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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绘画功能论的演变

2023-09-10李想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23年7期
关键词:哲学思想绘画

摘 要:汉末魏晋时期,绘画功能论发生了由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向重视其“畅神”功能的演变,这一演变与汉末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分析汉末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演变,并探讨绘画功能论的演变对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对中国画美学思想和哲学内涵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汉末魏晋;哲学思想;绘画;功能论

中国古代绘画功能论在汉末魏晋时期发生转变,具体表现为由春秋两汉时偏重绘画对客观对象的把握、探讨绘画与外在理性世界的联系、宣扬绘画的“教化”功能,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绘画对作者心灵的主观抒写与对主体情感的认知,宣扬绘画的“畅神”功能。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演变过程。汉末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变革致使该时期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魏晋“清谈”人物品鉴、新生老庄玄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平衡与拉扯、山水诗与山水画的诞生、儒家审美向道家审美的转变等因素,使得当时名门世家、门阀士族等在文学、美术创作与审美心态方面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绘画功能论由重“教化”到重“畅神”转变。

一、汉末魏晋哲学思想的变迁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持续了三百多年。随着东汉的灭亡,魏、蜀、吴三国分立,随后西晋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后又出现了十六国的分裂和江左的偏安,逐渐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动荡局面。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文化与哲学思想因民族大融合、政治格局的变迁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此时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强调多样性和个性解放。

从美术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学的演变往往早于美术的发展,却时常对美术产生极大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哲学思想从两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上升为本体论,魏晋“清议”到“清谈”的人物品鉴、老庄玄学思想的产生、道教的发展等,使儒家大一统思想局面被打破,士族阶层从眼中无自然逐渐开始关注自然,注重表达个人情感。看自然的角度发生转变后,士族阶层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开始思考如何畅达自己的人生,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鉴于此,哲学思想的演变成为汉末魏晋时期我国绘画功能论由重“教化”到重“畅神”演变的根本原因。

(一)魏晋“清谈”人物品鉴对论画的影响

东汉中后期,阶级矛盾日渐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因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所以士族阶层采用了乡里选举时习用的“清议”形式选拔人才。东汉时期,采取征辟、察举等制度来选拔人才,而所依据的标准就是此人在乡闾宗党间的社会舆论,即所谓“清议”。鉴定的重要依据是此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以及本人的日常作风、道德品行。“清议”主要可以由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分别为“风谣”与“题目”。

关于“清议”与“清谈”之间的转变,鲁迅认为,“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须知,二者之间的演变不是单纯的发展和衔接的过程,而是交错进行、主次互换的过程。无论是“清议”还是“清谈”,都是士族阶层进行的一种讨论,并且都含有对人物进行的品鉴。

(二)老庄玄学思想对论画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大多来自世家大族,即使老庄思想中提倡的是清心寡欲,此時的玄学家也大多沉浸于放荡纵欲、奢侈糜烂的生活中,与老庄思想背道而驰。魏晋时期的所谓玄学“清谈”,表面崇尚自然,实则是为自己奢侈糜烂的生活和腐败假借托词。因此,由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汉末魏晋时期士族阶层思想逐渐关注自我个性解放的过程。

(三)山水诗与山水画的诞生

汉末魏晋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刘勰在评述晋宋诗风转变时说:“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作为一代新型的诗歌形态出现,也在汉末魏晋时期得到发展。山水诗作为魏晋文学的特色之一,将山水风光的描写与个人感情的抒发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有动人的自然之色,又有真挚的个人情感。谢灵运对山水诗的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开辟了山水诗的一大风气。钟嵘评价谢灵运为“谢客为元嘉之雄”“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东晋至南朝,山水诗的兴起与山水画的诞生原因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士族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开始认识自然之美,重视自然之美,致力于表现自然之美。然而,正是因为艺术家在个人情感上与自然之美产生了共鸣,所以他们开始渴望表现自然之美,这也就是山水画诞生的真正原因。

二、汉末魏晋绘画功能论的演变

(一)重“教化”的绘画功能论

重“教化”的绘画功能论指的是在论述绘画的功能时,更重视绘画在约束人、教导人、建构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偏重绘画对客观对象的把握,探讨绘画与外在理性世界的联系,宣扬绘画的“教化”功能。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在文艺观方面有关于绘画功能的论述。孔子对绘画的论述可见《论语》,如“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认为,红色和紫色虽都是官服的颜色,但做官服时,红色与紫色要有所区别。结合儒家礼乐制度的相关理论可见,此时孔子讨论的并非服装色彩的问题,而是将服装色彩的问题同是否遵守礼仪的问题相连。孔子的“礼”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思想,外在形式为“仪”。服装色彩的区分,是礼仪存在的一种形式。

除色彩论外,孔子论画时还提出了“绘事后素”和“明镜察形”两种绘画功能理论。《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绘事后素”指的是先有底子,然后再作画。子夏接着问“礼后乎”,指礼的产生的问题。“绘事后素”看起来是理所应当的,实际上包含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道理,即孔子认为礼乐只是“礼”的仪式,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思想。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依托外在形式而存在。“绘事后素”理论包含着儒家思想的“中庸之美”,将“素”比喻成审美理想,包含着“文”与“质”的丰富关系,体现着以“礼”为人之本质的思想内涵。

孔子的另一则画论“明镜察形”是对当时壁画的论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孔子家语·观周》)孔子景仰尧舜,贬斥桀纣,称他们为善恶两类,在观看描绘周公怀抱年幼的成王这一屏风画时,崇拜之感油然而生,这就是绘画“明镜察形”的功用。

