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摘要：文学各文体的年度综述，已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版块。本文力图突破文学年度综述的模式化倾向，譬如面面俱到、重在褒扬，平面论述、泛泛而谈，注重内容、淡化艺术等。本文在广泛阅读大量短篇小说、细读部分选篇的基础上，努力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进行深入的阐释与评判。集中论述2022年短篇小说的两个问题。一是当下小说精神性、哲理性的匮乏，部分优秀作品在这方面的探索；二是创作方法与叙述形式的固化，一些出色作家作品的可贵经验。本文列举大量优秀作品进行论述，并坦率地指出部分作品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产生启迪作用。

关键词：2022年短篇小说；哲学意识；创作方法；叙述形式

年复一年。2022年短篇小说，不能称为丰年，因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既往年份大致相似；也不能叫作歉年，稳固的文学体制和报刊机制，支撑着它的生存与生产；似可唤作平年，依然有众多作家在坚持短篇小说写作，并不时有佳作乃至精品、力作涌现。笔者跟踪短篇小说16年，每年浏览数百个作品，细读数十篇选文，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属平庸、稚嫩之作，大约百分之二十不到是为较好、优秀之作。平庸之作代表了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状态，优秀之作标志着短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高度。这样的态势已有多年。2022年的短篇小说依然如是。还是那句老话：只有高原不见高峰。

当下短篇小说乃至整个小说创作存在哪些问题呢？这是一个复杂难断、言人人殊的问题。笔者以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哲学意识匮乏。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的、物质的、科技的现代社会，作家同普通人一样，已很难跳出现实的“围城”，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去观照社会人生了。而哲学是对世界和社会基本规律与关系的宏观洞察。当作家只能看到形而下的生活，看不到形而上的哲理的时候，他的创作必然是狭隘、平庸、琐碎的。二是小说表现方法与叙述方式的固化。新时期以降的小说创作已走过四十余年，逐渐形成一套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模式，无论是取法西方文学，还是继承中国文学，似乎都已演练多遍，成为套路，再难以找到新的路径。这些都制约、阻碍着短篇小说的突破和發展。而短篇小说现状又影响着中篇、长篇小说的前行。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笔者看到了2022年短篇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乃至危机，看到了部分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与建构。

深入时代的精神深处

鲁迅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论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关于文学的特质与功用，可以有许多种阐述，但鲁迅却连用两个“国民精神”和“火光”“灯火”来概括、形容，彰显了鲁迅的深邃与敏锐。他用短篇、中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也启迪着我们重新思考小说的本质和作用。

哲学中的物质、现实与精神的关系，是哲学中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如是说：“精神能够超越什么？这不是秘密，很明显，只有物质可以超越，但如何证明对物质的超越，却是个问题。超越物质并非贬低或拒斥物质，因为超越物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存在变得贫乏或失去生机。无论什么样的精神都不能是对存在的否定，存在的意图就是生生不息（此乃《周易》之要义），这是一切问题、一切行为、一切选择的前提。因此，精神的超越性仅仅在于超越自身的物质存在，而不是超越世界，不是超越他人的物质存在。”2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中长篇，自然是要描写物质、现实世界的，且越充分、越细微越好，所谓文学用形象来反映世界。但作家决不能固守、停滞在形而下世界的外部与形态上，他需要超越、升华，最终抵达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正如当代文论家杜书瀛说的：“文学艺术，虽不把人们的物质生活现象排斥在自己的对象范围之外，但却是以人的精神生活现象为重点。……文学创作的对象从来都是以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为核心内容的。”3当下的短篇小说包括中长篇小说，为什么精神性严重流失呢？似有两个根源，一个是现代社会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展，形成了对人的“异化”，人被物役，人的主体性被动摇、解构。西方现代文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而中国作家多数还停留在物质的困扰中。另一个是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分倡导，导致了作家对物质、对现实的沉迷，淡忘了对时代精神、国民精神的探索与把握。在浩瀚、纷繁的世界中，既有一个看得见的“物”的世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神”的世界，作家的使命其实就在从“物”进而抵达“神”的。

