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梁斌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方面:一是考察近代中国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二是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复兴思想;三是研究代表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四是对重要政党与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1)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如:林家有的《孙中山和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黄兴涛等的《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郑大华的《“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张可荣的《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蔡洁等的《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前夕翁文灏民族复兴思想的考察》(《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10月)、张可荣的《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云梦学刊》2014年第1期)、黄兴涛的《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郑大华的《继承、发展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之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及俞祖华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析论》(《河北学刊》2022年第6期)等。。这些研究不仅加强了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反思,而且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想的考察,推进近代中国特定时段下民族复兴思想个案研究。学界有关侯外庐的研究多从史学史、思想史入手,而涉及抗战时期他的时论中所反映的思想的研究很少(2)从史学史、思想史入手研究侯外庐学术思想的成果已比较丰硕,代表性的如张岂之的《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光明日报》2016年1月6日,第14版)、瞿林东的《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方光华主编的《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等。仅有如方光华的《“自由”观念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及崔幸的《抗战前后侯外庐的民族、民主思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文中简要涉及侯外庐的民族、民主思想,从民族复兴思想视角整体考察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思想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以前对侯外庐著述缺乏整理外,还与研究视野局限有关。但随着侯外庐著作的整理出版(3)侯外庐的著作,除《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等得到了较好的整理外,其他大量时政评论、书信序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等多散落于全国多处档案馆、图书馆及私人收藏中。2016年,在张岂之先生主持下,全面整理了侯外庐著述,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了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笔者作为《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主要整理成员之一,负责论文部分点校,掌握了包括时论文章在内的大量一手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相关研究才有所推进,但是总体仍然不足。

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的独立自由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抗战建国论》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特点和独立思考。今年是侯外庐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侯外庐先生的崇敬与纪念。

一、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过程与思想来源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经历了从清末的萌发,经五四时期的发展,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4)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虽然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转型进步,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永恒主题,但是在近代不同时期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和阶段性任务则多有不同。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对民族复兴涉及的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如民族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全体,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也不断过渡和转化。

19世纪末,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梁启超亦提出了“少年中国”的梦想,国粹派提出“古学复兴”主张,等等。可见,清末“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说法,但中华民族的衰而复振是当时各个思想流派、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他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表达了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诉求”(5)俞祖华:《康有为民族复兴思想析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此时正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相关话语萌生之际,面对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等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治改革问题,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提出了不同的民族复兴要求。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得到发展的时期。民国建立后,尊孔读经、复辟帝制的沉渣泛起,民主共和有名无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发生等背景下,胡适等发起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梁漱溟等提出复兴东方文化的主张,王光祈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等。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现代新儒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及马克思主义者等通过各具特色的话语表达提出了多样化的民族复兴思想内容和具体方案。

可以说,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人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思想和理想。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最终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凸显与呈现。侯外庐1903年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自幼在祖母影响下,饱受传统道德的教育,“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重的个性,我一生追求信仰、理想、事业、知识……一切美好事物的执着,或许可以说正是形成于受教祖母的时代”(6)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4-5页。。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心忧天下等文化基因铸入了他的血液中。少年时代,侯外庐最喜欢读的书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除了启迪思维,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的爱国情绪。他一生为民族复兴和民族前途思想、写作和行动,都与早年受到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后的大学时代,对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侯外庐加入学生运动的行列,并“开始渴望变革”。但此时他对革命的认识非常模糊,思想甚至混乱,不过从新知识中寻找方向、寻求力量的意识非常明显。《新青年》、《新潮》等充满民族复兴思想的杂志,不仅打开了侯外庐的视野,而且激励着他对新生活的开辟,“我开始向往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一个新的未来”(7)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第7、8页。,这种渴求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变成了现实。

