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主张者和践行者，他的大历史观蕴含了“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形成了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党内、国内和国际历史，具有立体存在的空间意义。“形与势”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善于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明晰了历史的实质和趋势。由此，毛泽东大历史观实现了对其他大历史观理论观点的价值超越。

[关键词]毛泽东；大历史观；辩证逻辑；古今中外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4—0031—06

[作者简介]杜烨能，男，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2023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毛泽东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学习和研究历史，尽管他并没有提出“大历史观”的概念，但是他的确树立和运用了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同时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1]24，这本身就是大历史观的体现。毛泽东大历史观既是一种观点，更是一种方法。之所以在新时代研究毛泽东的大历史观，是因为它具有方法论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746所以，我们要从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出发，深入观察毛泽东的大历史观，从而运用他的大历史观考察历史问题和解决时代课题。

一、古与今：毛泽东大历史观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史学方面的重大变革。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永恒规律和最后形式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现存社会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而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才形成了“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

（一）时间意识

中国具有重視史学研究的传统，因此中国人具有更强历史感和时间意识。早年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古典小说和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踏上革命道路之后，他也坚持阅读历史书籍，反复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二十四史》上留下了诸多批注。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古今会通的重视。在延安对在职干部进行教育动员时，他曾引用了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中一句话，“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来勉励大家要通古今。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知道古今，就如同穿了衣服的牛马。毛泽东以此来强调，以学习来通古今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提出“古”与“今”的含义。在他看来，“古”指的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的历史过程，而“今”指的就是现在。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毛泽东看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3-534。这是因为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遗产可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文化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这是因为研究和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毛泽东在党史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其中的“古今”就是指历史的发展。依毛泽东之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4]400，才是符合历史主义的方法。只有真正把问题弄清楚，才能更好发挥历史问题“效果历史”的作用。而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在古与今的坐标轴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其原因是“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5]292这里所说的“大事”就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人民求解放。正是在对“古与今”的把握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提出的人民书写历史、群众路线等理论观点，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二）自省意识

毛泽东大历史观具有自省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作出正确的判断。他既强调从历史成就中吸取经验，更从历史失误中吸取教训。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总结历史经验与吸取历史教训相统一，才能让党和红军“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6]185。在毛泽东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需要一分为二，并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7]19毛泽东主张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的贡献，而面对历史人物的错误，要引导今人认识错误、吸取经验。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更加进步，党内才能更加团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贡献和错误采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而非盲目迷信权威或是归结为虚无主义。秉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态度，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并成功召开了七大这一团结的大会。

只有始终保持自省意识，才能真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过程中，曾出现部分机关团体和部队干部，占用公共房屋和私自取用家具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这些同志可能形成一些错误情绪和不良行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原创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在他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8]1438，因此，为了迎接未来更值得骄傲的事业，必须继续保持优良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醒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历史中存在历史周期率，众多封建王朝都是因为统治阶级思想腐化、行动堕落，而最终陷入历史周期律的宿命。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人民监督，这是他总结历史特别是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还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也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古今历史经验教训牢记于心，以此来警示全党要反腐防变，永得人心、长期执政。

（三）使命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党，这种使命感表现在大历史观上，就是对于创造历史的急迫心理。毛泽东曾在词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9]184在这里，“急”“迫”“久”都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历史紧张感，造成这种紧张感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仅在于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且在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只争朝夕”则是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带领中国人民，恢复经济发展、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国富民强。毋庸讳言，这种通古今所带来的使命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秉持这种“只争朝夕”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了许多发展奇迹。如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研制出“两弹一星”、建成南京长江大桥等等。历史赋予使命，使命催人奋进。历史感与使命感在毛泽东那里，实现了两者的充分结合，从而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曾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说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0]225历史规律正是藏在历史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总结历史来把握历史规律。面对革命和建设中暂时存在的困难，毛泽东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他看来，一切正义事业的发展都遵循这条历史逻辑。如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提出，首先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进步的，所以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8]1163。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毛泽东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提出，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只要不断解决出现的矛盾，就一定能够迎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可以说，毛泽东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更深层的看，这种乐观主义也来自对古今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全面认知。毛泽东不是沉浸于历史的故纸堆或现实的场域，而是运用通古今的大历史观指导实践。因此，他才能不断解决现实问题和历史难题，成功推进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中与外：毛泽东大历史观的意义空间