2022年的短篇小说，有少数篇章发掘、表现了国民精神正面的、积极的元素。精神是人的一种意识和意志活动，无数的个人精神构成了丰富的国民精神，而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而国民精神中又有正面的、积极的和负面的、消极的两种形态。鲁迅曾经把民族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正面品格给以歌颂，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这里首先要论及李云《去老塘》，这是一篇逼真、沉重、悲壮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用鲜活、刚劲的笔触，描绘了煤矿深井下险象环生的生产环境与艰苦卓绝的挖煤劳动，书写了一群质朴刚毅而又率真世俗的煤矿工人形象，特别是塑造了一位沉稳、果敢、仁厚、高尚的英雄式矿工班长形象：杜海泉。对于这样一位人物，作家本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刻画，但却聚焦在他内心的不安、悔恨上。一年前V号老塘突然冒顶，老工人石斗、方大刚被压在巨石下，他等到冒顶结束带领工人去抢救，两位老矿工已不幸牺牲，使方大刚的儿子竹笋对他产生误解，认为他救援不及时，并常常让他难堪。其实他的决断没错，矿上技术员也认为是正确的，但在他的内心却刻下了隐痛、悔恨。表现了班长与矿工的兄弟感情，对生命的珍视与敬仰。特别是在遇难矿工一周年之际，他与两位矿工的儿子前后来到危险的老塘祭奠，面对突发的透水事故，他潜游到水下拼命打开风门，自己被洪水卷走，两个年轻矿工得救，更表现了他临危不惧、将功补过、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他用行动救赎了自己的灵魂，走完了一个英雄的历程。人物性格坚实，作品情节动人，抵达了一群矿工与一位英雄的精神世界。青年作家汤成难，一位有个性、有才情的后起之秀，她特别重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向往。《蓝色冰河》写的是高原藏民的生活，我们很难想象，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今天，还有那么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偏远的原始村落。小说中的索朗老人和七岁孙子多吉，达瓦父亲和儿子达瓦，一行四人前往县城，两个孩子要上福利学校，竟要徒步穿过峡谷、冰川、大河、峭壁，行走十多天；风餐露宿，克服种种困难、危险，甚至要冒生命的风险，才能到达县城的学校。支撑他们的是后代能够走出大山，“过上好日子”；两个孩子最切近的愿望，是弄清“非洲”“蓝色闪蝶”“同学”是什么意思。他们颈上有念珠，心里有佛祖；他们愿望微薄，精神强大！郭雪波《库伦河上的冰雕》写的是蒙古族民众的生活，那位“爱幻想爱做梦”的八岁的阿木，他在冰河上、草原上寻寻觅觅。天边火红的晚霞，象征了一种跃动的生命；遥远的和圣塔亚，代表了一种温暖、圣洁；而冻成冰雕的老爷爷，是慈祥、关爱的化身。这些都成为滋养、温暖、引导他成长的巨大力量。一些少数民族民众生存在不发达地区，但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精神的追求，却是那样坚定、执着。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民族精神中最珍贵的一部分。陆颖墨《竹楼海》，写南沙海岛边疆战士老乔与李冬冬同一只海鸥的故事，鸟与人和谐相依，人与鸟搏击风浪，凸显了边防战士爱鸟爱岛爱国的可贵精神。张策《太阳移过山顶》，写寻找英雄女民警韩俐照片的故事，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工厂工人们的献身精神，对后代儿女人生命运与情感精神的深刻影响与改变。劳马《仙人居》，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退休后的“乡愁”情感与报效乡梓的赤子情怀。作家们表现的这些人物的时代精神，都是让人怦然心动的。

