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君

摘要：近代广东文学的发生、发展，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民主革命等息息相关，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既异于古代文学，又不同于内地文学的精神风貌。其文学创作，充溢了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出主动反映异域风情、广纳先进文明的开放心态，汇通中西文学、勇于破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以及书写粤人粤事，促进社会变革的乡土情怀。近代广东文学以此非凡的实绩，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革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

关键词：近代广东文学；发展历程；创作风貌

清末民初，由于时代的沧桑巨变，广东地区得风气之先，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积极倡导维新与革命，一时主导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风潮。而广东文学家也义不容辞地充当了开启民智、促进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他们紧扣时代脉搏，深深地扎根于近代社会土壤，呼喊出变革图存、民族自强的时代心声，不仅推出了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其独创性和超前性，一新天下耳目，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变革，从根本上扭转了广东文学长期“不在天下风气之内”的不利局面，使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反映时代文化与文学巨变的风向标，在中国传统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一、近代广东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为何从广东拉开？这显然与历史上广东的对外贸易密切相关。广东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汉唐以来，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等主要就是由此走向世界的。宋元时，广东对外贸易日趋繁兴，如宋洪适《师吴堂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1逮至明清，中国政府虽然基本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但是广东沿海商民迫于生计，从未停止过与亚欧诸国进行海上贸易，甚至还主动下南洋、过爪哇，漂洋过海谋发展。清姚延启在《上赵观察论粤俗书》中说：“粤地边民，素食于洋，巨室大贾，惟视洋舶之大小，利则有百万之息，不利则人舶俱漂，此逐利轻生，风俗所由成也。”1这种敢于漂洋过海、逐利轻生的冒险、进取精神，与内地基于农耕经济而产生的安土重迁、和平自守的文化心态适成鲜明对比。清代中后期，政府规定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州通商，广州“十三行”遂成为对外开展商业贸易的主要门户。清代广东作家就留下了不少吟咏十三行的诗歌，嘉庆时还出现了一部专门描写十三行洋商生活的小说《蜃楼志》，透露了广东社会近代变革的征兆。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的商船与战舰就已穿梭在广东的珠江口岸，而西方的器物文明也源源不断地经由广州传输到内地。只是后来英国人觉得总是从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陶瓷等，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于是便采用倾销鸦片的罪恶手段改变贸易逆差，因此导致鸦片在广东乃至内地逐渐泛滥成灾，白银大量外流，随之出现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由此开启了广东文学的近代历程。1839年春，林则徐奉命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时，出于了解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需要，主持编译了《四洲志》。之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广东顺德人梁廷柟则写成《海国四说》，简要记叙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他们虽然未能亲身出国考察，相关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些谬误，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了，并由此发现中国本土文化在技艺层面的不足，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以对付西方的侵略。这种文化观念的重要变化，推动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开启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此后，中国文化大致经历了梁启超所说的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作为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中生长起来的广东近代文学，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分为下述三个时期2：

（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即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广东作家满怀忧愤，开始把文学书写的焦点转移到对国家与民族危机的关注上，因此反帝反封建成为这一时期广东文学最突出的新内容。有不少广东作家通过诗文创作，愤怒地控诉英帝国主义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罪行，赞赏林则徐的禁煙之举，如李光昭《阿芙蓉歌》、程恩泽《粤中杂感》、陈澧《炮子谣》、谭莹《缴阿芙蓉诗》、梁廷柟《夷氛闻记》等。民间则流行“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3等歌谣。当战争的烽火烧到广州城乡，激起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时，著名诗人张维屏率先创作了《三元里》，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紧接着，梁信芳《牛栏冈》、蔡苕华《三元里》、何玉成《团练乡勇驻四方炮台纪事》、黄亨《后书感》、彭泰来《辛丑咸事》等，纷纷问世，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歌颂广东人民抗英卫国的诗潮。与此同时，广东作家还对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进行猛烈抨击，如陈澧《有感》痛斥两广总督叶名琛昏庸误国，佚名《广东感时诗》组诗尖锐地批判清朝的贪官庸将奕山、隆文、杨芳等丧师辱国的罪行，揭示了鸦片战争失败的人为因素。

