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波　王艺霖

摘要： 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近代中国社会各界的活动完全围绕着救亡图存、兴复中华的主题展开，其中体育救国的呼声尤为高涨。在救亡复兴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经历了初步探索的萌芽阶段、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艰难统一的整合阶段、百废待兴的重建阶段，表现出典型化的发展特点，即民族体育的价值取向鲜明、以体育人的功效显著、普及体育的方向明确。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分析显示，要发展高校体育，就一定要紧随时代的民族意志、坚守育人的民族使命、建立有效的体育运行机制，充分融合时代、地域、体育等元素特色促进高校体育的蓬勃发展，这也为体育强国背景下的高等学校体育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近代；湖南大学；学校体育；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体育

中圖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091-08

晚清以来，中国的领土主权因鸦片战争的失败遭到严重破坏，国人长久以来“天下一家”“中华为尊”的心态被“东亚病夫”的耻辱所击破。近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精英试图寻求到驱动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使国人在民族精神的引领之下，自觉参与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战斗中来，此时主张“全民化”“军事化”的民族主义体育应运而生。民族主义体育的发展壮大要依托所处地域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湖南作为中国革命的策源之地、发起民族运动的中心，其斗争性、民族性极强，这也使得民族主义体育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舆论支持与实践效果。作为近代湖南省第一所高等学校，湖南大学自成立以来便担负着传承湖湘文化、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职责，复杂的政治形势、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传统的文化基因共同作用于湖南大学体育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湖南大学的近代发展史是近代湖南省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无论是在舆论的宣传上还是教育活动的开展上都表现出与民族立场的高度一致，而湖南大学充斥着湖湘特色与时代烙印的体育发展和湖南革命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深入剖析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对发展现代“民族化”与“中国化”的学校体育有着特殊价值。

一、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回顾

湖南大学作为近代湖南省第一所高等学校，它的成立是时代浪潮下湖南各界努力的结果，因此其发展特点与社会形势的更迭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近代湖南大学经历了从省立时代到国立时代的转变，体育发展形态也经历了多重变化。作为近代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心，湖南大学承担着保存文化脉络、培育卫国人才的重要任务，关注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概况能够为深度解析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思考。

（一）初步探索的萌芽阶段（1926～1928年）

湖南教育界的元老杨昌济一直设想将湖南省的众师范、专科院校整合成为一所大学，直到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这个设想才终于落实。但湖南大学在成立之初，其发展却并不顺遂。1927年，湖南省政府将其改为湖南工科大学，法商农三科或被并入中山大学或恢复为专科院校，后因“马日事变”爆发，湖南工科大学停办。直至1928年，湖南大学才恢复办学。

在湖南大学步入稳定发展阶段之前，受波折的办学环境影响，学校体育一直处于初步探索时期，组织、课程、师资、设施尚不完备是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建立之初，校内一切安排待定，大学部开设体育课程的仅有法科的政治经济学系以及法律学系①。1928年湖南省教育厅要求“添办体育专科”，湖南大学便着手草拟预算及详细计划②，随后又讨论了开展学生军训的事宜③，并聘请齐学启为军事教授，姚咏霓为军事指导员[1]（P248-250），虽然部署了相关的计划安排，但之后的发展如何却不得而知。与尚不完善的正规课程建制有所不同，学生自主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形式日臻完备。根据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颁布的《各校临时学生会组织条例》，湖南大学成立学生会，并设置体育股以组织校内外的体育活动，同时设立卫生股负责举办清洁运动（全校大扫除）以及组织戒纸烟委员会等有益师生卫生健康的事务④。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活动有三件，即举办了湖南大学第一届运动会，参加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长沙市秋季运动大会。由于处在初步探索的萌芽时期，湖南大学在体育赛事中并没有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

湖南引入西方体育时间较晚，且这一时期湖南省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民主革命运动上，与华东华北省份相比，湖南省在体育赛事中的成绩差距甚远。依靠工商法三专校的经费及湖南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奔走才艰难成立的湖南大学，各方面条件自然也难以比肩发展已久的各大学。即便如此，湖南大学还是为体育建设做了积极的前期准备，师生乐观团结的奋斗精神也都转化为下一个阶段持续探索的动力，为其发展学校体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1929-1936年）

