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图书资源不均衡分布及其治理逻辑

2023-08-29王倩汤二子

理论观察 2023年5期

王倩汤二子

摘要：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图书资源分布均衡与否是一个透视教育公平的指标。对于基础教育在校生来说，图书可看成直接的图书资源，供其阅读的图书室面积可看成间接的图书资源。利用中国教育数据分别检测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与图书数量，发现处于更高阶段的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与图书数量均较大，这种差异可利用理解与阅读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上涨给予部分解释。图书资源城镇乡三级分布的检验结果有别于传统的教育资源城乡分布差异，即乡村学校的生均图书资源整体上要比城镇地区更为丰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学龄儿童就读于城镇地区的学校所致，因而不能当成乡村地区学校图书资源建设得到更多政策支持的依据。对于图书资源的区域性分布，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如东部地区，这与传统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类似。依据检验结果，教育领域图书资源建设与管理的治理逻辑应该是重点采购具有立德树人作用的图书与激励在校生充分使用图书资源并尝试跨区域调拨被闲置的图书。

关键词：图书资源；基础教育阶段；不均衡分布；区域性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5 — ０134 — ０9

一、引言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民生始终是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重点关注的议题，尽最大努力满足新时代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党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目标。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教育要为民生服务［1］，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确立下来的战略。教育既是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方式，比如教育通过增进受教育者感知世界与认识万物的能力而觉得生活有滋有味，引导人走向生命自觉与像人那样去生活［2］。教育本身亦是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难以想象愿意接受教育但又得不到教育的民众会对生活感到满足。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总结的社会主要矛盾那样［3］，当前教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民众对教育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教育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呼吁教育公平的声音不绝于耳，推进教育公平是无数教育家与教育管理者奋斗的目标。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与民众对教育具有类似偏好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教育史上就在面对的一大难题。

作为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载体，图书既是普通民众日常汲取精神养料的主要源泉［4］，更是受教育者特别是在校学生获取知识与感受文化魅力的重要资料。无论哪个阶段的在校生均需教材与辅导书以供学习之用，比如高校学生需要大量的高等教育图书与参考资料用于专业课与公共基础课的学习，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需要各个年级的教材以及辅导资料用于课本知识的学习。在直接的知识学习之外，课外读物一直都是在校生认识世界与感悟生活以培养正确三观的重要补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足够重视之际，储备并引导学生阅读文化典籍成为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与管理的侧重点［5］。在倡导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阶段，让在校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拥有充足的符合年龄特征的课外图书读物是其初步树立正确三观的知识与文化源泉。简言之，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图书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教育资源。因此，教育公平中自然包含着相同阶段受教育者能够获得大致相同的图书资源这一要求。反之，同一阶段的受教育者所能获得的图书资源相差甚大是显现教育如何不公平的一个指标，也是促进教育走向公平的一个改进方向。

对于教育分布不公平，已有的文献主要从教育经费的投入与支出、教师学生比、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升学率等地区性差异进行研究［6］，很少全面且系统地涉及教育领域图书资源不均衡分布这一议题。对于图书资源分布，相关文献倾向于从服务全体公民的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分布差异性这一角度来测算不均衡程度［7］，即使某些研究涉及教育领域的图书资源分布，也拘泥于探讨高等教育机构如高校图书馆馆藏纸质或电子资源的区域性分布差异［8］，很少涉及到基础教育领域图书资源分布的测算。基础教育层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经费用于向受教育者免费提供教材与读本等图书资料，从而研究者可能认为基础教育阶段不存在图书资源分布不均衡这样的问题。由于图书资源不仅用于知识学习，更应该服务于发展素质教育这一目标，所以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面临的图书资源多寡以及阅读图书的环境优劣决定着能否充分发挥素质教育应有之成效，即对能否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学生具有影响。鉴于此，依据最新的权威数据测算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并据此提出治理逻辑，既能填补目前学术研究上的空白，亦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价值。

二、数据来源与粗略性统计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每年都会出版《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该年鉴所提供的数据信息权威且详实，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教育领域相关议题最为重要的资料。由于编撰如此庞大的数据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而该年鉴和其它宏观数据一样，也存在公布时间上的滞后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8》记录了2018年中国教育领域的相关数据信息。由于教育领域的图书资源存在累积性，同时可以预期宏观层面的图书资源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从而利用2018年数据信息所进行的统计分析，至少可以在未来5年里都有參考价值。该年鉴分别记录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分为高中阶段教育与初中阶段教育）、初等教育（小学）、工读学校、特殊教育与学前教育等六个教育阶段的数据。为了聚焦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测度，因而不再讨论高等教育阶段的情况，工读学校同样不在样本选择范围内。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对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只选择普通高中数据。对于特殊教育来说，由于受教育者受限于身体机能等影响，对于图书资源的偏好与其它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差异甚大，比如接受特殊教育的视力残疾学生可能更偏好有声读物等，所以也不选择特殊教育阶段的数据。因此，最终选择普通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学期教育阶段）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这基本上囊括了绝大多数正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

