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菲菲　高敏娟

摘要：乡村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位置，面临着探索“棘手问题”治理策略、提升治理绩效的现实要求。以三届“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乡村治理绩效何以实现”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地方党委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和统筹管理进行设计引导，乡村社会以自下而上的村级组织激活和公共规则重构促成集体行动，两者在内部有序运行的前提下，从“个体－组织”行动者和“价值－空间－载体”要素两个层面形成耦合协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模型。扎根中国故事，归纳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中国智慧，能够为推进乡村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绩效；耦合协同；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乡村是国家各项战略部署的落地单元，因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载了党和政府的更多关切。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乡村振兴战略接续实施，乡村作为任务承接的最终场域，其重要性愈加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内嵌了以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期待。乡村要振兴，治理是关键。2023年以乡村振兴为重点内容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2]，将乡村治理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位置。然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存在诸多难点。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乡村面临着人口的双向流动，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加剧，利益分配和矛盾纠纷更为复杂，现代性因素对乡土社会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形式进行着消解与重构。考察乡村治理实践新形态，探索解决乡村治理中各类“棘手问题”的有效策略，回答乡村治理绩效何以实现，是当前的关键议题。

乡村治理实践的持续推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增长点，围绕乡村治理绩效主要形成了以下论域：（1）考察各类制度在乡村落地的绩效状况。项目制帮扶依靠政府强制度控制和强政策动员，成为对接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3]，项目落地时凭借的不同动员机制会带来差异化的实践绩效[4]。以“宁海36条”为代表的村治政策，涵盖乡村权力运行和事务办理两大维度，为乡村治理带来了突破和变革[5]。（2）探讨内部主体结构因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治理重心下移使各类村级组织间的结构张力凸显，导致治理绩效递减[6]，破解的核心在于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构建“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共同体[7]。而且，作为骨干力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8]，以及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动机影响的经济精英[9]，均能以个体性参与助力治理绩效的提升。（3）明晰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方式选择。自治、法治、德治指向民众参与、制度权威和乡贤培育等关键要素[10]，“三治”与以党建引领的政治、依靠技术支持的智治结合为“五治”[11]，是当前提升治理绩效的基本方式。此外，整合乡村社会资本网络[12]、以善治引导乡村公共性生成[13]、围绕公共价值进行社会价值建构[14]也属于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关键通路。

“绩效”是衡量治理活动的结果变量，为考察乡村治理提供了概念性工具。绩效内涵随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逐渐丰富，经历了从传统“3E”（经济、效率、效益）到追求多元合作和更广泛公共价值的演变，乡村治理绩效也因此成为反映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并实现公共价值的核心话语。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意味着在多元主體协同发力的过程中找寻到“最大公约数”，既获得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又进入国家视野取得关注。现有研究结合乡村本土实践，对治理绩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理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问题仍值得探索。具体制度安排的绩效考量更为聚焦，却容易陷入碎片化的困境，较难从宏观上探讨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一般规律。主体结构因素与绩效的关系判断更多着眼于乡村社会内部，而强国家的属性则意味着不能脱离党政系统范畴来解释绩效的实现。治理方式选择的研究借助个案质性探讨产生增益的可能着力点，但还需进一步把握多元方式背后的逻辑理路来提升对治理挑战的回应性。由此可见，立足乡村社会的内外互动，整体分析乡村治理实践，发现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因果机制，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形成了本文拟回答的问题——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遵循何种普遍性路径？

不断涌现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是洞察和阐释治理实践的重要素材。2019年至2021年，中央为推广治理经验、解答乡村面临的各类难题，评选并推介了三届“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以三届“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推介材料为研究对象，尝试厘清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未来乡村振兴等实践的优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以收集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资料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浓缩，来发现或建构理论，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15]。扎根理论有三大流派，其中以施特劳斯（Anselm L.Strauss）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重在明确概念指向，强调用严格的程序来保持严谨性，有较为广泛的应用[16]。从扎根理论研究的资料基础来看，文本材料经常被作为理解和解释现实现象的数据来源。以各类奖项评选材料构成的案例库，超越了碎片化局限，有助于从整体视野达成规律性认知，是学者研究的重要材料，也为扎根理论开展奠定了资料基础。