鸦片战争的烽火尚未完全熄灭，两广农民又在洪秀全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领袖主张“文以纪实”，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他们的诗文打破一切封建文学束缚，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服务，如洪秀全《述志》《吟剑》、杨秀清《果然英雄》等，就抒发了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图大志。洪仁玕《资政新编》则提出了学习西方，与各国通商，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主张，堪称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当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时，广东天地会也在陈开率领下聚众反清，与太平军桴鼓相应，而以李文茂为首的本地班戏曲艺人，也乘势起义，在两广地区纵横驰骋，一时所向披靡，其间他们有意借戏曲演出教化民众，助力反清斗争。起义虽然最终失败，广府本地戏班也遭官府解散，艺人被迫由城市转入乡村，由本地走向他方，甚至投身海外，但也为粤剧在他方异域的传播以及汲取其他文化艺术养分促进自身革新创造了条件。

至于该时期的广东小说，虽然数量不多，水平有限，甚至还时兴一种宣讲圣谕、劝善惩恶的说教式小说，如《俗话倾谈》《吉祥花》《谏果回甘》等，但受乱世风云的波及，也有部分小说出现了批判现实黑暗、反帝反侵略的新内容，如黄鸿藻《逸农笔记》对官吏贪酷、盗匪肆虐等社会恶现状即有较真切的揭露，颜嵩年《越台杂记》对陈联陞、关天培、沈志谅等广东军民反抗英人入侵的英勇事迹也有生动记述。

总之，这一时期，广东文学不管是传统的诗文，还是以往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说唱、民谣等，都纷纷加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中，表现了广东人民反抗侵略、热爱家国的崇高感情。这也使它与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文学判然有别，从而打上了近代文学的时代印记。实际上，近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日益深化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是近代文学性质的根本标志，也是使它成为一段文学史的基础”1。

另外，该时期广东文学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如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的时政化、实用化、通俗化倾向日益增强；伴随游历或出使海外的文人逐渐增多，文学中的海外书写也令世人换新眼目；而粤港报刊业的兴起，也使“报章体”散文开始脱颖而出。这些变化无疑对即将到来的文学界革命发挥了先导作用。

（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的重大事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发起了改良主义运动。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已让清廷“渐怵于外患”，而“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2，于是以兴办制造局、同文馆、新式学堂以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勃兴。但是，洋务运动只变器，不变制，属于一种浅层次的改革。甲午之战爆发后，清廷丧师割地，举国为之震撼，“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有识之士开始探究技不如人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3。于是便有了康、梁等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派通过创办报纸《中外纪闻》《时务报》，撰写《变法通议》等，广造舆论，鼓动光绪厉行新政，虽然变法很快以失败收场，但却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文化、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热潮。

“戊戌变法”失敗后，逃亡日本的康、梁，受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启发，充分意识到，要想变法，必须新民；要想新民，必须启蒙；要想启蒙，则必须运用文学作为导愚启蒙的工具。可是，由于传统文学思想陈腐，无法承担新民使命，因而必须对之加以革新。于是，本来作为新民之利器的文学，顿时成了革新的对象，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当然，需要革新的文学并不限于小说，而是包括诗文、戏曲在内的所有文学，这就是所谓的文学界革命。

经过这场革命，传统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诗界出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诗派，以黄遵宪、丘逢甲的诗歌为代表；文界出现了“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2的新文体，以梁启超的散文为代表；小说界则出现了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3为宗旨的“新小说”，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代表；戏曲界也出现了“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的新剧本，以梁启超的剧作为代表。而为了强化文学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社会效果，维新派一面倡导文学中白话的使用，以使文学更贴近民众；一面则借报纸杂志来扩大文学传播效应，如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等，有力地助推了文学界革命的开展。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资产阶级阵营发生了分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不再寄幻想于清王朝，积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北京，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辛丑和约，中国进一步被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面临亡国灭种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利用报刊与文学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如《中国日报》《广东日报》《世界公益报》《唯一趣报有所谓》《时事画报》《广东白话报》《南越报》《香港少年报》等陆续在粤港创刊，各报纷纷开设时评、杂文、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抨击时政，鼓吹反帝爱国，颂扬民主革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粤讴、南音、木鱼书、龙舟歌等均成为宣传革命的工具，涌现了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陈融、尤列、陈少白、陈树人、苏曼殊等著名的革命派诗人，黄世仲、梁纪佩、王斧、黄伯耀、谭荔浣等革命派小说家，以及陈少白、程子仪、黄鲁逸、梁垣三等从事粤剧改良、宣传民主革命的戏剧活动家。

