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诗经》中对于农耕景象、民俗风情描述之诗句可以追溯为乡村概念的源头，那么当进入陶渊明的时代，其概念就已经包含了人与外部事物关系的紧张态势。直到归隐山林成为失意的读书人可选择的另一条路时，乡村概念已然包含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意味。到文学史的新阶段，乡村作为文学的一种原型被保留了下来，文学、乡村被不断提及与讨论，延续已久，文学传统建构了一条贯穿文学史的叙事脉络。乡村文学一直以来仍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主流，故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乡村叙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林白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所承载的田园风光、风土人情、伦理秩序被挑战，乡村开始了漫长的重建过程。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品创作在情感立场与题材选择上都发生转向。如同关仁山所说：“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裂变后的乡村和农民，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走向了历史的新形態。”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乡村兼顾了一层文化实体的意义。林白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其他乡村书写者一样，以自身的写作经验为基底，通过对过去乡村的书写，来体察面临变动的乡村形态，试图去发现乡村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一、叙事：闲散化的问题

面对多样性的乡村社会，诸多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正在逐步因外部冲击而瓦解，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促使作家们尝试以各种艺术形式去驾驭乡村生活的纷乱图景，试图去描绘当下的乡村全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的复杂性让乡村在作家笔下呈现的多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林白作品中这些乡村形象同样示人以碎片与破碎，缺乏整体性。但不同于其他作家面对乡村图景的无力，林白对乡村图景的描写是基于她自己主动的美学追求。林白自己就曾说，“片段离生活更近。生活已经是碎片，人更是”。

《妇女闲聊录》用221个片段构成文本，将乡村生活的荒原图景借木珍之口呈现给读者，展现王榨村三十年细碎、杂乱的乡村生活。作家抛弃了对于生活经验的总结与凝练，在这种“闲聊”的叙事方式影响下，我们难以找到作者的价值判断以及思想倾向，只有接受作者所描述的生活实录。《万物花开》借描写王榨乡村的原生态景象来展现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杂乱的文章结构和碎片化的叙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林白对文体的追求，在追求过后，王榨景象成为了一个混乱与无序的后现代世界，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林白心目中所认同的乡村图景。

林白自写作之初就注重对感觉的把握，对建立在感觉之上的想象极为推崇。这些小说的写作动力来自于她对于这种“乡村生命力”的感觉：“她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也很大，她的勃勃生机对我有很大触动”，“这部小说（《万物花开》）的主题应该是生命与自由”。有论者以此称赞林白对于原始生命力的敏锐把握以及对小说中混乱乡村图景艺术效果的呈现，但在《妇女闲聊录》和《万物花开》的写作过程中对于表现之后的挖掘似乎被隐没了。

《妇女闲聊录》不是一部简单的作品，它代表林白个人写作风格一个巨大的转变，也被批评家们和读者视为林白从“个人化写作”的封闭写作状态中挣脱出来，探索乡村社会的一个新的尝试。她在后记中说：“它部分地改变了我。现在我不喜欢优越感，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生活的；我也不喜欢矜持，无论是文学，还是人之间。曲折的心理、晦涩的意象、极端的情感、疯狂的表达、锐利的锋芒、嘶哑的叫喊，它们装饰了一些人的梦想。但另一些人，更多的人，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恒久的日常生活里，大多数人就是那些随意生长的树木花草，它们漫无际涯，迎着灰尘和废气，在被污染的水和沙尘暴中。”小说采用女性叙述的方式，以一个名叫木珍的妇女视角讲述一个个碎片化的小故事，将文本的话语权让位于木珍的叙述，作者自己的声音则消失在文本中。

小说对方言的介绍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类似，二者对于乡村语言的使用都情有独钟，一定程度上借助言语来建构乡村社会的图景。在向乡村语言靠近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被现代社会话语体系遮蔽的东西，比如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对于同一个词的理解。如小说中提到的“老实”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老实意味着值得让人相信。而在王榨村人的理解中，大家都去偷东西，如果王榨村的人不偷，那么别人就会以为王榨的人很“老实”，进而轻视他们。再比如“苕”这个词，在湖北方言中含有“不精明”的意思，显然不是一个正向词语。在木珍口中塑造的乡村世界不同于文学传统中既定的现实世界，后者遵循的逻辑是有条理性以及权威性。作为话语权的象征，这种条理性以及权威性在乡村社会是被忽略甚至包容的，王榨村人的行为方式遵从的是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伦理道德秩序，王榨村人就以这种语言秩序去处理日常生活。小说中不断提及的有关“性”的描述，比如木匠带一个海南女人回家时，木匠母亲对三儿媳喜儿说让她跟大哥好；比如一个女人在家偷腥被公公发现，女人反倒骂其是畜生等的故事情节本应成为引起冲突的催化剂，但在木珍口中这些东西都变得习以为常，甚至被日常化了。乡村社会将违背普遍认知和一般逻辑的事物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吞并，并化解了其中的剧烈矛盾冲突。木珍的叙述就把这种冲突消解然后如实吐露，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叙述看到乡村世界中所蕴含的一种巨大能量及活力，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关于词与词之间的理解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现象也指向了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问题在于多层次的乡村社会被重新编排成碎片化的故事情节，即便“《妇女闲聊录》是绝对真实的”，可如果此种叙述方式的背后指向的仅仅是一些乡村社会的基本素材是不能够让人满意的。林白若要表现乡村原始样态的生活，那么参与途径不应该仅是记录。纷乱的文本结构对应混乱无序的乡村生活图景，是作者个人化倾向的选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林白在面对写意与写实的冲突时所展现的对于乡村社会的无力把握，也许只能通过这种借别人的话语整合与调序来加以掩饰，从而放弃了自己向内探索的习惯，这就使小说的文体创新意义大于表现乡村的意义了。

