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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研究综述

2023-09-06刘勇李洋花

西部学刊 2023年16期
关键词:中国经验研究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刘勇 李洋花

摘要: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验”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不存在具有普遍适用的“中国经验”,但学术界围绕“中国经验”的内涵、特征、价值和意义以及“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和思想交锋。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一)关于“中国经验”内涵的研究;(二)关于“中国经验”特征的研究;(三)关于“中国经验”意义的研究;(四)关于“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相互关系的研究;(五)关于具体某方面“中国经验”的研究;(六)其他有关“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国外学术界一些有关“中国经验”研究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对中国经验的认识有其客观的一面,但因个别学者研究问题的立场与角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某些观点存在局限性。目前,中外学者从多层面梳理和概括了中国经验,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验;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6-0005-04

Abstract: With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universally applicable “Chinese experience”, academic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of ideas on it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Consensus”, “the Chinese model” and “the Chinese road”.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ainly covers: (1) its connotation; (2) its characteristics; (3) its significance; (4) its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Consensus”, “the Chinese model” and “Chinese road”; (5) some specific aspects of it; (6) other research on it. In the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some of the academic monographs and papers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ave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it, but some of them have limita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and particularity of individual scholars standpoin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is issue.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from multiple level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researched.

Key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research review

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际国内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经验”的讨论也持续升温,尤其是从2004年美国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以来,“中国经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热门话题和具有鲜明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重要学术用语之一。加强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验”研究的系统总结和梳理,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永葆“中国经验”的生机与活力,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位,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的相关著作主要有:王春玺等著的《比较视阈中的中国经验》(2009)一书选择当今世界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从社会制度、改革路径、发展模式、发展目标等角度展开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既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正确选择——这是一条凝聚中国智慧、激扬中华文明的希望之路,一条充满艰辛但永远朝向中国特色共同理想的希望之路”。王玉海、程连升等编著的《中国经验与北京模式:北京市科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2011)一书以“中国模式”最为根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核心,以北京的实践模式为载体,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出发探讨中国经验。从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内涵、特征、价值、意义,也有研究者探讨了“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相互关系等内容。

(一)关于“中国经验”内涵的研究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经验”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共识,正如周晓虹在《“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所寫,“‘中国经验不是单一性概念,其边界还较模糊”[1]。王力平和刘荣的《出场与在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经验》认为,“中国经验整合了全球范围内的先进经验,但仍处于正在成型的阶段。”[2]李培林的《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经验”》认为,“‘中国经验是全球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构成要素,它包括‘成就和‘教训两个部分,因而不是‘西方经验的对立面。”[3]杨永庚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中国经验问题探讨》认为,“广义的中国经验是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结出的全部理论果实,狭义的中国经验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4]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展的整体性经验,而不是具体某个方面的特殊经验。”[5]

(二)关于“中国经验”特征的研究

国内理论界对“中国经验”特征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括和凝练。李培林的《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的特征概括为:“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两方面转型同步进行,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般性规则,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扶贫减贫,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坚持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妥善处理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3]全毅的《论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把中国经验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体制转轨方面未采取‘休克疗法,实施利诱性和渐进式改革;政治制度方面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的领导;经济体制方面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战略方面实施了外向型经济战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关系方面,选择了非对称的组合。”[6]杨永庚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中国经验问题探讨》认为,中国经验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经验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的,是以既成事实为出发点的,是以不断创新为动力的。”[4]刘应杰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十个特征》认为中国经验的特征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差异化发展战略;国家宏观调控;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7]孙肖远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理论诠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视角,指出“‘中国经验具有‘渐进改革‘自主开放‘文明发展和‘民生政治等显著特征”[8]。

(三)关于“中国经验”意义的研究

“中国经验”作为一种探索和创新,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从国际视野出发挖掘“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尤其就“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中国经验不仅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而且使全世界看到了21世纪的美好前景。正如丰子义的《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所指出的,“中国经验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探索的重大成果。”[9]白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认识研究》对“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指出“中国经验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活力、展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性、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日益走向成熟”[10]。由于学术界还存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相关概念混用的现象,尽管在有的研究成果中没有准确地或直接地使用“中国经验”这一术语,但其所指就是“中国经验”。如张兴国和江敦秀的《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认为,“中国道路”彰显的世界意义在于“以现代化为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向,展示‘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形象;打破‘西方模式神话,体现‘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影响;善于从普遍性视角看事物,是‘中国道路的一种方法论启示”[11]。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田鹏颖的《论“中国经验”的世界历史价值——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认为,“‘中国经验作为一种探索和创新,是一项创造性的社会工程和试验,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证明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12]

研究者们还就“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郭强等人的《中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适性》认为“中国发展经验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经验的需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充满美好希望的选择,从而避免了西方模式的不适症。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普适性,相反,中国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适应性”[13]。还有研究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林毅夫的《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认为“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前提条件,中国经验与理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4];罗建波的《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及其世界影响》认为“中国经验所蕴含的自主精神,激励发展中国家重新定位本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经验还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15]。

