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一 罗欣 郭伟

主持人语：开展古典文学教育对筑牢高校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根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高校古典文学研究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具体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功能性、重要性与当代研究环境及研究者对其的态度和兴趣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高校古典文学教育遭遇掣肘。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专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方笑一教授，从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進路出发，结合高校古典文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探讨古典文学教育在思维方式与教学模式上的创新转变。

嘉/宾/介/绍

方笑一，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副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2012—2013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4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著有《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北宋新学与文学》《诗家十讲》《诗意人间》等，主编有《中华经典诗词2000首》等，在《文学遗产》《文献》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栏目介绍：《大学》“高端访谈”栏目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及教师风采，宣扬优秀教育思想，弘扬学术正气的重要学术阵地，通过与高等教育领域权威专家进行访谈交流，激荡思想碰撞，前瞻瞭望学术理论发展，助力《大学》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大学》广大读者打开一扇“思想之窗”，推动高等教育领域前沿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访谈对象有着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对学界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触觉，如教育部领导、中外高校负责人、企业高管、学术领军人、科研新星等；主要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问题，如高校建设与管理、高质量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教学改革、校企合作等。

摘  要：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往往过于关注以文学审美为指向的文章，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实用性与功能性。对此，“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高校古典文字的研究者、教育者们应尽量摒弃用现代文学尺度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读原典、学写旧体诗词，感悟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丰富性。此外，还需要重视古典文学教育中的学科融合，加强与历史学科的交流，同时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手段，让高校古典文学教育焕发新的活力。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形式研究；古典文学教育

一、突破藩篱，坚实走好古典文学研究进路

记者：您曾提出“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倡导研究古典文学文本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于文本之“美”，可否谈谈您提出这一理念的初衷以及您在“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中所作的努力？

方笑一：我在博士期间以及博士毕业以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以宋代为主。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文体研究中，散文研究较为冷门，原因在于散文的体量巨大，文体类别多样，没有办法纳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同时，散文被看作应用性文体，而非以文学审美为旨归的文体，因为古代作者在创作散文时带有实用性目的。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散文时很难用审美眼光，即我们对于文学通常的一种理解或感知去分析这些文章。

另一方面，散文在古代的作用和地位与当今我们研究的强烈反差一直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的难题。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古人的文章，而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古代散文作为客观对象被呈现，例如王安石写给皇帝的《言事书》，对于作者来说这些文章的重要性、体量和篇幅，以及作者的态度往往更加郑重其事，可能更甚于对待文学性短文。这就和当代的研究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古人用心写的这些文章，今天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或者并不是研究主流，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我开始从事研究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视了。但是，文体学的研究更多聚焦在文体的发展源流上。缺乏对散文文体或者散文中的某一种文学特性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之间关联的关注。研究者可能只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一种文体是怎样产生的，形式发生了怎样的流变，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阐发较浅。而古人在文章写作的时候，必定承载了那些政治、思想、文化，甚至于经济、军事的意涵。仍然以王安石为例，他给宋仁宗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要全面阐述自己的变法意愿，核心是劝仁宗实行变革，如果脱离了这个意愿本身来谈论文学或经术就丧失了一定意义，实际上是把这种文章跟中国古代历史背景给割裂开了［1］。

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觉得可能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一些改进。这时，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产生了一定启示。第一个是黄卓越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进路的思考》。黄老师指出如果以“文学性”的概念作为确定古代散文的归属性标准，强行从一个浑成的总体中抽离出要素，会使得文本的总体构成性无法维持，同时也会使其他被排除的大部分文章在当代的学科研究体系中难以容足，“成为丛聚与飘荡在历史墓场并得不到命名的游魂”［2］。

