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专业作为内在动机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研究

2023-08-27赵敏洁孟庆蛟

大学教育 2023年10期

赵敏洁孟庆蛟

［摘要］外语习得的影响因素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而不同的专业由于同英语存在或强或弱的相关性，因此会对英语习得水平产生影响。文章基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利用对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调研数据，对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英语具有强相关性的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英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并为英语教学资源分配和专业设置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英语习得；内在动机；专业因素；实证研究；语言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10-0091-05

语言经济学把语言和语言行为视为研究对象，把经济学理论视为研究工具。近年来，我国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经济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同时，也丰富了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1]。

根据任荣[2]的统计，自1999年许其潮将“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引入外语教育与教学研究领域以来，国内共发表以外语和语言经济学为主题的论文251篇，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外语教育资源分配和外语课程设置中体现学科和人才的市场价值。其中，实证研究论文仅有5篇，占2.07%。王伯浩[3]认为外语教育应该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以提高人才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由于大学英语教育一直处于高投入、低产出，高成本、低效益的困境中，因此杨传鸣[4]提出参照教育经济学研究中采用的教育投入和个人收入的计算程序，计算在外语教育中因不同的投入费用而产生的收入差异，以此优化大学英语教育的资源配置。蔡基刚[5]以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为依据，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存在费时低效的问题，未能满足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

由此看来，在目前国内外语教育领域基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围绕语言的经济学特征对外语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6]，而以经济学作为研究方法研究外语教学的案例较少。此前，虽然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语言社会环境和经济激励是共同影响我国外语学习者外语习得水平的外在因素[7]，但较少有研究论及影响外语习得水平的内在因素。本文将从语言学习的内在因素出发，对影响大学生英语习得水平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量化研究，以期发现除个性心理、情感、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风格之外，就读专业是否成为大学生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因素，为研究解决如何激发非英语专业学生对学习英语的动机和兴趣提供可行的思路，从而更好地组织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活动。

一、作为内在动机的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

戴炜栋、束定芳[8]将外语习得因素分为三类，分别是学习者个人因素、学习过程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对学习者个人因素的研究中，动机（motivation）是近年来外语习得研究的热点。R. C.加德纳（R. C. Gardner）和P. C. 斯迈思（P. C. Smythe）[9]把外语学习动机分为工具型和融入型两种，并认为持工具型学习动机的学习者更侧重学习外语的实际价值和好处，以外语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而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英语的工具性则更为明显，一项针对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调查显示，75.6%的学生把英语当作一种工具[10]，他们学习英语主要是因为课程设置、考试需要和文凭，是为了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获得可观的收入[11]。秦晓晴、文秋芳[12]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的内部结构，从心理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角度提出了外语学习动机概念模型，其中就业需要、找到好工作、未来发展均被列为远期目标的显在变量。

刘国辉、张卫国[7]认为，作为社会环境因素的经济激励可以对英语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从受访者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来评价经济激励效果，提出外资企业由于工资较高而具有更好的经济激励效果。但这很难判断出是经济激励导致英语水平提升，还是英语水平较高的应聘者更容易获得外企职位。德尔理伊（Zoltán D?rnyei）等[13]在对50个中等专科学生进行访问后，总结出9大动机缺失的主要因素，其中就包括了教师的个性能力、教学方法、教学设备和学生对英语的消极态度等。汤闻励[14]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实证调查研究，补充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动机不稳定、学习气氛、其他课程影响等造成动机缺失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目前针对英语习得的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更倾向于通过输入、输出的学习过程来解释，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织融合，而未能将内部因素单独剥离出来。

