣， 才垂着头， 张开手臂， 流出了没人肯流的血。

小弄堂除了墙， 就是紧闭的门。 我们看见一扇接一扇红色落漆的木门， 像不肯说话的嘴， 掩藏住门背后的人和他们的机密。 唯一毫不掩饰的是万国旗般晾晒的衣服， 一根根竹竿从二楼的老虎窗里挑出來， 长裤滴着成串的水珠， 白衬衣在跳舞， 女人的最隐秘的内衣， 平时在人身上躲得严丝密缝， 想一想也是罪过，晾到竹竿上， 就像是公开浪荡的婊子， 奶罩炫耀着暧昧的粉红， 在风中一鼓一瘪， 内裤耷拉着细长的身子， 和 “咸带鱼” 绞在一起， 然后突然在强风中鼓出成一幅画， 丝丝缕缕都凸显在男人的眼里。 实话实说， 上海人公开晾晒的女人内衣， 给了我们这代人最早的性教育， 并且是强制性的。

有时我们在弄堂里看见彩霞满天， 有时雨后的彩虹在居民楼上架桥， 只是， 唯有大表哥带着我们抬头欣赏小市民生涯中的壮丽景色，我们周围一片寂静。

居民们都在周末的午后沉睡， 或者在室内打毛衣， 无声地送出一针针。 我们站在他们的门口和窗下， 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倒是野猫从屋顶檐口探出头， 投射质询的目光： 你们是谁， 如此快活地在寂静中放肆吵闹？

这样的周末拜访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爷爷早逝， 姑妈长姐当父， 为两个弟弟支付教育费用， 供他们上大学。 而我爸是最小的弟， 比姑妈小了十七八岁， 恐怕姑妈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初的母性。 父亲上大学正当三年自然灾害，可是， 姑妈学期头上塞给他一袋子奶糖， 学期结束他竟能原封不动带回来还给姑妈。 姐弟间互相惦记着， 以至于把彼此的生活， 都以礼拜天当纽扣， 交织在一起。

我们的注意力暂时被姑妈邻居庄家的悲剧事件所吸引。

庄家是东北人， 女儿又高又丰腴， 好比一只亮丽的大号气球。 因为没儿子， 漂亮女儿给庄妈妈找来个倒插门女婿， 这女婿瘦瘦细细，和老婆差不多高， 两个人拍的结婚照挂在房间墙上， 我们去贺喜讨糖吃看了一眼， 倒很欢喜登对。 等真人出来， 我和妹妹偷偷笑了， 认为他们夫妻俩往一块儿一站， 就像是丝瓜傍着冬瓜， 茶杯加了个柄。

庄姑娘结了婚， 很快就怀了孕， 不知道通过什么医生朋友一检查， 预报是个大胖小子，这可把庄家乐坏了！ 大外孙子可不得了， 就盼着添丁纳福呢！ 女婿每天去上班， 庄妈妈其乐无穷地照顾起了女儿肚子里的大小子， 上午熬粥， 粥里要放红枣和枸杞； 中午喝肉骨头汤，骨头是庄妈妈和菜场里卖肉的大叔套交情专门留的带骨髓的； 下午睡完午觉， 又要喝牛奶；晚饭每天都吃鱼， 半夜了还要下一个水潽鸡蛋， 放上些酒酿。 我几个星期没看到庄姑娘，等看到她大着肚子出來， 原来的身材又宽大了一圈， 像楼里出了个日本相扑士。

顺利分娩了， 庄家大喜临门， 果然是个八斤重的大胖小子！ 庄妈妈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需要女儿坐好月子， 有上好的奶水给外孙吃。 大夏天的， 庄姑娘听老娘的话捂着大被子， 一天三顿不让下床， 连便溺都是老娘在床上接。 庄姑娘坐月子肥得飞快， 看看人都快比床宽了， 腕子上的肉像婴儿出了褶子。

这天庄姑娘吃了早饭， 给孩子喂完奶， 人就发昏了， 热度高得惊人， 满口胡话。 庄妈妈还没在意， 我姑妈看不下去， 命令她立马叫救护车送医院， 庄姑娘已经只有出的气了。 医院接到一看， 不得不打电话给卫生局和报社， 这已是当年让糊涂爹妈捂月子捂死的第五个女人了！ 天热， 加上几个月来填鸭似的给孕妇灌食， 庄姑娘其实死于心脏不堪负荷。

转眼上世纪九十年代了， 岁月流转， 我读了复旦， 较少有时间去姑妈家。 小表哥谈恋爱住了出去， 大表哥始终没结婚， 和妈妈长相厮守。

又是一件惊人的事发生在姑妈家的小洋楼里， 这次是紧隔壁的李师母。

李师傅生肝病， 早几年就去世了， 他和李师母膝下无子， 落得李师母一个人孤单。 李家住的小房间真是小， 我小时候追着皮球跑进去过一次， 几乎就是一张床外加一个衣柜的地面。 李师母是无锡人， 宽面大耳， 就是无锡泥娃娃的面相， 又好比是连环画里地主婆的模样。

李师傅过世后， 经常整周不见李师母人影， 大表哥奉母亲之命寻找她， 总发现她躲在小房间里发呆， 连热食也不吃。 居委会来关心了几次， 俗话说，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见她无动于衷， 也就慢慢凉了。

大家习惯了李师母的自闭， 除了家里有多一碗面加一个菜时想到端点给她， 非亲非故也不去多琢磨她。 姑妈还特地去了李师傅的老单位， 请他们对职工遗孀负点责任， 但那是个垮下去的电池厂， 工厂自顾不暇， 哪里顾得到像一个省略号那样多余的老工人遗孀？