还有一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的《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也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激活古代散文，而不局限于审美的研究视角。古代的作者是为了把思想或主张写得更好，需要打动人，因此有一定的审美性，但是如果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就会出现研究方向上的偏差，它的精髓实际上在于这是一种话语实践。创作者往往依据历史流传的文体规范进行创作，他们更注重的是文章所传递出的思想或主张，因此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那么作者目的在于通过文章让皇帝、让同僚、让天下人能够接受他的主张，文章的形式只是为了主张服务的。

如果只是研究散文内容，就会和历史学家差不多，比方说我们研究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或者改革思想，就涉及政治史，而不是文学研究者所应该从事的核心工作，文学研究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文体形态、文本形式上。但是这个形式并不是只客观地描述古往今来的文体流变，而是要时时刻刻跟外部的社会历史发生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是对现实状况的一个应对、一种回应、一种碰撞。这种文学研究就是非审美化的文本形式或文体形式的研究。

具体的实践以宋代科举考试、王安石变法中的经义、试策为例。这两种文体非常重要，对后代也很有影响，比如试策最早的功能是提供现实政治咨询，宋代的殿试策问中就能看到独特的政治印记，夹杂、隐匿于惯常话语中［3］。事实上传统研究中比较关注散文中的文体，像记、序这些文体的文学性，但是实际上作者在最初写作的时候，或者在文体最初产生的时候，它也带有非常明显的实用功能。这说明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途径。

记者：就“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这种理念而言，您认为高校或高校教师在推广这种研究理念中应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方笑一：高校古典文字研究者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从中国丰富、复杂的整体历史中抽离出来。很多年来，古典文字研究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一种思维模式——用现代文学观念衡量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文本，把符合这个文学条件的作品抽离出来做文学分析，这样不尽合理。

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应该尽量把诗文放到中国古代整个历史传统里去，这不仅是一种文体的传统，更是中国古代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的传统。只有这样，这种古代文学研究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产生更大的作用，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发言权。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我也会传递这种观念，除了带领学生去研究这个形式之外，还会给学生扩展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教师，要更关注中国古代的历史、政治等问题。

二、直面困境，实现古典文学教育创新转变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相较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古典文学教育，当前的白话文环境下，古典文学教育的价值似乎被弱化，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可否结合您的教学实际谈谈当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的现状与挑战？

方笑一：古典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叫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发展，从业者非常多并取得了许多成就，有很多学者辛勤耕耘，从闻一多、钱钟书等大家，到傅璇琮先生等很多前辈，后来又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一代接一代地投身研究，因此其实古典文学研究比较繁荣。

但是，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这个学科本身的学术积累很深厚，特别是像唐宋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研究，前人做出了许多杰出工作，这也给后来的学者造成了一些压力，如果不更新研究方法，研究难度就会增高，前人累计的丰厚成果反而会成为客观存在的困难。

另一方面是教学方法或研究方法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家的整个语言环境是白话文。古典文学成为一种博物馆里的东西，成为一种过往的语言形式，社会现实是一般人读文言文，读古诗词、古文都非常困难。同时我们的高校教育者在教学研究中往往受文学史的观念影响，习惯按部就班地把中国的文学从上古一直讲到晚清、新文化运动之前，但是这样一种按照文学史推进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研究方法，是古典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以后才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

古人跟现代的文学研究者有个很大的差别在于他对诗词等所有文学作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日常写作，在那个时代的语言环境里，写诗填词，作古文、駢文，作赋，都是基本技能。每一个读书人一方面要应付科举考试，一方面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这个需要。古人对散文的研究是和他的日常写作实践紧密联系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最后都必须要落实到写作层面上。根据这种观念来看，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把古诗文写作摒弃，仅仅把古代文章作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对象来进行分析，然后赋予它一种意义，但总体上来说缺乏写作实践，因此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古文意义只是现代人赋予文章的意义。