五四后的大学时代,对侯外庐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逐渐找到了追求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大学时代他就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尤其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翻译《资本论》的道路,“我向他表白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一则自己可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则为国内翻译亟需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出点力。对此,大钊同志表示很赞成”(8)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资本论〉研究论丛》第六辑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1年,第38页。。1928年,侯外庐始译《资本论》,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民族复兴理想有重要影响。他后来回忆正是“那段为《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孜孜苦斗的经历”,使自己“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构成他思考问题的真正支柱。1930年侯外庐回国,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9)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第54、174页。,使他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从1932年开始,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10)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第53页。,相继写出《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主编了《中国思想通史》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同时致力于探讨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抗战时期,侯外庐身在重庆,一面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一面又主编《中苏文化》(1939—1947年任主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战和革命运动,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对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高度关注,思考民族前途命运,“奋力写作抗日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11)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第68、75页。,如《抗战建国论》(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1938年)、《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所收文章自1938—1940年先后在《中苏文化》、《理论与现实》等刊物发表)、《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1939年)等,讨论抗战建国、民族民主、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问题,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他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

1938年侯外庐在写作《抗战建国论》时,指出这本小册子是想把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主要问题,“从理论方面给予以原则上的研究与探讨”,“前三篇是关于民主政治的,第四篇是关于经济建国的理论的,第五篇是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的,第六篇是关于青年运动的”,并将此书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视为姊妹篇,认为是“中国问题本身上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的研究”(12)侯外庐:《抗战建国论》,重庆:生活书店,1938年,“自序”,第1页。。可见,抗战时期,侯外庐在时论文章中所深入讨论的如何才能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怎样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建国的过程中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的关系如何、民主政治上怎样从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抗战建国过程中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文化复兴的目标等问题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转型进步两大民族复兴主题在抗战时期的具体体现,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思考又是侯外庐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和取得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得以系统阐发的背景与土壤。通过抗战建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主发展、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文化复兴,就是抗战时期侯外庐所提出的实现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转型进步这两大民族复兴主题的具体内容和独特形式,是民族复兴这个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重大时代主题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和具体体现。

抗战背景下,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性不仅与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密切相关,而且与侯外庐的思想来源背景有关。

首先,他的民族复兴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例如,他认为民主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历史上有古代式的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由低度狭隘的民主,发展而为高度的或接近实质的民主,是历史的进步”(13)侯外庐:《中山先生的民权论与民主建国》,《抗战建国论》,第22页。。“历史上绝没有过纯粹的民主”(14)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1页。。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民主问题上必须实现从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他还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即“资产阶级法权式的民主”离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较大的差距(15)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0页。。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生动体现和运用。在侯外庐看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彻底解放,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指导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其次,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侯外庐要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受到了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思潮和理论的重要影响(16)关于民族自决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可参考郑大华、周元刚:《论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文章。。侯外庐在论述民族解放和复兴理想时,多次论述到“民族自决”的原则。他指出“民族解放战争是民族自决的最高斗争”(17)侯外庐:《抗战建国中民族问题的民主号召》,《抗战建国论》,第43页。、“民族解放是民主的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真正平等”(18)侯外庐:《抗战建国中民族问题的民主号召》,《抗战建国论》,第49页。,只有通过斗争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真正做到民族自决,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他指出民族自决权就是“政治上的独立权,是政治上自由脱离压迫的一种权利”,被压迫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实现政治独立。民族自决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弱小民族的民主运动,本身有两个民主的侧面,即对于(外)要求的民族独立权的政治上的民主,以及对内要求的少数民族平权的与公民平等的民主”。对外自决指的是各民族都享有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压迫;对内就是要各民族平等,并摆脱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平等。因此,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便是要求民族平权的政治上的民主权利”(19)侯外庐:《抗战建国中民族问题的民主号召》,《抗战建国论》,第43页。,就是要摆脱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

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使得侯外庐与无数先进的仁人志士一样,走上了探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道路的伟大历程。抗日战争时期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凸显期,其民族复兴思想的具体内容也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涉及抗战建国、民族民主等问题,具体而鲜明,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特点和独立思考。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时代共通性与个人思考的结合。

二、抗战时期侯外庐时论文章中所见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

抗战时期,侯外庐时论文章中所展现的民族复兴思想既自成一个整体,其内涵又非常具体而鲜明,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是“抗战建国”

在抗战时期,救亡图存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头等任务。如果不能取得抗战胜利,中华民族就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再谈任何民族复兴道路都是空话。

