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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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安西王府旧址，正值盛夏。天蓝得出奇，风扫过一般。远山如黛，南北延伸，一路蜿蜒至视线之外。柳树粗壮，枝条肆意伸向空阔，树影婆娑于地面，被光照切割成碎片，仿佛一块块残损的瓦砾。玉米叶片舒展，安静地吮吸着几天前雨水浇灌后的养分。田埂上野草青青，杂乱无章。偶尔会看见红色、紫色、黄色花朵，在微风里摇曳。

静谧、安详、悄无声息。站立的地方，与西海固大地上任何一个村庄别无二致。

这是七百多年前的安西王府？致使我开始质疑自己对路线的判断。但我确信，判断毫无偏差。

我的目光在这片台地之间逡巡。

清水河从这里出发。最初是一眼黑泉，四溢的水波带着泥土、草屑、沙粒和声响，去往它们尚未到达的未来。水流的边缘是坚硬的岩石，利刃一般，无情地切割着平稳和缓慢。波纹失去舒缓和冷静的节奏，开始喧嚣、骚动，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沿水声逆流而行，接受河流带来的生机。我对择水而居的古训从不质疑，对寻访的目的了然于心。

水声消失，路依然在延续。太阳的热度使我坐在一棵杏树下休憩。三五个学生，斜背着书包，由远及近，边走边撕扯书本。看见我，他们有些不好意思，相互嘻嘻地笑。禁不住问为何撕书？异口同声：试考完了。暗自发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三十多年后，重复出现，不足为怪了。

问这几个学生，安西王府在哪里？

他们有些惊愕，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半天。然后用手指着：继续往前走，在水泥路和土路结合的地方。

简洁、清晰、明了地回答，我不敢再去追问。他们继续撕书，有一个还回过头，刻意看了我一眼。幼稚的身影渐远，纸屑和碎片仿佛蒙古人遗留在这块台地上的文化和文明。

果然在水泥路尽头，一块黑色的石碑稳稳当当立于路旁。

《元史》记载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军于六盘山，置安西王府宫。至元十年（1273年）忙哥剌分治秦蜀，设立开城府。同年燕王真金立为皇太子，随即晋封忙哥剌为秦王，并恩准在开城置王相府。安西王“一蕃二印，两府并立”，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路，在六盘者为开城路。安西王冬居长安，夏居开城。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开城路地震，安西王宫殿及官民舍庐皆毁，压死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地震将安西王府全部毁坏，基址埋没地下。

石碑和刻在石碑上的字，印证了我的判断。文字水一样在过往人的目光里流淌，时间不算久长。铺满阳光的台地，周遭是树木遮蔽的村庄。风在远方，不见炊烟，站于高处，已长满庄稼的安西王府，深藏在六盘山腹地。

2

南北走向的六盘山脉在这里偏偏向东伸出一块台地，犹如唇齿之间长出的舌头。地势稍高，坡度迟缓，视野开阔。面东，固原城一览无余，清水河谷里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南来北往的行人和城市里闪烁的灯火，在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成吉思汗西征的路上，或许曾站立此处，俯视浩浩荡荡的蒙古铁骑，震耳嘶鸣，心中暗喜。大汗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若有所思的长叹，这里就有了一座城池，成为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经略六盘山的行宫和西征四川、云南及攻灭西夏的指挥中枢。

此时，在我的视野里，一列刚刚钻出山洞的火车，向北而去。我知道厢体里载着无数双眼睛，看见光亮的瞬间，一定看见此时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我。福银高速上向南而去的车流，载着不同色彩的货物，当它们被置于城市的楼宇，同时卸下的还有沿路的风景。这些南来北往的车辆，仿佛蒙古人的马蹄，奔驰于塞外与中原之间。

六盘山脉高耸巍峨，茂密的山间树木所呈现的庄严，为身着羊皮的蒙古人和他们胯下的战马提供了充足的水草。千年横亘的关隘，为成吉思汗提供了攻守进退的支架。我曾无数次穿越这座山里的古关隘。比如泾河源头的制胜关、六盘山顶的六盘关、水声叠翠的驿藏关、影响过范仲淹政治前途的木峡关，以及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石门关……每次途经这些古老的关隘，目光总会停留片刻。历史上猃狁、匈奴、突厥……这些蒙古人的先祖用刀锋切开戍边士卒的肉体，而后堂而皇之地行进在通往长安的路上。利刃、寒光、残忍、冷酷、傲慢、音乐、美酒、茶叶、丝绸、细腰的汉家女子……蒙古人战胜后的狂放，在奄奄一息或节节败退的中原将士眼里，唯有心酸、无奈、羸弱和仇恨的火焰。