1929年前后，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消弭，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在学校体育内的渗透不断加强，学校体育进入到正式发展阶段，不仅军事训练成为各系的普通必修课程[1]（P33），体育行政组织也逐渐规范完善。除军事体育活动是由军队指挥部及政府委派教官开展之外，校内成立有专门的体育指导部，学生自治会体育股、卫生股作为全校体育的执行机关，在体育指导部的管理下开展针对全校的体育活动。这一阶段，湖南大学的体育组织管理日趋规范完整，为学校体育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的多元融合主要表现为，象征着自由的西方体育运动、竞技赛事与象征着强国强种的国术体育课程、军事体育在校内共存。学校遵循部令，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程，设置学科与术科两项，并安排检阅与考试，同时也在体育课程上添设国技（即国术）一科⑤。在正课之外，学生还自发组织特队练习国术，有四十余人先后加入了湖南精武体育会，全校练习国术的学生一度多达八百余人，由于表现优异，还曾在大操坪和长沙市秋季运动会上做会操表演[2]。不过，即便国术在湖南大学如此盛行，西方体育运动却并未缺席。截至1933年，湖南大学校内私人组合球队已达到十五支之多，这些球队有的是学校官方的代表队，有些则是各班级、体育爱好者自行组织的队伍，队伍内部大多仿照学校体育会的模式，既成立了各种球类的支队，又安排了秘书长、经理等职务，还规定了练习时间等要求。作为执行机关，学生自治会体育股在体育指导部的领导下，会定期组织以球术类活动为主的级际体育比赛。球赛之外，学生们也会自觉参与课外活动，例如排球、网球、爬山、游泳等。这一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曾参与长沙市运动会、省运会、华中运动会以及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六次，各种校内外的友谊赛事更是数不胜数。

1929～1936年，湖南大学的体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共性与湖南地域的特色得以更好地融合起来。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崭露头角，与自然主义体育互为表里，虽然体育活动的形式以西方的田径、球类为主，但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却逐渐走向学校体育的价值中心。

（三）艰难统一的整合阶段（1937～1945年）

1937年以来，近代中国社会陷入战乱，在政策规章与军队管制的双重作用下，教育的话语权逐渐转移至中央。1937年，在湖南大学全体师生以及湘省教育界的努力下，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身份的转换使学校的体育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1937～1945年是湖南大学体育发展最为规范、系统的阶段。在多元融合发展时期，湖南大学校内外的体育活动非常丰富，但受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放羊式”体育盛行，体育课程的内容安排、教学组织却并不规范和完善。直至1937年，湖南大学官方才开始着重强调体育课程、纪律训练与级际比赛，要求校内学生除依章受军训者外，一律必修体育课程：一二年级设体育课每周2课时，规定男女生标准运动五类，各生每学期概需选习；规定标准运动及格成绩，经考试及格后方得毕业，考试不及格者须于次学期补考，倘因缺席过多不及格，则须于次学期（毕业班则在暑假中）每周补上课两小时[3]。自此，湖南大学体育教学日渐严格规范，即便在办学条件很差的抗日战争时期，体育课也并未停开[4]。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检阅计划》中还明确规定，阅兵式、分列式、射击竞赛等都列为检阅项目①，据此湖南大学的军训课程在范围的广度以及拆解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却整个体育课程以及军事训练外，时任校长胡庶华还注重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对学生进行培养，例如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农作藉以辅助蔬食，通过整修道路沟渠等工作以劳其筋骨[5]。他曾在纪念周宣布“除工程院土木工程系学生，其他各院系（含女生）可自由参加课外修路工作”②，鼓励学生通过辛勤劳作锻炼身体。从多元融合到统一整合，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吸收容纳竞技、国术、军训等多种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生长状态。相比育人而言，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目标更多指向保家卫国。作为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体育的缩影，湖南大学体育与各大学体育的行进路径与发展特点几乎一致，不仅因为国立化的湖南大学要更多受到国民政府的政策管控，更在于民族危亡时刻，体育的意义已超出普通的学校教育活动，而被赋予了“体育救国”这样浓郁的民族情感以及政治抱负。

