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人们尤其重视冤案昭雪。许多真实案件经过文学和戏剧演绎，往往能深入人心，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起到良好的法治宣传作用。唐朝是中华法系的巅峰时代，为了防止冤案发生，唐朝制定了严密的司法审判制度。比如在《唐律疏议》的“断狱”篇中，立法者用一整章的篇幅，共33个法条来预防司法舞弊。此外，当事人还可以叩阙直诉，使冤案上达天听，由皇帝亲自裁决。当然，再好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须由人来执行，特别是要依靠法律业务精熟并且敢于担当的法律工作者。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就发生过一些沉冤昭雪的经典案例，可以为今天的公正司法带来历史的启迪。

崔碣霁潦

崔碣，字东标，博陵安平人。博陵崔氏自汉朝起，便是著名的世家大族，能人辈出，崔碣之祖、父亦曾在朝中任职。崔碣进士及第，宦海几经沉浮，历任邓城令、商州刺史、右散骑常侍等职。在河南尹任上，崔碣平反了一件陈年冤狱，使他在法律史上一举成名，博得了史家“古之循吏，孰能拟诸”的美誉。

当时，崔碣辖区内有一个大商人，名叫王可久。此人以贩茶为业，常年奔走于各地，由于经营有方，积累了万贯家财。某年，王可久前往徐州贩货，不幸遭遇了战祸。原来，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朝廷从徐州地区募集了八百名士兵，派他们戍守桂林。事先约定，戍边以三年为期，期满后，就另派兵马替换他们回家团聚。三年以后，朝廷却一再推脱违约，不允许他们回家。戍卒们平时就得不到良好待遇，忍耐了一段时间后，双方矛盾终于无法调和。于是这些士兵便揭竿而起，推举庞勋为首，由桂林杀向徐州老家，史称“庞勋之变”。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吏治腐败，前往镇压的部队连连受挫，竟然拿这么支小部隊毫无办法，导致战火蔓延千里，庞勋起义军居然一路杀回了老家。

兵事骤起，道路不通，商人王可久毫无防备，不但连人带货被困在了徐州，就是回家捎个信也无法做到。王可久的妻子年轻漂亮，在家中许久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心中十分焦虑，便出高价请人前往各处打探丈夫消息，却都没有回信。有人便说，兵荒马乱，王可久肯定是被人谋财害命了。当时，洛阳城内有个叫杨乾夫的算命先生，据说神机妙算。某天早晨，王妻持重金前往杨乾夫处，请他帮忙算一下丈夫的下落。杨乾夫对此事早有耳闻，他既贪恋王妻的美色，同时又想霸占王可久的巨额财富，遂心生奸计。杨乾夫先是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认真占卜的架势。过了一会，他徐徐开口道：“你是担心丈夫的安危吧？从卦象上看到了坟墓，他已气绝多日，被人谋财害命了。”王妻听罢，号啕大哭，起身便要离去。杨乾夫见对方已经中计，便装出一副好心模样，劝慰王妻道：“夫人不要过于伤心。今日天色已晚，怕是卦象不准。我选个良辰吉时，再为您重新占上一卦。”

王妻不知其中有诈，还以为杨乾夫是心怀良善，于是某日再去杨乾夫处占卜。杨乾夫装模作样乱算一通后，便告诉王妻，王可久的确已经命丧九泉。王妻心中大悲，只得着手为王可久张罗后事。王妻方寸已乱，见杨乾夫心诚可靠，便将此事全盘托付给他。杨乾夫遂替王可久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不久，杨乾夫便对王妻讲道：“夫人孤身一人，却守着万贯家财，现在天下大乱，这是取祸之道啊。你应当忍痛割爱，另择佳偶来安身保家。”言外之意，便是希望对方嫁给自己。王妻起初坚辞不从，杨乾夫便想尽一切办法，恐吓利诱，最终使王妻答应嫁给了他，霸占了王可久的娇妻与家产。

第二年，“庞勋之变”被官府平定，天子下诏息兵安民。王可久遇到战乱，的确财货被劫，所幸未伤性命。不过，此时的他早已穷困潦倒，衣衫褴褛，靠着一路乞讨才得以返回家乡。谁知到家一看，自己的房产早已改换门庭，妻室也不知所踪。王可久饥寒交迫，在路旁痛哭。不久，有好心的知情者告诉了王可久事情真相，并把他带到了杨乾夫置办的新居门前，王可久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杨乾夫。王可久赶忙向前相认，竟然遭到杨乾夫的抵赖与辱骂。王妻本想相认，却因受制于杨乾夫，只好错愕作罢。王可久身负冤屈，只得前往官府告状。官府接下案子后，杨乾夫用重金收买了办案人员，制作伪证，不但打赢了官司，还使得王可久因“诬告反坐”之律身陷囹圄，遭受酷刑。