从台地边缘去往中央，穿过浓密的玉米地，爬上一条长满荒草的土质台阶。青草在残砖断瓦的缝隙间随阳光摆动，而远处有几头牛的影子蠕动于青草之间。它们的先祖一定承载过勒勒车、毡房、灶具、草料的重量，并用自己的皮肉温饱过饥馋的将士。此时，先祖的气息早已远遁，留给它们的只有风花与雪月。

旧址的边缘，由绿变黄的麦子疯狂地张扬着即将成熟的个性，如一张棉被铺陈在大地的肌肤上。我路过的时候，顺手掐了一根麦头，搓了几下，饱满的麦粒在我的手掌里仿如细碎的金豆，沉沉的。将它们扔进嘴里，慢慢咀嚼，麦子的精华散发出的麦香味儿，使我无端地生出一些思索：一粒麦子的一生最为辉煌的季节不在成熟，而在被人类咀嚼。就如同我脚下的这片废墟，它的辉煌不在过去，那种繁华只有几百年前的人能享受和感悟到，于后人而言，只能从它的遗迹和残留的碎片中翻译、研究、解读、还原。

3

六盘山赐予成吉思汗的光芒，恰似一个精神抖擞的青年遇到精力旺盛的战马，呼应了蒙古人建立庞大帝国的野心。事实上，成吉思汗的马蹄刚刚进入六盘山区，丰美的水草、直插天宇的树木、清水河谷沉甸甸的庄稼和水中迷人的倒影，还有“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中华襟带”的地理位置使他开始留恋不已。仿佛鹰，盘旋于高空，敏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六盘山这块肥肉，然后，一个俯冲，在距离固原以南三十里的地方，就有了他的行宫。

最初是蒙古人传统的毡房，散落于沟壑梁峁，错落有致，但不乏威武的气度和旧有的雍容，似乎将硕大无度的蒙古高原搬到这里。炒米、奶茶、手拔肉、烈酒、长调、马头琴……有清澈甘甜的泉水，有集市，有温暖舒适的气候和长长的林荫大道，生命和生活在这些大小不等的毡包里快乐而精彩地流动。粮食滋养着将士，水草喂肥了战马。阳光、雨雾、山峦、岩石和清晨的露珠，看似相互和谐着对方的姿态，而暮色之后，毡包里一闪一闪的灯光，无法掩饰成吉思汗在羊皮地图上谋划扩张、征服和屠戮的线路。

公元1227年春天，不可一世的天可汗亲率蒙古大军击碎了金人统治的陇右洮河地区。彼时，洮河沿岸，草色空蒙，杨柳青青，梨花开遍山野。万物萌动于春风，享受春雨浸润。一切秩序井然地呈现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生命，也包括那里的土著。蒙古人并没有被陇右山河无限春光诱惑，他们继续西进，一路厮杀，攻破了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城后，继而驻跸六盘山，目的是挥刀400公里之外的西夏国都——兴庆府。

贪婪战争的成吉思汗，最终将自己的生命终结于征服西夏的前夜。“夏四月，攻克隆德；五月，避暑六盘山；秋七月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这是《元史·太祖本纪》里的几句记录。萨里川在今天六盘山的什么地方，无法考证。但我相信一代天骄陨落于六盘山是历史事实。

今天，史学家、考古学家依旧沉浸在《元史》掩饰和诡秘的记载里，在史书和传说的混合中幻想，追究表达成吉思汗病痛中“秘不发丧”的敕令发布的艰难过程和死亡地点。一些“成迷”和他的后裔念念不忘征服和侵略、帝国与版图，遇见他的画像和光辉的纪念碑，上前敬献一条哈达、一碗白酒，展现对英雄的凭吊。

六盘山千年耸立，夏风穿过开满鲜花的原野，带来草香的气息，在安西王府旧址上弥散。旧址早已被蒙古人遗忘，不再制造辉煌，只一味地消耗辉煌——就像成吉思汗的死亡一样。蒙古人的征战没有停止，但辉煌开始锐减。大汗用半合的眼睛看着自己生命悄无声息地溜走，目光在几个儿子的身体上来回纠结，也许是在抱怨长生天给予他的时光太短，也许叮嘱子嗣们继续他的辉煌。“精神领袖”的灵魂一旦消失，继承者顶多只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拒绝创新，一意孤行，但绝不会忘记大兴土木，彰显皇权和国威。

4

成吉思汗奠定了六盘山行宫的位置，匆匆死去，他的后人们沿着天可汗制定的方略继续经营着这座山。太宗窝阔台、睿宗托雷、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以及儿子忙哥剌、阿难答……几代人以六盘山为进攻原点，向南、向西用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我从自己的阅读记忆里粗略地整理出成吉思汗死后，发生在六盘山里的大事记。