2022年的短篇小说，少数篇章敏锐地捕捉、表现了自然、社会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意识、精神脉动。王祥夫是一位出色的短篇小说作家，每年都会有數篇精品力作问世。《明年没有夏天怎么办》，描述汤加火山爆发，日本富士山活跃的背景下，晋北城市一个家庭的恐慌情景。妻子在不停地购物储物，丈夫孟冬在小区居民会上献计打深井，城里的人都忧心忡忡，担心明年火山灰笼罩地球，造成没有夏天、断电断水的悲惨情景。小说写得朴素自然、散散淡淡，但构思精心、情节突兀，又运用重复、夸张、幽默的笔法，一点一点呈现出现代人在灾难频发时代的恐慌感。作家另一篇《蕾丝王珍珠》，刻画一位大龄女工王珍珠，男朋友去世后的情感、精神、生存，表现了她对爱人、爱情的忠贞，作家写的不是当下人物的精神动向，而是一个普通人永恒的精神品格。2020—2022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无疑是一个空前的重大自然、社会事件。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虽有所表现，但远远不够。东西《飞来飞去》是为一篇力作。小说描述新冠疫情背景下，一位美籍华裔大学教授，因了母亲的生病与去世，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人与人乃至亲人之间的隔阂、矛盾乃至冲突。不同的抗疫观念与方法，不同的地缘政治，打破了中美文化的尊重、共处格局，迅速演变为两种文化的分割、对立状态。主人公姚简，本来在两种文化中已如鱼得水，但现在却被划入了敌对的西方文化中，认为他苛刻、寡情，甚至拔掉氧气管害死母亲，受到族人的声讨。他在疫情中、在两种文化中，痛苦、自省、深思，探寻着生存与精神的出路。林森《夜曲破空》，同样写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人郑飞封控家中无所事事，带着妻子儿子回老家镇里过春节，所遇到的农民老徐寻找失踪儿子的故事。这位老徐命运多舛，儿子上学精神失常、失踪多年，妻子生病去世。他不管疫情的到处蔓延，不管镇里的严密封控，走遍整个海南岛寻找儿子，寻找成为他的“使命”，表现了底层民众对自然灾难、人生灾难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现在，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还在延续，它与自然、环境、地球、人类的复杂关系，亟待文学去研究、表现。特别是2022年初冬，疫情下的各种社会问题、矛盾集中爆发，人们的情感、精神、意志处于一种极为复杂、躁动的状态，中国作家有责任写出疫情下的社会、人生情状，写出各种人物的心理、精神走向。

2022年的短篇小说，有些作品不仅揭示了当下社会的问题、矛盾，同时剖析了国民精神中负面、消极的一面。一百年前，鲁迅用他的如椽之笔，剖析了国民精神中的劣根性，用短篇、中篇小说，批判了愚昧麻木、自欺欺人、欺软怕硬、窝里内斗、精神胜利、奴性意识，等等，他说要在《阿Q正传》中“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今天，时代不同了，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有些依然存在，有些出现变种，有些则是新生的“毒苗”。田原也《漏网之妤》，写无辜女子张书妤，因租房曾住过欠债人，引来讨债的暴徒，传到网上又引来了网民洪水般的造谣、中伤、威胁。她悲痛地发问：“怎么都是吃人血馒头的骗子”？一些网民的愚昧、残暴、看客心理展示得淋漓尽致。温亚军《别人的天堂》，写现代人的情感、精神困境，全职太太庄晓晓，百无聊赖与昔日同学有了婚外情，走到了夫妻离婚的边缘。物质富足、精神贫乏成为今天众多青年男女的精神通病。朱山坡《闪电击中自由女神》，写改革开放几十年，二代人中四个男人与三个女人，发生的恩怨情仇、分分合合。其中有老一代与新一代，男人与女人，正义与邪恶的对峙、博弈。故事错综复杂，事件扑朔迷离，作家力图抓住人物的心理、精神轨迹。但由于情节、人物的纠缠不清，使作家很难聚焦在人物的内在世界上，削弱了作品应有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洞悉生存的形而上之道