由此，本文认为，就读专业作为工具型动机的内在因素将会对英语习得产生重要影响。非英语专业由于其本身对外语的需求程度不同，存在与英语强相关和弱相关的区别。同英语弱相关的专业相比，与英语强相关的专业的学生在未来所从事的对口工作当中需要具备更高的英语水平，其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学习兴趣容易转化为英语学习的动机。同时，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授课教师也会反复向学生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即只有掌握了英语才能够在未来的求职竞争中占据优势并获得更好的收入。因此，专业与英语的相关性越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就越强烈，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就越明显。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在与外部因素相似的前提下分析作为内在动机的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从整理的相关文献可以得知，国内大部分的英语习得研究都把侧重点放在内部因素，即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上，包括语言学能、认知和心理。在外部因素上，主要关注语言环境和经济激励。基于经济激励对英语习得影响的研究，本文在考虑被访者的性别、个性心理、情感、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风格、民族、学习年限以及是否来自城镇等因素的同时，重点研究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的影响。

近年来，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大部分对外语习得的研究集中在定量研究上，也有研究开始采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种方法能用定量的方法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旨在将多种变量的联合作用进行分离。

（二）研究对象及样本来源

国内外对外语习得的实证研究采用的样本一般都比较小，研究者常常将某个地区、某个学校、某个年级或者某个班作为调查对象。也有研究者采用了社会调查的数据，如刘国辉、张卫国[7]采用了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的微观数据，并从阅读、写作和口语等三项英语能力来考察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因素。CGSS2008的调查问卷样本容量固然是充足的，不过对受访者的答卷能力测试采用的是自评方式，因此在数据获得方面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尽管自评是目前研究文献中最常用的方式，但是自评判别法仍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偏差。

同大部分外语习得的研究者类似，笔者在样本的选取上集中在某一高校，选取该校两个二级学院大三、大四年级五个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英语习得水平调查（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Non?English Major Survey，以下简称FLANEMS）。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金融工程专业，以及文学院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其中，专业性质决定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这两个专业的学生有更强烈的学习英语的内在动机，定义为与英语强相关的试验组；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工程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定义为与英语弱相关的对照组。由于该学校所有非英语专业均要求大学四年均要开设英语课程，并要求同一学院英语课的课时量和教学任务量保持一致，因此，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师资、授课时长、教学模式等外部因素保持一致。

之所以做出上述安排，主要是因为：第一，实验组和对照组专业虽同属相同的学科门类，但因为其就业领域对英语的需求程度不同，英语习得水平与岗位薪资呈正相关，即经济激励因素能够促进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通过对这两组学生的对比分析，能够检验经济激励因素是否对英语习得水平造成影响，如有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少。第二，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关键变量上的一致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英语类课程的权重略高于另外三个专业，但对于刚刚进入大三的学生而言，他们的英语课程均为大学英语，从而避免了课程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第三，相对于大一、大二年级，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了较多的专业课程，对专业本身以及未来的就业领域都有了更成熟的理解，并且绝大部分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均参加了英语四级考试，此外，也可能会存在因英语习得水平高才选择同英语具有强相关性的专业就读这种情况。针对调研目标而言，由于学校分数线相对较低，故而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通过调剂就读于该校，可视为专业选择存在一定的随机性。此外，在后文也会针对英语水平和就读专业进行检验以证明两者的无关性。因此，本文所选的样本具有较强的对照性和代表性。

FLANEMS调查问卷统计了受访者的英语能力分布情况，并以是否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以下简称四级）来评价学生的英语能力。一般来说，自评英语能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取决于被访者对自己英语能力的潜在认知，如果以是否通过四级来考查学生的英语能力就解决了调查结果过于主观的问题，使被访者得以通过客观的评判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英语语能力。

FLANEMS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调查对象均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工程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的大三、大四学生。剔除掉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076个。根据学生英语四级成绩，将学生英语水平分为高（通过四级）和低（未通过四级）两个层次，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同英语强相关专业的英语水平高的学生人数明显多于同英语弱相关专业的学生。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计量的方法分析各种因素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三）变量选取

基于上文的分析及研究经验，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英语习得水平，以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是否通过作为评价标准。通过者认为英语水平为高，反之为低。

2. 解释变量

在内在动机方面，本文以不同专业同英语的相关性强弱来定义，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授课老师都不断地向学生传递一个观点：大学认真学习可以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进而有较高的收入，而这要建立在学习好英语的前提之上。然而，金融工程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等与英语弱相关的专业，其授课老师更多的是建议学生考取银行从业资格证或教师资格证，学生从内在动机上对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就构成了本次研究对象的解释变量。