1236年冬，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瑞率部由蒙古高原南下，驻军六盘山，完成了蒙古人灭金攻宋的西线战略。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弟弟忽必烈受封京兆，于1253年进驻六盘山行宫，当年8月远征云南大理国。

1258年2月，宪宗蒙哥驻跸六盘山，由西线进入四川。翌年，死于重庆前线。

此后，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忽必烈、阿里不哥面对空缺的汗位，互不相让，六盘山再次成为战争焦点——谁控制了这座山，谁就稳坐了汗位。烽火狼烟之后，忽必烈被众人拥上汗位，在六盘山行宫迎请西藏萨迦班学派代表人物八思巴，并拜为“一代帝师”，完成了宗教文化与政治联盟，至此，西藏作为一个行省并入中原版图。

在这些公元纪年的数字后面，每一个王者的举动都未远离六盘山的视线。烟火风云里来，一统江湖后走。山沉默不语，置身十字路口，习惯了被践踏、蹂躏、砍伐、焚烧……虽表情凝重，在种族掠夺的悲歌里，它是弱者、沉默者和见证者。

烟尘肆虐的暮霭中，六盘山已呈现出憔悴的轮廓，忍受着从未有过的深沉。我与我的记忆对白，与阅读过的文字争辩：发生过的历史和我设身处地正在目睹的事物，它们之间存在过的秘密，已经永恒在某个黑暗的夜晚。而我，只是在找寻一个打开秘密的切口，还原这座山最为原始的背景。

夏日强烈的阳光让我的脚步有些疲惫。

在一块刻有图腾的断石上坐着，经年的图腾苍老地延续着古旧的气息。虽然古旧，但依稀能分辨出图样来。这些遗落在大地上的构建：砖、瓦、石质造型以及各色的琉璃装饰，经历并见证了一座城池的雏形、辉煌和衰落，也曾目睹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权力、阴谋与内讧。而今，被人们从土质的黑暗里翻出来，重新沐浴阳光。对于它们，算是幸运，陈列于博物馆，接受目光敬畏。对于那些早已化为灰烬的雕梁画栋，只能通过想象复原。

我以一个书写者的目光，用文字呈现这座城池，只能平铺直叙。勾勒现实中真正存在过的楼台亭榭，还需要它的主人来复原。

5

1271年，忽必烈终于实现了祖父成吉思汗的遗愿，建立了蒙元帝国。翌年冬，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战争结束，山归于宁静。

父辈们留下的行宫，在锣鼓与法号声里迎接新主人的到来。彼时，城垣残损、巷道逼仄，到处弥漫着陈腐的气息。年轻的皇子怀揣金印，领有分治秦蜀之权，面对这样一座残缺不全的城池，难免生出失望和落寞。

头顶星光璀璨，耳际寒风吹过，身后是黑魆魆山的轮廓，夜色帷幔一般下沉，大地正在享受冬藏后的静谧。伸出手，在守城士兵奄奄一息的火堆旁取暖，能闻见空气中呛人的牛粪烟味。离开大都，一路向西，来到陌生的封地，他对这块先祖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土地似乎滋生厌倦。

火光微弱，离开，打一身冷战。他需要一座与王的身份匹配的府邸，来温暖手中攥紧的金印。

春的讯息，沿清水河谷上溯。太阳高悬，雪线渐远。风轻抚，雨点浸润。草色淡绿，一望无际。一些耐不住寂寞的花儿，蠢蠢欲动。草香与花香弥漫，招来早起的百灵，抑或饿疯了的麻雀，叽叽喳喳。

忙哥剌站在高处，视线里的明媚与周围的破败格格不入。他抖落皮袍，神情愉悦。他要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坚不可摧、稳如磐石的王府，而不是随时随地，用一辆勒勒车就可轻易搬动或者卷起来用一匹马就可以驮走的帐篷。这一次，他需要背离先祖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训、习俗和惯例。他需要汉人的智慧、风水和建筑风格，享受汉人帝王的生活。

石匠、木匠、铁匠、银匠、泥瓦匠……制造出的声音，完美地诠释着匠心独具。农夫、挑夫、牛车、独轮车……拥挤于狭窄的土路，互不相让，甚至大打出手。打夯的民夫，唱着古老的夯歌，将身体里的怨气一同砸向新鲜的黄土。监工的士兵用肮脏的语言辱骂着骑在墙头上的泥瓦匠。几个年轻的汉家女子挑着木桶，穿行在细白的山间小道，她们的心事，只有噙在眼里的泪水知道。光着膀子的窑工，仔细端详着手中的胚形，抟着泥的宗教，还是烧火的哲学，他们闭口不提。那个在散发着松香或檀香气味的木头上画画的男人，动作娴熟，举止得体，温顺如蒙古人驯服的烈马……

