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

摘 要：黄庭坚的草书、楷书、行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狄梁公碑》是其楷书书法风格成熟时期的作品，通篇气韵生动，既有唐人楷则，又流露出宋人尚意之态。

其楷书作品宽松、自由，创造了一种新体楷书，是对晋唐楷法的一种突破，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黄庭坚 楷书 《狄梁公碑》 探赜

楷书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唐代达到巅峰，楷书多以结构方正，笔画平直为特点。黄庭坚一生博学多识，在诗词、文章、书法等许多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宋史》载：『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1]可见黄庭坚书法能博采众家之长，其楷书自成一体。黄庭坚云：『小时双钩学楷法。』[2]据此，我们知道黄庭坚学书应是从楷书入手。

又自云：『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颇得楷法。』[3]他认为其楷法是从汉代石刻的篆隶书中所得。他还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草书不难工矣。』[4]主张学书必须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从黄庭坚楷书的体势和用笔特点看，他应是从唐楷入手，取法对象主要是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并上溯锺繇、王羲之，且又得笔于《瘗鹤铭》。其楷书多件作品亦呈此数家风貌，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侧重，黄庭坚楷书博采众家之长后又自成一体，成绩显著。对于黄庭坚擅长之书体，历来观点不尽一致。

关于《狄梁公碑》

狄梁公，即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人。高宗时任大理寺丞、宁州、豫州刺史等职。武则天时为酷吏来俊臣诬陷谋反而下狱，贬彭泽县令，后在营州之乱时被起复，再次拜相，以不畏权贵著称于世，睿宗时，追封梁国公。狄仁杰死后，各地陆续建祠堂立碑，据史籍记载，有唐李邕撰，张庭珪书八分体《唐魏州刺史狄仁杰生祠碑》；唐冯宿撰，胡证楷书《唐狄梁公祠堂碑》；唐元通礼撰，党复书《唐豫州刺史狄梁公碑》等。黄庭坚对狄仁杰的人品极为敬佩，曾作诗云：『鲸波横流砥柱，虎口活国宗臣。小屈弦歌百里，不诬天下归仁。』[5]《狄梁公碑》为范仲淹撰文，此碑自署『左朝奉郎、集贤校理、管勾亳州明道宫黄庭坚书』。此碑原在江西九江，两次镌刻立石尽毁，元代重新上石，亦毁，传世拓本极少，所传一为宋拓本，一为元刻明拓本，明代盛时泰《苍润轩碑跋》、明代赵崡《石墨镌华》、明代孙鑛《书画跋跋》、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等书著录。

《狄梁公碑》的内容主要赞扬了狄仁杰的丰功伟绩，文中先从狄仁杰的人品写起，交待了他的生平事迹，对其人品、才干进行了评议。范仲淹把儒学的忠孝伦理和经世致用精神融合在了这篇碑文中。该碑前刻有『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知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范仲淹撰』，介绍了范仲淹生前的官职。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有云：『碑为范文正公撰文，黄文节书文，载梁公事极悉，书极端谨，不类他书。以梁公之勋德，文正之文章，文节之妙笔，可称三绝。』[6]此碑书法上乘，形韵到位，风格溢出，被称为『三绝碑』。

《狄梁公碑》署『管勾亳州明道宫黄庭坚书』，考《山谷先生年谱》『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六月，黄庭坚管勾亳州明道宫』。[7]

黄庭坚绍圣元年闰四月甲申从所请，先后知宣州、鄂州。六月，又被任命为管勾亳州明道宫。则碑应书于宋哲宗绍圣元年（一说为宋哲宗元祐八年，即一〇九三年），黄庭坚时年五十岁。

北宋绍圣元年黄庭坚抄录范仲淹旧文，刻石立碑。

碑原在江西九江，石久毁，宋拓本极为罕见。明代赵均在《金石林时地考》中著录：『《狄梁公碑》在九江彭泽县，由范仲淹撰文、黄庭坚书。』[8]南宋董史《书录》卷中载：张淏《云谷杂记》云：『往时禁东坡、山谷书，令下之日，其书焚烧殆尽，碑刻则例皆毁仆。

韩子仓云：「士大夫有其书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密室中，屏人相示，犹惴慄恐有窃窥者。」其禁严如此。高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记》、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刊。』[9]经过了党祸和战乱，黄庭坚的碑刻与墨迹毁失很多，《狄梁公碑》于绍兴中又有重刻，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二记载，琢玉坊是以刊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迹而闻名于士大夫之间，[10]曾毅公《石刻考工录》辑录：『蔡宏自署「庐山琢玉坊」，于宋高宗绍兴六年（一一三六）刻《狄梁公碑》』，[11]不過此石已损毁。元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彭泽县主簿冯文敏、彭泽县尹李公泽又重刻此碑，后亦损毁，元刻明拓本整纸卷轴装，为陋馨室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共二十六行，行八十余字，帖芯高172c m，宽91c m。末行有元延祐二年重刊款：『延祐岁次乙卯嘉平进义校尉、江州路彭泽县主簿冯文敏，承务郎、江州路彭泽县尹兼劝农事李公泽监视重镌立石。』刊刻精良，墨色黝黑古厚。卷轴上端有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褚德彝长跋，叶恭绰观款。钤有『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观审定印』印章，其元刻本亦不多见。

