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国?吴钦

［摘 要］谁是群众？群众何为？这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劳工群众方兴未艾的时代共同提出的问题。《神圣家族》作为他们初次合作的作品，充分肯定了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并借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否定英雄史观，阐明其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政治原则且给出了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和挣脱自身枷锁的政治出路。群众史观为当今共产党发挥政治优势，聚合最广大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已经成为群众史观在当代的经典案例，它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现代化伟大成就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性。

［关键词］《神圣家族》；群众；群众史观

《神圣家族》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著作，映射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折的伟大历程，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方面具有文本的典型性和思想的开创性。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且进一步否定了英雄史观，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的基本观点，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已经展示其鲜明的群众立场，并坚定地站在群众立场上对鲍威尔等人展开深刻的批判，更鲜明地指出群众史观内蕴的政治逻辑。

一、马克思恩格斯站稳群众立场的现实背景

“神圣家族”这一词汇被马克思巧用做他和恩格斯合作的首部著作的书名，这里的嘲讽意味已跃然纸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柏林自由人”还沉浸在纯粹精神批判的自我愉悦中的行为颇为不满，这种“批判的批判”恰恰滥用了批判。因为它将群众排斥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这种无根性注定无法捕捉到真正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群众将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劳动大众将以历史主体的身份跃上历史舞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矛盾的钥匙已经攥在他们手里。

（一）在《莱茵报》与《德法年鉴》工作时期马克思肯定群众地位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当时普鲁士国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普鲁士政府的暴虐政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初步展示出他对群众所处的地位进行思考。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饱受压迫的底层贫困人民发声。马克思对这项法令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 ①马克思认为莱茵省议会维护的是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莱茵省议会与林木所有者直接忽视群众的利益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立法必然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法都基于某些财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既不能明确肯定这些财产是私有财产，也不能明确肯定它们是公共财产，它们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 ②最致命的是法律已经变成林木所有者剥削底层人民利益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林木所有者的流通硬币，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一项收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因为对林木所有者来说，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已成为资本了。” ③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意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明白只有在契合无产阶级实际理论指导下才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抗衡。在对普鲁士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之后，马克思看清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带来的普鲁士政府的腐朽性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与卢格一起创办《德法年鉴》。虽然《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合刊，但是马克思在其中留下了两篇重要著作，即《论犹太人问题》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著作标志着马克思正在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在《德法年鉴》时期趋于明显。1842年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阐明了青年黑格尔派看待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及其立场。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里受到迫害是由他们所信仰的宗教造成的结果，犹太人信奉的是一种与基督教相比处于落后地位并且站在基督教对立面的意识，犹太人要想在基督教国家里寻求解放是不可能的，若想摆脱歧视获得解放他们有两项选择：一是放弃信仰犹太教，选择改宗基督教；二是消灭宗教。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驳了鲍威尔的以上观点，他认为鲍威尔只看到了犹太精神表面的宗教本质，却没有看到犹太精神背后的世俗的基础，所以才会反对犹太人信仰的宗教。“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实践任务。” ④应该在世界解放的基础之上再寻求犹太人的解放，与基督教徒取得相同的政治权利并不属于犹太人的解放，摆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人类解放的思想。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得出了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的看法，“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⑤因此，“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 ⑥在德國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⑦。德国的工业发展孕育了无产阶级却又奴役了它，使之成为了“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⑧，无产阶级挣脱身上的枷锁又恰恰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⑨

（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切实考察

恩格斯到达英国后，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恩格斯通过自己对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状况的考察，揭开了掩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表面的“遮羞布”。英国从15世纪开始积累资本，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1842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场”。工业革命后新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为产品的生产者即无产阶级所拥有，而是最终归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引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由于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加之工业革命后工厂的大规模发展，大量工人进入工厂工作，由于在资本家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之下，工人受到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 ⑩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他们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政权。恩格斯亲身体验的社会现实无声地使他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 仰。

二、借批判鲍威尔的英雄史观明确群众史观的政治原则

鲍威尔认为世界历史是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代表的“自我意识”的外化，把“英雄”与“精神”等同，将“群众”看做是“物质”，英雄与群众之间的对立等同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全部的人类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 ！1已经开始走上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戳穿了抽象人道主义的虚伪性，明白现实的人的自由要通过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彻底改造来获得。群众有着自觉阶级意识的组织活动给了他们出场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条件。