城在一寸一寸长高，泥土日渐风干，堆积如山的材料各自有了去处，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匠鸟一般散去。他们亲手打造的门窗、柱头、檐梁、顶棚、石雕、神像、精美彩绘、花纹图案……成了平民百姓匍匐大地、敬畏权力的人间天启。

“……土木之工，雕楹绘墉。朱尘绮疏，匹帝之宫。金茎一气，颉颃上下……”这是元代著名学者姚燧在他的《姚燧集·延厘寺碑》里关于安西王府的文学描述，我们能触摸到它的规模、布局和华丽。

忙哥剌渴望的辉煌与排场，像六盘山顶飘浮的云朵一样开始缭绕。

七百多年前活着的安西王府，对六盘山而言，仅仅只是一个建筑符号。蒙古人的祖先沿丝绸之路西征的路途，是朝着太阳移动的方向，朝向波斯和多瑙河。我抵达安西王府——也就是清水河源头的开城——只是看看蒙古人遗落在这里的秘密。这个时间，四周悄静，感觉有些阴森、惧怕——一座城突然复活，我该怎样面对？

突兀的想象，被刺眼的阳光唤回。我知道它是一片废墟，但却活在考古学家的血液里。每一个砖块，都会让他们激动一生。他们在庄稼收尽的时候到来，拿着罗盘、放大镜、卷尺和一些残缺不全的书籍，在荒芜的土地上丈量、探测、挖掘、端详、搬运……按照现有的地形，界定出城址、窑址、瓮城、主城、宫殿、御苑、官居、民居、墓葬区……当然这只是考古的判断，与当初是否吻合，只有睡在墓葬里的灵魂说得清楚。而暴露在台地周围的黄绿釉色琉璃瓦片、瓦当、滴水……足以证明这里有宫殿存在过。到处可见的青灰色砖块、龙纹瓦当、台沿螭首等，还原了皇家建筑的格局和气派。

我翻过一处城墙基址，走在玉米和苜蓿地梗之间，走在昔年安西王宫殿和苑囿遗址中，幽深的甬道和雕龙石柱屹立，还有曾经清水荡漾的浴池。静谧、幽暗的夜晚笼罩着八个世纪的坟地，一只野兔从脚下窜出，乌鸦在巨大的树冠上尖叫。废墟沿水流的方向倾斜，绿色在废墟上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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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黄土夯筑的城池，权力和号令从东、南、西三个城门发出，是否抵达王权的边界，无从考证。但王权在城墙之内，是一道清明、不可移动的光，照彻着忙哥剌王子。而我与这个王子在时间上是不会相遇的，但在空间上只隔着一片瓦的距离。假如时间是静止的，那么，在我面前舞动的一定是一群美丽的细腰女子，她们娉婷的走姿和纤纤细手在王子的面前划来划去，曼妙的音乐飘过厚重的殿门，飘向天宇，散落在阳光归去的黑夜里。事实上我是听不见蒙古人享受音乐时的快慰，但依稀能触摸到音乐背后上演的亲情、友情、爱情和温情，也能揣度出王权达到极致后，藏在夜色深处的阴谋、策划、指令、刀光和利刃。

1280年，忙哥剌在弥留之中死去，权力落在其子阿难答的肩头。欲望熏染着阿难答日渐膨胀的心胸，他站在王府城头，遥望大都北京。那里有龙椅、有玉玺、有无与伦比的宫殿、更大的权力和更排场的阵仗……手握15万铁骑的阿难答，坐拥西北、西南广袤的封地，以此为资本，参与皇位之争而一败涂地。自此，王权旁落，王府仿佛深冬里的太阳，明晃晃、亮光光，但已经没有了刺眼的热度。

公元1306年8月，地震让这座城浑然坍塌，包括王妃也里完在内的五千多人埋尸地下。然而，如此惨重的损伤，也无法阻挡阿难答夺取皇位的欲望。欲望与失望同时破灭，安西王的封号连同他的王府从此开始衰落。

站起身，头顶之上是轮回的太阳、漫游的云翳、自由的飞鸟，在我视线的对面，依旧是将要被铁器割杀的玉米，还有一年一度死而复生的青草。一个朝代、一座城池在午后的阳光下从我的脑际掠过。留在地上的这片废墟，就这样毫无声息地躺着，聆听风的耳语。

阳光将要散尽，留在安西王府废墟上的余热依旧以千年不变的力量，温暖着这里的一切。一只鹰在夕阳下盘旋，给这废墟无端地印上了一层萧瑟和神秘。耳边飘来人的声音，是不远处那几头牛的主人，吆喝在回家的路上。牛似乎不愿回去，昂起头，望着远处。而它的主人似乎极不情愿地扬起鞭子，有力无力地追赶着牛。我将这片荒凉的废墟移在了身后，我的行走很缓慢，是不是也如同这几头牛有些割舍不下？牛为了青草而留恋，我呢，为了埋在地下的王府？王府早已被黑刺沟、北家山、长虫梁、瓦渣滩……这些地名取代。

