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辉 陈温都苏

【摘 要】 公司治理作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保证。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公司治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关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强调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出发，通过激励与监督约束委托人行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然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始终不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甚至对一系列的公司丑闻无能为力，时不时把公司治理问题推上风口浪尖。文章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公司治理存在的困境进行了理论阐释，基于经济学域观范式，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维度对公司治理内涵提出了优化建议。

【关键词】 公司治理； 西方经济学； 域观范式； 现代企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 F234.3；C9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8-0122-08

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司治理研究，因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本市场实践前沿之间发挥着天然纽带作用，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学术活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用单一的经济理性维度刻画现实世界，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基础强调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此经济学范式下的公司治理关注的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即通过签订契约、激励与监督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始终不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甚至对一系列的公司丑闻无能为力，时不时把公司治理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现有公司治理实证研究多从高度抽象化、模型化的微观经济学范式出发，检验负债融资[ 1 ]、资本市场开放[ 2 ]等融资因素，机构投资者参与[ 3 ]、投资者保护[ 4 ]、股权结构设计[ 5 ]等股权结构特征，以及数字经济[ 6 ]、管理层能力、企业价值等因素的逻辑关系。理论研究则聚焦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化脉络[ 7-8 ]、国别比较[ 9-10 ]、法律设计[ 11 ]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体制机制探索[ 12 ]等，也有学者关注政府行为[ 13 ]等制度视角及中国文化[ 14 ]等文化角度。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为企业界的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实战建议，但仍然是在微观经济学范式下的现实刻画，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研究无法还原具有域观特质的公司治理实践。本文试图用域觀经济学范式，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维度优化公司治理内涵，以期在复杂多样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下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公司治理的困境

（一）股票期权从理论到实践的失灵

股票期权制度的诞生，最初是为了解决高额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侵蚀企业高管薪酬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高达92%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导致众多企业高管的薪酬大部分被所得税扣除。为了避免这种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利，菲泽尔（PFIZER）制药公司决定以股票期权的方式向全体员工支付薪酬，即员工可以通过在未来的任意一个时期行权兑现个人收益，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15 ]。作为一种新型的薪酬分配模式，尽管股票期权制度的初始目的是合理避税，却因具有兼顾长期激励和监督约束功能被众多公司采纳。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公司股东作为委托人，在与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签订契约之后（即解决了参与约束与逆向选择问题），为降低代理成本，仍需要利用激励和监督手段解决经理人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忽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问题，也就是进一步解决激励相容约束与道德风险问题[ 16 ]。股票期权制度恰恰在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建立了资本纽带，把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润（股东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的效用函数具备了目标一致性，无形中发挥了激励和监督经理人员行为的作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下，股票期权制度迅速被西方众多公司奉若神明，当作有效解决公司治理矛盾的一剂良药，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美誉，《商业周刊》评价道：“股票期权制度曾像魔法棒一般地刺激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

然而，被捧上神坛、作为繁荣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魔法棒”的股票期权制度存在致命的内在缺陷——催生新的道德风险。股票期权将经理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公司股价紧密相连，即经理人员为了未来行权时能够取得高额收益，会严格约束个人行为，采取良性可持续的经营行为。从理论上讲，似乎能使经理人员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业绩紧密相连，然而时常事与愿违。一方面，股票期权的价值来自股票市场价格与期权行权价格的差额，即良好的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使经理人员行权时的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经理人员作为公司的“内部人”掌握着众多设备、财务、人力等资源，有充分的权力操纵财务数字，利用不正当手段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人为增加股票期权对他的价值，甚至当股票市场价格有低于行权价格趋向时，可能选择利用“内部人”的地位修改行权价格或行权期，进而达到避免自己的股票期权收益受损的目的。也就是说，当股票期权制度将管理层利益与股票价格联系在一起时，利用在公司的地位与权力操控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可能会成为管理人员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和隐藏动机。简言之，本为克服道德风险和短期行为的股票期权可能会因经理人员的地位而诱发新的道德风险，特别是在股价非理性时，新的道德风险会更频繁[ 17 ]。股票期权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使其成为21世纪初安然、世通等众多公司财务丑闻（见表1）爆发的重要诱因，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一些公司出现巨大的财务‘黑洞，股票期权是漏洞之一。”