为了测算图书资源的分布状况，首先应该厘清何为图书资源。很明显，教育机构所拥有的图书数量是主要的图书资源。当前，高等学校图书馆以及很多公共图书馆将相当多的经费投入到电子资源建设上。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来说，图书还是以纸质图书形态为主，因为青少年儿童阶段不宜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去阅读电子图书资源几乎成为医学家、教育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家长群体的共识。因此，根据年鉴中所提供的基础教育各阶段图书数量就能了解相应的图书资源状况。此外，对于财政拨款的教育机构来说，所拥有的图书资料一般都会储藏在专门的图书馆舍之中，在校学生前去这些馆舍才能借阅与使用。因此，图书馆舍的建筑面积是影响纸质图书使用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无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人均馆舍面积一直都是研究者以及管理者所关注的议题。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一般会允许使用者借阅一定数量的纸质图书，而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借阅限制一般要比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严格的多。这意味着基础教育阶段的在校生可能要比高校学生更加需要阅读空间以供其使用图书资料。图书数量可以看成直接的图书资源，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室面积可以看成间接的图书资源，因为图书室是辅助纸质图书资源被在校生使用的一种“资源”。如此看待图书室与图书资料的话，分别按照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图书室面积与图书数量来测度图书资源分布情况就能洞悉出更多的信息。

根据年鉴所记录的数据，2018年普通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在校（园）生（以下统称为“在校生”）分别超过2375万、4652万、1亿、4656万，足见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之繁重。对于图书资源总量来说，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图书室面积总和也不小，图书数量更是相当惊人，比如小学阶段的图书数量超过了24亿册。直接对比不同阶段的图书资源总量无法显示分布的差异性，即学生数更多的教育阶段对应更多的图书资源不能作为分布均衡与否的判断证据。因此，根据原始数据信息，分别计算出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与生均图书数并记录在表1中。

表1中的数据可以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纵向例证，因为随着年级越高，生均图书室面积与图书数都更高。这种不均衡分布有其内在合理之处，因为随着年级越高，在校学生所具有的阅读能力越强，因而对其提供更大的阅读空间与更多的图书数量就显得较为合理。例如，幼儿园儿童可能只会看一些故事类的早教读本，阅读速度也非常缓慢，但普通高中生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理解与阅读能力，从而普通高中生相对于幼儿园等低年级学生获得更多图书资源符合教育发展规律。表1中信息无法让人判断这种不均衡分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可用阅读能力与教育发展规律来解释，比如普通高中在校生人均拥有0.76平方米图书室，而初中生这一数据只有0.35平方米，普通高中生人均拥有40本以上的图书，而初中生人均拥有的图书数不足36本。对此，难以准确分析这种差异是否正好符合阅读与教育发展规律所确定的图书资源在不同阶段应有之变化，即相对于初中生所拥有的图书资源，高中生应该拥有的图书资源数量是低于还是高于已有的图书资源是无法回答的，而这是剔除教育发展规律后研究图书资源分布均衡与否的关键点。总之，表1只能算是某种粗略性的数据统计结果。如果坚持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在校生应该拥有相似的图书资源这种理念，那么表1就可当成图书资源在基础教育不同阶段具有不均衡分布的例证。如果考虑越高年级的学生越需要图书资源这种教育发展规律以后，表1中信息可能就有更多的合理性。接下来，通过横向比较基础教育各阶段图书资源分布状况，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出教育领域图书资源分布的均衡与否。

三、城、镇、乡三级分布

提起教育领域的不均衡分布，城乡差距一直都是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3］，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快建成平等面

向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每个人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都能接受良好教育”［9］。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10］。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指出“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更好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11］。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同时具体指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1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消灭绝对贫困以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议题。在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这些重要论述与法律规定对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维护城乡教育公平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的城乡分布究竟如何呢？

