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人文献中广州的 “ 浮城 ”及其生活图景

2023-08-19朱逸枫

今古文创 2023年29期

朱逸枫

【摘要】17—19世纪的旅华西方人在其游记和见闻录中，将广州府城沿河一带聚居的大量船只称为“浮动的城市”“水上城市”等，并花费大量篇幅记载其中疍民的日常生活图景。“浮城”的形成与明清时期广州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在大量旅华西方人文献的记述中，“浮城”内部疍民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深受当地工商业发展的影响，他们与陆地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生活相互交融，事实上成为陆地城市在水中的延伸。在此背景下，“浮城”中的疍民实际已成为广州城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疍民；广州；明清市镇；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9-006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9.018

17—19世纪，大量疍民聚居于广州府城东炮台至白鹅潭一带的珠江流域，鳞次栉比的船只、密集的桅杆构成了一幅壮丽的水上图景，来华传教、做贸易的西方旅人将这一景观称为“由船只组成的城市”“浮动的城市”“水上城市”等，并大篇幅记载于他们的旅行日记与见闻录中。19世纪以后的旅华西方人在其作品中更深入地记述了“浮城”居民的生活图景，从中可以发现与我国方志中传统疍民形象相比，“浮城”中的疍民更具市井气息。

本文利用西方旅人的日记、见闻录等文本，探讨西方人文献中广州的“浮城”，及其居民的日常生计与生活状态。

一、西人文献中广州“浮动的城市”

明、清时期，得益于市舶提举司和粤海关的设立，广州对外贸易发达，一度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长久以来的经济繁荣为许多外来人口提供了生计，那些浮泛江海的水上人家便是被吸引到这里的一个群体。17—19世纪以来，大量关于珠江边“浮城”“水城”的记录充斥在旅华西方人的游记中。

最早记录广州船泊规模的，是元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他的游记中描述：“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①此述简短，几乎一笔带过。

明代，广州船泊规模及其居民的生活图景便已成为旅华西方人关注的人文景观。1556年来到广东的葡萄牙人加斯帕尔·达·克鲁斯记述道：“在流经广州的河中，沿河半里格长的地方停靠着无数的船只，看到这种景象真是令人赞叹不已”，这些船只中既有运送货物的商船，也有穷人的小船，这些小船上通常住着丈夫、妻子和儿女。②此时的旅华西人尚未以“浮城”或“水城”来称呼这一水上聚落，不过一个拥有复杂分工与阶层分化的水上社会图景已基本形成。

明清鼎革后，随着社会安定和粤海关的设立，广州的水上聚落很快便得到了恢复。康熙年间来华的俄罗斯使节尼古拉·斯帕塔鲁在其书稿中描述广州：“集中在这里的船只密如森林，真是富不可言。” ③马诺兹神父在1699年的信件中也描述了该时期的广州水城：“我忘了介绍在珠江上漂浮的‘城市：船只鳞次栉比，排成一条条街道。” ④此时的信件和游记中开始出现了“水上城市”的称呼。

而这一类记载大规模出现在西方人的信件和游记中则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例如1792—1794年来华的爱尼斯·安德逊记述道：“广阔的郊区，不加夸大，应有五十万人，如果把生活在船上的人口也计算在内当超过此数，在‘广州江上的舢板、渔船数目极多。”1750—1752年来华的瑞典人奥斯贝克也记录了珠江上的船只及其船民生活状况。此外，他还记录了一行人沿珠江航行进入广州时的情景：

河面上有一些小旅馆，建在河桩上，有一些彼此靠得非常近，从这儿开始就是城郊了。旅馆前停泊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舢板、帆船或大型的中国船只，非常拥挤，船只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使得通道变得非常窄，通行很难。⑤

在奥斯贝克一行人看见“大大小小的舢板”之前，他们沿河依次看到的景观分别为“白兰地塔”（译者注：琶洲塔）、麻风树、东炮台（即今天的大沙头码头附近），因此1750年左右的“浮城”范围应该是自东起自“东炮台”，并沿着珠江两岸延伸到白鹅潭一带。⑥