（二）代理人侵蚀委托人事件层出不穷

西方经济学奉行“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然而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委托人与代理人自委托代理关系发生时便存在因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即委托人的目标是公司经营良好、股价不断上涨，进而通过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而代理人的目标则是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包括财富、社会地位和更多的闲暇，因此委托—代理问题被看作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富家管事”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股份公司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矛盾，他认为在处理公司资金方面，不同于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为自己打算，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效力，因而很难让股份公司的董事像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那样用意周到地监督公司财产的用途。正因如此，股份公司在经营业务方面难免存在疏忽和浪费[ 18 ]。也就是说，只有在代理人全心全意为委托人工作与服务时，委托代理关系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天然存在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经济责任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等矛盾[ 19 ]，注定代理人不可能完全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正如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 20 ]指出的：“如果委托代理人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

由此可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代理人侵蚀委托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代理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业绩水平和公司的股票价格，出于对个人财富的追求和保证经营业绩以避免因业绩不佳导致的在经理人市场中的声誉损毁等，代理人往往表现出短视主义倾向，将公司资本投资于短期收益率高、长期收益率可能为负的投资项目，使公司资产流失，造成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第二，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为代理人控制公司筹资、投资、人事任免等经营活动的管理权力，打造个人商业帝国、实现内部人控制开启了方便之门，由此造成委托人权力弱化，形成“强管理者，弱所有者”局面。第三，在职消费成为代理人侵蚀委托人利益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代理人在职消费天然存在的难以识别“公私”属性的特点，为代理人无限度满足私人贪欲、追求至高的财富地位和享受“皇家”待遇蒙上了一层面纱。科泰国际（TYCO）前总裁丹尼斯·考斯洛斯基向公司借贷2.74亿美元购买私人房屋、游艇和家具，花费210万美元为妻子筹办皇家级生日晚宴[ 21 ]，正是代理人利用在职消费中饱私囊的真实写照，经理人员利用公司内部权力和地位扩大在职消费成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三）出资人与劳动者关系不存在合理性可能

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从微观层面上看，出资人与劳动者的关系贯穿了企业生产要素经营和分配的各个环节，也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出资人与劳动者在契约地位上存在不平等。出资人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劳动者经济紧迫性的劣势，巧妙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契约，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换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马克斯·韦伯阐明了出资人和劳动者关系形式平等但实质不平等，且“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受到法律保障”的悖论。韦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有权与任何企业者签订任何内容的劳动契约，但这种权利对于寻找劳动机会的劳动者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劳动者并不能在决定劳动条件上具有选择权或发挥影响力，但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契约自由的结果变成了让拥有财富的人充分运用市场规则，在无碍于法律的限制下，利用市场资源取得对他人的权势[ 22 ]。

另一方面，出资人与劳动者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冲突和对立。亚当·斯密在讨论劳动工资时指出，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取决于劳动者与雇主签订的契约，但二者在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劳动者需要依靠劳动工资维持生活，因而劳动者总是期望获得更多的工资，而雇主则是想要用更少的劳动报酬换取劳动者多得多的劳动，时常联合起来减低劳动者工资。在劳动者与雇主的争议中，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依靠其积蓄的资本总能维持得很久，而失业的劳动者因为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很少能维持一个月，更没有能够维持一年的失业劳动者[ 18 ]。亚当·斯密眼中出资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恰是反映了出资人财产所有权与劳动者生存权的对立：劳动者的最基本目标是谋求工资福利等维持基本生活的生产资料的最大化，而作为雇主的出资人则是谋求财富（利润）的最大。马克思从本质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资人与劳动者的关系是不平等和对立的，是出资人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控制并占有了工人的劳动和产品，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价值超出了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支付的价值，这些新产品又以商品的形式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入流通领域，而超出的这部分价值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简言之，在西方经济学范式下，出资人以“资本”为中心，寻求扩大生产并占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忽视了劳动者拥有的具有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出资人和劳动者的关系表现为不平等、对立和冲突，缺乏一个合理的脉络。