（一）鲍威尔英雄史观的思想来源及其结构

鲍威尔认为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和抽象的事物，通过主观精神可以了解上帝，并且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可以表述的。鲍威尔及其追随者创办《文学总汇报》，发表“批判的批判”的系列文章，围绕“自我意识”对主观唯心主义和批判哲学展开吹捧。“自我意识”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认为没有能够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存在必须依赖于物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鲍威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抽象逻辑自我发展的过程，这显然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鲍威尔哲学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这是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在哲学上的延续。在鲍威尔看来，世界万物都来自于主观的想象，他认为“自我意识”是万事万物无所不能的。批判哲学家们把他们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并且力图通过批判来推动物质世界的发展。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鲍威尔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源自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 ！2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 ！3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即作为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而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其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只是片面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的不彻底性。黑格尔未能正确处理好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他只是浅显地把具有绝对精神的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 ！4鲍威尔等人把黑格尔哲学中体现的哲学与哲学家在本质上互相分离的状态排除了，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精神本身，亦即批判本身，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等同于历史的创造者。反观其本质，他们的眼中根本容不下群众的存在，在根本上把群众排除出批判的范畴之外。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根源在于他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颠倒了。马克思用苹果、梨与“实体”的形象比喻揭露了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就在于：它先从现实的个别事物中抽象出一般共性，然后，把这个本来作为观念而存在的一般共性设定为一种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最后又把这种作为“实体”存在的一般共性看做是独立的主体，并且以这个主体的角度反过来表演和演化出现实中各种特殊的具体存在。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与之具有相似性，他们首先从宗教中抽离出“自我意识”，然后将“自我意识”看做一种独立的存在，就像从苹果中抽离出“果实”，而这个“果实”的观念并不依附于苹果。再将这种“自我意识”看做是批判的原则，从而得出“自我意识”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的观点。这种思辨哲学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特殊的东西仅仅是普遍的东西的特殊化身，“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 ！5而已。批判哲学所认为的特殊的东西只是概念自我演绎得出的结果罢了。

（二）对鲍威尔哲学的批判肯定了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

青年黑格尔派用主观唯心主义取代黑格尔哲学，视“自我意识”为绝对精神。鲍威尔认为批判哲学的任务是通过批判来扫除它与一切事物之间的阻碍，第一步就是要对各种各样群众性的对象展开批判。他们宣称所谓的“批判的批判”理论活动可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并且是对社会发展的唯一起积极作用的因素，而群众只是无所作为的“群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首先对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批判哲学展开批判。“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的；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的；同样，历史所以存在，也是为了给理论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的。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 ！6“自我意识”并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其次，批判哲学本身有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批判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一样，批判哲学必须不断地研究神学家的研究对象——神学。一方面，鲍威尔力图将基督教与批判哲学分离，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又无法脱离基督教，最终他的“自我意识”也无法脱离耶稣的存在。所谓的批判哲学家们既想维护宗教又不了解政治，批判哲学无法解释现实社会，这是他们的致命缺陷，批判哲学一旦与现实相联系就没有任何说服力。“事实上，哲学并不是哲学家个人所作出的孤立的思考，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形形色色的哲学体系无一不是各种社会现实的产物。” ！7再次，批判哲学不能正确看待群众的历史地位。批判哲学家们认为“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 ！8。“既然‘真理和历史一样，是以太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的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肠道的‘徐徐伸展” ！9。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批判哲学无法与群众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另一方面现实又迫使批判哲学靠近群众、走向现实的政治活动，批判哲学家则认为这归结为群众的局限性，显然，批判哲学已经与群众分裂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所描述的并不是现实的个人，而只是关于人的一幅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漫画，在这幅漫画中，人与自然是脱离的。” @0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指出客观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这就从根本上与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宣告决裂。在对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至上的批判中更多地面向现实、面向历史来探讨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赋予无产阶级“掘墓人”的政治作用。