迟早的事终于来了， 还是大表哥端着一碗面， 去给两天不照面的老婆子， 推开门， 四处一转眼睛， 一碗面吓得打碎在地上， 李师母拿了一根李师傅遗下的牛皮腰带， 在衣柜子里吊死了。 这种吊死可怕在根本不是吊死， 衣柜低得很， 脚完全可以踩在地上， 可是李师母横下身子， 铁了心把自己勒死了。

没亲没故没后人， 李师母是公安局的人验看现场后拉走的， 没人问身后事， 好比完结了一场拖沓不休的梦。 居委会搬走了家具和物品， 从此姑妈家隔壁留下一个无人敢去踏足、房门紧紧关闭的洞。

我们长大了， 姑妈家去得少了， 终于， 大表哥和一位白净的女医生结了婚， 就住在楼梯口的长方形房间里。 我们很喜欢大表嫂， 她做人欢欢喜喜， 特别豁达。

姑妈最后一次头脑清晰， 精神健旺， 已是上海踏入了新世纪。 那个周末， 我们全家从城市西部香火缭绕的龙华寺旁、 父亲单位分配给他的新二房一厅出发， 去姑妈家做客。

姑妈说： “还记得你们小时候我做的馅饼吗？ 手艺不能失传， 所以我带着儿子， 今天再给大家做一次！”

姑妈的馅饼， 首先年轻人别想象成披萨，披萨的馅子堆在饼面上， 换成姑妈的馅饼， 这可是丢人的事故。

姑妈的饼馅子是看不见的。 一张薄薄的面饼， 皱皱的烘得黄黄的皮子， 有星星点点的褐色烤斑， 馋死人的馅子全在薄饼肚子里。 一般有两种馅， 荤的是鲜猪肉， 素的是萝卜丝。 饼有菜碟子那么大。 吃的时候， 放在抹一点点轻油的铁锅里煨热， 托在五个指头上， 半分钟就下了肚。 吃完， 才想起舔嘴唇， 回味那没仔细咂巴的鲜味儿。

还有一种面皮上撒芝麻的肉馅饼， 料还是一样， 个子小一些， 有饭碗碗口大， 但有半个指甲厚。 姑妈发明了它， 作可储藏的零食， 我春游带上三个， 一路吃。

做馅饼， 得先揉面团， 姑妈伸着两条白胳膊， 在圆台面上起劲地揉， 面团像一只没脸的猪崽， 在台面上滚来滚去， 调皮得不肯放低撅起的屁股。 等面团发好， 切成条子， 姑妈就把条子擀成薄片。

她怎样把肉馅或萝卜丝馅裹进去， 又天衣无缝地把饼擀平， 这个我从来没认真看过。 反正， 我只对吃感兴趣， 吃的时候， 馅在薄皮里， 淌出汁水。

这一次， 婆媳俩和大表哥一起动手， 大表哥和他太太熟练地擀着面皮， 姑妈舒心地指挥几个关节， 不多一会儿， 煎锅里就响起了呲呲怪叫， 那些刚做成的薄饼， 像有活气似的在大表哥手里的平底锅上翻飞， 两个面反复烤。 等香气击中我们鼻翼， 饼就放到了面前碟子里。

看到大儿子掌握了饼的秘密， 姑妈像没什么顾虑了， 没几天就患上了老年痴呆。 她的痴呆， 不是龇牙咧嘴淌口水那种， 而是面带微笑如雕像般沉静。 她不怎么肯开口了， 好像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我们去探望她， 她微笑着听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蠢话， 却没评论。 我爸像去确认她的智力般问： “大姐， 我是谁？” 姑妈脸上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 说： “你是你。”

你是你， 姑妈是姑妈， 现在她和我们分开了， 我们还是一群俗人， 姑妈是一座雕像。

我们终于看出了姑妈的好眼光： 大表哥退休了， 专心只做一种工作， 就是细心照顾呆妈。 姑妈不但不再说话， 而且成了植物人， 连翻身都懒得翻， 每天靠大表哥喂她流质， 隔一会儿就给她翻个身。 这样日复一日整整两年，姑妈才进入呼噜噜吐气的时刻。

姑妈躺在儿媳妇工作的医院里， 我们一家和大小表哥全家都来作最后的告别， 大伯一家也从苏州赶来送姐姐。 医生忍不住对大家说：“谁照顾的老太太？ 真是孝子！ 两年植物人，身上连一个褥疮也没有！” 我看看大表哥， 他显老了， 两只眼睛关切地看着娘。

姑妈寄居了大半辈子的小洋楼如今还在那个地方矗立着， 周围都动迁了， 起来无数的高楼， 小楼望出去的天际线变了。 我们止步不再去， 我们的回忆留在过去， 留在姑妈麻利操持一个家的年代。

在许多年的各色梦里， 我无法不沿童年的路， 回去寻找姑妈的楼房。

我穿过武定路、 康定路、 常德路， 寻找着我们曾当成捷径的弄堂， 一直到那两棵更高大了的公孙树出现在我梦境。 奇怪的是， 梦里我从没一次推开那黑暗的旧门， 进门洞上楼。

每个梦里， 我都看到姑妈家门洞口， 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树， 我被无花果树挡在了门外。

我抚摩这棵结着紫色无花果的大树， 总觉得一股莫名其妙的劲头从脚底升起， 我掉转头， 沿着常德路走新闸路， 飞快地几乎奔跑般地向某个熟悉的地方赶去。 然后我径直在暗夜中醒来， 大张着眼， 品味着回不去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