进入19世纪，“浮城”在旅华西方人作品中的记述更是俯拾皆是，自1825年起便在广州生活的威廉·亨特在其两部著作中均提及这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河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总而言之，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 ⑦“從广场上望珠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艇在不停地来往，几乎把整个江面都覆盖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浮动的世界。” ⑧

此外，1850年来华的丁韪良：“这些水上一族足以构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 ⑨；1860年的乔治·奥尔古德：“珠江上有数千艘各种样式的船只来来往往” ⑩；1874年的沃尔特·门迪：“溯江而上穿过城市的时候，我们穿越了一个由舢板或者小艇构成的大城” ?等，均有对广州“浮城”的记述。

二、广州“浮动的城市”的形成

广州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密切相关。明代，欧洲国家取代了阿拉伯国家，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这一情况延续至清代。清乾隆之后，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口岸，外国人到华贸易必至广州，这促使广州成为对外贸易货物的集散地，不仅汇集了全国各地物产，也汇聚了来华贸易国家的船舶和商品。民国时人评价：“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

经济的繁荣为庞大的人口提供了生计与就业。例如，广州周边的经济型农业兴盛，如基塘农业、茶树种植，以及荔枝、龙眼、柑橘等果树种植。?此外，对外贸易也促进了广州的手工业发展。当时很多从内地省份运抵广州的商品，都需要在广州进行加工；有些行业甚至从外地购入原材料，在广州生产成品。

以上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1833年在广州的Andrew Ljungstedt提到了当时从事工商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涉及行业主要有刺绣、鞋匠，以及木器、铜器、铁器、石器的加工等?，此记载虽反映的是1833年的情景，但也可以从中窥见近代前夜传统经济结构中广州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劳动力需求状况。

对于“浮城”中的水上人群而言，最能吸引他们的是庞大的水运需求所提供的生计。广州城位于珠江边，附近水网密布，顺流而下经黄埔港可达珠江口，沿江往西则到达佛山镇。从整个珠江水系的角度看，广州更是临近东江、北江、西江的交汇处。外国商旅来华贸易，需在黄埔停船卸货，再由当地船只运送到广州府城。佛山等河网沿线的工商市镇出产的商品，也多通过水道运输至广州出售，更别提由三江货运而来的盐、米粮等商品，还有频繁往返于各河涌以及河南地的客运及货运，均产生了巨大的航运需求。水上人以舟为居，船既是家屋，也是生产工具，使其具有天然的优势参与到围绕着广州进行的航运业当中。伊凡在广州时便观察到，当地的疍民“忙着撑船沿河运送外国人，或者用舢板装着货物登岸，尽量满足广州巨大的需求”。?

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成熟，它对水上人群的吸引力不断加大。在人口聚集的过程中，广州城外的水上聚落逐渐扩大，到清代时便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水上城市”。而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看，也可以发现该水上聚落的规模是随着不同朝代广州的贸易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前引外国人文献中对水上聚落的称呼，元代时鄂多立克仅一笔带过称其船多；明代时克鲁斯称其船泊数量“令人赞叹不已”，并首次有了聚落中分工、生活的详细记录；清代始有西方人以“水上城市”之类的用词称呼水上聚落，这说明该水上聚落的规模给予外国人直观上的视觉冲击较前代更大。

三、广州“浮城”中的居民

“浮城”中的居民一般被外国人称为“水上人”“游民”“渔民”“船民”等。清道光二年（1822年），广州十三行附近发生大火，火势殃及沿河疍民，朝廷“抚恤广东省城火灾贫民疍户” ?。由此可见，“浮城”居民实际便是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疍民。

我国传统史书一般将疍民视作边缘群体，他们以舟为居，以捕鱼、取蚬、采珠为生，同时拥有不同于陆地人群的文化习俗，且由于长久以来管理困难，容易“聚而为盗”。以上种种特征，构成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疍民的传统认知。但在西方人的文献中，“浮城”中的疍民却呈现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形象，主要體现在他们身上拥有更多与城市人群相似的特性上。