哲理性或哲学意味，并不是对小说的普遍、硬性的要求。但富有哲理性的小说，一定是一种高层次的小说，反映出作家“超凡脱俗”的感悟能力。小说的精神性，表现的是作家对人的、国民的、时代的精神性的把握；小说的哲理性，表现的则是作家对社会、人生、世界的形而上奥秘、规律的洞悉。后者更有理性特征。文论家顾祖钊指出：“所谓‘哲学意味，应当先从‘哲学来理解。哲学是人对宇宙人生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与概括，它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抽象的。‘意味则是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感知因素，它属于形而下的层次，是具象的。二者通过形象引发的联想在深层意蕴中的有机的结合，便是我们所说的哲学意味。”1他把文本的思想意蕴分成三个层次，依次为历史内容、哲学意味、审美情韵。由此可见哲学意味的重要。新时期文学以来的许多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韩少功、矫健等，都创作有优秀的哲理小说，且大抵为短篇小说，显示了他们的哲学修养和理性洞察力，但新世纪以来这样的作家已然不多。

罗素启迪人们：“像上帝那样去看。”人的观看、观察笼统划分有两种，一种是“以道观之”，即用超越个人、现实的观点观照一切，另一种是“以物观之”，即用个体的、事物的观点观察事物。“以道观之”即是“像上帝那样去看”。2022年蒋一谈的科幻小说引人瞩目。他是一位具有经典意味的短篇小说作家，但2022年华丽转身开启了科幻短篇小说创作，连续推出多篇作品。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在故事情节与叙述方法上自成体系。蒋一谈把纯文学的思想艺术元素融入科幻小说，提升了其品位。他在这类作品中，努力用“上帝之眼”，去观察人与现实、世界，人与人、机器人等各种关系，发掘着生存的奥秘与真谛。《月球之眼》写地球人阿部在月球上搞科研种蔬菜，他与月球机器人图图之间的有趣故事。人在死寂的月球上生活、科研，罹患抑郁症，地球上的家庭也解体了；而人造的月球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向往地球上的人间，但当“他”到达地球看到美丽的月亮时，又决然地跳海自杀了。小说颇有钱锺书《围城》的寓意，揭示了人类荒诞而尴尬的生存处境，机器人同样难以逃脱。《浮空》可谓《月亮之眼》的姐妹篇，写的是禅师、禅院，机器人、工程师的故事情节。禅院主持一灯，害死师兄一禅，逼走师傅慧然法师，又嫉妒机器人一然的聪慧。而机器人依然虚心学禅，勤勉劳作，参加赛事获奖，揭露师兄恶行，最后成为禅院的住持。而一然禅师背后的操纵者是工程师鲁格。鲁格操纵着住持，吞并了禅院。当鲁格雄心勃勃实施月球参禅、旅游活动时，已具有了人的思维的一然，却跳下飞船，留在了月球，说：“我不喜欢人类的禅院，也不喜欢人类的机器人工厂，我不想回地球了……”小说尖锐地揭示了人的自私、贪婪、权欲，人制造机器人又被机器人背叛的悲剧事实。《2049》写的是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AI与人类互相合作又互相监控，互相依存又互相禁锢的可怕情景。《说文解字》写的是孤独老人与保安机器人的微妙关系，人的孤寂、无助，机器人的学习、人化。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机、人际关系，未来的发展喜忧参半，蒋一谈打开了一个新的题材和主题领域，充满了想象、智慧、哲理。

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写的也是人与机器人的关系，讲述了“我”带着美女机器人云兮回到老家农村，发生的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是一篇喜剧小说，表现了农村青年找对象难的社会问题。荆歌的《草原星》，描写城市年轻人，呆坐在楼房阳台上看星星、等飞碟，开赴草原晚上看星星、望银河。不管是那位祖先是天文学家的王晓明，还是父亲失踪多年的柳琳琳，他们生活在油盐柴米、悲欢离合的现实中，但并没有放弃展望未来，仰望星空的精神信念。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已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生存和精神追求。