二、近代广东文学的创作风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文学的兴衰演变从来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广东文学也不例外，并且由于广东自古濒海商贸发达，长期受海洋文明濡染，下南洋、闯金山，萍踪海外者在在有之，造就了广东人开眼看世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而清代后期广东沿海又首当其冲遭受欧西殖民者的入侵，因此广东作家较之内地作家更易于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表现出一种既异于古代文学，又不同于内地文学的精神风貌。

（一）充溢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

鸦片战争前后，以张维屏、谭莹等为代表的一群广东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控诉鸦片毒害国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谴责清朝妥协投降等为内容的爱国主义诗歌，从而形成了一个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诗潮。

甲午战争的惨败，清廷的丧权辱国，又强烈地刺激了黄遵宪、丘逢甲等著名诗人。黄遵宪满怀悲愤地写下了《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台湾行》等系列诗作，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深挚的忧国之思与爱国激情。丘逢甲的诗歌有三分之二是写反帝爱国的。他祖籍广东嘉应，出生于台湾，对台湾有深厚感情。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让他悲愤莫名，谴责“宰相有权能割地”，慨叹“孤臣无力可回天”（《离台诗》）；抗日失败，他被迫离台回到嘉应，时常悲叹：“故乡风景想依然，月满东南半壁天”（《羊城中秋》）“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沦没已三年。”（《元夕无月》）但他壮志犹存，渴望“何当奋雄略，拔剑斩蛟鼍”（《赠梁诗五孝廉》）。其所作《和平里行》《有感书赠义军旧书记》《说潮》等，则借歌咏民族英雄，抒发其爱国情怀，表达忠于祖国的信念。《闻胶州事书感》《岁暮杂感》等，也表现了他反对德国、沙俄入侵，痛恨清廷投降卖国的思想感情。

而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其所作诗歌《出都留别诸公》《爱国歌》《爱国短歌行》《登万里长城》《过昌平城望居庸关》《由明陵出居庸关》等，关切国家命运，渴望变法图强，充溢反帝爱国的豪情。后来流亡海外，他仍念念不忘祖国，写有《九月二十四夜至马关伤怀久之》《闻和议成，而东三省别有密约割与俄》《闻俄据东三省》等，并不断发出“最是新亭好风景，河山故国正愁人”（《桂湖村邀集上野莺亭即席索咏口占》）、“惊起前洲渔者识，依稀故国棹歌声”（《己亥夏秋文岛杂咏十九首》）之类的悲叹。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主将，也以反帝救国、开启民智、呼唤维新为己任，其散文《爱国论》《南学会叙》《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旨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变法通议》《举国皆吾敌》《志未酬》《自励》《去国行》《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壮别二十六首》等，则表现了他为宣传变法，进行思想启蒙，奋不顾身的家国情怀。而《爱国歌四章》《读陆放翁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也表现了一位维新爱国志士积极进取、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爱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至1899年的香港，还先后出现了三部极具时代意义的反帝反侵略小说，即《林公中西战纪》《羊石园演义》《中东大战演义》，它们分别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做了较为全面、逼真的艺术再现，字里行间激荡着一种悲愤、激昂的反帝爱国之情。

吴趼人也有浓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对现实政治之黑暗、西方列强之入侵以及人心之险恶、世风之浇漓等深恶痛绝。其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为了揭露并抨击现实中种种怪现状，希望对之加以变革。其所写《痛史》，借古讽今，旨在抨击晚清统治者昏庸误国，怒斥向外敌屈膝投降的汉奸卖国贼，歌颂抗御外侮的民族英雄。他有强烈的“爱种爱国”“保全国粹”等思想，反对一味崇洋媚外，他写《新石头记》，在推崇科技创新、富国强兵时，强调要固守东方文明，表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心。

黄世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则主要以小说为武器，或借历史人物故事，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如《洪秀全演义》《吴三桂演义》；或书写宦海浮沉，暴露晚清官场黑暗，隐喻国势盛衰之感，如《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或歌颂革命党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党人碑》《五日风声》等。其救国热忱、济世抱负、变革现实政治之热望，构成了小说创作的主旋律。苏曼殊早期也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部分诗作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等，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的锐气和雄心。

至于广东戏曲曲艺，也不乏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作品，如梁启超为激发国人爱国精神而作《新罗马》，为激励国人尚武精神而作《班定远平西域》；新广东武生作《黄萧养回头》，歌颂黄萧养“为同胞，除灾殃”，“雪国耻，报国仇”1；“志士班”，编演《火烧大沙头》《温生才打孚琦》《云南起义师》《秋瑾》《徐锡麟行刺恩铭》等，讴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等。不仅如此，广东文人还利用民间说唱形式批评时弊、反对侵略、感导民众，如鄭贯公所作粤讴《广州湾》、廖恩涛所作粤讴《珠江月》《黄种病》等；木鱼书则有《金山客自叹》《华工诉恨》等，声援海外华工的反美据约运动；龙舟歌也有《庚戌年广东大事记》，反映辛亥革命前一年广东发生的大事，号召民众武装推翻清王朝统治。