当然，这种意义赋予是有一定价值的。现代人通过阅读古代文章，可能从自身的视野与之产生共鸣，但是本质的问题还是要会写。如果不会写，将很难体会到这种诗创作的内在。比如说后人评价诗词中一个字，用得好或者不好，实际上对作者来说可能就是他要在同一个韵部里面找个字来押韵，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但是因为现代人不会写，因此再去评价的时候是模棱两可的，只有真正会写这个旧体诗词的人才会明白。

但当前的问题是，旧体诗词的写作实践，并不是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中广受欢迎的主流内容，目前高校中古代文学课程设计和旧体诗词写作存在较大的脱节。老一辈的先生们强调“写”的重要性，例如夏承焘先生、陈寅恪先生、钱钟书先生，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旧体诗人。但是后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高校培养的一辈新的学者就有很多人不会写，而在近两年出现一种态势，年轻一辈的学者里面有一些写诗文写得很好。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性和自身的传统有重要关联。

第二点，根据我自己跟学生接触的经验，现在的古典文学的培养模式或者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年轻的学生投入过多的时间在掌握文学史的相关知识上。例如这个流派有哪些人组成，是什么样的风格，它是怎么样流变，学生可以讲出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来。但是，学生对作品读得不多，不重视古代文学作品本身。

古典文学的核心内容在于作品的品读，古人的作品未加阅读就谈研究，那就完全是从别人的研究中总结现成的结论。例如，ChatGPT可以一键生成结论，却无法品读作品，这也是我认为它暂时没办法取代人文学科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引导和提倡学生品读作品，甚至可以选背好的古文，然后再来谈论文学史、谈论各种古代文学知识。

记者：就古典文学教育难以着力的现状而言，您认为应如何为古典文学教育赋予当代价值，转变现有教学模式？

方笑一：中文系研究古代文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比较注重读作品，单纯背诵一些文学史的知识用处不是很大。其次，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比较强调分析论文中引用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中文系开设了一个必读书目考试。学生一入学就被要求阅读学科专业方向的必读书目，书目读完之后系里会请校外教授出考试题目，只有通过了考试的学生才能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以此强化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

同时对教师也有一定的要求，那就是课堂中学生讨论的环节，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讨论的内容进行评断和总结，要强化学生讲述内容的深入性。同时教师在课堂外可以举办专门的读书会，系里对读书会也有专门的支持，围绕着某一原典，请一些有兴趣的学生，包括导师自己的学生参会，形成对教学内容的良好补充。

记者：目前的古典文学教育以文学史研究为主，学科教学的内容略显单薄。当代倡导学科之间的融合，您认为古典文学教育应当如何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跨学科的良性融合？

方笑一：我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重视学科融合。古人曾言“文史哲不分家”，然而古代许多文人可能本身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思想家和政治家，这个创作主体的身份本就是多元融合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特性。古典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学科，它虽然是文学，但是过往的文学。现在的高校学者要来研究古代文学，最首要的就是要跟中国古代的历史融合。

其次，文学要和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相融合。例如关系型数据库，可以解锁作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再如哈佛大学的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还有与地理信息系统相融合，可以推断出一个文学家一生到过的哪些地方，在哪些地方写过什么作品。还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大型分类检索数据库，这些都是和新的技术手段相融合的代表，包括现在比较火的ChatGPT，虽然目前还不能够真正理解那些作品，但是技术始终在发展，古典文学研究拥抱新技术手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多媒体技术手段的视觉呈现也十分重要。这两年我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如我们参与制作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多媒体技术能够更生动、丰富地呈现古代文学的作品，读者更易接受。对于年轻的读者而言，在这种视觉文化盛行和大量传播的时代，图像和视频可能会更抓人眼球，考古、器物、书画这些都需要加强与多媒体的技术融合。

参考文献：

［1］ 方笑一. 论“经术”与王安石古文之关系［J］. 文艺理论研究，2008，158（03）：47-52+68.

［2］ 黄卓越. 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进路的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02）：51-58.

［3］ 方笑一. 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及其模式化焦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14，46（05）：1-9+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