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辉 张宥 康玉凤

摘 要：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价值逻辑上，第三次分配旨在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目标逻辑上，第三次分配以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为指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实践逻辑上，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任务，通过树立“全面富裕”的实践理念、构建“共建共富”的实践机制、打造“全程共富”的实践平台，多措并举积极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行。

关键词：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公平正义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求“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同时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47这为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根本要求。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梳理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價值逻辑、目标逻辑以及实践逻辑，对于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所裨益。

一、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

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具有价值共通性。在覆盖群体维度，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导向，有效衔接“先富后富”理论，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主要内容维度，第三次分配旨在实现人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梳理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有助于厘清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价值生成、定位与旨归。

（一）价值生成：部分先富，最终共富

第三次分配源于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意识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同步、同时的富裕，而是有先有后、逐步实现富裕的渐进过程，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先富论”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需求也日渐攀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第三次分配上升到一个高度，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3]。之后，“第三次分配”频频出现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4]，旨在通过社会力量，给弱势群体以必要的照顾，以此实现社会财富相对公平受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事业关联起来，并指出进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对共同富裕进行部署时再次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5]。第三次分配机制在共同富裕的历程中不断发展、成熟，与改革开放“先富论”交相辉映，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回顾梳理第三次分配机制的生成脉络，挖掘深埋在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潜在能量，为部分先富，最终共富的实践提供重要的价值引导与思路借鉴。

（二）价值定位：物质充裕，人人受益

未来社会是物质财富充裕、人人公平享有的社会形态。第三次分配具有改善分配状况、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在确认第三次分配之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对第三次分配的多元价值进行精准定位。在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上，第三次分配发挥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的独特优势。在社会机制的主导下，打通财富流动的“堰塞湖”，疏通堵塞点，有序引导财富资源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在社会治理上，第三次分配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积极响应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解决好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政府的监督和引导下，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基本生活保障面、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在分配领域上，第三次分配起到“微循环”的作用，配合、辅助前两次分配，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微循环”的影响下，初次分配的“造血”更加旺盛，再次分配的“血液平衡循环”更加顺畅，保证了整个“血液循环”的持续健康。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具有高度契合性，找准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定位，为持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的营养补给和强效的助推力。

（三）价值旨归：精神富有，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富有，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指出，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1]23“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43，第三次分配是道德为驱动的、以信念为力量而进行的分配，对引领社会向善文化、丰富精神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一方面，第三次分配的道德驱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儒家主张“里仁善治”“重义疏利”;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积善行德”，这些思想蕴含着互信互助、舍己利人、福利民众的理念。第三次分配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精神标识，唤醒社会成员内心深处的仁爱精神、奉献精神、公益精神，引领社会文化向上向善。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基于其道德特性，在涵养向善文化中丰富精神文化，满足人民精神层面的高层次需求。在收入分配中，第三次分配倡导奉献、互助的向善文化理念，更加注重捐赠方与受赠方情感沟通。在开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中，第三次分配化作“温情之手”，托举捐赠方和受赠方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和渠道，受赠方感到社会的温情与关怀，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捐赠方获得尊重与荣誉，价值感和成就感增强，满足了自我对精神层面的追求。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指引富有道德性、价值追求彰显良善性、价值旨归饱含人民性，为全面共富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撑。

二、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逻辑

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具有方向同一性。在分配理念上，第三次分配以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为指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分配目标上，第三次分配以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促进人民全面富裕;在分配结果上，第三次分配以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为导向，促进共同体的稳定与繁荣。阐述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逻辑，有助于透视出第三次分配在分配理念、分配目标、分配结果上的价值目标追求。

（一）以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为指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6]234在他看来，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不平等的关系，充满着血淋淋的压榨和欺凌，从而导致劳动者陷入极端贫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的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理念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才能真正地实现分配正义。共同富裕承接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的相关思想，在源头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社会关系的平等，在分配过程中，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保证分配结果的公平正义。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分配正义的有益补充途径，应该坚守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根本原则，在对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渗入人文主义情怀，使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充分体现分配正义的价值。