昆德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这里的“存在”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是一个关涉到人和世界的本質规律的范畴，哲学家认为是一个永恒的谜。2022年的短篇小说，有些作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从中感悟、提炼那种哲理性问题，它虽不是一些恒久、重大的问题，但仍然是超越性的，具有形而上特征。张惠雯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上勤奋耕耘，颇有实绩。《黑鸟》讲述了一位中国女子与美国男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其中蕴含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与分裂。五十多岁的中国女子瑞秋，终于找到一位性格稳定持久的美国男子格利克，在一个小岛上买下一处房院，装修一新准备安度晚年。但他们最终发生矛盾、各奔东西。冲突的触发点就在情感与金钱的不能调和上。女子重感情、重家庭，男子重理性、重契约，在买房、装修、购物、请客上，特别是房产证的署名上，女子理解、忍让，但最终难以调和而分道扬镳。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传统的东西，物质对它有着制约、支配的作用；但很多情况下，它又控制、主宰着人的物质、现实生活。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是哲理性的。王手《健美者说》叙述了“我”三十多年练健美的故事，从追求力量、实用，到为了好看、健身，到体验快乐、修身修心，是一个不断从肉体向精神向生命的升华过程。情节饶有趣味，主题新颖独特。如果作家能弱化情节描写，突出对人的精神、生命的表现，小说会更精彩、深邃。

爱情、婚姻是一个常写常新、内涵无限的题材领域。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已经从着重描写人的感情、欲望，转向了人的理性、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具有了某种哲理内涵。乔叶《无疾而终》，写两位走向中年的城市人“她”和“他”，一场持久的婚外情的“无疾而终”。他们不断幽会上床，爱得不浓不淡。但终于有一天“她”开始了对二人关系的思考，直白说就是对性与钱的反思。“她”认为“他”爱“她”，就应该在物质、金钱上有所表现，这样才能体现一种真爱；而“他”认为两情相悦夹杂了钱就不再纯粹，岂不等于妓女卖身一样？性掺入了钱，爱就不再干净，性中没有钱，爱就丧失了基础。性、爱、钱，三者关系变得暧昧而复杂。横行胭脂《离婚吧，霍先生》，则表现了文化、学术对知识分子情商、精神的“异化”。霍无限与魏璎珞都是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献身学术。但霍成为书呆子，凡事只从理性角度思考，因与魏哲学观点不同就闹着离婚；沉浸学术研究淡忘了夫妻感情。而魏期望得到丈夫的爱和性，百般努力，忍着病痛，结果丈夫又与自己的研究生公然同居。魏愤怒地喊出：“离婚吧，霍先生。”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表面光鲜、岸然，但却深受文化、学术的伤害，变得呆板、冷漠，连起码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也难以应对了。文化、学术成为知识分子的“异化”力量。夏鲁平《遥远的筒子楼》，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呈现了知识分子住筒子楼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追求。罗志贤、“我”父亲，这些保密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文革”时住在狭窄、混乱的筒子楼里，显出他们世俗、卑微、窘迫的一面；但他们却肩负着神秘、尖端的科研任务，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困难时期生活中的苟安、犯错，成为他们心中的暗伤，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直至晚年。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两极现象。纷繁的社会、人生中，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哲理，作家洞察、把握住了这些哲理，就可以使自己的创作进入一种新的境界。