总之，广东近代文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其在反抗外来侵略、宣传维新改良、倡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书写异域风情，广纳先进文明的开放心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出于对域外新知的渴求，纷纷走出国门，或出使欧美日本，或出国考察、留学，或到海外谋生；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留学者更是趾踵相接。如罗森游历日本，何如璋、黄遵宪、张荫桓等出使日本或欧美，容闳入美求学，潘飞声执教德国，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黄世仲兄弟谋生于新加坡，等等。孙中山曾在出国后感叹：“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2

欧风美雨的洗礼，使广东作家情不自禁地将海外见闻诉诸笔端。他们对西洋自然景观、风俗人情、先进科技、制度文明以及人文历史等，或惊诧艳羡，或首肯赞扬，或反思自省，从而在与域外先进文化的碰撞、交流中赋予了广东文学以丰富的近代文化内涵，表现了他们渴望以西学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文化诉求。

最早以诗歌书写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的政治、历史和科学文化，而又成绩卓著的，当推黄遵宪。他有长达十四五年的外交官经历，其海外书写，无一不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他本人也自豪地说：“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其所写《日本杂事诗》等，令国人大开眼界，被时人赞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而最初带领黄遵宪出使日本的何如璋，也撰写过《使东述略》《使东杂咏》，记述日本风土人情，展现日本明治以来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积极变法所产生的新气象。

番禺人潘飞声，光绪十三年曾漂洋过海，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其所作《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柏林竹枝词》，详记异域风情、瑰奇景观以及先进的器物文明等，令时人换新眼目。南海人张荫桓光绪十二至十五年出使美利坚、西班牙、秘鲁，其诗集《三洲集》，多写异国民情风物。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3在十多年的海外游历中，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海外诗，描绘异国风光，赞美先进科技，讴歌西方文明，礼赞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其意境、思想一新天下耳目，诚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丘逢甲诗作也能放眼世界，“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米雨欧风作吟料，岂同隆古事无徵。”（《论诗次铁庐韵》）

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先是“断发胡服走扶桑”，后来又“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故而“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抒发其学习西方图强自救的远大抱负。他写的《新大陆游记》，无一不是借异国风光、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作中西对比，反思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寓政治变革思想于其中，抒发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

吴趼人虽然未曾游历海外，但他对西洋科技文明也是耳濡目染。其所作《新石头记》，涉笔机器人、司时器、制冰机、脏腑镜、验血镜、验骨镜、助听筒、助明镜、千里镜、无线电话以及绕地球飞行的飞车、地下通行的隧车、水下行驶的猎艇等，林林总总，令人叹为观止，充分反映了作者渴望借助先进的科技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黄世仲也在小说《宦海潮》中描述张任磐出使美国，参观博物院，考求西洋工艺的见闻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州兴办的一些报刊，还借助连载小说倡导实业兴国。如1907年创刊于广州的《农工商报》（后改名《廣东劝业报》），专辟“讲古仔”栏目，连载《制造瓷器大家巴律西小传》《美国大北铁路公司发起人占士比儿小传》《著名船商特琼司小传》《兽肉霸王亚模小传》《德国农业发达史演义》等小说，用粤语讲述欧美一些商业巨子创业发家的故事，以之激励国人开拓进取，发展工商，立国富民。

总之，在晚清社会的大变局中，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黄世仲等为代表的广东文人，不仅率先走向世界，而且积极利用文学书写游历海外的见闻感受，从异域风光、风土人情，到先进的器物与制度文明等，均纷呈于他们的笔底。这些丰富多彩的涉外书写，今人看来已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对于已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感受西洋文明新风的窗口。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广东文学涉外书写带来的新题材、新意境、新风格，有效地革新了传统文学的思想观念，拓展了传统文学的题材内容，开辟了传统文学的新境界。

（三）汇通中西文学，勇于破旧立新的革新精神

广东近代著名作家往往是以政治家、外交家、宣传家与报人的身份从事文学活动的。为了配合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民主革命运动，充分发挥文学的启蒙、“新民”功用，以梁启超为首的广东进步作家率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学界革新运动。

