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杉 李小楠 孙昊

摘   要：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碳企业绿色投入向价格传导的路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投入与产品最终价格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绿色投入的增加会推动产品价格的增长。从两个中介效应方程看，绿色投入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成本，并将其转嫁至价格中，从而推动产品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引起产品价格的下降，但综合看，前者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分析，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间存在异质性；高绿色投入规模的企业，其绿色投入对最终产品价格影响相对更高；相较于市场竞争地位较强势的企业，弱势企业绿色投入对其产品价格具有更加明显的正相关效应。

关键词：高碳企业；绿色投入；产品价格；中介效应模型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3.08.005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3）08－0056－14

收稿日期：2023-07-18

作者简介：赵 杉（1981-），女，山东济南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李小楠（1989-），女，山东济南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孙 昊（1994-），男，山东德州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一、引言

绿色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以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等产业为代表的高碳行业，具有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特点，是实施工业绿色化发展的重点领域。2013—2014年，我国在七个省市启动了碳交易试点，通过市场性政策减排工具推动工业企业节能减排。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涵盖8个高碳行业的重点排放企业，对引导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起到积极作用。在双碳战略的总基调下，工业企业实施绿色转型，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绿色产品产出等同时，对价格体系带来的影响也受到关注。本文从上市企业入手，研究高碳企业关于绿色转型的资金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判断企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绿色投入向产品价格的传导路径是否通畅，低碳转型是否导致绿色溢价。

本文关于高碳行业的界定，参考了国家统计局高耗能行业定义和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行业的范围，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和造纸6个行业。本文中提及的低碳产品、绿色产品等概念，是指具有低碳、绿色属性的产品，高碳行业的绿色投入达到一定的目标和标准后，其产品可称之为低碳产品。绿色投入这一提法在现有文献中比较少见，与之接近的概念是环保投资和绿色投资。彭峰（2005）将环保投资定义为上市公司为环境保护事业增加资本或资本存量，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经济活动的投入资金。刘小源（2017）将绿色投资定义为“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改造支出，节能减排设施的投入支出、清洁生产新产品的支出以及其他与企业未来节能减排有关的事项投资”。参考相关文献，本文中的绿色投入定义为企业基于环境友好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投入，既有为增加资本而进行的资金投入，还包括基于环保和绿色目标的费用支出，即包括投資和费用两部分。

二、文献综述

基于上文的论述，本文文献也是从绿色投入与高碳行业产品价格两方面展开。在绿色投入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绿色投入所带来的产出进行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绿色投入被视为创新性的投入，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并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对企业、行业和市场产生影响。Porter（1995）认为企业针对环境规制进行的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减少未来污染处理成本的新技术和方法，另一类是提高资源生产率、从根源减少污染排放的技术。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产量，生产出更高品质、更安全的产品，甚至便于以后资源的回收利用。部分关于绿色投入的研究聚焦能源行业和高耗能行业，这些是绿色化“改造”的重点领域，绿色投入的着眼点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曹文成和刘莹（2022）运用GMM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数据进行估计，发现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降低了能源消耗，有助于消除能源贫困。刘小敏等（2011）提出要实现碳排放强度目标，高耗能行业仍然是重点调控对象，通过技术革新，严格控制高耗能工业行业发展，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也有学者认为，绿色投入中的投资部分通过计提折旧计入成本，费用部分是利润的扣减项，绿色投入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等方面影响企业经营，并通过成本和利润反映在财务绩效上。范宝学和王文姣（2019）对2012—2018年中国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环保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初晓萌（2019）、耿静（2021）均发现绿色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但降低了盈利能力。单春霞和仲伟周（2018）对我国A股上市煤炭企业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环保投入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负面影响，但长期却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部分研究者发现，环保投入对财务绩效的作用存在滞后性。肖依林（2021）以中国神华为例，发现该企业从2012年开始实施绿色转型，直到2015年之后转型成效才开始逐渐显著。也有研究者认为企业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王鹏和张婕，2016）。