好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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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依然在六盘山里检索。不紧不慢，信马由缰，这样就有充裕的时间浏览生长在路途上的风景，真实地还原史书里的记录。然而对在这座烽燧遍地的山里还原有过的金戈铁马，很难做到胸有成竹。因为在她的骨髓里埋藏着太多的秘密和久远的故事。由山之北垂一路向南，先后经过丝路北道上的须弥山石窟、盛唐时的原州七关、宋夏对峙过的大营城、蒙元时期的安西王府、秦始皇祭祀过的朝那湫。之后的古萧关、木槿关、驿藏关、制胜关遗址，在冬日苍白的阳光下诉说着萧条与肃穆。汽笛回环，驿道上来往的已不是悠悠驼铃。人声喧嚣，脚步不间断地在历史的原点里刻度。

风，沿着山的曲线，呼啸进沟壑，消失于树木和杂草。它把自己吹累之后，躲在山巅，窥探古往今来行走的人影和人迹留下的残存。风没有记忆，只会让曾经的新鲜、稚嫩缓慢变老，在更迭的岁月里消失。然而，雁过留声与人过留名的古训，风无法左右。这是我的身体再一次被风吹进这座山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六盘山不仅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锁钥”，不仅来过“昭武九姓”和粟特人，不仅有卫青与匈奴在这里镝鸣马嘶、出塞的王昭君、归来的蔡文姬、被贬的林则徐与出关的左宗棠——她还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界山。

几天之前，一场弥天大雪之后，大地上所有的苍茫被银色收敛。我在阳光洒满清晨里出发，万丈光芒与剔透的雪线相互叠加，轮廓清晰，层次分明在遥远的山尖。车窗之外，熟悉的景物，渐次退却，在后视镜里黯然失色。公路被古老的木峡关吞噬，视线陡然收缩。峭壁之上，是人工植入的松柏，碗口粗壮，在岩石的褶皱里，挺拔着苍劲的身躯。阳光斑驳，山野静谧，河水瘦弱在褐色、白色和黄色之间。这时候，你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宁静、什么叫祥和。

然而，就是这条风景天成的峡谷，历史上的犬戎、西羌、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不同民族，从这里东出西进，带着刀光与剑影、厮杀与血腥，轮番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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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要去的地方叫好水川。

宋与西夏在这里有过一场改变各自历史进程的战争。

关于西夏，最早来源于中学历史课本：“北控大漠，南至萧关。”萧关就是我生活的固原。那时候，头脑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概念：西夏人曾经来过我们固原。关于西夏，很少进入高考题库，也就一带而过，如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西北偏西，被正统史书拒之门外。

这个叫好水川的地名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战事，在阅读《宋史》之前，我是一张A4纸，洁白、透亮，一无所知。只是在简单的文字里，对标现实中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那些面目全非的残损古城。

执迷于这片土地上的山水情怀之后，去探究、发现、翻检、筛查、记录、传承、传播……似乎成了一个责任。在阅读与行走中做着准备，用文字还原时过境迁，以示后来之人——这里也曾是帝国的要穴，只是我们犹如这深厚的黄土，习惯了沉积、习惯了缄默。

一年之中，有二三十次会站在六盘山上，俯瞰如海的苍山，波浪一般，回旋眼前；俯瞰那些从石头缝里滴出的泉水，银线一样，婉转曲折，日光下熠熠生辉。这样的氛围，就有了一种记录和描述的冲动，在漫长的冬天夜里，我和山水单元里流淌出的秘密，相互陪伴。

这个夜晚，从好水川归来，思绪里最先出现的并非公元1041年春天的好水川，而是唐初卢照邻的那首《陇山诗》：“愁见三秋水，分为两地泉。西流入羌郡，东下向秦川。”卢照邻是否涉足陇山，我没有见到史料，而这首诗里那个“愁”字，足以让那些戍边的将士愁苦一生。一座山，成为分水岭，自然造化，但在诗人的笔端，被演绎成分离、割舍，大有割袍断义、终生难见。事实上，来这里守边的戍卒，命运也如这山里孕育出的流水，离开母体后，很难再回到故乡。