就诗歌革新而言，广东近代诗歌一扫同光体险奥、泥古之风，别求新声于域外，可谓古典诗歌朝向现代诗嬗变的重要一环。其重要诗人有张维屏、黄遵宪、丘逢甲、黄节、康有为、梁启超、苏曼殊等，他们在诗论上敢为人先、倡扬诗歌变法，张维屏主张“不事规摹”，黄遵宪力倡“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梁启超更高扬“诗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康有为的《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等诗论轰动一时，主导了晚清诗坛的变革方向。在诗歌实践上，广东近代诗人留下了数量浩繁、洋溢着时代气息的重要篇章，它们不仅是广东千年诗歌史上的高峰，更因其质量、数量与先锋性而在晚清诗坛举足轻重，成为近代诗歌变革的策源地。

而在散文革新方面，广东近代散文亦是晚清散文变革的高地，前有大量域外游记变风变雅，突破了传统散文的书写模式，从观念到语言发生了全面转折；继有梁启超所倡的“文界革命”与“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新文体”书写；后有革命派极具战斗性与感召力的政治论章，堪堪半个世纪的广东近代散文鲜明地呈现了古代散文朝向现代散文转变、迈进的文体形态。其重要作家有海外使臣黄遵宪、何如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革命志士孙中山、黄世仲、胡汉民、苏曼殊、朱执信等，其中西杂糅、勇于破体的散文创作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开近代散文风气之先。

至于小说界革新，广东近代小说家则率先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传统小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起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小说改造社会的功用，盛赞“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样便从观念上打破了中国一向鄙视小说的传统，提升了小说在整个文学中的地位；同时，鉴于中国传统小说多半“诲淫诲盗”，无法用来“新民”，因此梁启超又大声疾呼“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从而掀起了“小说界革命”的浪潮。受其影响，南海冯自由、中山郑贯公、顺德罗普、佛山吴沃尧、番禺黄世仲等，纷纷通过西洋小说的译介、“新小说”的创作以及小说理论的探讨等，将“小说界革命”落到了实处，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小说观念的转变，而且以骄人的创作实绩，引领中国小说进入了一个“新小说”的时代。

在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等还率先发起了戏剧革新运动。他在避居日本期间亲自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声称“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1。欧榘甲《观戏记》则以法国、日本借戏剧演出激扬民气为例，说明演戏对“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作用甚大，而反观当时粤剧却弊窦多端，于是他呼吁欲改良戏剧，“请自广东戏始”2。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以改良剧本为先》也主张：“欲风气之广开，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戏本不可！”3而就戏剧改良的实践来看，梁启超的粤剧《班定远平西域》《时事画报》中刊登的时事新闻班本，以及后来“志士班”编演的《文天祥殉国》《温生才打孚琦》等，都在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民主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粤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广东近代作家在借鉴西洋文学革新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崇洋贬中，而是强调在中西互通、新旧互鉴中推陈出新。黄遵宪就说：“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4。黄遵宪作诗即能“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5。梁启超也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开创的“新文体”，也以古代散文为基础，兼采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做到平易畅达，条理清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而在内容方面，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1；他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以“旧小说之体裁”展现“新小说之意境”；而《新罗马传奇》也“以中国戏演外国事”。吴趼人虽然反对崇洋媚外，但其小说创作却颇善于汲取西洋小说叙事之所长，弥补传统小说叙事之不足，有效地促进中国小说艺术的近代转型。苏曼殊之诗既有龚定庵、陆放翁之诗的余韵，又散发拜伦式的热情、雪莱式的忧伤；而《断鸿零雁记》也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采用第一人称自我倾诉式的限制叙事，使中国小说别开生面。这种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审美追求，也许可理解为受新旧嬗变之过渡时代的制约所致，是文学界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但实际上这也与广东人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影响密切相关。广东人在上千年的对外商贸中早就形成了不固守，不排外，开放兼容，为我所用的文化功利主义心态，所以他们在从事文学活动时，才能积极地从域外文学中汲其所长，洋为中用，以此作为创新传统文学的不二法门，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走上了近代化的轨道。

