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2023-08-25赵凤婷贾中海

党政干部学刊 2023年7期

赵凤婷　贾中海

［摘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身奋斗目标，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中内含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囊括了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价值旨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跳出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窠臼，弥合了社会撕裂的鸿沟，打破了限制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枷锁，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落后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现实发展难题，深刻揭示了人的现代化的协调性、全面性和进步性，创造了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3）07-0027-07

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身奋斗目标和价值旨趣，更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宗旨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中国式现代化既秉持世界现代化历程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内含自身的独特属性和特征。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向着“人的解放的最终完成”这一目标纵深推进，持续深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逻辑起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回溯宗教、哲学的发展历程，从古希腊哲学到启蒙运动，从人本主义思潮到宗教批判运动①，人类矢志不渝地探寻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追问“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他自己”的现实路径。直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出现，他们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认识到，在资本逻辑的束缚下人早已沦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中物的奴隶，成为“单向度的人”。故而要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解资本逻辑滋生的土壤，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一）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

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前提是对“人”这一范畴有着清晰的认知和把握。马克思意义上的“人”并非处在某种离群索居状态下的抽象个体存在，相反，“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人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现实存在物。首先，人的自然属性是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着同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的基本生存需要，经历着生老病死等自然生命历程。离开自然属性，人就无法存活，人类繁衍难以维系。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来源于动物界的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478。人的自然属性是其社会属性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条件。其次，人的社会属性是将其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其脱离动物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劳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又是劳动。”［4］997-998基于劳动，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既产生了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等物质方面的联系，又出现了语言、文字、思想等精神层面的联系，以物质和精神为基础所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纵横交错、纷繁复杂。可以说，每个人从呱呱坠地那刻起，就身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个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5］188。最后，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二者的统一性决定了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由于决定社会关系的生产劳动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变迁不断变化，因此，劳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必然是具体的，而人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的表现也必然有所差别。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按人平均分配，形成了原始人为公的本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人的本质主要由相应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所决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灭，人的阶级性本质也不复存在，人性才会得到彻底解放，全体社会成员才会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人的自由解放

要科学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还应对其中的“自由”作出准确理解。首先，马克思对自由的关注在其青年时代的博士论文中可见一斑。他察觉到西塞罗、黑格尔等人对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哲学中自由精神的忽视，故而他将人的自我意识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6］12；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完全赞同伊壁鸠鲁过分强调“心灵的宁静”而逃避现实苦难的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6］50至此，他开始了“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6］75的探索过程，反思哲学同现存世界的内在关系，并认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7］。其次，马克思将研究自由的视角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中，他论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政治身份与市民社会相抵触的残酷现实，批判政治国家的伪善和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受束缚的现状，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46。最后，随着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探寻人的自由解放路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从工资及商品入手，依据地租、利润、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之间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异化”问题，指出本应成为“第一需要”的劳动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变成了强制性劳动，这导致人与自身、自然、社会的撕裂。因此，马克思提出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就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以人的自由解放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人的全面发展

人对于自由解放的迫切要求和美好向往，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全面是指人突破资本逻辑的禁锢，逃离出“物化”“异化”的渊薮，摆脱“单向度”的魔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达到自由自觉状态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在以资本和劳动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兴趣爱好、禀赋能力被深度压抑，资本逐利最大化的特点使其将人置于特定的生产场域中，致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51，人只能被迫进行片面的发展，成为“单向度的人”甚至“边缘人”。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全面”侧重的是打破固化的生产生活实践对人成长发展的掣肘，倡导“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537。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想要的生活，在培养兴趣、增长才干的过程中实现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次，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各个维度发展的完整性。这一阶段的发展意在强调人的基本素养和基础能力的进步，考虑到天赋才干、脾气秉性、遗传基因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性，人的发展允许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坚决不能出现发展维度上的空场和缺位，这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标识。质言之，完整性是人培养基本素养和基础能力的关键要素。二是物质和精神领域发展的协调性，主要指物质条件的丰裕和精神世界的充盈相统一。人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与精神世界的协调共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基础的富足是个人升华精神境界、提高精神追求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这也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制了更严格的标准，个人要不断调整、提升自身精神境界以适应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只有物质条件和精神世界协调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才能得到稳步提升，成为多维度全面发展的“立体人”。

二、探索轨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1人民幸福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的内在要求，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数有识之士在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逐步反思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毛泽东在阐述现代化（工业化）道路的初步设想时，不忘对人民群众发展利益的考量，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9］864。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地执行着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指导理念，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这些成就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充满活力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10，“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0］28。江泽民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294。胡锦涛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12。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全面把握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出了创新性、指导性论断，将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深刻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3］。