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黄庭坚《狄梁公碑》，王大成（集楼）题为『宋拓』，一百七十五行，共一千九百一十字，刻帖高24c m，宽14c m。刘喜海、任杰、王大成、魏稼孙、沈树镛藏拓，王大成题签。内钤印：『觉盦任杰收藏金石书画』『集楼所藏金石』『韶九』『王大成印』『臣喜海印』『刘喜海』『燕庭』『大成』『吉父所得』『王成吉金乐石』『有金石癖』『锡曾读碑之印』『郑斋』。作为宋代石刻的《狄梁公碑》经过刻工的二次创作且只留下拓本，能否完全表现黄庭坚书迹的原貌则值得深思，恐遗些许山谷书法精神。另外甘肃省宁县亦有《狄梁公碑》，不过此碑不同于江西九江之碑，因狄仁杰在武则天垂拱年间出任宁州（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州人感其德政，为其立生祠，碑曰：『德政碑』。明边国柱将范仲淹之文重刻于石，碑首篆书『唐狄梁公之碑』，此碑在宁县博物馆，明代碑刻不振，其原因在于碑刻已失唐宋碑刻所具有的汉字造型的原创性，其价值远不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拓本，当年著名学者罗振玉根据当时中国文物市场行情，出售所藏宋拓《狄梁公碑》，售价高达两千块大洋，而沈周与唐云的画作当时只不过值两百至三百块大洋。

《狄梁公碑》艺术研究

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少有极富创新意识的书家之一，他的小楷代表作《金刚经》，虽小字而具万丈之势。南宋范成大谓：『光风转蕙，泛崇兰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气象也。』[12]范成大以《楚辞·招魂》中描写风光秀丽的句子来形容黄庭坚的小楷，颇能传其神。而黄庭坚的大字楷书更具特色，其代表作有《水头镬铭》《狄梁公碑》《王纯中墓志铭》等。黄庭坚的楷书多介于真行之间，尤其是他的大字楷书行意明显，其中《狄梁公碑》较为特殊，行意较少，字亦不大，其风格不同于其他大字楷书，亦与小字有别。《狄梁公碑》向来以狄仁杰事、范仲淹文、黄庭坚书，被称为『三绝』，但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说：『然文篇法既俳，书势亦倾侧，未足绝也。』[13]这是审美观念不同所致。明代赵崡《石墨镌华》中说：『自古正书法，无作倾侧笔者。晋人法在态中，故圆而多逸；唐人态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诸人，犹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尽变，竞为倾侧矣，鲁直其尤甚者。』[14]其实从二人的批评之词中可看出黄庭坚楷书的变古出新。

《狄梁公碑》书法与常见的黄庭坚楷书书迹不同，其楷书多是舒展开拓，用笔恣肆放纵，而《狄梁公碑》却风格独特，用笔遒劲稳健，书体虽倾侧，但极端谨，观《狄梁公碑》，撇、捺拖出特点已经明显体现。清代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中有云：『苏东坡、黄山谷其撇、捺拖出姿态宕逸，皆本于《瘗鹤铭》。』[15]黄庭坚《狄梁公碑》从《瘗鹤铭》中得到启示，并为之所用，或取法其结字体势，或吸收其笔法。黄庭坚是善学之人，在法《瘗鹤铭》的基础上，黄庭坚又法各家之长，明代董其昌说：『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又参以杨凝式骨力，其欹侧之势，正欲破俗书姿媚。』[16]《瘗鹤铭》原石在长江中的焦山西麓石岩上，焦山在今镇江境内，黄庭坚在淮南游学，被其气息所吸引，与《瘗鹤铭》的相遇令他的楷书扎根于魏晋南北朝之风韵。明代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说：『宋苏、米、黄皆喜擘窠大书，米于颜、柳间取筋，苏于季海取肉，涪翁晚得《瘗鹤铭》摹之。』[17]《瘗鹤铭》对黄庭坚行楷书风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黄庭坚说：『《瘗鹤铭》，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导师》之碑，字可与之争长，今亡之矣。』[18]可见他对《瘗鹤铭》的评价极高，同时亦启发了黄庭坚楷书的紧结逸发之风。《瘗鹤铭》是摩崖石刻，关于他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对《瘗鹤铭》做了缜密的考证，提出了《瘗鹤铭》为南朝陶弘景书写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经过缜密考证而获得的。清代杨守敬亦云：『焦山《瘗鹤铭》……山谷直以为逸少书，固属武断；至有疑为唐顾况、皮日休书者，亦是臆说。黄长睿以为陶弘景书，当梁天赐十三年，今以书法体格论之，当是也。山谷一生得力于此。』[19]但黄庭坚认为《瘗鹤铭》为王羲之所书，他说：『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邪。』[20]又说：『大字今都不见右军父子遗墨，欲学书者当以丹阳《瘗鹤铭》字为则。大字难为结密，唯此书无点检处。』[21]从中可以看出，黄庭坚对《瘗鹤铭》为王羲之手笔深信不疑。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云：『《黄鲁直年谱》载元祐丁卯岁，行书《大江东去词》，全仿《瘗鹤铭》法。』[22]所记元祐丁卯（一〇八七），黄庭坚为四十三岁。黄庭坚所作《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诗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23]其论书诗时间为宋神宗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当时黄庭坚三十六岁。据此黄庭坚学《瘗鹤铭》应在元丰三年三十六岁以前，《狄梁公碑》为黄庭坚五十岁时所书，他虽未明言对《狄梁公碑》的直接取法，但很明显《狄梁公碑》取《瘗鹤铭》间架结体之密，中宫紧收，笔画外放。康有为说：『宋人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24]在康有为看来，黄庭坚书法之神韵绝俗，全在能得《瘗鹤铭》之法而出新。