如丁韪良认为省河一带的疍民主要由三个阶层组成：在平底帆船上来来往往的水手；靠河吃饭的水上人；白天在陆地挣钱，晚上住在船上的人们。?很显然，他们已经深度参与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生产分工，水陆人群的身份差异正在慢慢模糊。他们充满了本应只有陆上市镇才有的市井气息，脱离农业生产的多样化谋生方式，热闹的生活图景，使其看起来更像是陆地城市在水中的延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外之城”。而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使人难以将其中的居民视作“边缘人群”，无论是与“化外之民”还是“乡下人”相比，他们都更像是在城市空间中谋生的“市镇人口”。

四、广州“浮城”居民的生计与生活

关于“浮城”疍民生活图景的记录，多集中在19世纪以后。这段时间内的疍民在“浮城”中的生活受城市影响非常深刻，哪怕是一些远离府城、在河道中从事捕鱼的疍民，也会“把多余的鱼卖掉，用得来的钱去换大米和衣物” ?，从而成为为城市供给商品的贩夫走卒。而位于府城沿岸一带的疍民，则更具市井气息，和城市的融合度更高。

在生计上最能体现疍民与陆地城市融合程度的，当是那些“白天上岸工作，晚上回到船中”与陆地城市互动频繁的人群。由于“浮城”中的疍民难以从外貌上区别于陆地居民，因此对于广州城内的劳动力、贩夫走卒等人群，少有文献去区分其来源。但是从旅华西方人的文献中，依然可以推测这一类人群中有不少疍民，西方人记录的从事摆渡业的船民多为女性，如博尔热：“通常是两名妇女在撑船” ?；奥尔古德：“小的摆渡船主要由船女划桨” ?；丁韪良：“我们一行人坐着一条由一个大脚女人摇橹的小船” ?等，那么男人则有极大的可能是上岸从事了其他行业。此外，威廉·亨特在评价疍民勤劳的品质时也说：“这些人民在岸上同样是不息地劳作，使他们在土地上放出异彩。” ?

以上记载，结合丁韪良对“浮城”三个阶层的分析，可以窥见广州劳动力市场的水陆交互非常密切。

此外，“浮城”内部的市井化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一些靠近岸边或是接近“花艇”区的疍船，已经停泊在了固定的位置，失去了其“运输工具”的属性，被当作“水中城市”的街道和建筑使用了。门迪：“这些船一艘挨着一艘停靠着，形成了一条绝好的大街” ?；博尔热：“有一大批的船被放置在架空的楼房底层，可能不能再下水了，成了数户人家的住房”。?这些被当作“水中建筑”的船只，除了成为固定住所外，也被用作水中的商铺。“浮城”中拥有庞大的非农业人口，他们就像城市的居民一样，需要用货币购买大量的生活物资，这些生活需求推动了“浮城”内部的“商业化”。博尔热直言：“有时候，这些船用来开店，广州市里生活在水边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那儿买到大米、辣椒，以及一个贫穷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任何其他物质资料。”

关于这些水上商铺的种类，伊凡也有记录：“这里像药街（清代广州的一条商业街）一样，有各种各样出售不同商品的商铺。在珠江的城市里，我不仅看到木匠和裁缝铺，也看到了药剂师的药房、布匹仓库、算命者和职业写信者的店铺，甚至还有一个典当掮客的门市。” ?这些门店有些是疍民开的；有些是从陆上搬进来，租借疍船开设的，而原本的船主人则可能变成了商铺的铺主，或是上了岸。他们的顾客不止“浮城”中的疍民，也包括陆上需要购买廉价商品的穷苦人民。因此，这其实是城市中的部分经济职能渗进了水上聚落，可以说，广州的“浮城”实际上是陆地城市在水中的延伸。