侯外庐充分认识到争取抗战胜利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意义。他曾多次强调“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抗战涉及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关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暴力的革命过程中,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各个民族“要求民主”独立的一个过程。只有努力争取抗战的胜利,实现“民族解放”,“修改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才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所以侯外庐始终将“抗战”与“建国”紧密联系起来。1938年,他就指出“新中国目前运用全力要实现的国策,都靠抗战建国纲领在政府与人民中间的认识与施行”(20)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7、11、1页。。在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了解中国民族解放的现实发展”,“而且要变革中国国际的地位,使成为独立自由的共和国”(21)侯外庐:《青年对于抗战建国的任务》,《抗战建国论》,第92页。。通过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抗战建国”是他民族复兴路径的首要前提和基础。虽然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此时也讲抗战建国,但是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建的国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是不完全相同的,侯外庐所希望建立的国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推翻帝国主义等一切压迫中国人民的大山,实现民族平等,并逐步由“抗战民主”,经“建国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中国。

(二)民族复兴的政治路径是从“抗战民主”经“建国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化

将争取抗战胜利的民族解放问题与民主联系起来,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特点。他认为“民族问题是民主问题的一部分”(22)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页。,强调民族与民主的联系,民族复兴离不开民主的落实。他指出“有些人把民族解放认为和民主是两件事,这是不了解民族独立权的要求本身便是民主问题之一,同时亦不知道民主就是平权的意义,以及内的平权和外的平权之不可分离性。如果,把民族解放和民主分离独立起来,那不是取消革命的意义,便是歪曲民族解放的历史性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作为“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具体斗争”和“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缩图”,反映的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真正平等”的要求,民族解放是实现世界各个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方式,所以“民族解放是民主的运动”,是“被压迫国家与殖民地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的问题”(23)侯外庐:《抗战建国中民族问题的民主号召》,《抗战建国论》,第45、49-50页。。在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能存在民族压迫,所以抗日战争就是要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

侯外庐将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民主运动称为“对外的民主”,相对应的还有“对内的民主”。“对内的民主”就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二者的关系是:首先,“对内的民主服从民族问题的对外民主”,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即对外政治上的民主,才能真正最终实现“国内诸部分汉蒙回藏等民族问题”(24)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9页。。其次,对外民主与对内民主也并不是冲突或者先后的关系。对内民主是实现对外民主的基础和条件,如果没有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奋斗,乃至牺牲,要实现对外民主、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侯外庐非常重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写了多篇文章来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建国的紧密联系。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对内民主的一种形式,是抗战时期内部民主的一种形式,等到抗战胜利后,这种低级的民主形式还会更加发展,“民族团结与各党各派团结,以及各阶层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样都是民主的形式,平等的号召。民族团结的发展,亦是随民主之逐渐扩大,而巩固起来”。从这个角度说,离开民主,离开民族团结,要实现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在抗战建国途程中,如果把民族问题这样民主式地对世界,对侵略者,对国内各民族,坚决地执行起来,那么,这真的是实现了‘落后的欧洲,而进步的亚洲之教训了’”(25)侯外庐:《抗战建国中民族问题的民主号召》,《抗战建国论》,第55、57页。。总之,对内民主与对外民主相互依存。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的民主观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民主的意义就是平等”,在国际上,实现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在国家内部,实现各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压迫;第二,民主具有历史性,是“有历史内容的民主”。“历史上绝没有过纯粹的民主”(26)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7、1页。,民主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发展的,不是一个空虚的绝对物,亦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历史上有古代式的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由低度狭隘的民主,发展而为高度的或接近实质的民主,是历史的进步”(27)侯外庐:《中山先生的民权论与民主建国》,《抗战建国论》,第22页。。

以上述民主观为基础,侯外庐提出“抗战民主”和“建国民主”两个概念。由于民主具有历史性,所以抗战时期的民主具有独特特点,这就是抗战民主。而“建国民主”显然就是抗战胜利后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实行的民主。由抗战到建国,也是民主不断完善的过程。抗战民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主要目的是为了“抗日最后胜利”,一切服从抗战的需要,对内民主往往必须牺牲来服从对外民主的需要。他认为抗战民主最低限度的任务在于“建立反贪污反汉奸的,遂行积极动员民众的政治机构;同时在于融洽我国诸部分少数民族并使自主的参加政治的广泛政治机构。抗战民主,最要的,是在抗战过程中,要积极淘汰腐朽动摇不定的份子,而广泛容纳进步的抗战最力的新的社会力量,使抗战的民主号召的形式,与抗战牺牲的民主权利的内容,相配合起来。抗战的民主平等的形式,同时亦是抗战的民主自由的形式。平等的形式,是唤起民众的不二法门,同时自由的形式是民众自我教育的无上命令”(28)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9页。。团结所有积极的抗战力量是抗战民主的核心内容。