宋人以晋书为高、以王书为尚。黄庭坚说：『书学，要须以锺、王为师耳。』[25]据不完全统计，黄庭坚对『二王』诸帖题跋达三十余次，其中跋《兰亭》就有八次之多，可见其对魏晋书家的确深有研究。纵观《狄梁公碑》基本不脱晋唐法度，而黄庭坚践行创新，师法『二王』、颜真卿、李邕、虞世南、柳公权、杨凝式多人，在转益多师中求变通，从而奠定了其楷书独特的面貌。

《狄梁公碑》的人文气象

宋代楷书基本上笼罩在晋唐古法之下，楷书的发展并无太大的突破。而黄庭坚在书体的沿革中广泛的施展其才华，他以艺术的眼光对楷书做了审视，其书风包含着的是独立个人对于美的审视角度和追求目标，是个人书法美学思想的体现，他突破了传统审美标准的束缚，并在艺术创作中注入个人审美情感，从而与观赏者共鸣。

黄庭坚说：『正书如右军《霜寒表》、大令《乞解台职状》、张长史《郎官厅壁记》，皆不为法度病其风神。』[26]黄庭坚的审美妙悟意为应该自家立法，笔墨各系其人，不为法度所缚。黄庭坚所言『风神』就是韵，故肥、瘦、长、短，只要利于表达韵、风神，就无不可。因此，他的审美取向决定其楷书的点画形态。既要守法，又要超越法，无法从有法中得，黄庭坚强调的是不流于俗。以禅喻书，应该是黄庭坚书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黄庭坚在《题绛本法帖》中评王羲之书云『余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至如右军书，如《涅槃经》说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须人自体得，不可见立论便兴诤也。』[27]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具有三眼，其书法处处有笔致，深得笔法三昧，而此三昧之妙又在各人心中去品味。其中的禅趣、禅理、禅意充分显露出黄庭坚以禅喻书。黄庭坚是著名的禅门居士，受到禅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轼用『三反』来概括黄庭坚的书法创作：『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28]这明确揭示了他的书法创作与参禅的直接关系。黄庭坚强调天人合一，反对僵死的成法，主张直指本心、自然流露才是真正艺术体验的实相。书法是心灵的一种自然流露，反映到笔墨上，要求精神超越规矩法度之外而冥合自然，黄庭坚能取长补短，超然其间。早在元豐三年，时年三十六岁的黄庭坚就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观，并一生坚持，贯彻在自已的创作实践中，所以黄庭坚在『宋四家』中最具变革精神。从黄庭坚的性格特征引申开来有一种倔强之美，其书亦具有倔强用笔的典型表现。『倔强』被引入到书法美的领域中，是笔墨线条的拟人化、书艺个性的对象化。明代沈周说：『大小真行，俱有一段不可屈折不可磨灭之气。』[29]这『不可屈折不可磨灭之气』是为山谷精神。

余论

纵观黄庭坚传世诸作，不同时期书法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他的楷书自成一格，亦有多种不同的面目形式，这些不同形式，乃是黄庭坚有意识创作的结果。黄庭坚的楷书，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笔法、字法、章法的创新，更将『尚意尚韵』的追求坚持并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使得楷书的标准不再单一，创作空间不再狭窄，让严谨规整的楷书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