疍船除了用作经营零售业以外，也被用作经营剃头、补鞋、餐饮等服务业。除了固定商铺外，一些充当“贩夫走卒”的游走疍艇也不少。威廉·亨特：“这些人里面不仅有生意人、工匠、木匠、鞋匠，以及裁缝、卖故衣、卖食品、卖饰物的，而且还有算命先生、应急郎中，也许还有‘正规的开业医生，剃頭匠、爆玉米花的和专门替人洗头的。总而言之，这些浮家泛宅的居民，就像陆上的居民一样，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 ?在外国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充满市井气息的“水城”生活图景：大宗货物来来往往，商人忙着交易，巡回厨师展示菜品；豆腐小贩夸口自己的产品；理发师提供服务；掮客进行交换，即使与陆地街道对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若说广州白天的水陆交互主要为水上人口上岸谋生，那么到了夜晚，则是陆上人口进入“浮城”消费。花艇是一种装饰华丽的娱乐船只，主要提供宴饮、性交易等服务，广州的花艇吸引了大量城市人群前往消费，消费阶层覆盖平民、士人、绅商。门迪来广州做茶叶贸易期间，便受邀参加过一次花艇宴饮，参加此次宴饮的宾客多是平时与门迪有业务往来的商人、职业经理人等。?伊凡也观察到陆上人群在入夜后喜欢去疍船区消费的现象，一般下层平民会选择单纯做皮肉生意的船妓消费，而去装饰华丽的花艇中消费的多是富商、士子，这些消费者“有的正在登上花艇，而另一些则正要离开”，可以看出花艇区的热闹景象，甚至会有官船来到花艇区“接载一船漂亮的姑娘，然后驶走，在坐落于珠江河道旁的某座官邸前卸下他们那迷人的尤物”。?

以上是从城市的经济、生活角度探讨“浮城”居民与城市的融合，而把视角转移到文化领域，也可以发现“浮城”和陆上城市的边界是模糊的。在传统社会中，疍民没有受教育权，因此多数疍民不识字，这也是史书中对疍民的描写多出自他者的原因，因为疍民无法参与进史书的修撰中。然而广州的“浮城”中却有面向穷苦百姓开设的私塾，正如伊凡记述道：“生于江、长于江、死于江的人们不像想象的那样没有文化。珠江上什么职业都有，甚至有私塾教师，遇到会读会写的船家女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后来伊凡的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名为阿敏的船家女，她在伊凡一行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读写能力。

此外，根据前人的研究发现，由于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等原因，珠江沿岸的一些疍民会使用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他们是中国最早掌握与西方人交流能力的人群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掌握外语的疍民有些成为买办并实现阶级跃迁。

总而言之，“浮城”中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分工，其中的生活更是充满了市井气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的水上社会和陆上社会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也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浮城”作为城市的边缘，实际上是陆地社会在水中的延伸。

五、结语

“浮城”中的居民生活受城市化影响非常深刻，且水陆交互频繁。这么一个非农的、以工商业为主的水上聚落，使人难以将其与乡村的疍民相提并论，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看到城市功能在“浮城”中的体现，更可以看出“浮城”实际上是城市在水中的延伸。其中的居民与传统意义的疍民有所区别，他们虽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城市户籍”，但却已经融入广州的城市系统中，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而存在了。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将这里的不同生活习俗的族群，按照相同的生活节奏融合在一起。王朝国家百年来处心积虑想将教化推行至疍民之中，消除船陆差异，但效果却不及城市融合效果的十之一二。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更多城镇化的经验。

最后引用伊凡对广州“浮动的城市”的一段描写作为本文的结尾：“浮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着自己：白天它像个工业蜂巢，移动的蜂巢被那些勤劳和智慧的群体占据着——他们永远活跃、从不畏惧无休止劳动的严苛压榨。同是这个城市，晚上却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宝气，用迷人的生意、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爱情歌曲。”

注释：

①（意）鄂多立克等著，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2-63页。

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9页。

③（罗）尼古拉·斯帕塔鲁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海外中国报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④（法）杜赫德编，耿升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⑤（瑞）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⑥（英）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⑦（美）威廉·亨特著，冯铁树、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⑧（美）威廉·亨特著，冯铁树、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⑨（美）丁韪良著，沈弘译：《花甲忆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⑩（英）乔治·奥尔古德著，沈弘译：《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9页。

?（英）沃尔特·门迪著，沈正邦译，何思兵校译：《广州与虎门：在中国六个月的传奇经历》，载于《近代华南海盗纪事》附录，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