本文遵循程序性扎根理论的步骤，借助“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申报资料展开研究，原因如下：一是相较于对单案例单维度的关注，乡村治理绩效实现路径的探析更需要立足大量案例，形成全景式关怀，得到的结论将更具解释力和预测性。二是乡村治理绩效实现路径的得出，建立在理解复杂和新型的治理样态，并基于资料总结逻辑理路的前提上，扎根理论的本质即系统解读来自实践的资料并构建理论模型，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扎根理论相匹配。三是本文旨在厘清与乡村治理绩效相关的要素如何作用得到绩效结果，需明确概念间的逻辑指向，与程序性扎根理论流派更为契合。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扎根理论遵循理论抽样，根据理论生成选择研究对象，关注点不在于样本代表性，而在于“关心概念及寻找阐明概念的事件”[17]。本文中“乡村治理”“治理绩效”界定了概念的范围，说明选取的案例样本既需是乡村场域中的治理实践，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绩效的实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简称“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2019和2020年间征集推介了54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2021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征集推介了38个案例。上述案例聚焦全国各地多样的做法和经验，内涵乡村治理的基本面向，能够弥合个案调查与整体认知间的差距；中央部门的评选推介，具有权威性，表明了官方对各地乡村治理绩效的认可；这些案例的产生经过了严格筛选和把关，区域覆盖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社会认可。综上，2019至2021年间涌现的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构成了本文的案例样本库。

本文选取的案例样本决定了数据收集的类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征集和推介工作以案例文本材料为载体，内容涉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发展成效等，详细的文本成为本文开展研究的数据基础，经收集整理，得到了近28万字的文本资料。

（三）数据分析

本文数据分析使用的工具是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将资料打散，以文本表达的含义为原则，抽取初始概念，并将概念根据类属关系范畴化；其次，进行主轴编码，对初始范畴进行调整、归类和进一步合并；最后，进行选择式编码，找出核心范畴，明确主次维度，得到理论模型。在编码过程中，研究团队对文本争议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同时，本文在每届“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各随机抽取一个案例的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出现新的概念，说明得到的理论模型能够解释本文所关心的研究问题。

三、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及初始范畴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依据编码要求，立足文本资料，进行了初始概念提取和初始范畴归纳。最终得到初始概念67个，并范畴化得到19个初始范畴，表1即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

（二）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在主轴编码阶段，经过不断比较逐步明晰了不同類属之间的联结，即19个副范畴可依照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所对应的策略选择及耦合衔接，划分为政治推动、统筹管理、激活村级组织、公共规则重构、“价值－空间－载体”要素、“个体－组织”行动者6个主范畴。表2即为主范畴的具体内涵、主范畴与副范畴的对应关系。

（三）选择式编码及模型构建

在选择式编码阶段，本文确定核心范畴为“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由上节所述的6个主范畴构成。具体来说，地方党委政府将注意力放在政治推动、统筹管理上，自上而下设计引导，进行统合；乡村社会内部以组织激活、公共规则重构为重点，自下而上形成集体行动；地方党委政府和乡村社会形成了两大层面的耦合协同，即“个体－组织”的行动者层面、“价值－空间－载体”的要素层面，行动者层面耦合协同反映的是主体结构关系，要素层面表明行动者耦合协同的领域与基础。至此，本文将该理论模型称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模型（如图1所示）。

四、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理路阐释

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是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共同驱动并耦合协同的结果。对乡村问题的探讨不能仅停留于单向场域，乡村的基础性地位与强国家的治理国情决定了乡村社会发展中必然需要国家持续性在场，乡村治理实践的层级性特征直接决定了地方党委政府（尤其是县级层面）基于宏观战略和新形势导向发挥功能的重要性。下文将对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各自的策略选择、两者的耦合协同内容展开探析，从而揭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理路。

（一）地方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设计引导

地方党委政府在促成乡村治理绩效时，重在自上而下进行设计引导，发挥统合功能，策略表现为：一是依靠党委部署协调、制度保障和领导小组等的政治推动，以高位势能向下贯通治理目标和任务；二是运用规划设计、多维支持、内部联动和监督考核等具体方式，进行目标及任务落实中的统筹管理。