在现实、现代与表现之间

小说创作方法今天已成为“冰点”问题。文学理论教程中基本取消，文论界也似乎避而不谈。但创作方法作为一种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总则与路向，它始终在支配、制约着每个作家、每篇作品的写作。《文学理论基础》中认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在如何看待生活，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塑造形象等一系列方法步骤上，各人所持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是不相同的，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等。”1一个时代的创作方法，只有多元共存、竞争的态势下，才能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发展。而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强调现实主义，很少谈其他主义，不仅使多样的创作方法得不到成长，现实主义自身的壮大也受到了限制。笔者最近研读“五四”新文学史料与作品，深切感到那一时代的文学所以汹涌澎湃，重要原因就是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而在现代主义方法中，又包含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荒诞主义、意识流等；表现主义是现代主义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创作方法，但更是一种创作思潮和技法。它特别强调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实现，主张充分展现作家的感觉、感情、思想、精神等。每一种创作方法都可以汲纳、运用表现主义方法和技法。新时期文学回归“五四”新文学传统，同样倡导创作方法的改革开放，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性上有全新的探索与突破，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表现主义思想与方法，今天我们需要重温表现主义文学理论。

2022年的短篇小说，现实主义显示了它的不断成熟与精进。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这是毋庸怀疑的。潘向黎是一位富有才情、潜力的短篇小说作家，尽管也出版有长篇小说。她写上海风情、美食，写上海的知识分子、白领青年，现实主义写法炉火纯青，已成为她鲜明的创作标识。《兰亭惠》写的是退休知识分子顾新铭、汪雅君夫妻俩，邀请被儿子顾轻舟甩了的女孩司马笑鸥吃饭。在故事的展开、演进中，显示了老一代与青一代人不同的婚恋观，老夫妻俩对女孩的喜欢、抱愧、关爱，女孩的悲伤、感动、自尊。精美的菜肴，成为调节、推进故事情节的重要因素。三个上海人性格的细腻、内敛，修养的丰富、高雅，写得精深入微。《觅食记》写的是年轻白领苏允沛和王力勉，在“粒粒米”餐厅邂逅，因都有“面盲症”，误当昔日同学相认，将错就错成为“饭搭子”，在日复一日的吃饭中相熟、互慰，最后终于走到一起。他们都是打工仔，来自外地，有文化，受到上海文化的熏陶，因而变得文雅、理性、低调。他们的务实独立、进取精神，体现了上海的文化精神。笔者欣赏这些短篇小说，但又隐隐觉得，这些作品有一种陈旧的情调，不仅环境、人物黯淡，而且创作方法守旧。回到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没有错，但如果不汲取一点新的观念与方法，作品会不会偏离时代精神、疏离读者审美呢？潘向黎的新作似乎没有超越她的旧作。

现实主义创作，适当借鉴其他创作方法，就会呈现新的面貌和特质。凡一平《上岭产婆》，是一篇描写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之作。上岭村的接产婆韦美琴，只因自己临盆难产，夫家保大人舍孩子，她感激夫家决然离婚、再未嫁人，成为一位乡村接产婆，四十年接生孩子无数，在山崖上画下一道道表示生和死的横杠竖杠。当她临终时，她洗漱干净，留下欠账，悄然逝去，众多的乡亲们来祭拜她，特别是由她接生的那些汉子们，哭喊着“妈妈”。小说的笔法无疑是写实的，但在情节选择和氛围营造中，又不留痕迹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耸立起一个清爽俊气、一生行善、自尊自爱的母亲形象。海勒根那《呼伦贝尔牧歌》，写一位年轻牧民与草原姑娘的曲折爱情，第一书记的热心牵线，使二人破镜重圆。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壮阔、美丽的大草原，给写实的故事平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其实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手法的借鉴，并不需要刻意地施展，典型情节的选择，自然环境的渲染，作家感情、思想、精神的抒发，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景来，进而丰富和提升现实主义小说的品格。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主义，是20世纪最初二十多年间，以德国为中心并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著名外国文学专家袁可嘉评价说：“各个文学领域的表现主义者虽然也各有特点，但又具有一些基本类似的倾向和共同手法：他们不重视对外在的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而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物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某些共性的抽象和象征；他们经常采用内心独白、梦景、假面具、潜台词等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1 概而言之，表现主义方法和手法，重视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重视的是作家主体，而不是所表现的客体。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用，现代主义小说也可以用。