除此之外，解释变量还包括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个人禀赋等。

社会环境变量为学生学籍所在地，即受访者来自城镇还是农村。与来自农村的人群相比，来自城镇的人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英语，来自城镇的学生有更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语言环境变量为英语学习时长。往往接触英语的时间越多，学习的频度也会越高，提升英语习得水平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本文选择英语学习时长作为解释变量。当前国内教育现状是将学习时长分为从小学和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两类，并根据学生年级分为大三和大四学生两类。

除此之外，还选择了学生的性别、民族等因素来作为影响学生英语习得水平的其他解释变量。

由于两类专业的师资和教学方式基本相同，故而不再另外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

（四）模型设定

本文讨论的非英語专业的英语习得水平是一个离散变量（英语四级成绩是否达到425分），因此，本文选择了二值选择模型来分析四级通过与否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CET4=β0+β1gender+β2urban+β3length+β4nationality+β5grade+β6major+ε]

其中，等式左边的CET4表示四级是否通过（通过为1，不通过为0）。等式右边gender表示性别（男性取1，女性取0）；urban表示是否来自城镇（是取1，不是取0）；nationality表示民族（汉族取1，少数民族取0）；length表示学习年限（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取1，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取0）；[grade]表示年级（大三取0，大四取1）；major表示所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取1；金融工程专业、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专业取0）；ε为误差项，β0、 β1、 β2、 β3、 β4、 β5、β6是回归系数。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采用虚拟变量的同时，尽可能规避学生在填写量表时的主观性评价，每个题目均是客观题，这样就避免因个人主观原因对调查结果造成的偏差。最后，采取了logit模型对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2显示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使用Logit模型对参数进行了估计。准R2为0.0894，检验模型显著性的LR统计量为113.99，对应p值为0.000，故整个方程的联合显著性很高。

由表2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读专业可以被视为内在动机的一部分，同英语具有强相关性专业的学生的英语习得水平更高。我国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长期以来用于评估在校大学生的英语习得水平。因为考试专业化程度较高，且仅针对在校大学生，考试成绩逐渐为社会用人单位所接受，甚至被国外大学作为是否录取的依据，甚至影响大学生的个人前途，一定程度上充当起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指挥棒”[15]。

在社会环境方面，回归结果为正，且统计结果显著，表明城镇的学生在英语习得水平上高于农村学生。在学习时间方面，学习时长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回归结果为正，且统计结果显著，表明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相对于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的英语习得水平更高。

从性别角度来看，性别的回归结果为负且统计结果显著，表明男性和女性在英语习得上存在差异，女性的外语习得水平高于男性。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汉族身份对英语习得水平影响很大，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因此，不能认为民族因素会对英语习得水平产生影响。

四、结语

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其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秦丽莉、戴炜栋[16]在访谈中发现：“大学英语课程只是拿学分的工具，学生只要保证出勤率通过考试即可，只有少数学生为了出国对成绩较为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缺乏对英语学习的内在动机。

本文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利用计量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影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习得水平的因素，并得出结论：学生的内在动机是影响英语习得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定量的方法计算得出，作为内在动机的就读专业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远大于学习时长对英语习得水平的影响。

传统的英语习得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大多是采用量表测试和少部分访谈与量化方法相结合的动机研究[16]，但是在量表和访谈研究中，被调查对象对题目的作答多少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进而影响研究的结论。本文选用了客观的变量，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统计分析和描述，而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计量工具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不同解释变量对外语习得水平的影响。

当前英语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原因在于学生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去学习英语，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对此，笔者建议如下：首先，要区分不同专业同英语的相关性，将英语教学资源更多地配置在与英语具有较强相关性的专业上。其次，在专业设置中，也需要有效地挖掘专业所具有的内在动机，让学生对英语学习更具有积极性。最后，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所学专业与英语的相关性，将英语教学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例如开发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课程，利用专业具有的内在动机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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