连遭劫难，王可久已经命悬一线。不久，旧官离职，新官上任，王可久以为迎来了沉冤昭雪的机会。未承想新任府尹也是个糊涂官，一味偏听手下胥吏之言，这些胥吏早已被杨乾夫收买，王可久再次因“诬告”受刑，眼睛都哭瞎了。本案其实并不复杂，却因司法腐败，导致沉冤难雪，遭到了百姓的唾弃和强烈不满。直到崔碣上任，此案终迎来转机。崔碣很快查清了案件真相，揭发了杨乾夫及相关赃吏的恶行，把他们判处死刑。同时，崔碣详细清点了杨乾夫霸占王家的财产，亲手把单据交到王可久的手中，并让其妻与之复合。史载，当时淫雨霏霏，崔碣判决下达后，天气也恰巧逐渐转晴，百姓奔走相告，载歌载舞，甚至有痛哭流涕者，这便是法律成语“崔碣霁潦”的来历。

袁滋称金

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人。袁滋同样出身于著名的世家大族陈郡袁氏。他博闻强记，工于书法。出仕之后，曾担任侍御史之职。某日，刑部、大理寺处理案件有失公平，忌惮袁滋刚直守法，就请托权贵之人向袁滋求情，袁滋终不为所动，不肯签署批准。当时，朝廷有意派人前往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唐德宗一连挑选数人，都畏惧不敢前行。选到袁滋时，他慨然应允，顺利完成了任务，深受皇帝嘉许。此时唐朝藩镇割据，战乱多发，人心不稳。袁滋施政，便以宽仁为本。担任华州刺史期间，他从不扰民，清政简约，有流民过境，便划拨土地给他们耕种，把这些村落命名为“义合”。百姓偶有违令犯法，他多宽容处之，因此深得民心。

宗亲名相李勉镇守凤翔期间，某日辖区农民耕种时，竟从地下挖出一大瓮马蹄金。村民们把金子送到县衙，县里又连忙向上级汇报。这瓮金子本应封在官仓，但是县令想以此为政绩，生怕官仓看守不严，要误大事，于是便把这瓮金子封存在自己的私宅内。到了第二天，县官与同僚启瓮查看，马蹄金竟然全部变成了土块。大瓮出土之时，确是马蹄金无疑。如今变成了土块，大家都惊骇不已。上级官府知道情况后，急忙派人前来严查。众人为了尽快摆脱自己的干系，纷纷指认县令私吞黄金。在众人指责下，县官痛哭流涕，大呼冤枉，却也百口莫辩。在酷刑的威胁下，县官只好认定自己私吞了黄金，在供词上画押。同时，上级也严刑拷问了县官的下属，追查黄金的下落。有的说藏在粪坑里，有的说投到了水中，众说纷纭，难以核实。办案人只得封存案卷，向上汇报请示。

李勉接到汇报后，愤怒不已。偶尔在筵席上，李勉向同僚们说起了这件案子，大家都当作笑谈，认为这只是一个基层官员贪污的丑闻小案而已，不足惊讶。当时，袁滋也在席间，却表情肃穆，一言不发。李勉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关切地问袁滋：“这个县官是您的亲友吗？”袁滋回答：“不是。”李勉说：“既然如此，为何闷闷不乐呢？”袁滋回答：“这个案子听起来疑点重重，请相国详查。”李勉道：“案情非常清晰，如果您觉得有问题，那么复查这个案件的任务非公莫属了。”袁滋命人把瓮抬入府中，发现里面有二百五十多个像金子一样的土块。他详细查问了最初挖到金子的人，认定了这些土块的大小形状和当初挖到的金子基本相符。袁滋命人寻来大小类似的黄金，只称了其中一半，就已经重达三百多斤。事先已经查明，大瓮是由两个农夫用扁担挑到县衙的，如果当初瓮中所装的确是黄金，则绝非两人用扁担所能挑动。也就是说，大瓮上路之前，金子就被换成土块了。经过袁滋一番解释，众人豁然开朗，县令的冤屈也得以洗刷。李勉听取了袁滋的汇报后，对他的才能叹服不已，此后每每向人提及自己的才智远不如袁滋。后来，袁滋也官拜宰相。

当然，历史上也有人对此案提出质疑。宋朝法学家郑克在编写《折狱龟鉴》一书时，就曾指出“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担可举，若在路时已化为土，则到县时自当验实，虽色未变，而轻重顿异，亦易知矣，令何故尚虑公藏主守不谨，而置之私室乎……不若唐书本传为得其实也”。袁滋称金的典故最早出自晚唐学者康骈的笔记《剧谈录》，在五代人所著的正史《旧唐书·袁滋传》中，有“部有邑长，下吏诬以盗金，滋察其冤，竟出之”记载。北宋修撰《新唐书》，也沿用了《旧唐书》的表述。其实，正史与笔记的记载并无太多冲突，只是由于史料记载比案件卷宗要简单许多，使得本案看起来有一些疑点。这些疑点当时人自然也能想到，既然袁滋的解释得到众人肯定，恐怕也自有原因。此案的全貌或许已永远成为历史之谜，但是袁滋所体现的疑罪从无与公正担当的精神理念，却值得后人传诵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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