六盘山西麓的好水川，一汪泉水，自山垴里流出，切割黄土，形成一条川道。水甘甜可饮，因而落下好水之名。沿河两岸，滩地平整，被打磨过的土地，享受着冬阳。偶尔能看见尚未收割掉的玉米梗上，独立着觅食的飞鸟。瓦屋错落，烟岚散漫。牛和羊肥硕于槽头，习惯了往来的车声，目光里很难看见惊乍和忐忑。农耕文明的烙印，在这个“袖珍”的川道里薪火相传。北宋年间有过的地名，比如镇戎军、怀远城、德胜寨、羊牧隆城……这些明显涵盖战争痕迹的城堡已变成传说。我要找寻的宋夏时期的好水川，无疑便是这里。深夜，山野里燃烧的“鬼火”，是最好的凭证。

3

隋末或者唐初，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游牧的党项人，无法承受吐蕃与吐谷浑的蹂躏，借助大唐给予的怀柔，一路向东，迁徙至现在的陇东地区，并享用着唐王朝赐予的皇姓。黄土高原的空旷和浩荡，给了他们充足的喘息机会。游牧与农耕锻造了这个民族柔韧、坚毅、骑墙、奸诈的个性。盛唐的威严和强大，致使他们蛰伏于沟壑梁峁之间。白天耕种着熟稔的土地，放牧着温顺的牛羊。夜晚，篝火照亮原野，喝着浓度不高的土酒，啃着缺少佐料的羊腿，唱着歌、跳着舞，无忧无虑，但他们从未忘记繁衍生息，也从未忘记来时的路。

当唐王朝的太阳在凄婉的悲歌里落幕，这个骨子里携带着反叛基因的民族，又开始新一轮迁徙。这一次，他们继续向东，越过子午岭、翻过横山山脉，一望无际的银川平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新的故乡。迁徙、逃亡或者说掠夺成功之后，他们在贺兰山下开始谋划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政权。摒弃汉人的服饰、习俗、语言，开始抢劫汉人土地上的粮食、牛羊、茶叶、绸缎……向西，翻过贺兰山谷，刀锋指向河西，驼峰上的黄金珠宝被一车一车送往兴庆府，装饰着党项女人的脸颊、腰肢和曲线。向南，渡过黄河，六盘山里生长着品质优良的原州马，咸水与芨芨草喂肥的原州马，曾助力过周秦汉唐的江山。帝国军团的骑士，在原州马的嘶鸣中，奔向西域，开疆拓土；驰向漠北，封狼居胥。党项人南下的目光里，盯着的不是这里的庄稼，而是这座山。占据了这座山，就有了牧马的草场，有了冷兵器时代经营帝国的载体。

公元1038年，银川平原，这片秦汉时期开拓的土地上，羽翼丰满的党项人终于向宋王朝摊牌了——一个叫元昊的党项青年，向他的臣民宣布：立国号为大夏，定都兴庆府，并差人递送国书予宋，暗示断交两国邦交，自此称臣与纳贡一笔勾销。此时，深居汴梁宫殿内的宋仁宗赵祯，刚刚改了“宝元”年号，寓意吉祥如意。西北来的国书，无疑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宋天子蒙羞受辱，下诏重金悬赏元昊首级，废除赐封元昊的姓氏官爵。

《宋史》里关于废除赐封元昊姓氏的记载，一笔带过。我读到这句的时候，有些疑虑，又有些好笑。

坐在龙椅上的赵祯，听着夏使字正腔圆地念着用西夏文撰写的国书，暴跳如雷，拍案而起，面色由红而白，镶了金边的龙袍，在尘土不染的金銮殿上来回走动。立于大殿两侧的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不敢正视。偶有刚正不阿的武将出列，口若悬河，慷慨陈奏鼓舞雪耻的方略；也有妥协的文臣，勾着头，撅着屁股，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地阐述着不能废除赐姓的道理。两种不同观点，从最初的窃窃私语、左顾右盼，到最后的大声喧哗，完全无视“圣上”的存在。面对这些习惯了“内讧”的群臣，优柔寡断的宋仁宗只好跺跺脚，拂袖而去，回到后宫的温柔乡里，熨帖来自西北边陲的战报。

宋帝国的文臣武将为一个姓氏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元昊带着他的西夏铁蹄在河西狭窄的土地上狂奔。灭掉了河西节度使曹氏家族，使长期统治河西地区的汉人势力自此终结。不可一世的汉武大帝当年钉在河西走廊上的四根木楔——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一次落入党项人之手，东西方贸易的通道，被李元昊派遣的监军铁锁一般牢牢地锁上。那些手攥着大宋王朝通关文牒的商贾，只好用褡裢里的珠宝打开去往西域的关门，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商人们的忍耐被赔本的买卖代替，丝路不再是发财之路，自此跌入低谷。萧条和衰败成了这条路上的主色调。强盗放下屠刀，开始手握犁铧。商贾遁入空门，在青灯经卷里自责罪孽。