（二）以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促进人民全面富裕

習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7]共同富裕不仅要维护不同群体的物质需要，也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次分配作为“带动后富”的一种有益补充形式，在促进全民全面共富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第三次分配以“实现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推动人民对生活的感知进入由“外”向“内”的新阶段[8]，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充实人民内在的生活向度。在“带动后富”中，第三次分配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或个人，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次分配引导资源财富流动，满足人民对物质充裕生活的向往，促进人民精神的愉悦，共享精神富裕。

（三）以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为导向，促进共同体的稳定与繁荣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9]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需要推动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优势互补。第三次分配作为前两次分配的补充，对于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维系共同体的稳定与繁荣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调节的重要力量，在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的相互促进下，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循环，提供增长动力，助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共同体的繁荣。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在社会机制的主导下，以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的方式促进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人群，填补了市场和政府调控之外的空白，形成了“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收入调节格局，缓和了财富分配引起的两极分化，维系了共同体的稳定。

三、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性，是新时代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10]。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要以共同富裕为根本任务，肩负起共建共富的责任，明确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施工图”和“路线图”，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一）树立“全面富裕”的实践理念

共同富裕是多维的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富裕，更包括精神文化的丰裕。第三次分配作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在弥补分配不足中缩小贫富差距，在涵养向善文化中丰富精神文化，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协同发力推进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促进人民的全面富裕，需要普传慈善文化、弘扬“共济互助”的慈善理念，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一，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推动第三次分配“理论化”。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还需要精神文化的推动，慈善文化在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塑造第三次分配文化，离不开慈善文化的有力配合。一方面，应加强慈善文化资源的整合。在第三次分配理论框架下，衔接与整合传统慈善文化、现代慈善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对象、功能和实现形式，形成第三次分配基础性理论。另一方面，推动第三次分配从理论走向实践。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开展第三次分配行为活动、宣传第三次分配理念、释放第三次分配的活力，使其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切实认同，夯实第三次分配的群众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社会成员共济互助的社会信念，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满足其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二，普传慈善文化，使公益慈善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慈善文化是第三次分配行为的动力来源，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教育的开展、慈善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第三次分配常态化，需要鼓励和促进慈善文化的普及，扩大慈善文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引导更多的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政府应以主流媒体为媒介全方位传播慈善文化，推动慈善文化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基层社区应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使政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以社区为抓手，开展公益慈善事迹人人宣讲、公益慈善精神人人弘扬、公益慈善事业人人参与的活动，助力慈善文化的传播。同时，深入挖掘慈善文化中蕴藏的奉献、仁爱、诚信、互助精神，为社会成员慈善意识的形成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三，引导慈善理性传播，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新技术条件下，“互联网+公益”模式兴起，改变了公益慈善传播的格局，降低了参与慈善公益的门槛，使得公益主体更加具有开放性，慈善价值理念更趋向多元化[11]。公益慈善传播中，应注重公益慈善的价值理性回归，引导慈善传播从感性到理性。在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中，将数字技术与价值理性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技术便捷性、高速传播性、互动性的优点，传播公益慈善活动中真善美，传递社会成员之间的温情与关怀，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切实发挥慈善理性传播的长尾效应。同时，注重社会成员的慈善文化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慈善共识。政府要规范社会成员的慈善行为，培育社会成员的慈善文化认知，增进社会成员对慈善的价值认同，形成理性的慈善传播和行为规范。

（二）构建“共建共富”的实践机制

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富裕。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单靠政府或市场，还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发挥三者的优势实现协同共治。其中，第三次分配依靠社会力量，跳出了市场领域和行政领域，注重吸纳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参与，以多元主体力量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以第三次分配为着力点，构建“共建共富”的实践机制。

