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

内容摘要：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小说《布鲁克林》呈现了现代爱尔兰人的移民境况及身份问题。从爱尔兰“历史”赋予的同一身份到布鲁克林“现在“构建的多元身份，女主人公艾丽丝·莱西的服饰选择体现了她身份的层层嬗变。文章以服饰作为切入点，结合爱尔兰移民现象，以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为导向，深入分析艾丽丝身份的建构历程，探究服饰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可译性，进而揭示全球化背景下“爱尔兰性”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位置选择。

关键词：《布鲁克林》 爱尔兰移民 身份建构 服饰 “爱尔兰性”

科尔姆·托宾（1955-）是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关注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爱尔兰并摹写爱尔兰社会中的流亡、宗教以及身份问题。《布鲁克林》以爱尔兰移民生活为主题，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的爱尔兰，因为本土工业死亡，小镇女孩艾丽丝无法在家乡恩尼斯科西镇找到工作，而前往布鲁克林的经历。在布鲁克林，对家乡的思念一直萦绕在艾丽丝心头，当适应布鲁克林的生活并打算和恋人托尼结婚时，她姐姐罗丝的死迫使她返回爱尔兰，经过一番纠结之后艾丽丝选择回到布鲁克林。

学界从离散、女性身份和心理学等视角研究这部作品。爱德华·哈根认为《布鲁克林》是对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的“拓展”和“延伸”。就像《伊芙琳》中的父女关系，艾丽丝陷入母亲设置的陷阱被流放到布鲁克林。在《布鲁克林》中，艾丽丝与爱尔兰的关系转喻为艾丽丝与母亲的关系，无法与母亲断绝关系的艾丽丝在美国和爱尔兰两个世界中构建自己的身份。安妮·弗朗索瓦运用隐性行为理论分析《布鲁克林》中艾丽丝的沉默，认为艾丽丝通过诉诸沉默来获得她想要的东西。“她微小的、安静的和沉默寡言的行为最终产生了决定性的结果，甚至比任何冷静的计算都更具决定性”[1]。托尼·扬通过保罗·里克尔的动作语义和表层语法理论来分析《布鲁克林》中未披露的人物意图。扬认为读者和批评家对《布鲁克林》中艾丽丝的行为分析暴露了其建立在外部观察模式而非内部观察模式的逻辑缺陷。从托宾对艾丽丝 “痛苦”生活的微妙描述中，可以发现移民经历以及不同文化环境使艾丽丝受困于自我怀疑并且在生活中呈现出“表演”行为。正如扬提醒读者，注意《布鲁克林》中托宾设置的叙事线干扰，更多地关注发生在艾丽丝等角色周围的事件本身。综合以上评论，在托宾设置的叙事策略下，当艾丽丝以沉默以及手势代替言语时，服饰更能展示主人公身份在移民经历中的层层嬗变。

艾丽丝的身份建构以服饰变化为线索。整篇小说以主人公艾丽丝带着爱尔兰风格行李箱踏上布鲁克林为始，期间带着同个行李箱回到恩尼斯科西镇，以及再次带着那个爱尔兰风格的行李箱前往布鲁克林为终。艾丽丝在家乡爱尔兰、移民城市布鲁克林以及返乡后的服饰表现为从爱尔兰风格到美国风格以及最后的混搭风格的演变，呈现出艾丽丝从同一到多元身份的建构。服饰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与艾丽丝身份的协商以及建构相互呼应，这体现出《布鲁克林》中服饰与身份之间的可译性。本文以服饰为切入点，结合全球化背景，深入分析以艾丽丝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人的移民经历，探究“爱尔兰性”的现状进而揭示“爱尔兰性”在“过去”和“现在”中的建构。

