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晨瑶

20世纪初中国极具活力的街区中，长沙潮宗街应有一席之地，这里发生着激烈的思想碰撞，印刻着觉醒年代求索的脉络，见证着弄潮儿追寻真理的责任担当。在潮宗街56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一时间，文化书社成为唤醒民众的宣传地、先进分子的聚集地、革命活动的联络地。

先觉者：发现新文化的小花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兴起，毛泽东和许多新青年一样，经历着思想的觉醒，放弃了温和改良的主张，转而追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他建议“我们应当起而仿效”。

驱张运动胜利后，湖南的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民主气氛浓厚了一些，毛泽东认为湖南“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于是，趁着这一窗口期，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决心“从事实际的改造”，积极奔走，为培植真正的新文化打造一个新阵地。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中写道：“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枝“小花”就是马克思主义。8月24日，修改过的文章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刊出，向大众宣传创办文化书社的目的，文中特意指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先行者：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在文化书社筹措初期，遇到最大的实际问题是“囊中羞涩”。为了解决经费问题，1920年8月25日，《大公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内容涉及创办文化书社的宗旨、管理结构、资金来源等。大纲中强调“公有”，欢迎“与本社旨趣相合”之人投入资本，且“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这样一来，文化书社与那些以营利为导向的书社书局立即区分开来，凸显了书社服务于社会的属性。在后期实际运营过程中，书社主动将营业报告公布于湖南《通俗报》，请社会大众监督。正因为坚持了社务公开的理念，文化书社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

作为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富有远见地首先征得了时任湖南省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支持，通过他的推介，又邀集了姜济寰、仇鳌、龙兼公、朱剑凡等一批湖南各界响当当的人物。有了这些有地位、有声望、有人脉、有资源的股东参与文化书社的发起和创办，资金募集问题水到渠成地解决了，书社的业务开展有了“敲门砖”。毛泽东还邀请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题写了牌名，亲临现场为文化书社开业剪彩。

在书籍采购方面，毛泽东通过外联充分发挥了作用。文化书社聘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书社的“信用介绍”，通过他们，文化书社得以免押金或低价提货。营业仅半年时间，文化书社就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的60多个出版物交易者建立了联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等当时走在前沿的出版社和团体皆在其中。文化书社用有限的资金优先购买《劳动界》《社会主义史》《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报刊，帮助进步青年了解讯息、找到启示。运营过程中，文化书社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常平价或折价出售书报刊，在书社内设置阅览室，供人们免费阅读，还常有送书报刊上门服务，在第一师范、楚怡小学等一些学校设立起了书报刊贩卖部，师生不出校门即可购书。书社暂时无货的书籍，还可提供代为购买的服务。

这样一家既拥有“人缘”“人气”，又有新“模式”、新“书籍”的商办书店迅速产生了影响力，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迅速组织动员湖南进步人士在各地创办分社，浏阳、宁乡、平江等分社相继成立，共同践行“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这一使命。

先驱者：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当时的湖南，文化书社播撒着新思想的火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常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开展相关活动。启示、思想、道路，一场关乎中国巨轮航向的抉择正在悄然萌生。

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十几个步履匆匆的人踏雪而来，聚集在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会议整整开了3天，如此宏大的议题，在一群青年人你一言我一语中辩出个石破天惊。会议最终表决，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共同宗旨和目的，赞成布尔什维主義。

通过这次大会，新民学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的认知认同度得到了极大提升，同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返湘后即着手成立中共湖南支部，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相继入党，文化书社实际上成为了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夏曦在信中提到“文化书社表面是与团外人合作新事业，实际是由同志主持”。当党团组织活动经费有困难时，文化书社承担了周转革命活动经费的作用，中央给湘区党组织每月划拨的活动经费，也是通过银行邮寄，文化书社代收。直到后来党在全国建立起通讯系统，才逐渐弱化文化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的作用。

1927年，文化书社在“马日事变”中被国民党武装捣毁。作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书社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一定的组织基础，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队伍，它见证了这群弄潮儿的求知、探索和求变，见证了他们从争辩到一致的热血凝聚，见证了茫茫中国命运的一次伟大选择。

如今，这传奇的红色屋舍已不在，后人在它的故址处立起一座书本型石碑，静待人们“翻阅”。循伟人足迹，踏红色征途，一边是青石街道的悠悠古韵，一边是潮宗街的日新月异。多希望百年前那些心怀天下的青年能看见如今这精彩世界，了解新时代勇立潮头的奋斗故事，感受“今朝更好看”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