而绿色投入向高碳行业产品价格传导方面。部分文献认为绿色投入会引起高碳行业产品价格上升，同时也受市场需求状况的影响。张同斌（2018）通过模拟发现，重点行业减排方案下高耗能工业和能源行业产品价格均呈现上升态势。王班班等（2016）认为环境规制成本转嫁的难易程度取决于需求价格弹性，经济增速放缓时，最终产品价格往往较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更难进行成本转嫁。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现有研究分别围绕高碳企业产品价格和绿色投入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有部分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一是现有文献对于高碳企业产品价格和绿色投入的分析较为独立，暂未有文献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二是以往对高碳企业价格的研究多集中于价格总水平或单一行业产品价格，对企业产品价格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采用上市公司高碳企业数据，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碳企业绿色投入对其产品价格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创新和贡献点为：一是从微观企业出发，实证分析高碳企业在低碳转型中的绿色投入如何影响其产品价格，填补该领域在微观层面的空白；二是进一步探究绿色投入的异质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判断高碳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否是有效率的。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对具体的企业而言，是从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出发进行定价决策，基于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开展绿色投入的角度，可以从产品成本、生产效率、异质性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对产品价格的影响。

首先，产品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基础因素。目前关于绿色投入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一般以绿色投入引起企业产品成本上升为前提假设进行探讨，企业进行绿色投入需要通过改良生产工艺或追加低碳技术投资实现，因此常伴随生产成本的上升，但也为企业带来实现碳减排、提升正外部性、满足市场低碳偏好等正向收益，绿色投入对产品成本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现有研究中，从碳价的角度研究减排成本的文献比较多。焦建玲等（2017）认为当碳交易价格超过“企业减排行为临界点”，企业会不断增加减排投入以获得减排收益。孙亚男（2014）认为在碳排放和碳税的制约下，需要通过投入一定的减排研发来减少碳排放量，减低外部成本上升对企业产品成本的压力。

其次，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力，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企业通过绿色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促使产业升级转型，在绿色投入的正效益显现的时期，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抵消了成本增加。已有大量研究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王兵、刘光天（2015）验证了节能减排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原毅军等（2015）实证研究了2000—2012年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年均增长3.04%，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任胜钢等（2019）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两条途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的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绿色投入通过影响产品成本进而对产品价格产生影响。

假设2：绿色投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产品价格产生影响。

另外，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路径不同，故绿色投入对不同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王锋正、姜涛（2015）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绿色投入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不同行业的绿色创新效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销售收入。胡冰（2017）、陈燕和（2022）等学者均认为碳排放产业分布的显著地区差异、碳排放影响力的产业差异及地区差异增加了产业结构低碳转型的难度。另一方面，企业进行绿色投入的驱动因素、投入规模是不同的，所实现的经营绩效也有差异。闻雯（2019）研究发现，同一行業内不同规模企业面临监管时，规模大的企业通过对减排技术的投资所能占领的市场份额会远远大于规模小的企业。同时，企业通过增加绿色投入，塑造同类产品的质量差异，应对同类产品竞争和替代者威胁，并且反映在产品价格上。全洁如（2015）指出低碳产品的环保性和健康性较高，其综合质量高于一般产品，因此对低碳产品的定价应高于一般产品。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行业中处于强势竞争地位的企业，其除了向下游转嫁绿色投入成本外，还可以通过降低其他投入（如原材料、人工价格）或调节产品市场规模等方式，来维持自身原有利润水平（胡珺等，2022；韩晓祎和许雯雯，2023），因此其产品价格中不一定能反映出绿色投入成本，而对于弱势竞争地位的企业，其议价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若要维持一定利润水平，企业仅能通过产品价格来转移绿色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不同行业的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4：绿色投入规模大（小）的企业对产品价格影响程度更大（小）。

假设5：绿色投入对处于弱势竞争地位企业的产品价格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绿色投入对企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借鉴Imai et al.（2010）等相关文献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设计实证分析策略，见方程（1）-（4）：

其中，price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企业t时间的主营产品价格；GIi，t为解释变量，反映i企业t时间的绿色投入；成本costi，t、全要素生产率tfpi，t为中介变量；Xi，t表示微观控制变量，Yi，t表示宏观控制变量。待估参数α1反映了绿色投入对企业主营产品价格影响的总效应，参数α3反映了绿色投入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参数α5反映了绿色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参数α7、α8分别反映了绿色投入通过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主营商品价格的影响。μ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品价格

选择企业主要实物产品的营业收入和销售量计算获得产品价格。若企业存在多种销售产品，则选取其营业收入中占比最高的产品；若企业未能持续公布某一种产品，选择长期公布的、同类型的某几种产品的合计，如部分造纸业统一用机制纸数据替代；部分企业年度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进行数据填补。