残雪是一位新时期文学以来矢志不移坚持现代主义写法的作家，另一位应该是吕新。但可以发现，残雪近年来的短篇小说，情节、环境、人物等多了写实成分，但思想意蕴依然是深奥的、现代的。《蛤蟆村》是一篇现代派小说力作，作品描绘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我”——金八，被父亲的朋友送到外地一个贫民区，住一间黑屋子里，在煤炭公司当拉煤工。这暗示着“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子女的处境。这与作家青年时的遭遇相似。这位知青感受着生存环境的贫穷、静默、阴森。这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性环境。他跟着神秘的黑孩去寻找银河系，高压环境下依然有青年海阔天空的想象。他观看杂技表演却是一位老人的“徒手斩龙”以及众人的打斗。足见那时文化的贫乏与内斗的荒唐。帮过“我”的父亲的朋友半夜来看“我”，我们谈论“明净的天空”，还有妈妈教唱的儿歌，“我”在梦中恍惚看到耀眼的流星雨，感受到天地旋转。“文革”并不能锁住人们的暗地来往，锁不住人们的理想向往。这种解读未必吻合作家的初心，但确可以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联想、重构。作家运用象征主义、荒诞主义，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昏暗、荒唐。用表现主义抒发了自己的感觉、心理、幻觉、意识流等精神活动。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有机融合，可以形成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方法被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曹军庆《舞台》，描述一位普通教师彭乙夫，只因身有隐疾，做了一些不被人理解的事，便被学校强行病退。他为了生存做过各种各样的杂活，却很不成功。他突发奇想为自拉自唱者去伴舞，男扮女装，尽情表演，想不到竟成为全市的网红，备受追捧。正当他满怀信心筹划去商演、去赚钱时，街道办却派他的弟弟设计劫走了他，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这一故事本身就是写实的，但又极富荒诞性，作家很好地利用了其荒诞性，深刻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人的隐私的窥视、严苛，小人物生存的压抑、艰难。范小青《看见》，用喜剧的方式写荒诞，荒诞中蕴含着社会人生哲理。公司职员艾可有学霸的脑子，但却长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在他没有做近视手术之前，他眼中的世界是朦胧的、美好的。他与大家和谐相处。但在手术之后，他看得清楚、工作认真，他反而觉得世界是错位的，人心是叵测的，屡受人们责备、领导批评。在真实的也是荒诞的描写中，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复杂、微妙，以及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

创作方法说到底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法，最关键的还是作家的主体意识、思想境界。最本色的现实主义同样可以写出浓浓的诗意来。韩东《诗会》是一篇“有原型的，有原始事件”的纪实小说，描述记者晓华所经历的母亲去世与殡仪馆举行诗歌朗诵会的全过程。语言平实、简洁、蕴藉，但却烘托出一个儿子在母亲去世前后的悲伤感情，诗人们对一个平凡而坚强的母亲的真诚礼赞。写实的、诗意的、表现的尽在其中。

叙述形式与手法的变革

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形式、手法与语言方面，已然十分成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叙述学引进中国，形成一个持久的叙述学特别是小说叙述学的热潮，引起了很多作家的兴趣和借鉴，并广泛使用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过去对小说的认识，总是局限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模式中，西方叙述学打破了这种模式。它把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看作一个整体，从作家叙述的角度、构成、语言等层面观照文本，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创作理论。正如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说的：“小说的叙事学所要加以把握的主要对象，是小说世界中的敘事结构与体系，其目的是揭开支配着小说叙事艺术的各种因素与奥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具体的叙事法则与规律。”1譬如小说的叙述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 、叙事修辞等。小说叙述学的实践，使小说的面貌与品格有了很大提升。