第一，完善税收政策体系，强化企业参与。企业是公益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其中，税收参与了第三次分配全过程，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在激发企业慈善行为的内生动力、强化企业参与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一是扩大免税的范围和力度，取消慈善捐赠免税的上限，将物资、无形资产、不动产纳入税收优惠的范围，鼓励企业以实物捐赠和股权捐赠的形式回报社会[12]。二是简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去除不必要的审批流程，使税收优惠申请便捷化，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三是多措并举，通过税收优惠、税收激励、政策激励等措施，增加慈善行业的行业吸引力，推动企业积极参加慈善捐赠和公益活动，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营造良好慈善环境，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作为慈善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慈善活动中扮演动员社会力量、资源筹集和专业辅助的角色。应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法治环境，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智慧化水平，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力度及深度。一是扶持社会公益组织，扩大第三次分配主体数量。在政府全程监管的前提下，优化慈善组织、志愿组织的登记注册流程，扩大社会公益组织的认定范围，畅通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的渠道。二是注重社会公益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规模。为符合条件的、公民认可的社会公益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确保这些组织顺利度过瓶颈期，迅速发展起来。三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从组织内部出发，开展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加强第三次分配宣传教育，激活个人参与。广泛的个人参与是慈善事业的重心，也是助推第三次分配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好第三次分配，应提升个人参与和从事慈善的积极性，塑造个人参与慈善的信心和决心，为第三次分配提供强大的精神驱动力量。一是要加强第三次分配认知的宣传，提升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宣传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将第三次分配理念和价值送达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身边，使广大社会成员更容易地认识它、理解它并主动参与其中。二是要扩大第三次分配的影响力，激发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在基层社会中大规模推广先进典型事迹，增强公众对第三次分配的深刻理解和感受，进而激励公众向典型学习，自愿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13]。三是加大第三次分配的激励力度，激活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活力。对社会贡献突出的个人进行物质激励和精神奖励，提升个人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满足个人较高层次的需求，从而推动和调动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其中。

（三）打造“全程共富”的实践平台

共同富裕是分阶段的、全过程的全程富裕。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全体人民广泛参与、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一起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发展，一起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分阶段、分批次进入富裕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第三次分配作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注重引导财富向善，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使全民共享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打造“全程共富”的实践平台，需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作用，将分配成果共享到各个领域。

第一，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第三次分配是惠民生的举措，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能够在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的同时，提高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水平和机会。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利于人民更多更公平的分享经济繁荣成果，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一方面，要以第三次分配为载体，构建集蓄社会盈余财富的“蓄水池”，将盈余财富回用于真正需要的群体或个人。例如在公益慈善和网络募捐活动中，以第三次分配为纽带，将分散的社会盈余财富汇聚一起，帮扶、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建立多维的识别指标，不再以收入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多维识别需求。发挥第三次分配“矫正器”和“平衡器”的作用，实现物质财富的精准配置和精准使用，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以此达到成果共享的目标。

第二，教育发展成果共享。第三次分配的落实体现在教育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保障人民有更多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公益慈善，实现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一是要加大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推动基础教育全面普及。例如新湖集团成立“新湖乡村幼儿园项目”，助力云南怒江州的学前教育，基本实现幼儿园一村一园全覆盖，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升到85%以上。二是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深入实地调查贫困地區、学校、家庭的切实需求，通过合并、托管、结对帮扶等方式，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逐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三是要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统筹推进教育的发展。关注贫困地区的“通”“教”“学”问题，引入“互联网+教育”开展教育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整体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第三，科技进步成果共享。第三次分配引导资源流入科技领域，促进科技的发展，提升科技造福全人类的能力，推动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抓好科技成果在医疗领域、民生领域、新兴领域的应用与转化，是顺民心、和民心、暖民心的好事，也是科技成果共享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一步。一是在医疗领域，实现罕见病药物、高端医疗设备、数字化医疗等尖端领域技术突破，提供普惠性科技供给，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在民生领域，将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到第三次分配中，提高对弱势群体的精准识别，加强对他们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三是在新兴领域，增加制度供给，筑牢人民的安全防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技术保障、法律保障、政治保障，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力提升第三次分配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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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敏辉（1994- ），男，安徽亳州人，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宥（1975- ），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康玉凤（1994- ），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義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