2.解释变量：绿色投入

本文借鉴汪海凤和侯君霞（2021）、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的做法，在综合“费用说”和“投资说”的基础上，将绿色投入定义为企业为追求可持续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资源利用率和产品绿色度付出的费用化和资本化投入。费用化绿色投入具体表现为企业进行环境恢复和维持所付出的费用，本文采用财务报表附注中环保支出、绿化费、排污费、环境治理和修复费用等管理费用合计数。资本化绿色投入是指企业绿色固定资产投资和绿色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节能降耗技术研发、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废物循环利用等项目的资金投入。本文参考借鉴刘小源（2017）等使用的关键词法，收集整理了上市企业财务报表在建工程数据进行计算，作为资本化的绿色投入（见表1）。

3.中介变量

在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借鉴吕应成（2016）、焦建玲等（2017）等的研究，选取产品成本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探讨绿色投入影响产品价格的中介变量。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借鉴了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具体为根据企业当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固定资产净额、员工数量、折旧摊销、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等9个投入产出指标，采用OP方法计算得出。

4.控制变量

参考陈宇峰和马延柏（2021）、赵领娣等（2022）对行业产品价格的研究以及绿色投資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为衡量绿色投资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总资产回报率、销售成本率、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流动性比率、专利数量、研发费用7个微观控制变量和主要原材料价格、人均GDP2个宏观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前期区域性碳交易市场试点阶段过渡到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阶段，该《办法》于发布30日后实施。2016年，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交通运输中的航空作为碳排放重点行业。考虑到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标准，本文将发改委发布的8大碳排放重点行业与统计局的《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进行对照，分别对应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航空运输业。考虑到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产品价格受管制，航空运输业无生产的实物产品，本文最终选取2015—2021年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6大行业，剔除S、ST、*ST及样本期间内相关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99家上市公司，1393个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巨潮资讯、同花顺、Wind、国泰安等数据库。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观测数共计1393个、涉及6个行业、7期数据。包括被解释变量price，解释变量GI，中介变量cost和tfp，以及其他9个控制变量。其中，GI、cost、tfp、ROA、xscbl、RD、liq变量数据均转化为百分数，同时为减小异方差，本文实证前对price、income、asset、rmp和pgdp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五、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按照模型（1）-（4），考虑不同行业企业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同时为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产品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中介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1）是检验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总影响效应，由表4可知，核心解释变量GI对price的系数为0.016，在5%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绿色投入与产品最终价格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绿色投入的增加会推动产品价格的增长。进一步分析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影响的两个中介机制，从产品成本中介效应模型看，绿色投入对产品成本的影响系数显著，为0.019，表明绿色投入作为投入的一部分，该值的增加会导致产品成本的上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模型看，绿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017，表明绿色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一定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从加入产品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中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看，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不显著，而两个中介变量对产品价格的估计系数显著，从而验证上文中的假设1和假设2。表明绿色投入一方面通过推动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产品价格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导致产品价格减少，GI系数的不显著表明这两个路径为完全中介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中，为排除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绿色投入与其总市值的比率，并将其定义为GI2，替换绿色投入变量（GI），并代入方程（1）-（4）中，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看出，对于基准回归方程和中介方程，变量GI2系数显著为正，加入中介变量的方程中，GI2系数仍不显著，说明上文结论的稳健性。

（三）进一步分析

1．分行业企业回归分析

由于各行业绿色发展路径不同，产品种类多样，为更好地分析绿色投入对各行业的影响，本文分别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及造纸和纸制品业进行回归分析，以探究绿色投入在不同行业间的异质性，分行业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6个行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4个行业绿色投入对最终产品价格影响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3。估计系数看，造纸和纸制品业系数最高，为0.04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次之，为0.0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再次，为0.02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最低，为0.011，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与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影响不显著。对比显著与不显著行业差异，本文分析认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产品的差异性较为明显，因此绿色投入难以对价格得出合理的估计，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主要产品如石油、煤炭制品，主要由国际市场定价，故绿色投入对该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小。

2.分绿色投入水平企业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效应与绿色投入自身的规模是否有明显的影响关系，即绿色投入规模相对较高的企业，其价格的增加是否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按照绿色投入的规模，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绿色投入企业与低绿色投入企业。考虑到部分企业在某些年份绿色投入为0，这对企业的划分产生较大的影响，且低绿色投入样本也难以得出有效的估计，本部分仅选择7年中均有绿色投入的企业，共计83家，划分高绿色投入企业42家，低绿色投入企业41家，分类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看出，高绿色投入企业的绿色投入对其产品价格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效应，而低绿色投入企业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关系。这表明，绿色投入规模越高，其所推动的产品价格的增加也会越多，从而假设4得以验证。