1.政治推动嵌入目标任务

明确目标任务并运用政治手段嵌入内外场域，是治理绩效实现中地方党委政府施策工具的重要之维。地方处于从宏观战略叙事走向微观行动叙事的关键接点位置，能否凝练出适合当地发展的、可操作化的目标任务事关中央宏观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因而，地方党委政府因地制宜，明确乡村治理的任务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18]。为达成这一目的，地方党委政府通常需要结合中央要求，使用党委部署协调、出台文件形成制度供给、推行小组政治等机制保证目标任务的衔接和嵌入，强化执行动力。

首先，党委部署协调对目标任务进行了政治规划。从省到乡各级党委贯穿乡村治理工作全局，发挥部署协调功能，是影响注意力分配的核心因素，党委在场使目标任务的正式性权威得到增强，党委组织协调也优化了目标任务落实所依托的治理体系[19]。其中，乡镇党委与地方其他层级党委相比，属于承接责任的末梢，其职能重心有所差异，即部署协调工作倾向于细化并对接目标任务至行政村，主抓落实，进行重点把关和民情研判。其次，结合党委指引，配套各类文件也是目标任务衔接的重要手段。地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文件是乡村治理制度支撑的核心构件，其内容着重强调对任务目标的中观指导和微观操作，作为政治的显性结果，使目标任务实现向上承接、向下传递。然而，部署和制度要依靠行动组织才能落地。乡村治理中领导小组的组织方式具有政治属性，通常由书记担任组长，并纳入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围绕重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分配到人，强化责任意识。该组织方式依靠借力和自立逻辑[20]，构建了推动重点任务落实的行动共同体[21]，有助于打破部门协作行动的梗阻。

2.内外统筹管理推动落实

地方党委政府统筹管理的内容之一即面向乡村社会的规划与支持赋能。从对乡村社会的规划来看，乡村治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瞄准治理靶点是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这就对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地方党委政府既要立足乡村区域发展，锚定乡村发展方向，又要突出重点抓手，指明当前乡村工作的重心。在乡村治理方向性的把握上，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该地政府讲求科学分类，将当地村庄发展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城镇型村庄、过渡型村庄和农村型村庄，稳住了乡村社会的“方向盘”。在乡村治理重心的把握上，党委政府会以主抓工作、治理模式为载体，回应乡村现实发展的核心需求。主抓工作如廉洁履职、减负增能等，治理模式包括后备队伍建设的“村推镇选县考察”模式、经济发展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民主协商的“三说三抓”模式等。

从对乡村社会的支持赋能来看，地方党委政府发力的维度包括技术、资金、培训和宣传。技术支持出于乡村问题上传、信息公开、方便政务服务等动因，推动建立各类信息平台，并要求打破平台间信息传输壁垒，村民在该过程中可成为信息的直接生产者与监督者。资金支持主要基于专项工作的安排，诸如法律顾问、乡村新闻官、美丽屋场建设、积分制等，通过资金拨付保证项目运行的各类经费。培训是指组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民代表、调解员、扶贫社成员等在本地学习或外地交流，旨在为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本赋能。宣传的具体途径包括开展各级示范评比、树立正反面典型，以舆论引导的方式进行造势。技术和资金投入通常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可视的结果，培训和宣传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很难实现量化确认，这四个维度通常以输入性供给、策略性组合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

地方党委政府统筹管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面向组织内部的横纵联动。部门协同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变量，横纵联动是从协同主体互动的视角对部门间关系的考察，组织内部的横纵联动、共同配合能够打破条块掣肘。首先，地方党委政府会围绕工作主题，整合同一层级（主要是市、县（区））横向职能部门，保证科层组织运行效率。如山东省曲阜市为推动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在科层组织内将与之发展有关的农业、财政和金融部门进行了联合，协同推动合作社发展。其次，地方党委政府注重构建多级联动的纵向治理架构，搭建不同层级的上下通路，突破层级壁垒。乡村治理中地方党委政府的纵向联动层级包括“省－市－县（区）－乡镇”四级，受属地责任与压力传导的影响，县（区）级综合协同的角色得到凸显。而且，由于纵向传导需乡村社会承接，经过层层下沉，村一级也被纳入联动体系。上述层级联动中涉及权力、资源、信息、任务等要素的有机衔接和整合，从而保障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除此之外，为确保组织系统的各项安排规范有效运行，统筹管理还需辅之以必要的监督考核。监督考核内容上涵盖将村镇作为整体治理单位的评比和干部个人的工作评价，监督主体上除自查、群众与人大监督外，更强调上级政府巡查和纪委监督，考核结果通常与表彰和绩效奖金相挂钩。