（四）反映粤人粤事，促进社会变革的乡土情怀

近代广东作家还多有一种深挚的乡土文化情怀，很注重反映广府地区的时政风云、市井风俗等，以此促进广府地区的社会变革与日趋勃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使他们的作品带有颇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作家书写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诗篇以及民间流行的反帝歌谣，谱写了一曲曲广东人民勇敢反抗外来入侵的正气歌。而伴随西洋文化的涌入带来的城市生活的变迁，也通过广东文人竹枝词的形式得到了生动可感的呈现，如邓蓉镜《广州杂咏》、胡子晋《广州竹枝词》、朱子夷《续羊城竹枝词》、崔海帆《续羊城竹枝词》、罗衡广《续羊城竹枝词》、戴达士《续羊城竹枝词》等。

不少广东诗人很喜欢吟咏粤地人文景观与城乡生活百态，如谭莹《广东荔枝词百首》《采桑词》《四市歌》《南濠曲》等描写南国风情，带有民歌情韵。黄遵宪晚年回到故乡嘉应隐居，出于对客家文化的热爱，不仅辑录、整理客家民歌，还从客家山歌中吸收养料，驱遣山歌俗调、方言谚语，写了一系列山歌体的竹枝词和新诗，全景式地展现了客家人民劳动、仪式、情感、生产、过番、历史、传说的风俗画卷。

丘逢甲也致力于发掘、吟咏粤东史实与人物，曾作诗云：“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他不仅受到粤东英雄的精神感召，还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下了400余首描绘粤地风土民情与人文景观的诗篇，这使其诗歌展现了豐富、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梁启超作《新中国未来记》，在绪言中也声明：“此编于广东特详者，非有所私于广东也。……吾本粤人，知粤事较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因此之故，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2其所作《班定远平西域》不仅多用粤语表现军士说唱，还套用龙舟歌体制、借鉴民间小调《梳妆台》等来谱写新词，使东汉班超平西域的故事散发出浓郁的广府文化气息。

吴趼人是广东佛山人，虽然年纪轻轻就离家赴上海谋生，但却始终怀有深厚的乡土文化情结，故而其所著小说多署名“我佛山人”，以示不忘故土之意。他的小说代表作如《九命奇冤》《恨海》《劫余灰》《发财秘诀》等，多以广府地区的人物故事与风土民情作为描写对象，揭批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迷信风行、世风浇漓等，以期开启民智，救正风俗人心。

梁纪佩是广东南海县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善于就地取材，着重演绎粤地人物、时事、掌故、奇闻等。如《叶名琛失城记》《外交泪》等，“凡粤中时事，与及诸前人，或有大造功于社会，或有蠹害夫人群，或时事，或侦探，皆著成一卷，刊诸坊间”1。

黄世仲是广州番禺人，本来就很熟悉粤地生活与风俗民情，加上他又是粤港地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宣传家，其小说又都连载于粤港的报刊上，因而其小说创作便有意取材于本地的要事、新闻；主要叙写本地人、本地事和本地的风俗民情。如《大马扁》讥斥康有为借改良立宪招摇撞骗，《宦海潮》写南海张荫桓的宦海浮沉，《廿载繁华梦》写广州富商周栋生廿载繁华恍若一梦，《五日风声》写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其所叙都是粤籍名人与大事要闻，旨在配合粤港地区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之鸣锣开道。至于这些小说对粤港地区风俗民情（诸如经商风气、节庆娱乐、婚丧嫁娶、饮食起居等）的描写，则展现了一幅幅用文字描绘的市井风俗画，这自然会让粤港受众读来倍感亲切。

至于广东文人采用民间说唱，书写现实政治斗争与社会陋习的作品，如香迷子《再粤讴》、燕喜堂《新解心》、何惠群《岭南即事》、佚名《新粤讴》、廖恩焘《新粤讴解心》，以及粤港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说唱时事、针砭时弊的作品，它们除了宣传戊戌维新、民主革命、反美拒约等，还广泛地揭批广东的官吏腐败与赌博、嫖娼、吸食鸦片等陋习。如廖恩焘《新粤讴解心》，“大之而军国平章，小之而闾巷猥琐，靡不指事类情，穷形尽态”2，且多用粤方言和粤地谚语，有浓烈的乡土气息，颇有艺术感染力。

总之，广东作家对粤人、粤事、粤地风情的关注与书写，无疑使其作品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与众不同的“广味”，既有效地增强了文学描写的真实性、时代感与个性魅力，也有助于认识近代广东的社会文化变迁，因而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综上，近代广东文学紧随反帝爱国、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的步伐，在疾风骤雨中匆匆走完了它的坎坷旅程。它像一道经天的彩虹照亮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天空，不仅产生了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吴趼人、黄世仲、苏曼殊这样堪称近代第一流的作家，而且以骄人的文学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革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