但抗战民主并不完备,而是“一种最狭隘的民主,‘形式上的平等’,距离实质上的平等很远”,因此抗战民主等到抗战胜利建国后,必须向前发展,实现更高内容的民主,这就是建国民主的任务,“建国的民主之精神是尽最大可能的努力使距离于实质上的民主较近”。建国民主是“抗战民主的发展阶段”,是国内的民族和人民能够获得更多实质平等的民主。建国民主的主要任务是:“削减封建残余,计划国家生产,光大民生主义调整阶级利益,保障直接生产者的最高民主权利,励行彻底的社会政策,实行大多数民众的劳动政策,消灭官僚制度实行彻底的地方自治,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准,等等。”(29)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10、15页。更加扩大对内民主的范围和内容是建国民主的核心。

侯外庐认为建国民主也不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虽然还会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本质上讲建国的民主还“只能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式的民主”(30)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0页。,离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很大距离,因此一旦建国民主实现之后应该更进一步追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由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进而扩大国内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实现更多实质的平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间更多的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继续发展到有更高实质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侯外庐民族复兴的政治路径。不断完善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又一个核心内涵。

(三)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不同民主发展阶段,有其相对应的经济条件。抗战民主处于抗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建国的经济建设,是抗战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包括资本的发行,农工业生产的推进,交通建设的发展,贸易的统制,财政金融的巩固与改进,人民生计的改善。侯外庐认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经济历史有清楚了解,中国本身是一个落后封建残余作梗的半殖民地经济社会,资本发展有限,抗战时期经济还受帝国主义严重束缚,加上“劳动群众的战时游离与战争参与,贸易与市场的紧缩与失陷,无疑地丧失了广大的源泉,这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严重困难”。虽有困难,但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信心振兴中国经济。

侯外庐认为相比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有足够优势。一是我们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但也“不受资本主义经济没落过程中的法则”支配,资产阶级国家国内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矛盾,所以希望通过侵略别国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自掘坟墓,而被侵略国家刚好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经济结构的统一来实现民族独立。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战时经济、国防经济实际上包含否定自身发展的危机,法西斯国家更是希望通过“动员”来解决战时经济的困难,这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经济没落的表现。而被侵略国家恰恰可以通过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来“开辟新的国内自给自足市场”,从而推动自身经济的发展。侯外庐坚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振兴,一定“比敌人的国防经济更进步,更有效,更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经济建设不能只注重“纯技术性的方法”,还应该与“政治民主的改革”结合起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质民主和平等。他强调“达不到经济建设的这一任务,中国革命便是凭空的悬想”(31)侯外庐:《关于抗战建国纲领中的经济建设问题》,《抗战建国论》,第65、59、59、61-62、62-63、67-68页。。因此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之与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相适应,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中的又一支柱。

(四)“革命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是侯外庐中国文化复兴的途径与目标

侯外庐认为中国文化运动必须“适乎世界潮流,合乎民意需要”(32)侯外庐:《中国现阶段文化运动的号召》,《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9年,第3页。。首先,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潮流,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因此中国的文化运动肩负着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的复古”的重担。