对于图书资源城乡分布这一议题，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均因自身特点而很难估计图书资源如何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高校图书馆基本上会随着高校选址在城市或郊区，从而区位选择决定着高校图书馆资源几乎很少属于农村地区。即使极少的高校图书馆接近或坐落在农村地区，排他性的使用原则即只面向本校师生开放图书馆这种普遍性的规定，也使其不能对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民众提供馆藏资源，因而不能将其馆藏的图书资源算成农村地区拥有。对于较大型公共图书馆如县区级及以上的公共圖书馆，其选址同样集中于城市。当然，公共图书馆可以面向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民众开放，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民众可以前往任何公共图书馆查阅与使用图书资源。尽管理论上看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资源不分城乡与区域而平等地向所有民众开放，但地理位置的差异性还是对民众的使用产生着巨大影响，比如很难想象为了使用某些图书，农村地区的民众愿意赶路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前往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地区，当前某些小型的农村图书馆或图书室是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本质上属于公共图书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较大型公共图书馆远离农村而对农民使用图书资源的不利情况，但公共图书馆图书资源大量集中于城市地区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测算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的城乡分布，既是考察教育领域相关资源分布状况的方式，也是在城乡层面探究图书资源分布的尝试。

原始数据中按照城区、镇区与乡村分别记录了普通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在校生数以及图书室面积和图书数量。因此，可以按照城镇乡三级单位分别计算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与生均图书数，表2与表3分别记录了相关信息。

根据表2中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对于普通高中来说，乡村地区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与城区相似，镇区最低；2.对于初中来说，乡村地区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室面积最大，城区次之，镇区最低；3.对于小学来说，乡村地区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室面积也是最大，镇区次之，城区最低；④对于幼儿园来说，城镇乡三个地区在园生所拥有的人均图书室面积相差不大。据此，可总结为：乡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室面积整体上超过了城镇地区。

根据表3中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对于普通高中来说，城区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数最多，乡村地区与之相比稍少一些，镇区最少，并且镇区比城区与乡村地区少的幅度较大；2.对于初中来说，乡村地区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数最多，城区与镇区相似且比乡村地区有较大幅度的减少；3.对于小学来说，乡村地区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数最多，城区与镇区相似但比乡村地区少的幅度相对较小；4.对于幼儿园来说，城镇乡三个地区在园生的人均图书数相差不大，但乡村地区最少。据此，可总结为：乡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拥有的人均图书数量整体上也高于城镇地区。

表2与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仅从图书资源分布角度来看，不存在乡村相对于城镇具有教育资源劣势这种传统差距。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确实存在着差距，但乡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不比城镇地区差，甚至还比城镇地区更丰裕的原因可能只是源自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教育机构的图书室建设以及图书资料的购买一般都要花费公共财政资金，因而图书室以及图书作为公共资源，除了少许图书折旧销毁以外，图书室面积以及图书数量几乎都是只增不减。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学龄学童随着家庭迁居城镇地区，因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所接受入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图1就是测算的基础教育各个阶段城镇乡三级地区在校生数的占比情况，可以明显发现农村地区的在校生占比最低。这种学生由农村地区流动到城镇地区，同时已经建设的图书室与购买的图书数不会因为农村地区学生前往城镇地区入学而自动调拨到城镇地区，从而造成了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比城镇地区在校生拥有更多图书资源这种“反”传统的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状况。

谈及教育资源分布，乡村地区不及城镇地区几乎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来说，无论是直接的图书数量还是间接的图书室面积，乡村地区都不比城镇地区差，甚至总体上还比城镇地区更为充足一些。这一发现可能会让关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研究者稍感欣慰一些，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驱动力可能只是源于城乡人员流动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就读于城镇地区学校，导致农村地区生均图书资源自动增加而城镇地区自动减少，并非政策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建设给予了倾斜。

四、区域性分布

尽管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分布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差距，那么该领域图书资源分布区域性“东强西弱”传统差距是否存在呢？对于省级地区，分別查询到它们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数据以及对应的图书室面积与图书数，通过计算分别得到它们的普通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四个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以及生均图书数，将这些信息分别画在图2与图3之中。

根据图2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在基础教育相应阶段，各个省份的生均图书室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的生均图书室面积相对较大，东北地区以及云贵地区的生均图书室面积相对较小。如果说相同教育阶段的在校生应该获得空间相似的图书室供其阅读之用，那么图2就能作为图书室面积这种间接图书资源在省份地区之间具有不均衡分布的证据。以普通高中在校生来说，吉林地区生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仅为0.38平方米，而北京的生均图书室面积达到了1.93平方米，北京是吉林的5倍以上，可见不均衡分布的程度较大。尽管初中、小学与幼儿园生均图书室面积的分布相对于普通高中要集中一些，但总的来看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据此，可总结如下：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在各个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这种间接的图书资源在区域性分布层面表现出了非均衡性。