(四)关于“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相互关系的研究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经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然而,学术界有的人对这些概念不加以区分地互换使用。针对上述几个概念的混用现象,有研究者对“中国经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四个概念进行了辨析,试图找到它们各自的本质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吴苑华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之辨》认为“从本质上看,北京共识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某种认知和态度,中国模式由中国经验组成,中国道路又由中国模式所组成的,中国道路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呈现为不同的中国模式,并且积累了不同的中国经验,从而形成具有划时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由此来讲,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16]。杨玉凤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认为“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看,首先是有道路,其次是有模式,最后才有经验的总结。从成果的范围看,‘道路预示未来的发展前途,‘模式反映实践的具体方法,‘经验是理性的反思与总结。”[17]鉴于“中国经验”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周晓虹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认为“不能片面和孤立地研究‘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是改革开放及其成果的一体两面,要把‘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当成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1]

(五)关于具体某方面“中国经验”的研究

学术界有的研究者对我国某领域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这些经验属于具体某方面的“中国经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胡光宇所著的《中国治理 中国经验》(2014)一书从政治制度安排与国策方略、公共部门管理、物质基础、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五个角度展开针对国家各具体治理领域的制度和机制分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房宁的专著《民主的中国经验》(2013)一书研究和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形成的经验。肖香龙和吴谦指出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体现为五个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精准方略,因地制宜;坚持社会齐力扶贫,构建扶贫大格局;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18]。有研究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学校现代化积累并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中国经验——“注重国际视野与本土立场的紧密结合、理论汲取与实验探究双向构建、科学精神与人文向度二元联动、多元融通与文化自觉有机融合、追求效率与促进公平辩证统一、个体引领与集团推进良性互动”[19]。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经验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具有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和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20]。

(六)其他有关“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

在国内学术界还有研究者对“中国经验”的历史逻辑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温铁军的《“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村建设试验》指出“西方主流理论界对‘中国经验的探讨,基本上属于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论的话语范畴,存在的共性问题在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性,仅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没有科学价值”[21]。孙代尧对“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经验可行的研究途径有“对中国道路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再理论化,‘大历史方法和‘危机——回应等”[22]。

此外,“中国经验”的内容丰富,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例如,韩西林的《“中国经验”的困惑与期待》认为“‘中国经验最关键、最根本的一条是: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验称作‘多样性聚合,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思想、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价值观等等一切先进和优秀的东西都是来者不拒,只要能为我所学、为我所用”[23]。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国经验”研究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任叙利亚驻华大使的穆罕默德·海尔·瓦迪所著的《中国经验:从激进到温和》(2008)一书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验的演进历程,指出中国创造了“渐进式、试验性和区域性”的改革新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对阿拉伯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所著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一书把“中国经验”理解为“中国模式”,指出:“中国在结束苏联模式后,没有选择西方模式,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24]埃及学者阿卜杜·阿齐兹·哈姆迪·阿卜杜·阿齐兹博士的专著《中国经验:思想内涵、历史内涵与经济内涵研究》(1997)一书认为中国讲究实用主义,中国经验具有开拓性,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还有穆罕默德·海尔·瓦迪所著的《中国外交与中国经验》(2011)、埃及学者赛义德·艾敏·沙勒比的论文《中国和埃及:共同的经验》、埃及学者侯赛因·伊斯梅尔的论文《中国经验的另一面》等。

在西方主流学术圈内,由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主办或承办的学术刊物,如China Quartly,China Journal,Modern China,Monthly Review,Asian Survey对中国经验大多持赞誉和肯定态度,一些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在全球化浪潮中既创新发展又彰显了民族特色。总体上而言,国外学者对中国经验的认识有其客观的一面,但因个别学者研究问题的立场与角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某些观点存在局限性。譬如,描述性研究的成果较多,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侧重于经济维度,忽略了多维度的关联性。

三、研究展望

習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25]目前,中外学者从诸多层面梳理和概括中国经验,对“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仍存在不足,现有成果多注重学理分析和梳理,从世界社会主义视角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角度来阐释和研究中国经验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此外,如何界定“中国经验”的性质和科学内涵?“中国经验”是否存在历史分期问题以及按照什么标准划分它的历史分期?“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何在?“中国经验”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中国价值和理念?“中国经验”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中国经验”有何适用范围?诸如此类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在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的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还应当突出全面和大局,不能以偏概全,防止只注重成绩而忽略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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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力平,刘荣.出场与在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经验[J].青海社会科学,2013(6):65-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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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勇(1984—),男,汉族,湖南永州人,中共江门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李洋花(1985—),女,汉族,湖南郴州人,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学与体育课程思政。

(责任编辑:杨超)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2022年度高职教育与体育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研究”(编号:2022G02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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