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落,“世界资本主义的危亡,法西斯对内取消民主自由对外破坏政治民主,把资本主义的最好传统一齐抹杀,而代以杀人放火的中世纪古版”(33)侯外庐:《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与中国的文化发展》,《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0页。。“资本主义的死亡线下,法西斯复古运动,‘人类’被看做‘士兵’集中营的新奴隶,新十字军,徭役征夫,为了防卫‘文明’的新万里长城,新运河或新金字塔建造的殉工者,为了资产阶级寄生享乐的新阿皇宫建筑的罪犯。苦难代替了生活,黑暗代替了光明,枷锁代替了自由,愚昧代替了科学,人文,人道,一笔勾销!”(34)侯外庐:《人文主义的发展与衰落》,《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2-13页。因此中国文化运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法西斯侵略”(35)侯外庐:《“精神胜物质”、“知难行易”的文化领导传统继承》,《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9页。,阻止法西斯对文化的破坏,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当法西斯运用黑暗专制否定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宝贵的人文主义精神时,中国应该批判地接受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将人文主义继续发展为“新科学运动,新人生观运动,现实主义运动,大众化运动,战斗的反法西斯暴力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伟大的统一团结的民主主义运动,保障国际的民主和平运动,批判的启蒙运动,一句话讲,‘自由平等博爱’,或‘求生活求光明求自由’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或革命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36)侯外庐:《上向运动的中国文化之发展》,《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8页。。保障民族独立,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与推动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是当时世界形势下,中国文化运动的重任。显然,强调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意义是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特点。

其次,侯外庐强调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应注意国内民意的需要。要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将“旧时代的传统文化扬弃”(37)侯外庐:《青年对于抗战建国的任务》,《抗战建国论》,第97页。,建设适合人民需要的新时代文化,将传统的“黑暗部分”铲除,要使文化文艺满足普通大众的需要。“革除落后”而建立“向上进步的文化”(38)侯外庐:《“精神胜物质”、“知难行易”的文化领导传统继承》,《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9页。是中国文化实现复兴的又一重要任务。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一方面使启蒙文化大众文化更为必要”,“他方面使世界进步文化中国化亦为必要”(39)侯外庐:《团结于三民主义文化实践中》,《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5页。,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落后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人文传统的结合,单纯强调“民族文化”或者“科学化运动”都是一面的见解,都有明显的局限。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侯外庐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内容。总之,“中国文化运动,是批判的承继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启蒙运动,以及世界最好文化传统,而与中国民族解放,民权革命相为配合”(40)侯外庐:《中山先生文化运动的理想》,《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21页。。

中国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包括“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41)侯外庐:《中国现阶段文化运动的号召》,《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3页。,实现中华民族“由思想解放到整个民族与民众生活的解放”,是侯外庐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要实现思想解放,就要反对愚昧,尊重知识,敢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把“旧世界的旧观念重新批判,承继好的思想传统,而发展新的认识”。在抗战时期,充满文化复兴的理想,就是要树立“抗战必胜的‘正确的认识’”,并将之“转化而为驱逐日本出中国之民族自由解放”的信念(42)侯外庐:《“精神胜物质”、“知难行易”的文化领导传统继承》,《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16-18页。。

侯外庐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坚信在亚洲会逢到“中国复兴”(43)侯外庐:《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时期中国文化运动一般》,《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6页。,而且希望中国文化未来能够领导世界潮流,“一方面要继承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变革的宝贵遗产,他方面复要为将来世界潮流的变革而奋斗,批判的承继过去的人类解放运动,复准备为将来人类更深刻的解放而努力。简言之,彻底为民权主义而奋斗,复不为‘太呆’的民权制度而约束。所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知识新方法追求的文化运动,形成了革命的人文主义”(44)侯外庐:《中山先生文化运动的理想》,《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24页。。侯外庐中国文化复兴的内涵不仅涵盖政治、经济,而且涉及人们思想和知识的进步。

综上所论,抗战时期,侯外庐时论文章中所展现的民族复兴思想的具体内涵,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等理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等思想进行批判地吸收改造和发展,强调通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抗战建国、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政治上由抗战民主,经建国民主实现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化,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与民主的发展程度相适应,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建设适合民意需要和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复兴”。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重庆马克思主义者,身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45)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第75页。,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处于局部执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有相当大的难度,不得不经过斗争和采取一定的斗争策略。在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形式和具体内容上,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共用了诸如“抗战建国”、“三民主义”、“中国复兴”等话语,但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又不完全相同,侯外庐还时常使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社会主义”等,批判地发展了三民主义等思想内容。如侯外庐在抗战时期发表了多篇文章讨论三民主义思想,阐述了对民权思想的诠释和理解。他认为孙中山遗教的核心精神是“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就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为民主不懈奋斗,不但要扫除封建专制,还要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因此“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有辩证的一致,……彻底的民主主义达到高度,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保证或顺当的飞跃桥梁”(46)侯外庐:《中山先生遗教的核心精神——为纪念国父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而作》,《中苏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之“遗教研究”专栏,1940年,第49页。后略经修改,收入《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上海:长风书店,1946年)一书。。他认为孙中山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充分的民主的实质,因此中国的建国民主应该超出欧美的民主,建立更具备内容的民主,使资产阶级的民主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条件(47)侯外庐:《中山先生的民权论与民主建国》,《抗战建国论》,第37-38页。。他还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华民族求解放求平等求自由的正确路线”(48)侯外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山先生的外交政策》,《理论与现实》1941年第2卷第3期。。将三民主义引向社会主义,体现了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具体内容中对三民主义等思想的批判吸收与发展。

