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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萧红小说兼谈《风雨中忆萧红》

2023-08-25王科州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23年8期
关键词:丁玲萧红

王科州

内容摘要:丁玲和萧红都是勇写时代主题的女作家。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病逝,4月丁玲创作了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在文中,丁玲既记录了她的心境,又追忆了已故女作家萧红其人其事其作。萧红以其别致的风采出现并驰名于文坛,她执着于给自己的感情世界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形成别具一格的“诗化小说”风格。她的早逝,不僅激起了丁玲的共鸣,也带来了深重的悲剧意味。丁玲与萧红的创作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作品直逼人性深处,极具历史穿透力,呈现出难得的大气象,光耀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

关键词:丁玲 萧红 《风雨中忆萧红》

文学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有了知、情、意的共同参与,才能创作出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的文本。佳作的诞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但精彩的品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它往往受当事人性别、年龄、阅历等因素的制约。早年熟读萧红小说,而今重读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对这两位才华卓著却没有多少交集的女作家,我一直抱有很强的探索欲,很好奇丁玲会怎样“忆”萧红。

经查,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一文写作时间是1942年4月25日,同年6月,发表在《谷雨》上。萧红在香港逝世的时间是1942年1月22日,也就是说,身在延安的丁玲在萧红逝世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丁玲于1930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长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1936年11月,丁玲抵达延安。之后,在延安,丁玲办刊编报,先后发表了《在医院中》(1939)、《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和《‘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等作品,还和萧军、舒群轮流主编《文艺月报》,这使丁玲在延安文艺界颇有声望。

在《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中,丁玲开篇即写风雨天气,“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1]134在风雨之夜,丁玲由自然之物,想到天涯的故人,如:知己冯雪峰、已故的瞿秋白和萧红。在丁玲眼中,萧红“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是“少于世故”[1]135的,她们曾经“尽情在一块儿唱歌,每天谈到很晚才睡觉”。[1]136她们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虽有差异,但彼此都能理解。在山西临汾,受火热的抗日情绪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朝气感染,萧红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她和丁玲他们一起到了西安,在西安住完一个春天后,丁玲“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致全力于著作”。可萧红却去了香港,丁玲曾跟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1]136她扫遍女性朋友,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1]136-137

丁玲竟一语成谶——萧红英年早逝。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后,丁玲想到自己与萧红的短暂交往,写下了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在文中,丁玲不无担忧地论及萧红的身后事,并指出《生死场》的命运:“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1]137丁玲用猫鼠游戏比喻其中的复杂,堪称绝妙的同时又带着无名的辛酸。最后,丁玲以“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1]138收笔。

丁玲的散文笔法是极其坦诚的,她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通过文字呈现出来。她的散文有一种让人不断惊讶、感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她巨大的诚实。她不回避自己的内心风暴,不回避自己的来路,她讲述自己的心痛、尴尬、不知所措乃至失败。作为一个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著名女作家,丁玲有不少令人艳羡的高光时刻,但也有艰难和泥泞。在散文中,她告诉我们,她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站在时代舞台上的,她的紧张,她的出错,她的煎熬,同时也是享受。

写自己的成功是容易的,可难的是写自己的挣扎。在丁玲的散文中,就给我们呈现了她经历挣扎的过程。她是一个作家,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丁玲无疑是极具才华的,她写得了弱女子的儿女情长,也驾驭得了洪水和土改这样的重大社会题材。同时,她也是个女作家,她的敏感与生俱来,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大多拥有丰富且摇曳多姿的内心世界,无论外界的物质多么的困顿,无论世俗的生活多么的无趣,其精神需求度都远超同时代其他作家笔下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丁玲早期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莎菲女士的日记》。

在这篇小说中,丁玲剖析了时代病患者莎菲的灵魂。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在异地的知识女性,她想按照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方式生活,却不能逃离依旧笼罩着封建烟雾的社会,她的求爱与寻路均以失败告终,心灵的创伤使她呈现出病态,在旅馆养病便是她的日常。她敏感多疑,疲惫烦闷,百无聊赖:“心像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像一盆火在心里燃烧。我想把什么东西摔破,又想冒着夜气在外面乱跑,我无法控制我狂热的感情的激荡,我躺在这热情的针毡上,反过去也刺着,翻过来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锅里听到那油沸的响声,感到浑身的灼热……”[2]75她常无端感伤,喜怒无常:“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我自己。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2]45莎菲抱着对人生绝望的心情养病,她爱自己,也作贱自己,糟蹋自己的健康,她失眠、酗酒,她追求两个人心心相印的爱情,得到的却是隔膜与欺骗。苇弟对她的爱是真挚的,也能慰藉她的寂寞,但他懦弱的性格让莎菲心生厌恶,她乐于在他的泪水中寻找快意,却又因此暗自忏悔。她爱慕着的南洋华侨子弟凌吉士在“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卑劣灵魂”[2]63——他具有“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2]68人生哲学却是“赚钱和花钱”,[2]67并暗示她许多做女人的本分。这种市侩的性格是莎菲所鄙视的。与苇弟相比,凌吉士对她的爱很虚伪。莎菲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带有反抗性的,但这种反抗是孤独的、病态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这部浪漫抒情小说与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在丁玲创作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它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究其原因,大抵与丁玲这个作者的热情火辣而又果敢坚毅的性情及其隐秘的情感心理密切相关。时代的“多余人”不止是莎菲女士这一个,还有她的缔造者丁玲。生病的也不止是吁求个性解放、追求幸福和完美恋爱的莎菲女士这一个,它还隐含了丁玲对女性生存与爱情、疾病与死亡的思考与探求。我们可以用文学、爱情等词汇来概括丁玲,但究其一生,丁玲都没能用文字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描绘到淋漓尽致。