（二）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

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离不开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育，将原子化个体组织起来促成集体行动是当前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重点所在。更进一步来看，集体行动达成的条件与基础是激活村级组织和重构公共规则。

1.村级组织激活

乡土中生发的各类村级组织是治理活动的要件，表征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自我赋能的过程，激活村级组织需要着眼于组织职能、组织能力和组织类型。

由于国家对乡村实行自治有根本性规定，村“两委”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因而组织职能优化聚焦的是乡村治理中村“两委”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当前，村“两委”功能作用包括引领联动、组织实施和联系群众。村支委作为党在乡村的组织代表，是引领联动的核心，村支委一方面把控重大民生事项及其关键环节，领头带动村级各项事务的开展，另一方面听取村委会、村监会、议事会和理事会等报告，使村级事务能够依托各组织协同开展。村“两委”的组织实施主要针对村中重大决策、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等事项，综合法定程序与村民的意见，进行计划、协调和控制，确保重点工作在乡村社会落地。联系群众直指村“两委”的群众基础，村“两委”不仅要将政策和组织决议向村民宣传到位，也要收集村民意见与需求。

村级组织能力提升的要点是加强组织和人员管理。组织管理方面，推动党组织纵向到底的建设，织密党建网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以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社会链接功能带动共管共治，优化治理结构。如佛山市南海區从行政村到村民小组构建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的纵向党建网格，延伸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触角，促进了乡村社会力量发育。人员管理方面，不仅突出村级组织队伍在学历、年龄结构上的优化，对无职党员进行设岗定责，而且实行村“两委”与其他村级组织的人员交叉，即由村支书担任各类组织负责人，吸引党员成为各类组织成员。能力提升不仅有益于保持村级组织活力，更强调村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将“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到治理活动中，避免村级事务处理悬而不决。

就组织类型而言，除传统的村“两委”之外，出于不同治理目的的需要，组建功能性组织成为当前治理实践的重要特色。一方面，发挥监督功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即村监委）成为村“两委”的重要补充。村监会的产生主要缘于对输入资源公正分配的需求以及为了避免征地拆迁中出现村干部不正当行为，其主要任务是审核公共决策结果、监督各主体对公共决策的组织实施。另一方面，各类具有经济和志愿服务功能的组织得到发育。不同类型的产业合作社是乡村经济功能组织的典型代表，其以利益为纽带、围绕生计需求成立，服务于乡村经济发展目标，是村民组织化生产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乡村志愿服务组织面向各类自治事务，是发轫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组织，如为规范乡村婚丧嫁娶成立红白理事会，为化解矛盾组建矛盾纠纷调解队伍。此外，退役军人及返乡大学生等群体，经过组织动员，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整治、治安维护等志愿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

2.公共规则重构

规则的生产和执行会作用于治理绩效的实现[22]，乡村社会重构公共规则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乡村对公共规则的强调，受到传统社会“软规范”瓦解和集体利益公平分配要求的双因驱动。乡村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与之对应的运行规则随现实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乡村治理中个人私益向公共利益的整合直接影响乡村秩序。规则重构立足变化视野，是基于个体达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23]，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规则内容、氛围营造和结果使用是乡村公共规则重构的要点。首先，规则内容上合法性与操作性并重。一方面，公共规则制定时必须遵循法律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要求，并吸纳村民意见获得合法性，弱化规则执行阻力。另一方面，规则需具备可操作性，为其落地奠定基础。乡村公共规则的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村民协商议事的“说议办评”流程、用权规范的“清单制”流程等内容上，搭建流程框架明确了规则涉及的具体环节，能为公共规则落地带来积极效果。其次，规则内容让村民知晓和遵守才会产生意义。借助上墙、发放宣传册和举办文艺活动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能营造舆论氛围，有效提升村民规则知晓率，激发村民关心村务的热情。依托村务公开栏、微信群等渠道公开规则各环节的运行结果，特别是将行为有关的事项确定到人和家庭，进行个人奖惩和家庭评选，保证规则运行透明和有效。