一.爱尔兰手提箱与身份的同一

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艾丽丝在家乡爱尔兰小镇恩尼斯科西以及美国布鲁克林的生活。在故事开头描述了爱尔兰恩尼斯科西镇上传统的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由于缺少经济来源，在生活上艾丽丝一直以母亲以及姐姐罗丝为导向，接受母亲以及罗丝的价值观念，以此寻求母亲以及姐姐的认可。姐姐罗丝是传统爱尔兰文化鸿沟中的挣扎者，作为家中唯一拥有经济收入的人，身为长女的罗丝是母亲和妹妹的依靠也是她们沟通的桥梁。艾丽丝穿着的都是由姐姐罗丝购买或者赠送的衣服，这使艾丽丝在无意识中让自己按照他者的意愿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塑造。“各种物体本身均可担当产生意义的能指功能，衣服也可兼作符号，它们构成意义并传递信息”[2]。姐姐罗丝赠送的服饰成为“爱尔兰性”叙述中代表“共同的历史经验、共享的文化以及在其中形成的集体自我”[3]的文化符码，为艾丽丝提供了同一和连续的文化身份。“爱尔兰性”呈现为“无法自主的服饰”这一重要视觉意象，并以“依附性”这一核心价值存在。生活在母亲和姐姐主导的爱尔兰家庭中，艾丽丝处于客体位置，她的依附行为表现出自我认同的缺失，并将自己置于“稳定、不变、连续”[3]的“爱尔兰性”。

与布鲁克林熙熙攘攘的氛围相比，恩尼斯科西镇很安静，甚至因为熟悉的小镇居民们的“凝视”而令人窒息。“凝视是携带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4]。在恩尼斯科西每个居民都处在其他人的凝视之下。凝视所暗含的权力压力限制了“爱尔兰性”的存在以及可能性。小说开篇描写艾丽丝在窗台看着姐姐罗丝下班回家，拎着新皮包披着羊毛衫，紧接着艾丽丝就身着羊毛衫出门去了。与其说艾丽丝是生活的参与者不如说她是观察者，艾丽丝的凝视是模仿欲望的体现，艾丽丝的模仿不仅是对服饰的模仿还是对行为的模仿，在布鲁克林艾丽丝时常通过模仿罗丝的说话方式以及行事方式来解决问题，缺乏自我认同的艾丽丝通过模仿实现身份定位。在艾丽丝到达布鲁克林并适应布鲁克林生活后，因为姐姐罗丝的突然去世，艾莉丝不得不回到了恩尼斯科西。幾天后，镇上的人都知道艾莉丝回来了，母亲告诉艾丽丝，“显然整个镇子都知道你在这儿……你最好穿上像样的衣服，别太美国腔调了”[5]174。此时服饰已然偏离其直接意指，成为社会规训的手段。无所不在的凝视将这个城镇构建成一个“全景监狱”，在这里，社会权力使居民们习惯于日常生活中的凝视和规训。生活在这种氛围中，艾丽丝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小镇对女性的传统期望，“一辈子住在镇上，像她母亲一样，认识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朋友和邻居”[5]22。这种传统的集体认同感形成了共有的集体身份并通过强烈的内在约束力使小镇居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共有的集体身份也携带非常清晰的界限，将他们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

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爱尔兰受制于传统经济而无法参与资本市场，昔日爱尔兰的田园诗想象造成了今日爱尔兰处于世界边缘位置的生存困境，“爱尔兰性”的“稳定”被扭转为“封闭”及“落后”。与布鲁克林美丽的富尔顿街相比，恩尼斯科西镇仍然以传统的个体经济为主，例如小镇上凯莉小姐家的杂货店、海耶斯杂货店、谢立丹杂货店，吉姆家酒吧等。姐姐罗丝购买衣服都是等到都柏林商店一年中两次大减价活动，从都柏林来带回新外套、羊毛衫、裙子等。传统的经济模式使爱尔兰无法搭上全球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对农业的坚持和对迷人田园风光的梦想限制了恩尼斯科西的经济发展，阻碍了年轻人的机会，“至少在目前的恩尼斯科西，无论资质多好，也找不到工作”[5]8，这就是母亲和姐姐罗丝希望艾丽丝去布鲁克林的原因。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拉近了社区的距离，但同时拉远了爱尔兰与外界的距离。