根据图3显示的信息，基础教育各阶段的生均图书数量在各个省份之间的分布同样存在着较大差异。还是以普通高中在校生为例，生均拥有图书数最高省份是北京的131本，最低省份是河南的17本，足见差异之大。初中、小学与幼儿园阶段的生均图书数的地区差异比普通高中要小一些，但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据此，可总结如下：各个省份之间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生均图书数量的差异较大，所以直接的图书资源与间接的图书资源一样，也具有区域性的不均衡分布特征。

在中国背景下探讨区域性分布，研究者特别青睐于东中西部的差异。根据已经处理的数据，可以进行精准的统计检验。构建区位虚拟变量组，将东部地区作为基准组，中部地区虚拟变量设为X1，西部地区虚拟变量设为X2。当某个省份属于中部地区时①，X1=1，否则X1=0；当某个省份属于西部地区时，X2=1，否则X2=0。利用OLS检验以下方程：

Ｙｉ＝Ｃ＋？茁１Ｘ１ｉ＋？茁２Ｘ２ｉ＋？着ｉ

其中分别代表基础教育相应阶段生均图书室面积与生均图书数量，下标ｉ表示相应的省份。系数？茁１与？茁２的估计值与标准误（t统计值）分别表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生均图书室面积与生均图书数的差异及其显著性水平。分别按照普通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进行检验，生均图书室面积的检验结果记录在表4中，生均图书数量的检验结果记录在表5中。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普通高中与初中阶段的在校生来说，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生均图书室面积均要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并且普通高中在校生生均图书室面积的东中西部区域性差异最大。然而，对于小学与幼儿园阶段来说，生均图书室面积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据此，可以总结得到：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与初中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显著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小学与幼儿园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在常用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东部地区几乎没有差异。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各阶段生均拥有的图书数量均要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并且越高教育阶段的在校生，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大的生均图书数量优势。据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数量显著低于东部地区，从而给出了强烈的图书资源区域性不均衡分布的证据。

通过对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的区域性分布所进行的测算与检验，发现了相当强烈的不均衡分布的证据。相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的城乡分布状况，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工作者试图缓解区域性分布的不平衡性可能是未来的治理重点。

五、治理逻辑

政府应该肩负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责任，但是教育并不属于经济学中所定义的公共物品。当把教育看成一种“物品”，在绝大多数时刻它既具有竞争性，也表现出排他性，因为增加一个接受教育的人会给其他受教育者产生额外成本如師生比下降而影响其他学生，并且具体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也会把某些受教育者拒之门外如区域性入学条款限制等。政府应该关注教育的根本原因来自教育的正外部性，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教育通过增进民众的见识而使人社会化。一旦认定教育具有正外部性，那么个体在教育上所进行的投资相对社会所需水平而言就较低，政府提供甚至强制要求公民接受教育才能弥补教育的不足，正如中国实行多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就带有强制性要求所有学龄儿童必须接受教育的规定。政府为了办好教育，年年都在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几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所有学杂费用，同时也在尽力缓解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

如果把教育拆分为教学与育人，那么当前中国的教育其实陷入到教学过度与育人不足的困境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现在，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9］，深刻地表明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陷入到重应试不重育人的“顽瘴痼疾”。政府扶持教育的根本原因是个人的教育投资会因其无法得到教育的社会正外部性所对应的收益而不足，可是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在校生却太苦太累，主要原因是家庭为了应付考试而竭尽所能地在教学上进行投资，例如很多中小学生都报名参加课外辅导机构学习而消耗掉大量时间与精力。这意味着基础教育阶段课程知识教学的私人投资可能并不少，甚至存在过度投资，那么政府应该将扶持教育的精力放在育人这个环节，要将立德树人的要求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并在实际教育管理中坚决执行。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建设来说，除了教学必须的课本之外，应该将更多的财政经费用于能够服务立德树人目标的图书资料购买，比如采购在学生理解能力范围内的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等。利用财政经费购买的图书资料属于公共资源，应该监督这些资源的使用情况，图书资源闲置就是严重的浪费。教育管理者应该引导在校生阅读与使用已经拥有的图书资源，营造良好的图书阅读环境就是一种激励方式，所以建造或整合资源以便形成专门的图书室来供在校生阅读之需是图书资源管理的题中应有之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知识储备的积累，受教育者的认知与理解能力都在逐步成长，具体可表现在阅读图书资料的速度在逐步加快。因此，处于基础教育更高阶段的在校生理应得到更多的图书资源。中国教育领域图书资源纵向分布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即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生均拥有的图书室面积以及图书数量均会越来越高，但这种图书资源分布结构是否完全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却不得而知，只能借助于实际观察。例如，如果普通高中在校生觉得图书资源不足而为小学生提供的图书资源几乎闲置，那么即使当前普通高中在校生人均图书量远超小学在校生，教育经费还需更加集中到为普通高中生采购图书之上。由于基础教育各阶段图书资源存在较大的相互使用壁垒，比如专门为普通高中生采购的图书，几乎无法让小学生与幼儿园使用，因为后者难以理解这些图书的内容，甚至连初中生也不能充分理解。同样，为小学生或幼儿园儿童采购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图书画册，对于中学生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教育意义。这种图书资源使用壁垒，使得教育管理者应该时刻注意其为不同教育阶段所采购的图书资料是否符合结构优化标准，否则一旦图书采购并投入使用以后，当某个阶段在校生对图书资料的需求无法满足之时，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调整其它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料对其进行补充。