与丁玲不同,萧红是以别致的风采出现于文坛的。她的才华源于她新鲜别致的人生和审美的思路,她的作品始终打上了来自东北的烙印,在她看来这仿佛是最好的,她没有任何炫耀,也没有任何装扮,更没有想要转换身份。她无畏于创作的条条框框,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3]可见,萧红并不热衷于给自己预设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艺术形式,而是执着于给自己的感情世界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秉承这一理念,她在文字里尽情地释放自己。于是就有了《呼兰河传》中那段堪称独步的描写:“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4]758这一段极具萧红特色的诗化语言,出现在一篇小说中,写出了存活在人世间的生命该有的样子——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欣欣向荣的,鲜活自由的。自然界中的花草虫鱼生机勃勃,但呼兰城的人却麻木、粗鄙,整座小城都笼罩着浓重的死亡阴影。“萧红对他人死亡的同情与观照,也是对自身生命的同情与观照,从中流露出对死的无奈与抗拒。”[5]写《呼兰河传》时的萧红已历经沧桑,疾病缠身,当她梦回呼兰,忆起儿时,那种曾经沧海的心境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苦痛。在这个片断里,萧红以孩童的视角写出了固有的天性与纯真,也写出了对自由的渴望与神往,更触发了女性意识的集中迸发。

遭际离乱的萧红,对女性命运有深切的体悟。生的苦难、死的卑微,形成文字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早已经由身体浸入到血脉之中。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冷暖,生活的巨变,都成为萧红人生中难逃的劫。面对山河破碎烽火连绵的国和已经沦陷再也回不去的家,萧红伤怀、怅惘,魂牵梦绕。可“国家不幸诗家幸”,在现实的动荡与不平衡中,萧红的创作风格渐趋炉火纯青。她的小说由早期的明澈清越变得沉郁浑厚起来,这种成熟的创作风格的形成,昭示着萧红踏上了一条通往文学巨匠的路。这对于一个女作家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她却因病早逝了,临终连称“不甘,不甘”,道出了她壮志未竟身先死的无尽失落。

萧红生得平凡,死得寂寞。她的文学生涯不到十年,她笔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都是从血淋淋的生活里提炼出来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萧红是感悟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创作的,她的生活和才华决定了作品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提到的《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写的是1921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初,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村庄的人民如同动物一样,在沉滞闭塞的生活中经历着“生、老、病、死”的轮回,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遭受到的更深重的苦难和为生存而被迫奋起的抗争。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也没有中心人物,采取生活场面联缀推移的手法,以二里半、王婆、金枝等几家农户的苦乐悲欢为写照,写出了形形色色的生与死,作者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就灌注于这看似涣散的叙述中。萧红把一片失去了的土地喻为“生死场”,以忧郁的眼光审视并记录这片土地上平凡百姓的生与死,“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6]422

《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别具魅力,它显示了萧红作为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作为一个来自乡村而又禀性宽厚的作家,萧红关注的是质朴、可爱而又受难的普通农妇村夫。她虽然也写愚昧和野蛮,但她审视的是淳朴的人性;虽然也写缺陷和丑陋,但她热爱乡村生活蕴含的美。她把这种特性与自己对于人生的冷静审视以及发自内心的对乡村人物的挚爱都融入作品,这大抵是她独特风格的主要成因。萧红努力在人们熟知的事物上寻觅光和真,她的作品带有一股天然的神韵,像清澈的泉水涤荡着文心,享有“30年代文学洛神”的美誉,后来的研究者多用“诗化小说”来概括其独特的小说风格。“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7]565

从“五四”开始,中国女性写作群体开始登上文坛。她们不缺浪漫情怀和反叛精神,她们的才华横溢和歌哭言笑都备受瞩目。从“五四”至建国,我们能看到三代女作家的代际更迭,即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冰心是第一代,从“五四”女青年成长为左翼作家的丁玲是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刹那即永远的萧红。虽然萧红的急遽离世,使她和丁玲也没有完成史诗级的“接替”,但这两位未能实现接力的女作家,都光耀了中国文坛。虽然二人的接触不多,但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对“寂寞”的喟叹,不难看出她对萧红的惺惺相惜。这是源于同为女作家要面对同一种寂寞的共同宿命——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

诚然,萧红是无法读到丁玲的这篇忆悼散文了,但萧红之死激起了丁玲的共鸣。一般地,“人在活着时就在领会着死,就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他将如何对待自己的死亡。”[8]132个体生命的死亡,使人从死反观生、审视生。萧红的死亡使人经久地感知到一种悲剧的力量,她身上彰显出的死亡价值比高龄辞世之人更具共情力。

文学是人学。丁玲和萧红这两个女作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共同改写了文学的地理版图,塑造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她们的文字是高度私人化的,同时也是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她们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审视历史,站到了与众多男性作家同样的高度。她们用生命之笔记录了现实,书写了人性、人的价值与自由,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盘根错节的关系,她们的作品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直逼人性的本质深处,呈现出难得的文学大气象。

姓氏有别,情谊无界。斯人已逝,佳作永存。

参考文献

[1]张炯.丁玲全集5[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張炯.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J].新文学史料,1981(1).

[4]萧红.萧红全集(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5]杨碧薇.回忆与死亡——《呼兰河传》忆乡模式下的死亡意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陆扬.中西死亡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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