艾丽丝身着的服饰反映了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享的文化符码的爱尔兰人通过认同和依附的意义指涉来构建和维护“爱尔兰性”。孤立的经济模式下，传统历史在强化了连续的、不变的、稳定的爱尔兰的同时，以鲜明的界限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以传统历史为标志的爱尔兰社会形成了它的独有的文化群落，并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家庭中，保持着其独特的社会习俗和惯例。爱尔兰的“历史”就像艾丽丝前往布鲁克林时所携带的爱尔兰行李箱，里面带着姐姐罗丝给她的衣服和首饰，独特的风格使同船的乔治娜抱怨“太爱尔蘭风格了”，但是乔治娜建议换爱尔兰行李箱时，艾丽丝又舍不得丢掉。相反，爱尔兰手提箱带着艾丽丝前往布鲁克林也把艾丽丝带回了恩尼斯科西。经过传承和反复表征，“爱尔兰性”被定型、被认同、被接受，成为无法艾丽丝无法丢弃的身份。

二.美国女人与身份的迷失

当前往布鲁克林的机会出现时，罗丝选择留守爱尔兰而让妹妹艾丽丝前往布鲁克林。“罗丝在帮她办妥出国之时，也放弃了真正的希望：离开这个家，有她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5]24。罗丝按部就班地过着模式化的生活，直到生命戛然而止。罗丝的去世隐喻着传统“爱尔兰性”在新时代的举步维艰以至于最后被社会发展进程吞没以至于丧失主体性的严峻形势。身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预先给定和决定的方面只是身份的一部分，像所有历史事物一样，身份随着时间、空间和文化关系而变化。“除了许多相似点之外，深刻和显著的差异点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3]，身份“断裂和非连续”[3]将更好地书写现在独特的“爱尔兰性”。

当艾丽丝踏上布鲁克林时，她意识到了“新大陆”所带来的差异，传统的爱尔兰身份受到挑战，她站到了身份建构的门槛前。通过巴尔托奇商店入职面试后，艾丽丝得到了一件商店里的女孩必须穿的蓝色制服。服饰成为“附加在穿戴者身上的社会关系的体现”[6]。蓝色制服赋予艾丽丝以社会身份，意味着艾丽丝成为了巴尔托奇商店的中的一员，这是艾丽丝踏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步。在布鲁克林，艾丽丝和其他五个女孩作为房客住在基恩夫人的房子里，“潮流变幻和新趋势是她的日常话题”[5]43。这些女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谈论服饰，而在巴尔托奇商场的销售工作为艾丽丝提供了融入她们的机会。在餐桌上，因为艾丽丝知道商场每一个新的趋势，她总是有话可说。在基欧夫人和女孩们之间，服饰作为一个话题帮助艾丽丝获得认同。布鲁克林的“现在”打破了爱尔兰连续的“过去”，布鲁克林的“差异”赋予了“爱尔兰性”持续建构的机会。

艾丽丝就职的巴尔托奇商店为了欢迎“黑女人”来购物，将售卖深褐色和咖啡色的红狐牌丝袜，但是“红狐牌丝袜必须和其他普通袜子分开”，并且要求负责该柜台的售货员要若无其事。但是每当有黑女人来买袜子时，艾丽丝以及其他售货员总是会偷瞄她们。身份的建构存在于与当下的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关系中。不同颜色的袜子被消费时实际是在消费该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对意义符号的认同或不同界定着自我，区隔着自我与他人”[7]。在此背景下，艾丽丝认为“罗丝帮她买的裙子，看起来糟透了”[5]87，她对美国的服装产生了好奇心，她想知道美国女人都穿什么，并且迫切地打算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美国服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行为”[8]。“美国服装”作为美国人共享的符号被身在布鲁克林的艾丽丝解读为美国身份的象征。服饰成为了可以投射“自我”的镜像，对美国身份的主观认同和内在冲动驱使艾丽丝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那种“美国服装”。服饰通过表征呈现身份建构，对服装的选择指明身份“不是本质，只是位置”[9]596。