二、经济学域观范式简述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第一次把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聚焦于个人，其范式承诺为：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即从每个人的私利出发，社会财富可以实现有效增加并实现最大化。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把现代经济学彻底形式化、抽象化、数理化，即用高度抽象的数理模型让经济学变得更“精致”“科学”，其范式承诺就是把“经济理性”以外的全部影响因素作为“干扰因子”排除在经济学逻辑建构体系之外，抽象出单一的可以用价格数字代表、用数学公式计算推演的“经济理性”因素，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从横向角度看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牛顿力学的影响，即把经济活动想象为牛顿力学中匀质、绝对的物理空间，“粒子”般的经济活动主体在没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市场空间中自行运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这样“科学”“精致”的经济学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也有其内在的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賴‘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以演绎逻辑为主线的推理表达体系，实际上是存在‘逻辑断点的”[ 23 ]。在域观经济学的开创性论文中，金碚对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假定和推论进行了逻辑检视，认为：第一个假设是“目的”假设，即假设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第二个假设是“自私”假设，假设人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是自私的；第三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假定人有能力进行理性计算，人人都是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第四个假设是“利润最大化”假设，从自然人经济人假设直接推论出企业法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第五个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假设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中，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看不见的手）可以保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可以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对于第一个假设，认为暂且承认它的“公理性”，以避免陷入人是否“理性”的争论。对于第二个假设，认为除了“经济人”假设以外，还有“资本主义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以及“复杂人”等一系列假设，并非只有“经济人”一种假设可以自圆其说。对于第三个假设，认为从自私假设推论出“经济人”假设，只是在人的个人主义自私性中加入了“经济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经济学追求逻辑自洽性的一个权宜之计，或是“次优选择”，并不是经济学逻辑的唯一。对于第四个假设，从个人主义“经济人”假定直接推演出“利润最大化”目标，更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企业是法人，本身并不会感觉到利益得失，它们既不会因盈利而快乐，也不会因损失而痛苦，他为什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呢？对于第五个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已不是假定，它是假想在“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条件下，由假想的原子般的自利经济主体进行最优化理性决策而推导出的结果，并非真实的存在。经济学抽象体系中存在的逻辑断点导致经济理性同现实世界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不合，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依靠各种‘价值文化因素和手段（价值文化可以体现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显性或隐性人际交往关系）”[ 23 ]。

金碚[ 23 ]指出：“我们将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及其体现的社会道德）和制度形态的特质，统称为各不同商域的‘文明型式（对于较小的商域，可以称为‘文化类型）。这就奠定了商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和学术逻辑，即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商域经济学假定商业活动受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態三方面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理性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抽象性，而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则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具体而言，域观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是：经济社会是以具有不同特质的“商域”构成的，不同商域中的经济现象、商业活动以及经营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价值文化特质和制度形态特点。即域观经济学抽象出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商业活动的决定或影响因素，用经济理性的逻辑一致性与抽象性，以及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元性，构建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弥合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逻辑断点[ 23 ]。金碚等[ 24 ]认为：“现实经济世界中的行为主体，不是抽象的同质性‘粒子，即行为目标相同的个人和企业，而是具有域观特质的行为主体，并且，还有各种社会性的行为体——家庭、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等。换句话说，经济社会是以具有不同特质的‘商域所构成的。不同性质经济主体（行为体）的行为张扬（极端化），可能导致行为体间关系的性质变化。那么，如何刻画市场经济中各类行为体的特征，就是经济学需要着力关注和研究的，而不应仅仅以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的抽象假设将其忽视。企业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微观‘黑箱，而是存在各种不同域态类型的企业，其中：有自利型企业，也有兼利型企业；有私人所有的企业，也有国家所有的企业，还有社会企业（即以社会利益为目标而以市场经营为手段的企业）。因此，对各类企业不能都仅仅以‘经济人来理解，以‘假定抹杀其特质，而要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和特征刻画。”面对具有显著域观特征的企业域类群体的公司治理，仅以“经济理性”来理解，追求同质化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显然抹杀了其独特的域观特质，只有融入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因素，才能对具有域观特质的公司治理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和特征刻画。