总之，党和国家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来制定大政方针，并将其贯彻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蹄疾步稳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式现代化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作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党始终自主自觉地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标尺，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实现民族复兴融为一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人民立场作为党和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品格，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根本动因，并阐明无产阶级肩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以期在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精神解放以及社会解放的过程中达成最终自由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始终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将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和国家科学识变、准确应变，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党情民情出发，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兼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意蕴，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在逐步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與世界的和谐共处的进程中为人民谋幸福，让广大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丰硕成果。

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4］130人需求的满足和丰富既是其本质力量的确证，又是人之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然无法与需求的满足和充实相剥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嬗变，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发展方向，并以此来满足人们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新中国基础薄弱、根基不稳，党的八大适时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2然而，这一正确论断在后续实践过程中没有坚持下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拨乱反正，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6］839，至此，党和国家将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进入新时代，恰逢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敏锐觉察到处于新历史方位中人民的发展需求有所变化，因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11这一重大论断，并进一步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8］11。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不断满足人们需求和人们不断产生新需求的辩证统一过程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人们的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稳步提升，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和深度得到丰富和拓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将劳动教育视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动基因

马克思高度重视劳动对人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17］289。一方面，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以劳动的方式进行自我确证，社会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另一方面，人在自主自觉意识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体力和智力优势进行劳动，从而结成多种多样的社会交往关系，人的素养和能力随之在这些社会交往中得到升华。

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将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手段，而且将劳动教育视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党和国家制定科学合理、覆盖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规划，倡导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通力合作，完善劳动教育体系，推动劳动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让劳动意识入脑、入心，劳动实践现行，加快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扩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大就业指导、人才引进、职工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着力改变全社会对劳动者的刻板印象，营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以劳动促发展的社会文明新风尚。此外，党和国家引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立和谐融洽的劳动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教育具有以下优势。首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天然优势。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源上消除了滋生“异化劳动”的土壤，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空间，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方现代化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窘境，为我国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提供了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保障。其次，我国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和国家鼓励人民积极行使自己的主人翁权力，尊重人民的主体性精神，倡导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最后，我国的劳动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下持续稳步推进的。在西方各党派轮流执政的状态下，不同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轮番登台导致国家战略部署往往朝令夕改，难以保障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始终是国家和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代领导人素来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党对劳动教育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推进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为核心，历经百余年艰辛探索，突破了以往现代化忽视人、奴役人、埋没人的发展模式和僵化人、封闭人的思维定式，在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开辟出一条全面、协调、和谐、包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创建了人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新形态。

（一）创建共同富裕基础上个人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

从人与其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共同富裕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西方现代化以原始资本掠夺、积累起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871，由此带来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等冲突日益加剧、阶层固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发展难题，迫切需要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建立在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人民的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全体人民既是改革发展过程的参与者、缔造者，又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共享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劳动成果被特权阶层垄断、被资产阶级独享的发展禁锢，破解了历史性难题。其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共同”是指全中国约14亿人口抛却年龄、地域、民族、性别、职业等各方面差异，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和荣光；“富裕”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在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创造丰富充裕的物质财富将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释放潜能与活力。然而，对“富裕”的理解不能过于僵化、教条。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富裕有着不同的要求，当前要紧紧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对富裕作出符合我国发展现状的理解，坚决摒弃那种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充裕”作为衡量富裕的绝对标准的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意在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长才干、提升能力，拓宽生命长度，延展生命厚度，促进共同发展。

（二）创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新形态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导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分裂、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对立等内在困境。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不忘思考精神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9］60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调发展的问题。一方面，物质文明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进步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实力的稳步攀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也开启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反作用，积极向上的精神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汇聚磅礴力量。在物质积累趋于富足的同时，也兼顾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努力做到精神文化建设同物质发展协调统一，在全面把握国家富强、民众富裕、精神富足的进程中有效整合物质和精神资源，实现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解”。

（三）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破解了西方社会物质生产盲目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等发展困境层出不穷，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因此，现代社会亟须一种改善生存境遇、突破西方范式桎梏的新发展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把握自然资源有限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冲突的基础上，创造性开辟出一条“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的新型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人与自然关系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的相关论述，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自然生长维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作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主导，自觉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我国的自然生态现状同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节能减排行动，以“双碳”目标为指引，稳步推进能源资源革命，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兼顾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在自然资源承载范围内既释放生产动能又保护发展潜力，守住生态红线、铸牢资源底线，在保护生态的过程中突破人与自然内在的发展困境，创建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资本主义世界以战争冲突、欺侮压榨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对全人类的整体关照为出发点，秉持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局势，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千百年来，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早已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中。面对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更是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发展决议，可见，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道路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它所创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态必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总之，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发展以及人类解放的构想为蓝本，在准确把握马克思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党情民情，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创建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跳出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窠臼，弥合了资本主义社会撕裂的鸿沟，打破了限制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枷锁，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落后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注释：

①此处的宗教批判运动特指19世纪以黑格尔派为代表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王有腔.从马克思时代的“两个和解”到新时代的“两个共同体”：共产党的人的全面发展之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4）：140-147.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