当时湖南大学体育想要确保必修课程、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的正常开展，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客观上简陋的发展环境、紧缩的经费，还要平衡体育育人与服务社会两大职能之间的矛盾。在优秀教员以及校领导的支持引领下，湖南大学整合经费、集聚资源，将日常实践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在发展学生体质的同时，坚持锻炼其坚韧的意志，努力塑造其服务社会、保家卫国的精神品质。

（四）百废待兴的重建阶段（1946～1949年）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局势渐缓，1946年底国立湖南大学在长沙复校，经历了校址的反复变动、办学环境的艰难困苦、反动势力的威胁等重重考验后，国立湖南大学体育发展迎来了重建的光明。在复校长沙后，湖南大学发展学校体育的环境条件较之前有些许改善，学子们在学习之余也能够享受体育活动带来的轻松愉快。

这一阶段，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准备校内定期开展的竞赛。在湖南大学体育部的组织下，校内能满足文、法、理、工、商不同学院、不同年级之间比拼的球类赛事规则不断完善③。比赛形式有个人赛，也有级际和系级的团队赛。比赛的项目非常多样，有爬山比赛、拔河比赛，以及男女同学间的篮球、排球、队球、田径、游泳等锦标赛。在校内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湖南大学与社会各界之间在体育文化赛事上的交流也从未中断，仅仅在1947年，就进行了二十场比赛。关于体育课的开设，湖南大学还是坚持原有的教学安排，将三民主义、体育、军训列为一年级的必修科目，不计学分；同时规定学系二年级以上，仍需设置体育、军训科目①。相较这一时期很多学校的体育课程停开、课程混乱或多校共用体育教员的状况，湖南大学能够坚持体育课程与体育活动的常态开展，侧面体现了体育的旺盛生命力，及其与学生学习生活的高度融合。

近代中国在击退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后，因高昂的民族情感而涌现的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去，遗留下来的不仅有战后的满目疮痍，还有悬而未决的政权归属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学校体育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秩序的极大影响，在学潮、天灾、战乱频仍的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大学体育的发展状态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但同时也面临着学校体育的一次重建与新生：当政治话语与民族话语逐渐让步于体育教育话语之时，学校体育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功能，从而为新中国建立后探索建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模式奠定基础。

二、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近代中国外要对抗法西斯侵略者，内要应付混乱的党派斗争，在频繁的政权交迭中，高等教育艰难地发展着。内外环境的熏陶浸染也导致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呈现出波折而繁复的特点。在捋清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概况的基础上，顺着历史的纵向脉络探寻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明晰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的价值取向与发展逻辑。

（一）民族主义体育的取向鲜明

民族主义体育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原则、以体育救国为任务发展创建中国民族体育，同时认为“创造民族体育，要国术、体育、军事三者打成一片”，“以中国科学化的国术为中心，采择欧美体育之精华”“力求洋土合一”[6]。这种民族主张在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三大支柱”，即体育课程、竞赛活动、军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湖南大学成立之初，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发展环境，时任校长胡元倓极力主张“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平时军训及集中军训”，因此省立湖南大学能够自觉遵循国家所颁布的军训政策，并开展相关的教学管理。进入国立时期以来，湖南大学的体育课程所主张的强健身体也不仅仅是强调身体的机械运动，更包括身体机能的保健以及坚毅品格的锤炼，其体育发展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军事训练及生理卫生上，号召青年学生保家卫国、军训入伍的口号更是一直占据着校内舆论的主导地位。除军训外，校内的国术课程也是民族体育的重要代表。近代湖南大学开设国术体育课程后，学生“兢兢业业，不敢怠惰，成绩斐然，进步甚速”。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身体上，更表现在精神上。有修习武术的湖南大学学生发文称，“缘武术之为用，故在于自卫，但最高目的在于强种”，主张借助国术建立民族自信。近代湖南大学在重视国术等民族体育的同时，也不曾忽视西方体育运动在体育课程、活动、竞赛中的作用。随着体育课程的逐渐规范，湖南大学不仅设置有田径、球类（篮排足网）、游泳、游戏等课程，还开设了爬山、跑马路、游泳、掷手榴弹和摔跤等项目。这一时期，湖南大学的体育竞技被渲染了更多的时代色彩，“一得锦标兮万人瞻望，再得锦标兮声誉远扬，三得锦标兮民族之光”[7]，这样气势恢宏的祝词不仅仅是为了鼓起运动员的气势以夺取更多的锦标，更有通过竞赛、锦标证明自身实力的愿景。在近代省立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史上，无论在长沙市运动会、湖南省全运会，还是华中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中，湖南大学的运动员、代表队都创造了无数光辉的“锦标记录”，湖南大學确实也借助竞技体育的“联络”与“竞争”作用实现了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交互。从近代湖南大学发展民族主义体育的表现来看，体育被冠以“民族”二字并不意味着只有民族独有的体育才能得到发展，而是从民族情感的态度上主动容纳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并将其作为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支撑。