二、追问：小说文本之后

如果说从《妇女闲聊录》到《万物花开》是林白乡村叙事的进一步尝试，那么《北流》至少有着在这一尝试基础上的总结意味。林白历时八年完成的新作《北流》就如她自己所说，“注疏笺体例，给了《北流》一个最完美最恰当同时也最开放的容器，这个容器可以随意放大和收缩，无穷无尽地注下去，无穷无尽地疏下去，如果不刹住，还可以装下很多东西。这个正是我需要的”，然后“它扎根于南方，然后向北，也向其他方向移动，最终抵达整个世界”，《北流》也就成为一个可以包容万物的容器，是北流，又不是北流。

北流的意象在林白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如《致一九七五》的南流，《北去来辞》的圭宁，《北流往事》的广西边城。刻意的反叙事正如她自己看待故乡的诗句“因为世界并没有给我故乡，只给了我武汉”一样，反倒显得北流在她心中尚存一席之地。这些关于乡村的记忆在小说以一首长诗《植物志》呈现，北流就像长诗中所描绘的一样，拥有各种茂盛的、多态的植物，这些植物与自己、与人类的劳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一同向上生长，原始生命力的澎湃再一次直白地出现在林白的文字中，而这一次知识分子形象不再隐于人后了。

小说从名叫李跃豆的作家返乡情节引出对后文北流的多维度叙述，并借多维度叙述完成对于北流的整体性叙述。而通过李跃豆的形象不难发现作家投放在其身上浓重的自传性，林白将自身的经验、经历以及情感判断放在了李跃豆身上。特殊的体例让李跃豆可以游走于北流内外活动中，但李跃豆和北流内外的世界总保持着一个似有若无的距离，时而走进其中时而身处其外。内视角的差异类似萨义德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流亡”论述，而在《北流》中这种“流亡”的视角更多地建立在乡村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意义上。在萨义德的书中，他认为，自己独特身份背景以及学者的视角让他成为了一个在“边界”探索的人，书中所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流亡，“流亡”不仅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成为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这种“边界”赋予的双重视角提供了“文化并置”“判断历史现状的产生”“开创新的个人生活”三个好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回答的就不是他个人的生存现状，而是一种超越个人的观察、生活、研究态度。特殊角度同样出现在李跃豆身上，让其拥有合理的身份去一览北流的种种，这种“流亡”并不是绝对意义，而是像水一样可以完美地融入两边世界，在历史交汇中形成独特思考，从而去完成个人化的宏大叙事。无论是李跃豆对于人事的体悟，还是对于诗词与民谣，林白都投入了大量笔墨。它并不推动情节，只是如实地描绘从而建构北流的世界。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复杂，遵循的是她一直以来对于感觉的推崇，这种感觉构成形式，一定程度上成为《北流》世界的构成方式。她与小说中那些充满活力的植物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建构了属于林白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小说中不止写了大量的植物，还透过植物刻画乡村社会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这样描述自然就不止局限于特定的事物，它让北流不仅是北流，让一切事物“从时间中涌来”。

小说中不使用传统文本中的线性叙事，我们暂且将“植物”理解为小说中的叙事主干，那么丰富主干的還有林白一直以来对于语言的一种关注。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让她口中关于文学与理想的句子都显得顺其自然，但对于小说中出现的北流方言她也怀着极大热情。她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所有方言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都是大的”，与《妇女闲聊录》中木珍的方言叙述相比，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北流》中被自然呈现了出来。小说中米豆说普通话被跃豆称之为“完全是他生活的反面”，而只有在说方言的时候，米豆才拥有“野蜂似的活跃”；还有李跃豆在外游历，听到与北流话类似的香港话，从中获得了某种勇气。小说中话语系统间的对立得以让我们看到林白对于方言的立场，语言建构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改变我们的物质世界，“李跃豆词典”的出现更是语言重要性的证明。语言和植物一样都象征了北流的乡村社会，而她也用陈述句表达了疑虑，“时代车轮滚滚，随便一想，方言迟早会被普通话的大车轮碾压掉的”。而问题关键显然不在方言，而在方言背后那个北流乡土世界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

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一部《北流》之中交汇，成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结构，叙事的秘密在于将情节排序与整理，使《北流》成为“一部失落沉淀的历史，也是一部寻而复得的历史”。

三、结语

今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的同时，乡村文化却逐步退出了视野。我们对于乡村文化的讨论似乎一直在延续，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的研究却逐渐隐没。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于当代文坛有着重要贡献的女性作家林白，其作品乡村叙事价值无论是在文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林白创作过程中关于乡村叙事的变动，还表现在被大多数人称赞的乡村社会所具有的生命力在现实意义上如何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种新的挑战，一个新的要求已经出现。

作者简介：谭铭（1998—），男，壮族，广西大化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