布鲁克林的生活并没有消解艾莉丝的爱尔兰身份，反而加强了艾莉丝和爱尔兰之间的内在联系。到达布鲁克林后不久，艾丽丝就想家了。“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无法和她家乡、她的房间、弗莱瑞街的房子，她在那里吃过的饭、穿过的衣服相提并论。”[5]52。沮丧隐藏在布鲁克林的喧嚣中，她在这里微不足道，“此地无一物属于她”[5]53。孤独感激活了艾丽丝对故乡的记忆，强化了她对爱尔兰的认同和依恋。服饰成为连接爱尔兰和布鲁克林的桥梁。艾丽丝给她的兄弟们买的手表，给妈妈和罗斯买的羊毛衫和尼龙丝袜，以及在给妈妈和罗斯的信中分享布鲁克林流行的时装风格成为爱尔兰文化和美国文化的交汇点。“历史的源头”是实现身份持续的前提。爱尔兰文化给予身处布鲁克林的艾丽丝归属感，两种文化互相支撑并加强对方在身份建构中的力量，体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布鲁克林是多元文化相遇的异质时空，在此爱尔兰的“过去”与布鲁克林的“现在”的碰撞反映在艾丽丝摇摆不定的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上。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艾丽丝经历不同文化的主导与压制，无法做出抉择的艾丽丝迷失在身份建构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正是身份的不稳定状态打破了艾丽丝固有的同一身份，赋予了艾丽丝建构身份的机会。这种不稳定为艾丽丝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移民身上所具有的流动和多元文化身份得以发展”[10]。身份的建构不是以一种身份代替另一种身份，而是在“同一”的内部构建一种“并非是纯粹‘他者的差异感”[9]，因此需要布鲁克林的“现在”与爱尔兰“过去”在异质时空中不断谈判与协商。

三.混搭风格与身份的建构

全球化努力地将多维的时间和地点融合在一个全球共享的空间内，在这个空间“各种文化矛盾地融合在一起”[11]，这种时代背景伴随着“差异的扩散”[9]打破了旧的身份与新的身份的二元对立，使两者结合在一起。当艾丽丝打算拥抱她的美国未来时，神父弗拉德给她带来了姐姐罗丝去世的消息，艾丽丝决定回到爱尔兰，但回到恩尼斯科西，故乡在她看来既熟悉又陌生。与旧时朋友游玩时看到矗立在远方的醋山时，艾丽丝想到布鲁克林也有一座醋山并且就是以恩尼斯科西这座醋山命名的。醋山体现出布鲁克林和恩尼斯科西的空间划分不再那么清晰明确，而这也对应艾丽丝身上两种文化体系的交织。经过醋山后，艾丽丝和朋友来到海边，在艾丽丝换泳装时，她心想，“如果是几年前，从恩尼斯科西一路过来，她就一定担心她的泳衣和款式了，她身材是不是不够好……但是如今她已经和托尼同去科尼岛时她就选好了泳衣以及在船上晒黑了，她有种莫名自信”[5]173。当艾丽丝回到恩尼斯科西，布鲁克林的版图也拓展到了恩尼斯科西，她身上一直带着布鲁克林的印记，艾丽丝身上流动的爱尔兰血液不再通过白皙的皮肤清晰地显现出来，而是掩盖在被布鲁克林日光晒黑的黝黑皮肤下。布鲁克林的印记是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共享的文化符码上的同一的补充，又隐含着对传统爱尔兰身份的超越，二者相互渗透的关系构成了艾丽丝的多元文化身份，更重构了艾丽丝内化的爱尔蘭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艾丽丝树立了以自我认同为导向的人生态度。