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无论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主导的洋务运动,还是冯桂芬等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虽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民族复兴的思想,但都具有民族复兴的观念和愿望。

现代学者一般把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的最早萌芽追溯到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论述兴中会成立的目的时提出“振兴中华”(49)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振兴中华”含有复兴中华民族的期待,与“民族复兴”在字面意义上大同小异。20世纪初在革命派的著作里类似表述相继出现,如复兴中华、中国复兴、中国重兴等。如1904年,华兴会在策划长沙起义时,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中提出“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50)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这充分表达了承担民族复兴任务的责任感,但革命派复兴中华的主体是相对狭隘的大汉族主义。

与革命派相比,梁启超定义了近现代中国民族复兴的主体,即由中国大地上不同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复兴是各民族共同的复兴。早在1899年,他已提及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指出“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51)梁启超:《东籍月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使用了“中国民族”的概念(5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450页。。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5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一词。

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还只是出现在少数思想家的思想中。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复兴方案。陈独秀等新青年派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胡适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整理国故”口号下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5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1页。的主张。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主张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复兴中国文化。

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已开始宣传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1916年由日本回国之后,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两文,提出并详细阐述了“青春中华之创造”、“中华之再生”、“民族之复活”等民族复兴思想。之后,在《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中,李大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的人,同时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民族复兴思想和话语表达(55)有关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可参考喻春梅等:《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意义》,《理论学刊》2015年第12期。。之后,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56)陈独秀:《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49页。。毛泽东也在五四后不久使用了“中华民族”(57)《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93-394页。一词。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希望中国走俄国的道路,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从而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复兴理想目标表述多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等话语(58)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思想演变过程可参考俞祖华等:《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轨迹》,《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在之后的中共二大宣言中明确指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133页。。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规定:“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251页。。1925年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6页。。

可见,中国共产党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等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自1928年底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将“中华民族复兴论”纳入了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直接大量运用“民族复兴”口号,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之下,利用戴季陶主义,将孙中山塑造成儒家道德的集大成者,宣称“三民主义是我们总理创造出来的。他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63)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3-594页。。经过儒化的三民主义,已经变成忠于蒋介石独裁的专制哲学。蒋介石所谓的民族复兴是在借助传统文化形式,行推行领袖独裁之实。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时期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的障碍和国家统一的破坏者,连续发动五次围剿,意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的虚假性坚决地揭露和批判,同时使用“民族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口号和提法来表达自身的复兴理想。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各界围绕中国有无复兴的可能,复兴的路径及复兴的思想基础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纷纷提出民族复兴之道,民族复兴思潮空前高涨。1931年,贺麟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中重点介绍了歌德等在普法战争期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向他们学习,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64)参见高全喜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217页。。1932年,北平创刊的《再生》、天津的《评论周报》、上海的《复兴月刊》等宣传民族复兴的杂志陆续出现。《再生》明确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并发表了大量阐述民族复兴思想的文章(65)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载《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再生社,1935年)。。《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等刊物也陆续发文,探讨中华民族的未来方向和复兴问题。民族复兴虽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但不同的党派和思想界对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和内涵确定,却呈现见仁见智的局面,内涵上相互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发动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号召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以革命战争来领导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66)《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红色中华》1932年第15期。。1934年7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强调“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6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总之,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国民党利用“民族复兴”话语的打压,极少使用“民族复兴”一词,而是坚决批判了国民党“民族复兴”的话语系统,指出“不派一个士兵,一架飞机,不用一个铜板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6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5页。