三、域观范式下公司治理内涵优化

（一）经济理性张扬具备明确边界

西方经济学奉行自由市场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公司自诞生起便具备了经济理性的张扬，公司治理表现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一致性。张扬经济理性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表现，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价格机制的协调，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张扬经济理性有其天然的优势：第一，市场分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提升劳动效率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分工制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以及劳动技巧和判断力的熟练和精进。各行各业中，凡是能够采用分工制的工作，一旦采用分工制，就能相应地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和生产技术的纯熟，甚至政治修明的社会中，最底层人民普遍富裕的情况也是分工制促进产量不断增大带来的好处[ 25 ]。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便是来自市场分工促进生产技术和分配方式的不断成熟。第二，市场竞争可以调动经济主体活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以适应价格变化带来的市场变动，而边际收益的递减让个别生产者不得不及时改良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重新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取得竞争优势。换言之，生产者只有不断创新升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而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创新便能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如哈耶克认为：“正是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使竞争成为适当地实现这种调节的唯一方法。”充分竞争下，经济主体基于价格体系传递的市场信号及时调整经济活动，才能实现经济活动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 26 ]。金碚[ 27 ]认为，发展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市场经济带来的充分竞争，会促使制造业创新技术、转型升级，进而形成先进的制造业体系。第三，市场机制保障公司治理的运作。科斯[ 28 ]在论及市场时提到：对存在于趋近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而言，精密的规则和规章体系是正常情况下不可或缺的。在现代经济中，包括商品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在内的新市场对经济活动（交易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规范组织，为其提供规范交易所需要的约束条款和争端解决机制，对交易活动所需要的时间、种类及双方责任等个体行为进行详尽约束，并对违反交易规则的参与者进行相应的制裁。市场载体的成熟和市场规则的明确，为现代公司的运行、交易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和规则保障，有效降低了隐性交易成本，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运作。

域观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承诺，并不是对经济理性的否定或摒弃，而是承认经济理性的主导作用，就像金碚[ 29 ]所说的：“当年的‘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是解除对经济理性的束缚。思维方式的转变非常符合中国的务实精神，结果则是让经济理性得以张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推进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正是对经济理性的张扬，也成了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二）价值文化成为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子

关于企业的性质，科斯[ 28 ]指出：经济学家眼中经济体制作为一个“有机体”由价格机制协调“自行运转”的描述，在企业中是不存在的，人们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方案之间进行精准的分析、预测和选择，“企业的本质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表明，经济体制的运行不仅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理性的指导或价格机制的协调，而且要受到其背后隐藏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影响。价值文化是根植在人类脑海中的行为准则，不同价值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的所思、所言、所行，都会受到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公司治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微观表现形式，同样离不开价值文化的影响。正如金碚[ 30 ]认为：“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对有效企业组织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看法是由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决定的，非常根深蒂固。”

经济活动是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下诞生的，孕育于中西方不同文明下的公司治理也定然具备各自显著的域观特征。哈耶克[ 26 ]认为：现如今被我们熟知的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上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即个人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承认看法和趣味的至高无上，并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金碚[ 30 ]認为：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英美文化对经济学有着深刻影响。英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独立性，社会福利是个人利益的函数，每一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表现出“趋利避害”的个人行为。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种文明推崇高度的个人自由主义，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梁漱溟[ 31 ]所言：“西洋近代社会之所以为个人本位者，即因其财产为个人私有。恩如父子而异财；亲如夫妇而异财；偶尔通融，仍出以借贷方式。”反映到公司治理上，就表现出以“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尊崇“资本权利至上”，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中国文明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有着和西方显著不同的内涵。中国文化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演化出伦理为本的社会，即人自出生起便建立了与他人的关系，人始终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活，不能离开社会。人们之间的种种关系构成了伦理。伦，便是“伦偶”，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形成的关系；理，是指在关系之上形成的情感与道义。这种伦理关系没有远近亲疏的边界，不会形成对抗，而是由近及远，引远入近，不分彼此，不计较你我。伦理关系既是彼此间的情谊关系，也是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反映到经济生活上，财产的归属具有“共产”的特征，这种共产不是以“团体”为单位的集体所有，而是以“伦理关系”为单位共有。这种伦理关系下的财产不是个人私有，也不是社会集团所有，更不是一个家庭所有，而是伦理关系的参与者共有，关系越亲厚，越要共有[ 31 ]。可见，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西方强调的“私有产权”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也不单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正如华为以员工持股计划治理公司，在股权结构上，创始人任正非仅以自然人持有公司1.01%的股份，其余98.99%的股份则由在职员工、退休及业务重组员工持有[ 32 ]。这种公司治理的内涵显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以“产权”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具有显著的中国情境下的价值文化特征。