重回爱尔兰意味着重回身份被压制的爱尔兰家庭。“在主导文化和从属文化之间的缝隙处，压制和反抗间的斗争最激烈，文化身份认同最活跃”[12]。在家中母亲更喜欢收拾罗丝留下的衣服，而不是讨论她在美国的生活。“她说，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放了起来，包括衣柜和抽屉柜里罗丝所有的衣服”[5]164。当罗丝选择留在恩尼斯科西，和她母亲在一起，并仔细安排艾丽丝去布鲁克林的时候，她就承担了一个传统爱尔兰家庭的责任。然而，罗丝的死亡将家庭责任转移到了艾丽丝身上，艾丽丝的母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艾丽斯再也不会离开自己了，这成为艾丽丝身份建构的一个“压力点”。“很难不认为她是罗丝的影子，母亲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给她上早餐，对她说的话，赞美她衣服的话也和以前对罗丝说的一摸一样”[5]175。母亲努力说服艾丽丝接受并穿上罗丝留下的衣服，“我们明天早上把连衣裙和外套拿到裁缝店去，尺寸改好，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会适合你新的美国身材”[5]171。罗丝的衣服代表“爱尔兰性”蕴含的归属感但同时也代表着“爱尔兰性”内化的特定的组织关系和规范，接受这些衣服意味着艾丽丝要永远处于封闭的恩尼斯科西的规训以及母亲的监督下。服饰代表着从布鲁克林归来的艾丽丝身处的角力场，异质文化的冲突激化了艾丽丝的身份认同。原本分裂两个人，“一个奋斗过布鲁克林的两个冬季和许多艰难时日”[5]175，“另一个是她母亲的女儿”[5]75，在重回爱尔兰后逐渐重合起来。姐姐罗丝生前就职的大卫公司老板布朗先生得知艾丽丝回家后热情邀请在布鲁克林获得薄记证书的艾丽丝兼职薄记员。这是离家前艾丽丝梦想却未能得到的工作，而在布鲁克林获得薄记证后，机会出现在了艾丽丝面前。“对受压制的主体而言，通往过去的象征之旅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回归过去就是去寻根，去把握传统”[12]。布鲁克林的旅程松开了共同历史与“趋同化”现在，返乡之旅叠合共同历史与“差异化”现在。相较于母亲对艾丽丝美国服装的不赞同，镇上的朋友都说她“衣服漂亮、发型成熟和皮肤黧黑”[5]171。艾丽丝对整理罗丝的衣服感到非常厌倦，但同时，对自己走在街上而受到别人的注视而感到高兴，“一个女人在看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和皮鞋，接着又打量她晒黑的皮肤”[5]168。被质疑、否定后，爱尔兰与布鲁克林文化冲突激化艾丽丝对身份的建构，“次日早晨，艾丽丝拒绝去裁缝店，终于对母亲摆明她不想穿罗丝的连衣裙和外套，不管这些衣服如何雅致，多么值钱”[5]171。通过否定罗丝所代表的身份以及母亲所施加的身份，艾丽丝逐步确定了自我，认识到同一的身份不过是传统“爱尔兰性”的幻想，“往事很快就会变成一场离奇、模糊的梦”[5]201。最后，在南希的婚礼上，艾丽丝修改了自己从都柏林阿诺特商店买的白色的棉布衬衫，并再上面搭配她从美国带来的装饰品。被修复、重构后，在艾丽丝身上美国的“现在”与爱尔兰的“历史“并存。

由于全球化趋势加快，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产生了多元文化的社会，并导致“全球范围内社会力量和关系的战略性重新配置”[9]。因为差异不会消失，所以身份的建构永远在路上而没有终点。原始文化需要吸纳不同的文化并与之协商来扩展它的界限。多元文化身份的建构是一个过程，其间不同的文化需要通过协商的方式更新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多元文化身份表明的不是本质的身份，而是人们对希望融入的群体的位置选择。

传统文化独特、同质、自成一体的文化作为认同点和依附点将社区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渗透到整个社区并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传统的、稳定的文化身份。但身份作为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共同作用，空间和时间共同定位的过程，它受过去影响却不会受制于过去。伴随着艾丽丝从恩尼斯科西到布鲁克林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构，她的服饰呈现出爱尔兰风格，混搭风格的变化，体现出服饰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可译性。艾丽丝多元文化身份根植于“爱尔兰性”，但她的多元文化身份赋予了她与传统“爱尔兰性”协商的力量。布鲁克林的“现在”正与爱尔兰的“过去”不断谈判为艾丽丝构建了多元的文化身份，变化、非连续的身份为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多元文化身份表明的不是某种本质身份，而是对身份位置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原生文化需要扩大其界限，不同的文化需要以协商的方式更新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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