在毛泽东大历史观的语境中，“中”与“外”的意义空间是内容丰富而立体存在的。“中”与“外”不仅可以指中国和外国，更能泛指己方和彼方。比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举例说明，如果在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那么国民党就是“外”。依毛泽东之见，“中”与“外”是互相依存、辩证统一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4]406。如果想要弄清楚“中”，就必须也把“外”弄清楚；而要想弄清楚“外”，也需要把“中”弄清楚。

（一）从中国史看中共党史

从政治学上看，政党是代表和维护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因此，对于大部分政党来说，它的成立只是对于特定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具有特殊意义，并不会把政党的成立看作是历史的大事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看作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换了中国的方向。[8]1514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方向的改变，不仅关于中国革命现状，而且是关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所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11]310。所以，只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明确党的历史地位，从而明晰党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要想总结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需要先把党的历史放在“中”与“外”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恰如毛泽东所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4]404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是史实的“孤岛”，而是与辛亥革命史、五四运动史、国共合作史等相联结的历史整体。只有放到整体的历史中，才能说得清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经过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就离不开对人民与政党的历史思考、对工农阶级和其他阶级关系的历史思考。其中“武装斗争”就离不开对北洋军阀和北伐的历史思考、对国民党挑起对共产党内战的历史思考。其中“党的建设”就离不开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思考、对党内坚持正确路线同志和奉行错误路线同志的历史思考。由此可见，党的历史规律的总结离不开毛泽东对“中”与“外”辩证关系的全面把握，更加明了历史的发展过程。

（二）从世界史看中国史

毛泽东善于把中国历史放到更加广阔的人类历史中进行考察。一是把中国近代历史放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视域去看待。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使得中国由独立国沦为了半殖民地。所以，要想实现中国独立与人民解放，就需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毛泽东自觉把中国革命史放到世界革命进程中去看待。他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6]185-186而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强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12]343，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三是把新中国的建设史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看待。在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我国东北边境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抗美援朝，才能营造建设国内的和平环境。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13]184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可能求来的。只有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才能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除了武装保卫新中国以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中国的事业看作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国内经济同样困难之时，他们仍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坚持对其他经济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因此，我们的朋友遍及天下，与世界上其他进步力量一道，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三）从中国史看世界史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演进至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引起了資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与围剿。事实上，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主动联系起来，正义的同盟与非正义的同盟之间相互对抗。但是人类社会总是有发展方向的，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6]324因此，中国就必然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人类发展的最终方向是实现共产主义。

从国际社会来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希望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主动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所以，需要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把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比喻为“东风”，而帝国主义国家则比喻为“西风”。在他看来，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7]327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确具有优越性，在发展速度、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奉行霸权主义对世界造成更大威胁，并不能够继续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步。因此，毛泽东同时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世界，并希望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起来。这说明，只有团结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维护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中与外”的关系，毛泽东为全党学习党史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引。研究“外”是为了更好的研究“中”。但是，如果忽略研究“中”这个根本目的，而只照搬“外”的东西，将不会有研究结果。他认为科学的方法是既要把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4]407-408，更要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创造新的东西。正是遵循这个正确思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

三、形与势：毛泽东大历史观的独特方法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在历史上，历史人物是否能从青萍草上之风观察到大风将成之“势”，是否能从细小波澜处把握住巨浪将生之“势”，毛泽东提出了看待事物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即“必须要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6]99。在这里，事物的现象就是“形”，而事物的本质就是“势”。对于历史而言，就是要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

（一）从农民运动暂时困难之“形”中看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势”