教育的发展需要汲取时代与文化环境的力量，任何一种教育模式的产生都应是两者结合的产物。近代湖南大学发展民族主义体育不仅是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大势所趋，更是湖南革命文化基因驱动的尚武实践。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湖南人民的团结表现出尚武民族的坚毅剽悍，以及富于斗争、勇敢笃实的精神性格。近代湖南多发民族起义，从军阀混战到解放战争，随处可见湖南人民的身影。为激发人民爱国热情，湖南官方大力推广武术，成立国术训练所、创办国术期刊、免费推广武术教学并积极参与体育竞赛，掀起了省内的爱国尚武之风气。正是在如此社会环境的熏陶下，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才会充分融合湖湘传统文化与尚武精神，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丰富的民族性来。

（二）强化以体育人的功效显著

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成长，意味着教育作用在个体身上，发挥了显性与隐性两种变化。发展学校体育对于近代湖南大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学生的身体素质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其在发展过程中传递的价值主张与精神力量也得以传承与延续。

在舆论背景下，学校体育具有特殊的情感渲染与人格塑造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到战局影响与政策安排，国立湖南大学自上而下对于体育救国的态度统一而坚定，从胡庶华的《文武合一与民族复兴》，到日同的《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绍彝的《青年应有的修养与责任》、子大的《我国青年过去的检点和现在的需要》、禾的《我国大学教育现存的缺陷及我们今后应行策励之点》、刘彦的《非常时期之教育》，无一不在鼓励号召青年磨砺体格、投笔从戎、热血报国。“体育之用，非特别训练健全之国民体魄，且为防御异族之压迫，与民族生命之断决也”[8]，体育教员们也表达了希望借助体育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国强种的愿望。吴寿祺力主体育、国术、军事打成一片，希望体育成为“训练青年、复兴民族的急务”“使全国民众都能有长期劳作和为国抗战的能力与精神”；楚嵩山支持“国术为强身之具亦建国之基”，将武术的招式、种类与应有的道德结合在一起，并声明国术之“国”就在于武术能够平外患以强我民族。这些具有民族性的体育主张不仅得到了湖南大学师生在舆论方面的声援，在实践方面也得到了身体力行的支持。

民族精神得以在近代湖南大学中发展壮大，不仅是以学校体育为突破口，通过体育课程、活动以及“体育救国”的舆论对学生产生影响，使得学生们在进行国术训练、军事训练、体育竞技时时刻不忘救国的根本目的；更渗透进学生的各种实践之中，并与这些实践情感相融。九一八事变后，湖南大学的职员与学生因“倭奴竟敢不顾公法，蚩蚩迫人，噩耗频传”而愤慨至极，在“誓死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昂反日氛围中，湖南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除年老教授外，全体教职员及学生一律参与军事训练，同时通电中央与粤方要求对日宣战①。抗日战争后，国内两党的政治协商失败，和平解放的希望破灭，湖南大学的学生积极开展“反内战运动”“要贷金运动”“助学运动”“反饥饿运动”等。1947年5月，湖南大学的学生们冲破反动军警的封锁开展游行示威，其英勇无畏的精神很快感染了整个湖南，“车站、街头、剧院里多少贫苦的公务员搜尽口袋来买一份助学报或一朵助学花”，“大同学会的周逸老先生带了五十万元并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央日报社，上书‘青年人不挽救国家的危亡，谁能挽救”②。青年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近代湖南大学师生所坚守的价值信仰。