陆机在《士衡论画》中写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陆机将绘画创作与《诗经》中的雅颂相提并论,认为绘画可以赞美伟大的政绩,使其永久流传。在此之前,东汉王充贬低绘画的功能,混淆了绘画与文学的概念。到了西晋,陆机将绘画与文学区分开来:“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他认为探讨、宣扬万物道理的是文学,保存形象的是绘画,绘画的直观性是文学无法代替的,文学与绘画并无高低之分。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位将绘画的地位与文学并重的文学家,也足可见绘画在魏晋时期得到发展。

以上为我国春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绘画“教化”功能的理论总结。之后,随着老庄玄学思想的逐渐兴起,士族逐渐开始关注自我情感,希望通过绘画来畅达自己的人生,实现老庄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绘画的“教化”功能不再被频繁提起,取而代之的是绘画“畅神”功能论的不断发展。

(二)重“畅神”的绘画功能论

重“畅神”的绘画功能论指的是在论述绘画的功能时,更关注绘画在愉悦人自身精神、畅达心灵方面的作用,注重绘画对作者心灵的主观抒写与对主体情感的认知,宣扬绘画的“畅神”功能。

1.论“形”“神”与“自然”

我国最早关于绘画与“自然”状态的讨论是庄子的“解衣般礴”论。庄子“任自然、返质朴”的理论带给了后世思想很大的启发,“解衣般礴”论对重“畅神”的绘画功能论也有极大的影响。《庄子·田子方》中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这段话记载的是一名画家在作画时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把衣服脱掉,光着身体,两条腿自然伸开,然后再作画,即“解衣般礴”。这样的坐姿在当时是一种不恭敬的坐姿,然而宋元君认为如此便是“真画者矣”。“解衣般礴”便解释为作画时的一种自由状态,实际上是借此故事来宣扬道家“任自然、返质朴”的思想,指出了画家在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广为后世赞同。精神受到束缚时,是画不好的。庄子的“解衣般礴”是我国首次将绘画与精神相连的画论,为后世“畅神”的绘画功能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哲学思想的演变,“畅神”的绘画功能论得到发展,“教化”功能论被逐渐替代。在此期间,中国画的发展尤其是山水画的诞生,早已超越了美术的范围,达到了精神和哲学的高度统一,成为艺术门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魏晋时期最早开始论述绘画与形神关系的是杰出的画家和画论家顾恺之。谢安对顾恺之推崇备至,称“以来未有也”。相传,顾恺之在建康瓦棺寺绘制的维摩诘像“光照一寺”,前往观看者络绎不绝。顾恺之的绘画作品《女史箴图》受到当时魏晋“清谈”人物品鉴的影响,着重对人物品德的刻画,生动传神,大大丰富了汉末以来人物画的创作内容,也象征着该时期人物绘画从圣君贤臣向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转变,同时也开始注重女性题材的创作。虽然《女史箴图》仍存在说教意味,但已经出现了向关注人物道德情感的转变,更加生活化,为人物画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理论家在论绘画功能时对绘画“畅神”功能的关注。

此外,顾恺之还提出了“以形写神”论,对“传神”进行了方法阐释。顾恺之对绘画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也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在人物描绘时环境的重要性。不过此时的自然环境描绘仍是为了突出人物,还没有发现自然的美。此外,顾恺之提出关注、体验生活的“迁想妙得”论,提倡画家观察生活、观察自然,达到“迁想”境界,随后经过自己的主观思考,实现“妙得”。“迁想妙得”论使画家创作时越来越注重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

顾恺之的画论思想受汉末魏晋哲学思想演变的极大影响,具有鲜明的玄学意味。其思想也成为中国绘画觉醒的标志,此后,绘画功能论愈发重视“畅神”这一功能,也开启了为“畅神”而创作的美学传统。东晋后我国画论蓬勃兴起,系统化、具有影响力的画论开始出现。谢赫《古画品录》以“六法”为品评绘画的标准,这是文艺评论的一大进步,证明此时绘画理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2.论山水画的“畅神”功能

随着人们对自然美的认知不断加深,游山玩水成为士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山水画在东晋南朝之际应运而生,迄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山水画是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山水画论也逐渐兴起,当时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宗炳和王微。宗炳和王微善画山水,两人皆以出世为指导思想,不好做官,嗜好畅游山水间。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是山水画论的开端,也是汉末魏晋时期论述绘画之“畅神”功能的代表性论述。至此,随着山水画“畅神”论的提出,汉末魏晋时期的绘画功能论彻底由重视绘画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建构社会秩序的“教化”作用演变为重视绘画对人物精神的熏陶、自我个性的抒发和怡悦情性、畅达自我的“畅神”作用。

三、结语

汉末魏晋时期中国古代绘画功能论由外向内发生演变,从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演变为重视其“畅神”功能。正是由于汉末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变革,所以该时期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魏晋“清谈”人物品鉴的演变、新生老庄玄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交融拉扯、山水诗与山水画的诞生、儒家审美向道家审美的转变等因素,使得当时士族在文学、美术创作与审美心态方面发生变化,从关注礼仪道德、伦理纲常演变为关注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追求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最终导致了绘画功能论由重“教化”到重“畅神”的演变。

无论是“教化”功能还是“畅神”功能,都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交融碰撞下诞生的对中国画创作的思考和理论总结。这两种理论在后世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指导着中国画的创作实践,赋予了中国画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哲学内涵。

参考文献:

[1]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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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乘.魏晋南朝绘画美学思潮的主流问题:与“玄学”说商议[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2(3):101-106.

[6]殷双喜.高山流水:《美术研究》创刊60年优秀学术论文选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

作者簡介:

李想,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与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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