整体观之，乡村社会公共规则重构的逻辑思维体现在从合法性和操作性出发，搭建程序性框架，明确规则作用环节，将可信承诺和自我监督寓于公共规则之内。乡村社会村规民约的制定对此做了很好的印证，村规民约制定时要先向下调查村民需求，形成基础材料，再由村“两委”及村民代表确立框架撰写初稿，初稿还需向上寻求镇级领导班子的把关，可能的话可引入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员进行审议，包涵合法性与操作性意蕴。村规民约也应结合当地发展、历史人文，关注乡村环境、风俗和各类服务，与积分制、信用管理等内容配套。村规民约运行结果要定期在村务公开栏公布，并依据结果设立红黑榜、积分榜等内容，给予村民物质奖励（积分兑换物品等）和精神奖励（推选为村级文明户等），提升规则运行的约束力。

（三）基于“行动者－要素”层面的耦合协同

地方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设计引导和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是围绕乡村治理实践形成的上下界面，只有党委政府统合与乡村社会行动有机融合，形成耦合协同系统，才能产生良好的治理绩效。乡村治理的耦合协同可以概括为“行动者－要素”两个层面，行动者层面的耦合协同聚焦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要素层面则廓清了行动者耦合协同的领域和基础。

1.基于“个体－组织”的行动者层面

治理主体是与具体公共事务发生关联的行动者，界定了谁能够参与治理活动，是构成治理网络的基础，贯穿治理过程的始终，行动者层面的耦合协同表征了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生产。

行动者被解构为个体行动者和组织行动者。首先，个体行动者之间的耦合协同本质上揭示的是依托下达与上传促成政令畅通与需求传递，关注地方干部队伍向下联系村民与村民向上诉求表达，该过程凸显了地方干部队伍以服务为行动导向、村民以利益为整合纽带。干部队伍向下联系主要依靠领导干部驻点入户和“第一书记”驻村包村。领导干部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民情夜访”等工作，加强信息沟通和干群联结。国家下派“第一书记”，下沉体制内关键政治精英[24]驻村坐班、走访等，使得第一书记能够发挥衔接国家与村民的管道功能，成为嵌入乡村实现个体层面联结的重要主体。村民向上表达依靠村干部、村民代表、新农人及由村民骨干组成的“两长八员”，其通过联人、联户发挥向上衔接作用，形成利益诉求传递。其次，组织行动者的耦合协同涉及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村“两委”、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组织主体，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决定了不同组织主体的参与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互动能够塑造出多形态的治理网络。如广东省清远市在以乡村新闻官撬动乡村治理时，先是整合了省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媒体和高校三方，成立了培训学院，后与邮政公司、建设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与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达成共识，多方合作赋能促进了乡村发展。组织行动者之间的耦合协同以互利共赢为前提，建立在各方支持性资源供给的基础上。

2.基于“价值－空间－载体”的要素层面

行动者耦合协同必须嵌入乡村治理要素，“价值－空间－载体”分别与公共事务、治理单元和场所站点对应，明晰了行动者耦合协同的领域和基础。价值要素是治理活動的导向和衔接点，空间要素定位了治理活动的范围，载体要素明确了治理依托的平台点位。“价值－空间－载体”三维要素说明围绕乡村各类公共事务，基于划分出的治理单元，依托具体的场所站点，地方党委政府和乡村社会能够形成耦合协同。

公共价值的实现需依托一定的现实基础，乡村社会中各类公共事务成为价值要素的核心和承载。因而，价值要素指涉乡村治理中与村民个体、乡村整体相关的公共事务，包括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稳定等各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论及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上下耦合互动使碎片化意见达成共识、个人私益聚合为公共利益、原子化个体走向治理共同体，围绕的核心都是乡村公共事务，公共性问题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投射感知走向实际交汇[25]。空间要素明确了治理活动分解后的落地单元。乡村场域受地理环境和居住特征的影响，地方党委政府统合策略落地和乡村社会内部服务管理半径通常过大，为此需依据地缘、血缘、亲缘等因素细化管理范围至片区、网格、自然村落、屋场等，保证资源集中和组织动员，借此提升组织管理的有效性。载体要素从硬件设施入手，旨在搭建服务站点、文化广场、办公场所等场地，并设置场地使用制度，创建多方对话的功能性平台，促成内外、上下互动，一方面为居民议事、矛盾调解、休闲提供活动阵地，如民情茶室、“和为贵”调解室等，另一方面便利服务的下沉，如党群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室、文明实践站。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

