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兴 陈源

〔摘要〕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我们党继续前行坚定了政治信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政治方向；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大力惩治腐败，倡导和践行群众路线，为新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清朗环境；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党和国家精简机构，倡导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高了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强调必须维护、巩固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提出和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强化了党的政治领导。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政治建设；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3）04-0069-11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项目（21SZJS4301053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机制创新研究”（22A0097）

〔作者〕李雅兴，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湘潭 411105陈源，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湘潭 411105

习近平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①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致力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路线明确、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将政治建设贯穿其始终。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新时代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坚定党的政治信仰，为党的政治建设凝心铸魂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①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居于关键地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非凡的政治勇气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為我们党继续前行坚定了政治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②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③。“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风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④ 思想僵化也导致社会上充斥着不讲实际的本本主义。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思想僵化问题的严重性，他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不仅是思想层面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现实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⑤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⑥ 他支持并领导了这场改革开放前夕的思想解放运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曾在多次讲话中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强调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应有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毛泽东始终是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自己从未说过“凡是”，“两个凡是”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毛泽东思想是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不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① 只有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用完整准确的认识指导实践，才能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顺利推向前进。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与勇气领导全党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既客观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功绩，指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具有重要作用。

（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他认为共产党过去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胜各种困难，关键“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②。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开放、搞活、改革等各方面的政策在推动全国人民物质富裕的同时，也滋生了“一切向钱看”③的不正之风，个别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思想上出现了滑坡的现象。为此，邓小平提出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④。无论何时，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原则，必须永远坚持下去。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⑤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为改革开放后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提供了思想保证。

二、调整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根本指导

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不可分，政治路线指引着党的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①。基本路线又称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确定是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一路线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指明了党的政治方向，对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一）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据综合考量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后提出来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邓小平是带领党探索基本路线的领路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带领全党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的确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导。在此之后，邓小平反复思考党和国家该何去何从、中国究竟该沿着怎样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小康。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②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探索，“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逐渐明确，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确立。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时刻以这条基本路线为指导，这既是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搞好党的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的幸福线，只有坚定地沿着这一路线走下去，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根本理论基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指出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被动摇、被转移。他反复强调，全党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大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大的政治任务，现代化建设拉开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折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将科学技术提到了社会生产和党的政策的首要地位，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②。科学技术现代化影响甚至决定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我们党必须掌握好、运用好科学技术，以此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总之，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众志成城搞建设，才能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越来越稳固。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清朗环境

习近平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③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指出要从战略高度加强纪律建设和廉政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④ 只有全面从严抓好治党工作，聚精会神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⑤ 党章是一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时刻以党章为准则，任何党员和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完全彻底地遵循党章。任何违反党章党规的人都必须受到纪律制裁，任何不符党规党章的歪风邪气都必须刹住。只有这样，才能够肃清党内违法乱纪行为，最大限度发挥党章党规作用，使党章党规成为全体党员严格遵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准绳。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制订《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员坚持党性、遵守纪律、言行一致，要求党组织要发扬民主、接受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强调，要严肃处理违反政治纪律、破坏政治规矩的党员干部。他将这些人进行分类，总结成党长期执政中最危险的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① 邓小平指出这三类人是有着极大政治野心的人，必须清查一批、处理一批，清除党执政路上的定时炸弹。邓小平的这些有步骤、有计划的整党治党举措，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加强了党的纪律建设，是黨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严惩党内腐败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涵养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贯穿党的建设的始终，永葆党清正廉明的政治底色。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在中国，要真正办成一件大事情，一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③。邓小平将这个“内部问题”归结为腐败问题，这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深刻忧虑，也是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深刻洞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奉行享乐主义，贪污腐败。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腐败是威胁党长期执政的严重隐患，并随即开展整顿党的作风行动。他强调要把反腐问题提高到党中央工作的最高层面，要坚决抵制一切腐败行为，努力做到反腐全覆盖、零容忍。他还谆谆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④ 他反复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⑤，同时要教育好党员和领导干部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市场经济浪潮带来的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监督制度的探索，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切实管住权力。邓小平的这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后党的政治建设。

（三）倡导和践行群众路线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人民能选择中国共产党，亦能抛弃中国共产党，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紧紧依靠人民这一力量源泉，并以此增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底气和信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邓小平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绝不能丢弃的传家宝。他曾告诫党的高级干部：“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① 为群众谋利益是我们党的职责所在，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就没有任何别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② 他批评部分党员脱离群众的行为，告诫全体党政干部要看清自己的位置，端正工作态度，争做人民的公仆，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这些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在全体共产党人心中牢固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

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③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简机构，着力打造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年轻有为的干部队伍。

（一）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是一个政党进行组织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针。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是实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认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④ 他明确提出了选好接班人的两条主要标准，指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⑤ 可以看出，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就是把握政治方向、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是政治能力强的表现。邓小平还就如何使用干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不要论资排辈，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⑥，大胆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他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① 关于如何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邓小平认为，“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②，同时，一定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③。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长时间的锤炼才能提高其政治能力。

（二）精简机构和推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干部队伍老龄化，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的严峻形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种情况将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他开始酝酿机构改革，着手精简机构和推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建设。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④ 邓小平认为，我们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不解决好组织问题，就无法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实行，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只要把干部和人才选好、选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提出精简机构问题。1982年1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他明确指出，机构臃肿、职责不清“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并真心希望“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老干部“最光榮最神圣的职责”。⑤ 这是一场对体制的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不仅“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而且“可能要亡党亡国”。⑥

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和精心谋划下，1982年3月8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新时期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帷幕正式拉开。改革后，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调整为61个，国务院各部门机关人员编制由5万多名核减为3万多名，精简25%。①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裁军100万人，11个大军区减至7个，这也是对军队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重组，加快了我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对精简机构和推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培养了大批政治觉悟高、政治能力强的年轻干部，彰显了他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也极大地充实了党的人才队伍，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五、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根本保障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定海神针。维护好中央权威、强化好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

（一）维护、巩固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

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③ 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的领导，要引导全体党员从理论和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中深刻认识这一道理，自觉服从和拥护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邓小平还反复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④ 他曾尖锐批评各自为政问题，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⑤，“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⑥。因此，“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⑦。为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邓小平认为无论如何党内不能形成小派系、小圈子，他明确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① 因此，邓小平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时刻警惕派系斗争、山头主义，反对各自为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只有这样，党中央才能凝结全党之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提出和确立党的领导核心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关键性因素。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 全党必须与领导核心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在困难时控制好局势，才能领导人民走向胜利。他总结历史指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在于有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80年代我们党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但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原因是有他自己这个领导核心。③ 为此，他向党和人民作了“政治交代”：新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④ 可以说，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全党才能在意志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集中，才能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⑤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经过血与火的实践检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纵观党的历史，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弱到强，经受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最根本的就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与此同时，人民军队还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力量，是我们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支柱。邓小平明确要求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把保证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军队内部出现了机构臃肿、山头主义、纪律松散、政治立场不坚定等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要精简军队机构、裁减军队数量，强化军队战斗能力。军队整顿的重点之一就是增加政治學习，以高质量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军队的改革发展。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明确军队整顿的任务，不仅要整肿、散、骄、奢、惰，“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①。1978年，邓小平强调：“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② 1989年，面对国内政治风波，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③，“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④。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使人民军队永远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忠于党和人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综上所述，邓小平坚定党的政治信仰，指明党的政治方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的政治能力，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我们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为新时代开展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付国英）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页。

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6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②《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0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9-23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22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7页。

①《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青年报》2023年3月8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0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4頁。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