此时的西夏，除了创业时原有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外，又将灵、甘、凉、肃、瓜等州县收入囊中，成了敢与宋、辽叫板的名副其实的大国。然而，在李元昊的心里，装着更阔达、更雄伟的帝国版图。

西夏人的目光开始移向黄河以南的六盘山。破了萧关，占了六盘山，关中唾手可得。那里有更为富庶的土地，有八水环绕的长安，有党项男人心心念念的阑珊灯火，灯火里有数不完的娉婷与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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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辽国人有了澶渊之盟，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三万匹绢帛、二万石茶叶……这些“岁币”对于宋王朝不过区区小菜。失去的燕云十六州，于汴梁城的统治者，弹丸之地，何须耿耿于怀。然而，边境上武备松弛，给了党项人千载难逢的机会。

公元1039年，西夏年轻皇帝李元昊再次遣使国书，希望大宋皇帝能够接受眼前的现实。此时，正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宋仁宗，急需一场战争，对外树立大国尊严，对内震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群臣贵族。

斯文的宋仁宗，这一次血液里总算流淌了一次坚硬。

此时，宋夏边境上的黄土高原，无休止的阳光，照射着荒凉的山峦。无人耕种的土地，野草肆意。偶有牛羊在沟壑之间寻找温饱，但放养它的主人，却远远地躲在外人看不见的山洞里。西夏人豢养的鹰隼，盘旋于幽蓝的天空。地面上一旦有风吹草动，矫健的翅膀无须扇动，只一个俯冲，隐没草丛里的野兔，生命已经终结。西夏人的鹰犬，叼着汉地上捕捉到的美味，狂叫、狂奔、狂欢、狂妄的声音和场景，在这个藏于山洞的边民眼里，已司空见惯。光影与夜影重叠，西夏人驾着鹰隼、领着鹰犬、驮着猎物，满载而去。这个可怜的边民，探头探脑，爬出洞穴，收敛四散的牛羊，于悄无声息里，走进他破败的庭院。

夜色宁静。蜷缩于土炕上的他，透过屋顶上的裂缝，看着熟悉的星辰哀叹：这一天总算活着回来了，明天呢？

南宋人李涛在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关于宋夏对峙期间边民生活有过记述。我只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截取了一句，用现代汉语呈现我的先人们曾经有过的凄楚、凄凉、凄婉的生活窘状。

当然了，身处庙堂之远的边地守将们，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不止一次地上书朝廷，雪片一样的奏章，堆积宋仁宗的案头。

公元1041年三月，谋划了一个冬天的西夏人，在万物苏醒的春天，踏着萌动的草芽，开始大规模用兵宋夏边境的陕北。宋军仓促应战。狡诈的李元昊一边暗地里策划，一边投书宋军知州范雍：西夏国愿意和宋军和谈。这样的一个不守承诺的假象，迷惑了饱读四书五经的范雍，放松了对辖区的防御。西夏人一夜之间，包围了延州（现延安）。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寡不敌众，二人成了西夏人的俘虏。范雍也被撤职，范仲淹临危受命。

信誓旦旦要消去元昊爵位的宋仁宗，企图通过一次战争，雪耻前辱、构筑伟业，带领群臣革新，在帝王史上身后留名。然而，年轻的李元昊，并没有顺从宋朝最高统治者精心设计的图纸施工，第一次就变更了图纸，而且不打任何报告。

颜面扫地的宋仁宗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愤怒、痛楚、徘徊、思索之后，惨败的阴霾瞬间被驱散。抬起头，转过身，盯着挂在墙上的大宋全域图，目光从汴梁出发，沿着黄河一路上溯，最后定格于西夏人的南方边境——六盘山。

5

1041年二月，年的味道刚刚结束。一场春雪，让干涸的大地开始解冻。犁铧在土地里行走。播下的种子，在庄农人的心间开着朴素的花朵。但美好和期盼，往往事与愿违。

尝到甜头的李元昊亲率十万铁骑，乘黄河冰面尚未消融，自折姜（宁夏同心）出发，经天都山，沿葫芦河向西，刀锋指向好水川一带。坦荡的银川平原，无法满足西夏人奔跑的马蹄。西边的贺兰山，用它的峥嵘阻挡了黄河的去向，阻挡了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却无法阻挡西夏人抢劫的欲望。

夜风起，春寒降。随春寒而降的还有西夏人。在这里，我不想描述或幻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他们习惯了战争、习惯了坚守，也习惯了用身躯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当然，在野蛮和战争面前，也有习惯逃亡的百姓。

领略过西夏人的凶残和强悍，这一次，宋仁宗动用了大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任命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名将韩琦、文臣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迎战西夏。

李元昊将他的骑兵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利用沟壑纵横的六盘山地形，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六盘山里的好水川口，派遣小部兵力至怀远城，诱惑宋军进入。