显然，植根于近代湖南大学土壤的民族主义体育能够生根发芽，发挥重要的育人功效，是离不开敢为人先的爱国学风的。正如胡庶华校长亲自作词的校歌中写到的“楚才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完成学校体育固然是重要的学业要求，但借助发展体育掀起的民族舆论热潮及爱国运动，无一不是在强调青年学生的民族担当与精神品质。幸运的是，体育发挥了良好的媒介作用，藉由学校体育渗透进学生学习生活的民族精神，已然凝练成为近代湖南大学学生的坚定意志。

（三）发展普及体育的方向明确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曾出现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选手体育，即专门培养体育能力突出的学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以便赢得荣誉；另一种则是普及体育，即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体育活动。在西方体育初入中国时，自然主义体育风气盛行，大多数学校的体育课程散漫而不成体系，选手体育的发展模式较为流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对体育教学的认识加深，大学越来越意识到只面向少数人的体育是不可行的，普及体育成为了新的选择。

近代湖南大学发展普及体育集中体现在课程活动的强迫性与全面性。国术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体育项目，1929年在胡元倓任校长时期，便将国技课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此后湖南大学不断加快普及体育的发展进程，即便是在战乱迁徙至辰溪期间也未中断。胡庶华校长大力倡导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学生除每日正课两小时外，还要参与早操、课余运动及田间劳作、修路等项目以锻炼身体。自1937年以来，湖南大学体育的组织管理与师资结构逐渐完善，课程安排更加具备稳定性与专业性，课外体育活动也变得更加全面多样。袁浚等专业体育教员为了提高学生认识，培养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习惯，专门设置了严格的达标考试与考勤制度，并结合湖南大学的地理特点开发了多种体育课程，不仅有爬山、跑马路、游泳及沙滩跑步、掷手榴弹、摔跤等项目，还编有田径、球类（篮排足网）、游泳、游戏等教材。湖南大学长期不间断的体育普及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学生们“不管是早上或者课外活动，也不管有没有体育老师在场，都能自觉参加体育活动”。无论是在办学条件很差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学潮起义频发、教学环境混乱的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大学体育课程及活动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展，学校的体育风貌有所改善，常态化的体育活动得以延续，可以说真正达到了普及体育的目的。

如果没有完整的体育行政组织管理和指挥校内外的体育活动，没有稳定的师资队伍作为专业的力量支持，没有正规的体育课程传授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那体育的发展规模与影响辐射范围便难以扩大。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整合，逐渐将分散的系统元素统筹起来，化具成建立学校体育规范机制的力量。近代湖南大学能够摆脱建校初“体育后進生”的身份，不仅在于体育教员能够利用专长开展教学，还有赖于校长对学校体育的重视与普及，无论是在言行还是舆论上，他们的各种支持都为体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引领力量，推动着学校体育教学走向常态化与规范化，促进体育在学校内的普及发展。

三、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进行全面剖析可以发现，民族精神在湖南大学体育发展中的形成及发扬，是湖南大学个体的体育选择、民族国家的需求、湖南地域的影响所共同推动的，而这些也是影响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面对新时代学校体育变革的任务要求，我们亟需从影响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出发，就学校体育应当如何培育民族精神展开讨论，以期对我们当下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高校体育要紧随时代的民族意志

无论是胡元倓校长对“强国强种”之国术的大力提倡，还是胡庶华校长以身作则带头运动，坚持民族体育的决心，都体现了湖南大学师生对于“文武合一”“民族复兴”的舆论认可与行动支持。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湖南大学的体育事业充分展示了湖南的地域特色，它为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添砖加瓦，更是时代前进的重要力量。正是近代以来湖南尚武之风的盛行，为湖南大学发展民族体育、发扬民族精神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