（三）制度形态构成公司治理的外在条件

经济活动离不开经济活动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戴维斯和诺思把制度环境定义为用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系列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的集合。这个集合中包含着对经济主体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行为约束[ 33 ]。巴克豪斯[ 34 ]在分析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因素时指出：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比自由贸易、公平交易还要多的更多的东西，它离不开制度结构的设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财产权利归属和基础设施，更要包含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思维习惯。他认为制度形态是保障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外在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自由主义的指导。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发生在具有不同域观特征的商域里，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同商域中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特征传统文化又孕育出具有不同特质的制度形态，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 35 ]。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的新兴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但对其进行保护或许可以将其扶植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它就可以自立了。这说明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扶植和保护，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治理模式和良性运转更离不开制度形态的优化。马克·罗伊[ 36 ]在分析政治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时指出，政治制度决定了公司的所有权、发展规模、盈利模式、产品形式，以及公司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内部权利分配，甚至影响着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第一，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活动的开展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完善不能脱离宏观的制度环境。针对新冠疫情突发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迅速部署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一系列纾困帮扶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出台费用减免和补贴措施，鼓励减免或延期收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降低民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另一方面，出台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联合金融机构，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这种在宏观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时国家对企业的纾困帮扶，正是制度形态的彰显。同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理论中，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细胞也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调控。第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不断深入改革更是制度形态优势彰显的重要体现。国有企业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域观特征的经济形态为制度前提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具有独自特质的企业群体，在世界企业群类中是一个现实存在着的经济域类。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长壮大，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态的强大现实生产力[ 37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不能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把握发展国有企业的制度逻辑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社会政策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肩负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结论

首先，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脉络入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公司治理困境进行了理论阐释。第一，股票期权从理论到实践的失灵。西方经济学范式下，股票期权制度把经理人员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业绩紧密相连，理论上可以起到激励和监督经理人员经营行为的作用，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但由于经理人员的内部人优势，仍会引发新一轮的道德风险行为。第二，代理人侵蚀委托人事件层出不穷。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天然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经济责任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等矛盾，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结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代理人侵蚀委托人利益的问题。第三，出资人与劳动者关系不存在合理性可能。在西方经济学范式下，出资人以“资本”为中心，寻求扩大生产并占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忽视了劳动者拥有的具有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出资人和劳动者的关系表现为不平等、对立和冲突，缺乏一个合理的脉络。

其次，本文基于经济学域观范式，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维度提出了公司治理内涵的优化建议。第一，经济理性的张扬具备明确边界。张扬经济理性就是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能够有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经济主体的活力与积极性，进一步而言，市场载体的成熟和市场规则的明确，为现代公司的运行、交易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和规则保障，有效降低了隐性交易成本，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运作。第二，价值文化成为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子。文化是根植在人类脑海中的行为准则，公司治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微观表现形式，离不开价值文化的影响。孕育于中西方不同文明下的公司治理具有各自显著的域观特征。第三，制度形态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外在条件。经济活动离不开经济活动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活动的开展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完善不能脱离宏观的制度环境，中国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的指导以及公司治理的深化改革，便是制度形态优势的彰显。

（二）未来展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38 ]。公司治理作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保证。展望未来，域观范式下的公司治理，需要研究学者在理论层面的不断深入挖掘以及企业界管理人员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探索。

一方面，经济学域观范式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诞生的，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用域观范式优化公司治理内涵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然而域观范式的强大学术活力绝不仅限于公司治理内涵的优化，需要理论建构和实证主义的深化及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司治理理论，实现公司治理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另一方面，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知识的变革，域观经济学作为对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中国化、现实化的变革，将带来中国经济与管理实践的进步。中国情境下的公司治理实践，需要超脱委托—代理理论下的治理机制与治理结构框架，基于不同企业的域观特质，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与制度形态三个维度探索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管理理论指导企业管理与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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