3．分竞争地位企业回归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虑，在市场中处于强势竞争地位的企业，是否通过优化投入配置来分摊其绿色投入，还是更有可能借助其强势的定价权，将绿色投入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上。据此，本文按照竞争地位将样本企业分为强势企业和弱势企业，并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不同竞争地位下，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

借鉴朱清香（2020）、李顺彬（2020）等人的研究，本文以计算出的企业勒纳指数（PCM）来衡量企业竞争地位，勒纳指数越大，表示企业在行业内的定价能力越强，企业的竞争地位也就越高。具体计算方法为：企业在某年的PCM=（当年营业收入-当年营业成本-当年销售费用-当年管理费用）/当年营业收入。然后对该企业在2015—2021年PCM值取算术平均，得出该企业竞争地位。最后，按照竞争地位对企业进行排序，排序前50%归类为强势企业，后50%为弱势企业，两类企业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看出，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其绿色投入与产品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并且与整体相比，在估计系数（整体估计系数为0.016，弱势企业系数为0.022）与置信水平方面，弱势企业的正相关性更为明显，而强势企业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未有明显的影响，验证了假设5。本文认为，相较于强势企业，弱势企业自身盈利性相对较差，数据方面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强势企业毛利率均值为25.01%，而弱势企業该值则为12.74%①，因此，弱势企业为保持一定的利润，其只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绿色投入成本。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本文运用199家高碳行业上市企业2015—202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绿色投入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整体回归结果看，绿色投入与产品最终价格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绿色投入的增加会推动产品价格的增长。第二，两个中介效应模型看，绿色投入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成本，从而推动产品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引起产品价格的下降，但综合看，前者影响程度更大。第三，分行业结果看，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造纸和纸制品业4个行业绿色投入对最终产品价格影响显著为正，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与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绿色投入对产品价格影响不显著。第四，高绿色投入规模的企业，其绿色投入对最终产品价格有明显的正影响效应，低绿色投入企业其绿色投入与最终产品价格之间并未发现该影响关系。第五，相较于强势企业，弱势企业绿色投入对其产品价格具有更加明显的正相关效应，本文认为这与弱势企业自身的低盈利性有关。

（二）政策建议

从上述结论中可以看到，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式，一定程度弥补了绿色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成本，由于绿色产出先天的正外部性及其对投入所要求持续性，使得在一定时期内，大部分绿色投入仍然反映在价格上，这违背了企业生产的趋利性原则，一定程度抑制了企业后续绿色投入跟进，不利于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因此，要改变企业绿色投入对其经济效益短期“阵痛”，促进企业绿色长期发展，需要从政府、企业和金融支持三方面共同发力。

一是高碳企业要锚定“双碳”目标，加快低碳转型升级力度。高碳企业应将绿色转型作为企业的立身之本、发展之源。以“3060”目标为契机，把握政策实施的窗口期，主动寻求金融、财政、税收及生态环境等政策支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转型动力。高碳企业应依据自身产业优势、市场份额和发展前景综合研判，找到适合自身转型的方向和道路，制定具有可行性的转型路线图和时间表，分类别分项目梯次渐进实施，避免盲目和激进转型。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研发绿色产品，增加绿色产能，尽快形成产销闭环和绿色盈利模式。强化技术人才培养和储备，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锻造专业队伍。

二是政府要保障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平稳过渡。根据顶层设计要求，科学严谨评估政策的预期效果，合理把握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强度，引导企业分类、分批、分阶段进行高碳产能的退出，避免“运动式”减碳和“一刀切”措施。要发挥“联络员”职能，加强高校和企业的密切联系，引导高校组建专家辅导团队，加大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专业指导力度。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税收、政府补助等措施，提升绿色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和税费减免力度，充分保障处于转型关键期企业的资金链。

三是金融部门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绿色投入对通货膨胀尤其是高碳产品价格的推升，在碳达峰之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央行要做好促转型与防通胀的平衡，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低碳转型过程中物价水平的监测分析力度，持续关注绿色通胀风险；金融机构要推广绿色信贷，建立绿色转型企业白名单，在政策框架下适时降低高碳转型企业的信贷门槛，基于区域、行业和个体差异科学评估各高碳转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参照“具体企业具体政策”的原则为转型企业订制金融支持方案，提升授信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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