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雯嘉 姚正海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衡量我国各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构建包括信息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四个一级指标，电话普及率、第三产业生产总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17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19年全国31个省市的发展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综合得分系数。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对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信息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主成分分析；数字基础；数字产业；省域范围；综合评价

本文索引：杨雯嘉，姚正海.<变量 2>[J].中国商论，2023（17）：-046.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9（a）--0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运用，推动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集中力量发展数字经济社会的必要性。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总体对比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国信通院的研究报告表明，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产值超过45万亿元，较2020年名义增长16.2%。同年，我国数字产业化投资达到8万亿元，较2020年名义增长11.9%，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达到18%，是GDP总量的7.3%。数字经济如今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新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在数字经济基础建设过程中，企业大量建设数据中心，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这是对资源的浪费。

目前，国内外部分专家和机构已经对数字经济概念做出了定义，从与数字经济有关发展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与运用情况展开了探讨，也从不同方面对数字发展过程做出了评估，但鲜有专家从量化方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子，故本文就此方面进行了探讨。

1.2 文献综述

我国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对数字经济发展阐述了明确的前进方向，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算法不断发展后，不断取代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但截至目前，数字经济的概念尚未取得完全统一。

1.2.1 数字经济内涵

2021年数字经济白皮书中，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在不断深入研究数据价值和数据内涵等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数字经济具有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的“四化”内涵。沈奎（2021）在“四化”内涵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基础设施，更新拓展为“四化一基础”。呙小明等（2022）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内涵可以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本身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三个部分。佟家栋和张千（2022）认为数字经济呈现数据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共享化和普惠化等特征。

1.2.2 数字经济评价体系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方法的研究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刘海荣（2021）构建了包含投入、环境、融合、效益等指标的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王娟娟和佘干军（2021）选择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和数字环境作为指标，将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梯。顾志兰（2021）选择信息基础设施、创新竞争能力、产业融合发展和经济增长作为构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的指标，测算我国數字经济综合得分，并分析其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时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实证研究。学者对某个地区的详细研究数量较多，然而从整体角度对我国省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体系建设和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已有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参考学者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从宏观角度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提供了参考。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构建

2.1 评价体系指标构建

我国学者选择不同的指标建立指标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樊自甫和吴云（2021）在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时，使用科技创新、社会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四个一级变量建立发展评价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四个决策层指标和17个指标层指标，构建关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9年相关指标变量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对其数据进行相关检验。根据前人相关研究，本文一共获得17个指标的样本数据，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6和SPSS 27.0统计软件。

3 实证研究

3.1 实证过程

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完整性与普遍性，本文采用国泰安汇总的201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7项二级指标作为原始数据。首先，本文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度检验，得知原数据KMO值为0.774，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117.980，sig值为0，表明拒绝单位相关原假设，数据能够进行主成分分析。其次，本文对我国各省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加以运算，得到相关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主成分提取准则，对表2结果分析可知，前3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6.7%，说明形成的三个主成分能够对原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指标进行足够的说明。另外，计算3个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载荷值，得到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中，归属于技术创新的5个指标计算得到的载荷值相比其他二级指标较高。此外，邮政业务总量和第三产业生产总额的载荷值均超过了0.9。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在第二主成分中所展现的载荷值最高，其次是光缆线路长度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以失业率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代表的生活水平指标在第三主成分上展现出较高的载荷。对成分矩阵进行转换，得到各个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中的系数值可得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情况的主成分系数得分的计算表达式：

F1=0.046A1＋0.071A2＋0.086A3＋0.082A4＋0.086A5＋0.059A6＋0.085B1＋0.088B2＋0.088B3＋0.089B4＋0.082B5＋0.077C1＋0.086C2＋0.077C3－0.008C4－0.023D1＋0.046D2

F2=－0.276A1＋0.165A2＋0.016A3＋0.133A4＋0.007A5＋0.210A6＋0.055B1＋0.042B2＋0.020B3＋0.050B4－0.001B5－0.159C1＋0.013C2－0.149C3＋0.243C4＋0.104D1－0.261D2

F3=0.121A1＋0.283A2－0.079A3＋0.081A4－0.057A5＋0.306A6－0.212B1－0.156B2－0.139B3－0.063B4－0.277B5＋0.084C1＋0.229C2＋0.094C3－0.094C4＋0.638D1＋0.312D2

最后，得到综合得分评价公式：

F=64.237F1+16.392F2+6.162F3

3.2 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便于研究各个指标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将主成分系数进行归一化计算处理，得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量的4个一级指标及17个二级指标对应的权重W，如表5所示。

按照权重数值的大小对前文选择的相关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一级指标中，首先是信息设施建设，其次是技术创新，再次是经济发展，最后是生活水平。信息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两个指标权重之和占到总指标的75%以上，说明这两个指标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占主要作用，共同表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虽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权重的数值低于0.25，即四个指标的平均权重，但考虑选取的二级指标相较信息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较少，因此依旧将其列为不可缺少的指标。

在二级指标中，17个指标的平均权重为0.0588，高于平均权重的指标有11个，由高到低分别是电信业务总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光缆线路长度、第三产业生产总额、R&D项目数、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研发机构数、邮政业务总量、快递业务总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在17个二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信息基础设施中的电信业务总量，表明电信基础业务建设水平越高，该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二级指标权重中，与之较为接近的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说明居民接入互联网的数量对评价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光缆线路长度、第三产业生产总额和R&D项目数的权重极为接近，表明光缆线路的长度、第三产业产量的多少及R&D项目的数量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另外，归属于社会发展这个一级指标的失业率指标在该指标体系中权重最小，说明地区失业率的增高和降低对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所有指标中是最轻微的。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已有的文献进行分析，借鉴相关学者对衡量我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系建设指标，最终综合采用17个相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本文运算得到的综合得分系数，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第一，信息设施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与前提，又可以为我国数字经济形态发展积累力量、提供新动能。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普及率、增加光纤专线长度和覆盖面，为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逐步普及网络宽带接入，为数字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潜力市场。

第二，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一直是影响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各地方政府必须提升本区域的科学技术创新管理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量，不断完善高技术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完善的理论基础框架和更为先进的技术应用。

第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扩大与数字经济的不断繁荣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应加速经济结构转变，改革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积极促进电商平台发展，完善物流供应链，提高基于互联网的经营服务比重，为数字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

第四，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隐形环境保障因素。因此，调动更多从业人员参与软件信息产业等数字经济行業，并适量增加地方财政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支出预算，以提高区域的经济社会开放与协作水准，进而提升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以推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中国信息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全国各省市在数字发展的基础建设和侧重点上各有不同，未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应抓重点、找主要矛盾，结合自身基本发展状况和优势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后找准时机发展。例如，一些现代制造业生产研究工作重点省要加速实施机器换人的步伐，强化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在工业产品制造过程和生产运营管理环节中的有效运用。

参考文献

沈奎.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J].南方经济，2021（10）： 1-3.

呙小明，郑锲，黄森.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研究[J].科技和产业，2022，22（6）：1-5.

佟家栋，张千.数字经济内涵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超常贡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9-33.

刘海荣.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1（4）：165-167.

王娟娟，佘干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J].中国流通经济，2021，35（8）：3-17.

顾志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定量评估[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1（3）：44-45.

樊自甫，吴云.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3（5）：10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