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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幕僚们对藩镇、府主有其个人的抉择，而府主对幕僚们的选择也与个人喜好相关联。府主与其幕僚，往往存在若隐若现的关联。二者的这种趋同性，也构成幕府人物关系的内在驱动逻辑。从文学才能、政治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挖掘出武元衡擢选幕僚的价值取向。不同于幕僚选择幕府，府主的选择比幕僚更具代表性、概括性。

关键词：武元衡；西川；幕僚擢选

在武元衡西川幕府中有一幕僚，名曰李虚中，在其赴任西川时，权德舆作《送李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序》一文以寄之，云：“相国临淮公，观风俗于井络之下，辟礼所及，皆隽人贤士。”[1]另，其《旧唐书》本传亦云：“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2]西川幕府由于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造就了其重藩、盛府的地位。除了考虑幕府本身的地位之外，有意于入幕的文人同样重视幕府府主的个人情况，“今名卿贤大夫，繇参佐而升者十七八，盖刷羽幕廷，而翰飞天朝，异日之济否，视所从之轻重。”[3]可见文人们为了今后的仕途升迁，往往会对府主的政治地位进行考量。武元衡历任三朝，德宗钦佩其才能，时常问政，赞其有宰相之能；及宪宗即位，复拜中丞，进户部侍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武元衡在宪宗朝的政治前景是相当可观的，至前往西川时，已官拜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封临淮郡公，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外出辟藩，使有意仕途的文人们竞相投奔。幕僚们对藩镇、府主有其个人的抉择，而府主对幕僚们的选择也并非标准统一。府主与其幕僚，往往存在若隐若现的关联。二者的这种趋同性，也构成幕府人物关系的内在驱动逻辑。

正如前言，府主对其幕僚的擢选有着自身的考量，或者二者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政治背景、兴趣爱好等。粗览历代西川幕府，武元衡幕府，确有安稳繁华、文英荟萃之盛况。对于其幕僚的擢选，可以从幕僚们自身的一些特点、才华等因素进行尝试分析。

李虚中：“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4]

宇文籍：“少好学，尤通《春秋》。窦群自处士征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进士第……籍性简澹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5]

柳公绰：“公绰幼聪敏。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元年也。贞元四年，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时年二十一……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6]

裴度：“贞元初，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举贤良方正异等，调河阴尉。迁监察御史，论权嬖梗切，出为河南功曹参军。”[7]

裴堪：“（元和七年）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日者资其忠谅，入为谏议大夫，藉其良能，出为左冯翊，曾未周岁，政立绩成。”[8]

张正一：“前谏议大夫张正一，学行器用，为时所称，擢居谏官，冀效忠谠。”[9]

崔备：“建中进士第……终工部郎中。”[10]

卢士玫：“前侍御史卢士玫，尝在西川，时为从事，乱危潜伏，能洁其身”[11]，“以文儒进。性端厚，与物无竞，雅有令闻。”[12]

杨嗣复：“八岁知属文，后擢进士、博学宏辞，与裴度、柳公绰皆为武元衡所知，表署剑南幕府。进右拾遗，直史馆。尤善礼家学，改太常博士，再迁礼部员外郎。”[13]

张植：事迹不详。

萧祜：“为人闲澹贞退，善鼓琴、赋诗，精妙书画，游心林壑，名人高士多与之游。”[14]

独孤实：“德宗贞元七年登进士第”。[15]

王良士：“贞元进士。为西川刘辟幕僚，辟败，应坐，高崇文宥之。”[16]

张汾：武元衡镇四川，哀其龙锺，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殂。[17]

诚如前言，幕僚的擢选与府主密切相连，故欲考察幕僚擢选情况，必先对其府主有基本的了解。武元衡，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进士登第，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场，虽久经宦海，但亦为风雅之人，常“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18]，在文学上亦有建树，工于五言诗，其诗经好事者传抄，“往往被于管弦”。通过武元衡的相关信息，再回顾其幕僚们的基本情况，其幕僚擢选的倾向也显露一二。

一、注重才学

根据上文，可将幕僚们的才学情况大致分为两类：其一，进士身份。诸如宇文籍、柳公绰、裴度、崔备、杨嗣复、独孤实、王良士等人，皆为进士出身。他们各有其出彩之处。他们年少时，便有“学名”，李虚中、宇文籍、杨嗣复皆是如此，或者在仕途上初露头角，称著一时：裴度“论权嬖梗切”；张正一“学行器用，为时所称”；柳公绰“擢进士、博学宏辞，与裴度、柳公绰皆为武元衡所知”；萧祜“为人闲澹贞退……名人高士多与之游”；卢士玫“性端厚，與物无竞，雅有令闻”等等。其二，各有才学特出。诸位幕僚不仅进士出身，称著一时，且在才学方面，更有各人的“看家本事”：李虚中“最深于五行书”，擅于命理推衍，同行之中，无出其右，“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19]；宇文籍“尤通《春秋》……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杨嗣复“尤善礼家学”；萧祜“善鼓琴赋诗，精妙书画”，高行晖墓志、《李夷简家庙碑》《诸葛武侯祠堂碑》等，皆由其书。这些人以才学显现，贤雅知名，同为文人雅士的武元衡与诸人自然气性相投。