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26]，乡村振兴战略对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蕴，需跳出碎片化认识的窠臼，从系统视角整体把握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2019年至2021年涌现的乡村治理典型实践，代表了乡村治理的整体样态，借助上述案例，能够得到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一般性路径。

本文认为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得益于内部有序运行的地方党委政府和乡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上下两者之间的耦合协同。在乡村治理中地方党委政府以国家代言人身份进行着管理体制的整体规划和引导，统合作用得到凸显，运用的策略为：明晰地方差异化的目標，以政治推动形成目标任务的向下嵌入，以此为前提，面向乡村社会进行方向引导与支持赋能，并加强组织内部的横纵联动，统筹管理推动目标任务落实。此外，“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27]是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变量，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原生制度逻辑和外生制度逻辑作用于治理绩效[28]。乡村社会的发力点在于促成集体行动，运用的策略为激活村级组织、重构公共规则，基于治理主体和治理过程的双重思维实现内生性培育。上下两个系统有序运行，并耦合协同到“个体－组织”的行动者层面和“价值－空间－载体”的要素层面，因而实现了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并行不悖、有效互动[29]，在国家介入的过程中使得自治有效运转起来[30]。综上，地方党委政府从组织到党政干部、乡村从集体到个体，两者上下有序、耦合协同，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如图2所示）。

（二）进一步讨论

乡村治理不仅事关广大民众个体层面的效用感知，更与基层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丰富和典型的乡村治理案例进行整体性考察，得到了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上下有序、耦合协同”路径，有利于乡村在具体治理实践时进行对标，为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提供了经验借鉴和行动导向。同时，本文以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土壤，立足绩效视野，从地方党委政府设计引导与乡村社会集体行动的维度出发，作出了构建本土绩效理论的努力，为绩效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主题下的发展提供有益支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乡村场域的应然状态。

值得说明的是，宏观制度和政策为乡村治理设定了基本方向，譬如加强基层组织与队伍建设、促进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和创新治理方式等。本文分析时突出了地方层面党委政府的作用，而地方层面的活动正是基于中央宏观布局展开的，只是乡村治理中乡村基层的定位，使与之衔接更为紧密的地方党委政府重要性愈加凸显。本文也对乡村治理需要攻克的重点难题有了更深认识。首先，乡村的宏微观制度安排关注“如何治理”，为解决村级问题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操作方式。然而，乡村各类制度日渐密集和复杂，管理规范化趋势愈加明显，以制度为核心的施策方式也带来了规范治理和决策落地之间的张力，制度运行成本、制度运行效率等问题引发了平衡复杂制度与有效治理的思考。其次，实现资源输入过程中供需有效对接是当前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资源下乡通常意味着强国家介入，面对供给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要形成有效的需求整合来避免资源错配。如何在国家供给和社会需求中架起桥梁极具挑战。

本文也存在局限：一是基于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选择以二手数据作为分析材料，缺少一手调研数据的佐证；二是尝试构建一般性的治理绩效实现模型，没有关照到特殊治理情境。未来可通过实地调研，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和佐证，也可利用案例研究，关注个性情境，丰富补充理论模型的细节。

注释：

①原始资料前的A、B、C分别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数字为各届对应的案例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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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and Lower in an Orderly Fashion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han Feifei / Gao Minjuan

Rural governance is at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and it face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exploring the“wicked problem”governance strategy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This research takes the three“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as samples and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investigate“how to achieve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We find that the local CPC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design and guide through top-down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and rural society promotes collective action with bottom-up activation of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rules.Under the premise of internal orderly operation，they form coupling coordination from the two levels of the“individual-organization”actor and the“value-space-carrier”element，and constituting the“upper and lower in an orderly fashion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model of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realization.Rooted in Chinese stories and summing up Chinese wisdom on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Governance；Governance Performance；Coupling Coordin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Realization Path

責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