学校体育的发展需要国家民族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教育与经济资源上，更蕴含在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精神培养中，因为适合时代发展的学校体育才是民族需要的，才能保证其在正确的轨道上不迷失前进的方向。高校应结合时代特点努力挖掘地域特色，不断丰富体育的课程种类与教学形式，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从而打破专业、性格、性别、地域之间的壁垒，以团结融合的教育氛围有效凝聚学生力量，使学校的教育理念渗透进友好和谐的运动过程中，实现学校的文化软建设。体育关乎民族的未来，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当今时代，国家对于各行各业在体育上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作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学校教育而言，承担起国家与民族赋予的艰巨任务与厚重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借鉴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的经验来看，时代的洪流是大勢所趋，在宏观的发展战略上，高校体育一定要与体育强国的号召相呼应，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来。

（二）高校体育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功能

学校体育的功利性价值与教育性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相反很多功利性价值是无法单独实现的，因为两者无可分割。近代湖南大学通过体育在实践以及舆论上的推行普及，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凝聚了学生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其保家卫国、强国强种的决心。但也要看到，近代国民政府的体育发展指令并非是纯粹的时代发展需求，其中还掺杂着政党的集权主义与霸权行为，因此在国立湖南大学时期，学校体育的主要形态是军训与身体的锻炼，自然主义体育活动的时间被无限压缩，被排除在正规的体育课程之外。国立湖南大学战后体育的“散漫”状态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改革尝试，因为战时体育并没有为正常状态下的学校体育带来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相反是对学校体育价值的严重异化。因此，为了防止体育价值异化的情况再次发生，尊重学校体育的教育性价值一定要放在发展的首要原则位置，学校体育的发展应当坚守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还原体育的本真意义。

体育教育规律中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坚持“育人”本质，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应是强健学生体魄、塑造顽强的意志与精神并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促使学生在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健康的基础上，追求完整的人生。学校体育要专注青年学生的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类活动，同时要不断提高教学的质量水平，加强对师资的培训与课程的审核，以促进体育教学专业化与科学化的发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服务。学校体育只有真正发挥好最根本的育人职能，而非将教育的专有“育人特权”完全让渡于政治意志时，才能确保体育的价值与内涵不发生异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本身的教育性价值。

（三）高校体育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环境混乱而教育环境宽松，虽然各大学都在推广“强迫运动”，但没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政策要求下的学校体育，始终没能建立起成熟的课程教学机制。在“选手体育”代表的竞技元素与“放羊式体育”代表的自由元素充斥的大学校园中，学校体育更多是促进身体机能的运转，而非是对教育发展以及个人成长发挥作用。缺少有效的体育运行机制的引导，也正是湖南大学建校之初体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标准决定质量，当前我国正处于向体育强国迈向的关键时刻，体育强国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高校体育能否高质量实现这一民族任务，取决于能否建立起高标准的体育运行机制。这启示现代高校在发展体育时，应当充分重视体育在五育之中的平等地位，牢牢把握住体育发展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人力”与“课程”元素，不断打造流程化、规范化的体育发展标准：一方面，注重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稳定、专业的体育人才队伍以提供教学发展指导。专业的体育教师不仅需要达标的能力素养，更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秉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理念，将课程思政贯彻到体育教学之中。另一方面，强化科学、特色体育课程体系的开发力度，高校体育的课程不仅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也要与时代特色接轨。

有效的体育运行机制，并不仅仅包括体育教师人才队伍与体育课程，在保证核心教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还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我们只有保障了体育在高校之中的必修地位，才能发挥出体育独有的育人育体功能，夯实高校体育作为五育重要环节的基础作用。

四、结语

民族危亡的社会背景与民族主义的崛起为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奠定了时代底色，而湖南传统文化基因中的身先士卒与尚武强国精神更是驱动着体育朝向民族之所需而发展。在湖南大学学生的运动及思想轨迹中，随处可见的是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理性的强国之志。抗日战争后湖南大学体育的课程与活动或许不再承担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但体育中的民族精神却并未消失，而是从秉持救亡图存的气节变成追求和平解放的勇敢。这份藉由学校体育渗透进学生学习生活的民族精神，又从体育中析出成为近代湖南大学学生的坚定意志。救亡与复兴不仅成为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精神的主旋律，更是近代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