教育资源城乡分布差异一直令人不安，因为这种不公平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无论是在校生阅读空间的图书室面积还是图书资料的数量，乡村地区几乎都要比城镇地区更加丰裕。这种不同于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传统差异的发现，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更具优势，因为图书资源不是人为地集中到农村地区，而是随着城镇化趋势以及家庭更加重视教学应试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前往城镇地区求学，导致农村地区生均图书资源的计算值更大。城镇相对于农村拥有更多教育资源如更高师生比之时，教育管理者试图改善农村地区的师资，甚至鼓励就职于城镇地区的教职员工支援农村教育事业，即努力将相对较多的城镇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以缓解教育不平等。同样，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拥有更多的图书资源，教育工作者也应考虑是否将原本调配给农村学校的某些图书随着农村学生前往城镇求学而输送到城镇地区学校，特别是当农村地区的图书资源被闲置之时。

基础教育阶段图书资源区域性分布和其它教育资源一样呈现出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在普通高中与初中两个阶段的生均图书室面积与生均图书数量均要显著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在小学与幼儿园阶段的图书数量也显著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东部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更具优势得到了强烈的经验证据认证。由于基础教育相同阶段的学龄儿童具有类似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同时图书资源的运输几乎不存在折旧损耗，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将资源闲置的图书由相应省份调拨到资源较为紧张的省份较为容易实施。从教育的绝对公平角度来说，身处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学龄儿童，只要所在年级相同，理应得到相同的图书资源，不能因为所处地区的学龄儿童数量较多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就只能获得较少图书。由于再分配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相对于其它资源更具可行性，所以教育管理者以图书资源公平分配作为实现所有教育资源区域性公平分配的突破口，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依据教育特别是育人的社会正外部性，政府扶持基础教育的图书资源建设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优化各个阶段的图书资源结构并鼓励与引导在校生使用已有的图书资源，关注有别于传统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异的城镇乡图书资源状况，重视区域性分布的不平衡，以充分使用教育领域图书资源为宗旨，特别需要防止图书资源被大量闲置，成为当前教育领域图书资源建设与管理的治理逻辑。

六、结论

在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中，获得良好教育是内在要求之一。局部地区教育资源不充分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是干扰民众公平地获取教育的主要矛盾，因而致力于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问題，一直受到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教育资源包罗万象，具有承载科学知识与传承文化思想作用的图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在校生来说，提供其阅读之用的图书室面积可以看成间接的图书资源。利用权威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基础教育更高阶段的在校生人均拥有的图书资源相对更多，这可用阅读与理解能力随着年龄逐步提升进行解释，但这种分布差异究竟有多少可归为“合理”部分却难以知晓，只能在日常管理中监控不同教育阶段在校生对于图书资源的使用情况。对于图书资源城镇乡分布的检测，发现了与其它教育资源不同的城乡分布差异，即乡村学校生均拥有的图书资源相对要比城镇地区学校更为丰裕。这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地区学龄儿童前往城镇地区学习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并非在建设乡村地区基础教育图书资源时给予了政策倾斜与照顾。对于区域性分布，基础教育阶段的图书资源与其它教育资源类似，呈现出东部地区更具优势的态势，使其成为治理教育领域图书资源不均衡分布的主攻方向。

在社会主义的教育实践中，既重视对受教育者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课程教学，更会强调增进受教育者社会品德的立德树人目标。目前，私人部门对教育中的课程学习投资可能已经过度，但对教育中的育人功能投资却过少，这是社会呼吁要给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根本原因。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是政府应该扶持教育发展的最强理由，但教育经费更应向育人领域倾斜。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采购具有立德树人功能的图书资料，比如在学生认知能力范围内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等。在教育领域图书资源的治理中，始终要把资源的充分利用作为根本宗旨，否则那些花费公共财政资金购买的图书资源一旦被闲置，就会造成严重的公共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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