二、政治理念趋同

除了才学因素，相近的政治理念同样也是武元衡幕僚擢选的内在因素。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张正一得到德宗的赏识，其同官好友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相聚庆贺。正在此时，有人向韦执谊打小报告，说张正一与其好友们正谋划上奏他与王叔文勾结朋党事。韦执谊遂先发制人，向德宗上奏言张正一、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查到张正一、韦成季等人交往甚密，遂将诸人放逐。[20]上述涉及显赫一时的王叔文集团，暂不深究，仅凭此处记载，可知张正一与王、韦等人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那武元衡又如何呢？对于王叔文一党诸人，武元衡的态度是“薄其为人，待之莽卤”。他在担任德宗山陵仪仗使时，拒绝刘禹锡求充仪仗判官。面对王叔文的招揽，武元衡拒不接受。未过多久，武元衡便被贬官为右庶子。[21]由此可见，武元衡对于王叔文集团同样也是相互对立的。张正一“学行器用，为时所称”，且在面对王叔文集团在政治层面上与武元衡是一致的。当然，并不能因为二人都反对王叔文，从而推论二人的政治理念相同；但逆向推论而言，既然武元衡选择张正一入幕，一定程度上也表示二人并无严重分歧，二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极有可能的。

另外，卢士玫、王良士二人的情况与西川当地事宜相关。武元衡系接任高崇文；而高崇文入蜀前因为刘辟作乱，受命平叛。刘辟在前任西川节度使韦皋逝世后，自封留后，据蜀叛乱。其间，西川幕府中的众多幕僚受到其裹胁，仍旧从事于府中。其中就包含卢士玫、王良士二人。“高崇文既至成都，式与王良士、崔从、卢士玖等白衣麻蹻衔土请罪，崇文宽礼之”[22]。“入成都也，师屯大达，市井不移，珍货如山，无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贰，斩于军，衣冠胁污者诣牙请命，崇文为条上全活之。”[23]卢士玫在西川时，面对刘辟叛乱，史家有“乱危潜伏，能洁其身”的评价。这也从侧面说明其有较好的政治素质。王良士虽身陷其中，按理应与刘辟连坐，幸得高崇文宽宥。高崇文进入成都后，展现出仁德的一面，其军纪严明，不扰居民；对于“衣冠胁污者”，也极尽仁德，不仅没有追究过错，而且礼遇待人，或上表推荐，或厚赆遣送，且有“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24]的美谈。至武元衡入蜀，卢、王二人又入幕西川，若无政治立场上的坚定，二人恐已随刘辟湮灭，又何来以后的造化？武元衡能将二人纳入幕府，其政治理念趋同，甚是要紧。

三、其他情况

除才学、政治等因素之外，武元衡擢选幕僚还有其他情况。

关于张汾入幕西川，可参看《太平广记》中的相关记载：“武元衡镇四川，哀其龙锺，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殂。”可见，对于张汾的擢选，武元衡并不是从才学、政治层面考量，而是“哀其龙锺”，并且张汾身体状况不佳，一年后就逝世。

武元衡对待幕僚们是礼遇有加，幕僚离府时，常赠诗酬唱。在幕府宴会等场合，主宾关系也是宽松、熟络的：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25]

这场宴会实在有趣，杨嗣复之大胆、武元衡之气度都令人不禁感慨。他们的幕府生活也可從中窥探一二。府主与幕僚的关系也是似多年的好友，而非刻板的上下级。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别现象，其他诸人不可能如杨嗣复般的狂放，但武元衡的儒雅，应是值得肯定的。

儒雅，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容忍。元和中，苏表以破淮西策干谒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虽未被采纳，但仍派宇文籍讯问苏表。而此二人因有狎妓的行为，随后，在朝廷捉拿王承系及其门客时，苏表正在现场，且宇文籍与苏表又有来往过密的行为，而遭贬斥。[26]《旧唐书》以一“怒”字形容此时的武元衡。“以籍旧从事，令召表讯之”中，言宇文籍为“旧从事”，何解？“宰相武元衡出镇西蜀，奏为从事。”原来宇文籍在西川幕府中任“从事”一职，《旧唐书》在论述这段时以“旧从事”写宇文籍，再将其被贬前后相联系，结合武元衡之“怒”，此间可以看出武元衡对旧部下、旧相识在犯错、行为有亏的情况发生后，绝不徇情的一面。

四、结语

文人选择入幕一途有其自身发展的考量，选择哪个幕府、哪位府主都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念。同理，府主也会根据自身情况而选择幕僚，从一位府主的幕僚擢选中，往往可以挖掘出他的价值取向。二者相较之，府主的选择比幕僚更具代表性、概括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八字可以简单说明幕僚的擢选情况。武元衡幕府主贤客雅，群英荟萃，诸人皆有时名，才学斐然。他们或有才学传世，如李虚中之四柱八字、萧祜之精妙书画；或有济世之才，如裴度、柳公绰平定淮西、辅佐社稷。诸人皆有出彩之处，能汇聚一府，实属难得，《旧唐书》云：“开府极一时之选”，诚哉，斯言！

注释：

[1][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19页，第5019页。

[2][5][6][12][13][18][20][22][23][2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0页，第4209页，第4300页，第4247页，第5238页，第4159页，第3732—3733页，第3326页，第5162页，第4209页。

[4][9][11]周绍良等编著《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3页，第965页，第964页。

[7][14][16]（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09页，第3586页，第3587页。

[8]（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4页。

[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85页。

[15]（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0—593页。

[17][24][25]（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072页，第7636页，第1317页。

[19]（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9页。

[21]（北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612页。

作者：文学硕士，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