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和农民，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生革命的群众基础就是农民，革命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土地占有者与耕作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与历史和当时的统治阶级污名化农民运动不同的是，毛泽东在长期研究历史基础上，为农民运动正名。在他看来，“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5]128所以，尽管农民运动屡次受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农民的革命运动。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此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正在迅速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针对诘难者对于农民运动“糟的很”“过分”“痞子运动”等非议，毛泽东经过广泛的社会调研，认为农民运动“好的很”，是“革命先锋”。他进一步提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对于革命意义重大，“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6]13也就是说，不能沉浸在畏惧或怀疑农民运动的论调中，而要引导这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即使毛泽东正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农民运动总会遇到暂时的困难与挫折。在革命暂时受挫的时候，部分同志就往往不自觉地把特殊的小的环境，认为是普遍的大的环境。他们进而认为，革命的前途是渺茫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但是，毛泽东就从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发展态势看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6]102。这里所说的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发展态势是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等现象，是毛泽东语境中点燃干柴的“星星之火”，也就是“形”。而中国革命即将迎来高潮，是毛泽东语境中的“烈火”，也就是“势”。所以，他从“形”中把握住了“势”，从而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逐步攻克革命遇到的各种困难。

（二）从中日条件对比和战争进程之“形”中看到中国打持久战必胜之“势”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毛泽东在1938年5月至6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的《论持久战》讲演，全面驳斥了这些错误论调。他看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也不会速胜。中国一定会胜利，但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得打持久战。他首先驳斥了亡国论。他认为，不能因为徐州等地失陷，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更强，就认为中国必亡、再战必亡。实际上，中国有战胜日本的必然性。因为中国“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3]450所以，中国必胜，而日本必败。其次，他驳斥了速胜论。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胜利，让一些人的头脑冲昏了，认为敌人并不会继续进攻。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幻想和假道理。只有打持久战才是真道理，才能最终战胜对手。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外线与内线”“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错觉与不意”等范畴。在他看来，这些范畴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利用敌人的错觉欺骗他们，以有准备的我方打无准备的敌方，从而使得我方由劣势转为优势，由被动转为主动。而在一般人看来，“被动”就一直是“被动”，“劣势”就始终是“劣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形”中把握“势”。而只要能够从现象的迷雾中，抓住历史之势，就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和化为历史优势。所以，敌人的暂时强大不可怕，我方的暂时失利也不可怕。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随着“势”的不断发展，就可以“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3]487。可见，毛泽东善于从不断发展的战争进程中看到中国打持久战必胜的“势”。正是由于对正确的“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战胜利的最终结果。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英雄人物推动历史发展之“形”中看到人民创造历史之“势”

在毛泽东看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歷史和批判历史。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那么，毛泽东运用人民立场看待历史，就发现了，英雄人物推动历史发展只是“形”，而人民创造历史才是“势”。一是在读《二十四史》时。毛泽东就鲜明指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14]587，这样的呈现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乃至反压迫和反剥削的斗争都应该被历史重点记述。人民创造了历史，所以还要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二是在看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511，所以要动员民众积极抗日，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广泛动员民众以外，毛泽东还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3]477。这说明，只要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团结起来抗日，就一定能够打胜仗。三是看待世界历史时。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泽东喜欢谈法国革命史。这是因为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及以前就比较彻底地进行了土地分配。所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就指出：“你不取得农民的同意，事情是搞不成的。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14]296同样的，看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等国家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土地方面的历史性变革。毛泽东认识到，从世界历史看，土地改革、土地分配是一种历史趋势，而这种趋势形成的原因正是农民的斗争。换言之，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善心驱使，而是人民群众的不屈斗争。所以说，人民创造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只有人民才值得历史铭记。

四、结语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大历史”和“大历史观”已经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毛泽东大历史观真正合乎人民性、道德性和科学性，对西方大历史观完成了价值超越，要进一步提升毛泽东大历史观的国际话语权。西方大历史观是不含道德意蕴的，反而他们“主张用实际的技术问题来取代无用的道德争论”[15]。实际上，他们却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姿态评价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本身就具有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蕴。但是，毛泽东大历史观与西方大历史观并不相同。首先，毛泽东大历史观坚持人民至上，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历史使命。其次，毛泽东大历史观重视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视和价值判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研究历史和指导实践，正确发挥了历史的引领价值导向作用。再次，毛泽东大历史观基于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和运用，全面探索中国历史规律，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规律和经验，整体把握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历史，是具有丰富内容和严密逻辑的理论架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程思远.我眼中的毛泽东[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5]祝和军.唯物史观视阈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J].广西社会科学，2020（8）：120-126.

责任编辑：张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高校思想课培育大学生大历史观和增强历史自信研究”（项目编号：22VSZ062）、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毛泽东大历史观研究”（项目编号：KYCX23＿156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