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毛泽东在十年内战后期及全面抗战爆发前,为了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已开始从正面使用“民族复兴”话语。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9)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不时地从正面使用“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如毛泽东提出“中国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7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1516页。。周恩来提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复兴我们中华民族”(71)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8-189页。,“经济动员要在经济国防化的原则下进行。它不仅要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并且要由此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0页。。郭沫若提出“复兴文艺”(73)郭沫若:《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抗战四年》,重庆:青年书店,1941年,第190页。。在《民族复兴的喜炮》一文中,郭沫若指出:“上海的空中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复兴,这表示着了我们全民抗战的决心。”(74)郭沫若:《民族复兴的喜炮》,《非常情报》1937年第1期。1941年《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7-488页。

全面抗战时期,侯外庐在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主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民族复兴呕心沥血。在“民族复兴”话语的表达上,侯外庐也不断使用“中国复兴”(76)侯外庐:《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时期中国文化运动一般》,《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6页。等表述。此时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使用“民族复兴”等话语,其民族复兴思想与中国国民党有相同的一面,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的基础。国民党还于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系统阐述了抗战政策,但是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民族复兴思想又有极大不同,对通过抗战建什么样的国,民族复兴的步骤和目标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截然不同。1939年郭沫若指出“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77)郭沫若:《复兴民族的真谛》,《新新新闻每旬增刊》1939年第18期。。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复兴的目标和道路选择。侯外庐也在使用“中国复兴”、“抗战建国”等话语表达的同时,更多地直接运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等论述民族复兴的具体道路。他指出通过抗战建国,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达到中华民族从“思想解放到整个民族与民众生活的解放”(78)侯外庐:《加强团结与“打不平的文化”》,《翻译与评论》1939年第4期。。

处于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复杂而特殊的局面。一方面既要努力团结国民党及蒋介石,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相比于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思想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转变,侯外庐一面积极撰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1938年)等时论文章,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1939年他发表《抗战革命承继辛亥革命的传统》一文,力图通过强调蒋介石讲话中有利于抗战的内容来尽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强调“我们须遵守蒋总裁五中全会的致词,‘恢复同盟会以前革命先烈手无寸铁、毫无凭借而举义旗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79)侯外庐:《抗战革命承继辛亥革命的传统》,《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3期。。这是与使用“民族复兴”话语相同的斗争策略。另一面,侯外庐又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民族复兴”思想进行批判和引申,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如1939年蒋介石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实施办法中,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作为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要求,实质上是强调领袖至上,进一步加强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而侯外庐指出“民族至上”指的是对外民主和对内民主两个方面,对外民主就是反对日本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民主就是要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各党派之间一律平等(80)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第2、9页。。这与蒋介石不断加强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是截然相反的。侯外庐有关民族复兴中民主应由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都反映了侯外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民族复兴内涵及道路选择上的根本不同。最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为内涵的民族复兴阶段性目标,“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页。。

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在抗战时期得以凸显和集中呈现,与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巨大民族危机密切相关。1938年,他在写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时写道:“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把我从《资本论》的十年翻译专攻中轰出来,而复开始写作时论的纪念。”(82)侯外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6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3页。这就使得他的民族复兴思想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对李大钊等人思想的继承,又有发展,侧重点也不同。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与抗战建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密切相关。身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侯外庐通过发表时论文章,积极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民主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复兴等方面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是五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复兴思想在抗战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侯外庐虽曾正面使用“民族复兴”、“抗战建国”、“三民主义”等话语内容,但又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等引向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主义民主等理念,表现出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不同的民族复兴思想实质。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想具有多元的表现,既有执政的国民党的主张,也有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尤其是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非常鲜明的中国共产党,不太常用“民族复兴”的口号,但不代表就没有民族复兴思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升华的表现,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侯外庐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周恩来和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日战争,其时论文章中所反映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他不仅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复兴,而且对于中华民族通过取得抗战胜利实现复兴的道路、内涵亦有深入思考。今天我们不仅应从史学学术发展的角度研究侯外庐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与贡献,也应从近代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复杂系谱和革命思想的研究,学习传承他们的革命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