三、给出群众寻求自我解放的政治出路

英雄史观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的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批判最终在《神圣家族》中得出群众史观的重要理论结果，科学阐明了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地位及其手段与动力等问题。理清群众的这些问题也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以实际行动解除自身枷锁

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来创造历史。历史的发源地是存在于尘世之中的物质生产。“历史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1鲍威尔等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将历史与自然科学分离的做法是错误的，从而得出的立场观点亦是片面的。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十分强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无产阶级若想要获得解放，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能停留在思想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 @2

（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马克思批驳鲍威尔等人将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失败的因素归结为群众：“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 @3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活动目的能够唤起群众多少热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群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程度能够从侧面表示出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有多少，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4

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例，马恩阐述了利益在激发群众热情参与历史时的巨大作用。“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5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历史上能够得到承认的那些代表群众的利益，在他们最初出现时总是会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因为它们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革命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它真正代表的利益阶级会逐渐明朗，到那时，发现自己参与的这场革命并能使自己获得利益的阶级就会因此对革命失去希望最终退出革命的进程。可以看到，革命不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而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与群众最初参与革命的期望不相符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现实中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给无产阶级造成了极大的压迫与剥削，在理论创作的过程中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贫苦群众的利益发声，在面对其他理论攻击时坚守群众立场，为广大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也为人民群众能够正确认识自身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四、群众史观政治逻辑的当代演绎

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却愈加贫困的社会里，马克思恩格斯化身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深挖这对现实矛盾背后的原因并为人民群众指明求得自身解放的出路。他们也明白仅靠群众代言人不能开创社会历史新方向，还需要群众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政党去启发普罗大众并带领他们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力量。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在世界各地应运而生，将群众史观内在的政治逻辑落实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发展规划。它要撼动资本主义体制的整个根基，带领群众凝聚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政治力量。但在不同社会思潮和文明体系的影响下，特别是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创，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丧失了领导权，群众史观掺杂了许多拥护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因素，打着共产党旗帜的组织和派别企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谋求改良，这必然更加远离群众。一些人甚至中了“告别无产阶级”“告别革命”的虚无主义之毒，不相信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解构、打散的劳动群众能够再度聚合起来，在未来掀起蔚为壮观的革命浪潮。

可喜的是，当今国外共产党发展的新态势也反映出，人们开始重回群众史观的正确轨道，发挥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 @6，将中心任务聚焦于回应劳动群众的现实诉求，引领他们跳出普世价值、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诱导，联合起来为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即使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和新变化，依然需要群众史观所强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只有沿着劳工阶级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道路前进，这样才能为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凝聚最广泛主体力量和观念共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群众史观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尤为显著，可以作为群众史观政治逻辑在当今时代演绎的经典案例。

（一）坚持“江山”与“人民”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凝练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的政治论断，生动诠释了国家与人民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江山就是人民”表明了国家是人民集体生活在其中的场所，也是人民社会性存在的形式。“人民就是江山”指出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國家的内容也是人民，国家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无法脱离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传统的民本思想坚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辩证法，从话语演进的角度看，“邦”即是“江山”，“民”即为“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传统民本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言以蔽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同质性。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贯穿我国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全过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具有三重含义：首先，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民。我国坚持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在新征程中将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谋求更多的利益。其次，发展需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发展成果。最后，发展的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在根本上明确了社会物质财富归谁所有的问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时期始终抓住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制定战略和策略。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将群众上升为具有阶级属性和更广泛代表意义的“人民”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任务，这就更加需要从群众史观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的群众史观是他们从革命民主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政治国家批判走向市民社会批判过程中重要理论成果。它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同时也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明确的政治出路为人民群众如何实现自身解放找到了现实通道。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51，269页。

④ ！1 ！2 ！3 ！4 ！5 ！6 ！8 ！9 @1 @2 @3 @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104，108，108，108，74，100，102，102，118，105，103，103，103页。

⑤⑥⑦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2，15，9，82页。

！7刘秀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唯物主义——重新理解〈 神圣家族〉对唯物主义史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

@0李彬彬：《“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德国思辨”——重读〈 神圣家族〉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6柴尚金：《当今国外共产党发展新态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2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熊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