此时的韩琦下令：“还庆路副使任福率兵万众，自镇戎军（固原）经怀远城，抵羊牧隆城，伺机破敌。如不利于战，据险设伏，待西夏人回师时截击。”宋夏双方的最高军事统领，在用兵之道上不谋而合——都看准了山势和地形，都想到了伏击。

急于求胜的宋军，耐不住寂寞，主动出击，杀死几千西夏人。见诱饵上钩，西夏人佯败。立功心切的任福命令他的将士，卸掉所有辎重，一路追杀，至好水川口，日近黄昏。

我不知道那个春天的夜晚，生活在好水川的人们是怎样度过的？但人困马乏的大宋军人，简单地充饥后，紧闭营门，枕戈而眠。巡营的士卒在暗淡的篝火旁，温暖着自己的身体。黑魆魆的夜色里，轮廓模糊的六盘山脉，温柔着宋夏士兵的目光。源自六盘山里的好水，漂浮着不大不小的冰块，在夜的悄静里，一路向西。

这山、这水，不会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但寄居在它怀抱里的人，明天一定知晓有什么发生。

夜色走向深沉、走向鸡鸣、走向黎明、走向集结的号角。

大宋的帅旗在早上的春风里猎猎招展。任福大军遁川西行，寻找西夏主力，妄图一举歼灭，班师回朝，亟待封赏。每一个出征的将军，无不渴望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然而，任福的美好憧憬，在他的心头刚刚萌生，瞬间便烟消云散。

宋军行至距离羊牧隆城不足十里的地方，山路上摆满了稀奇古怪的泥盒子，挡住了大军行进。粗心的宋军于好奇当中，揭开了这些泥盒子。一时间，百余只带着哨音的信鸽飞出山谷，飞向天空。殊不知，这些可爱无知的信鸽，恰恰是西夏人发起合围的信号。

在这里，我不愿用更多的文字去描述战争的惨烈，和宋军仓皇突围的场景。公元1041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在六盘山的好水川，宋将任福面对憔悴的山河，放声疾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后手持利刃，自割咽喉而亡。一同战死的还有他的儿子任怀亮，部属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等兵士数万人。

战争结束，取胜的一方总会用文字描述战争的经过，这些描述，大多暗含着炫耀。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独自说兵机。”写这首《题好水川》的人叫张元，屡试不第后，投身西夏，辅佐李元昊。但凡以自己同胞血肉博取功名、苟且异邦的人，最终都会被他的主人遗弃，在郁郁寡欢中怅惘而死。比如汉匈战争期间的中行乐、宋金时期的秦桧、清初的洪承畴，还有死于日本的汪精卫……

千年之后的一个冬日黄昏，我特意来到这里，不是凭吊，也非考察，我只想看看这个叫好水川的地方，好水是否还在流淌。

残阳如血。好水呜咽。历史曾在这里有过悲泣、悲壮和悲悯。山河依旧清晰，而岁月深处的战场已模糊于一层白骨。一个憨厚、敦实的当地人，用沧桑的声音给我讲解白骨里的秘密：这里很少有人来，大白天，能听见人哭马叫；晚上还能看见“鬼火”沿着山畔子乱跑……

夜的暮霭统驭山谷，我继续在宋夏对峙的故地里游弋。

6

好水川之战，大宋再度败于西夏。

历史的典藏里，有这样的一句记录：宋军退兵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事实上，为烈士招魂的还有滕子京。此时他在泾州任上。南归的将士经过他的驻地，号令民众大设牛酒宴，迎犒士卒，并在佛寺设坛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以安定人心。原本是一个慈善之举，却被那些站在岸上的奸人视为滥用公使钱，一纸诉状，忠厚的滕子京于庆历四年春，被贬巴陵。

被贬的还有他的好友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策划者、主持者、推行者。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初读这首词，只体味到塞下的秋天，风景苍凉，鼓声悲壮。没有终点的战事，戍边的征夫难免不思念家乡，守城的将军魂绕梦牵于妻子儿女。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塞上、塞下这样的地理概念。那时候，关于六盘山的秋天，我只看见片片黄色的树叶，在一场白霜之后，落满庭院，铺满台阶。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就是诗词里的“塞”，更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写给我的故乡。

带着失落、无奈、怅惘和无助，他离开大漠孤烟的西北，去往河南邓州。然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从那个羸弱年代里发出，他没有辜负属于他的时代。

群山苍茫，我在苍茫的山野之间继续行走。我的心绪是有些复杂，步履沉重，缓慢离开，在好水川的路牌下站立良久。风轻轻掠过发梢，手指间燃烧的烟草，带着五味杂陈，撒向空旷和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