有些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写法，但在叙述形式与语言上进行了多方探索，同时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表现方法，使小说变得丰满而多姿。刘庆邦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几十年来持之以恒，为读者奉献着他源源不断的艺术精品。《挂在墙上的弦子》写的是农民工潘明华与曲胡——弦子的故事，他酷爱民间的曲胡，外出打工就只能挂在家里的墙上。妻子与女儿思念他，曲胡成为她们的家常话题。当他春节放假回来，右手却失掉了两根半手指，他依然给妻女拉着曲胡。这是一个既温暖又悲伤的底层民众故事。作家借用了浪漫主义手法，给曲胡赋予了灵性与生命；汲纳了意识流手法，表现妻子在曲胡声中心游万仞。特别是在叙述语言上，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自由转换、行云流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梧桐风》写的是煤矿工人生活以及两位年轻人的交往与爱情，表现了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美好品格。秋雨、梧桐、老人、青年，在如歌如诉的叙述语言中，创造出一派诗情画意风景来。草白《茶树王》同样是2022年的短篇佳制。作品以摄影师“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我”前往布朗山给一位老茶人拍照片、寻找茶树王的故事情节。茶山的浩瀚、葱茏、神奇；老茶人宋易安年轻时的打虎壮举、如今的苍老、木讷；茶树王的神秘、难寻、巍然；特别是写“我”在大自然中的震动、净化，对世事、人生的沉吟、领悟；夹叙夹议中有抒情、议论，还有意识流、梦境、内心独白，形成了一种协奏曲般的叙述形态与格调，凸显了老茶人、茶树王的象征形象，在二者身上凝聚了自然、宇宙的精气神。

“元小说”叙事“被称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其主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进行反思和创作，关于自身的虚构本质和创作过程，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超小说等等”。2这种叙事形式兴起于新时期文学，当下依然有作家在运用。钟求是的短篇小说扎实而丰满，《比时间更久》写一位生命将终的老父亲周文振，费尽周折改名字的故事。文本有“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的是老教师周文振为人师表的历史和他深藏的年轻时的恋情。后一部分写的是儿子“我”寻找父亲当年恋人婵老师的过程。整个文本凸显了一位传统教师外表的“温而厉”和内心的“柔与情”，老教师的隐情不仅没有削弱了形象，反而丰富了这一形象。前一部分是作家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后一部分是作家不期而遇的真实见闻。小说与现实无端“对接”，是作家的奇思妙想。裘山山的短篇小说灵动而有趣。《事情不是这样的》写作家“我”在《红围巾》中描述的军人爱情的由来，与若干年后寻找西藏老兵的情节。“我”的小说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而廖老兵误把小说当成写自己，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小说改变、丰富了生活原型，而生活的真实又校正、补充着小说创作。二者的关系竟是如此紧密、奇妙。李浩是“70后”中最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像是影子，像是其他》写的依然是家族系列小说，作品主人公是“我”“爷爷”。这位地下工作者、滨州区委副书记，负责党的财政工作，保管着一大笔经费，有许许多多残缺而神奇的传说。这无疑是爷爷的真实行状。但在奶奶、四叔、父亲的讲述中，爷爷变成了“痨病鬼”“不着家的”“换命人”等，爷爷被丑化、误解、神化。既像是真人，又像是影子。而“我”的小说就建立在这样既真实又虚幻的基础上，历史、传说建构着“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结构着历史、传说。这是对元小说的创造性运用，又借鉴了复调小说的写法。

叙述学中的人称、视角，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选择一种巧妙得当的叙述人称、视角，对于一篇小说至关重要。一般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稱三种叙述类型。当下短篇小说在叙述人称、视角设置上，已然十分成熟。第一、第二人称是使用最多的。在2022年的短篇小说中，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新。李约热《绝美之城》采用了第二人称叙述，小说中“你”是一位姓李的作家，由“你”的纪实小说，引出了案件当事人小栗、老楼，由“你”的家庭生活，引出了出国留学的女儿李曼。这些不同身份、命运的人，都在挣扎、寻找乃至赎罪，表现了现代人“似乎每个人都在颓败，颓败之中有烈火的蓬勃”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第三人称“他”替换第二人称“你”，就不会显得这样深切、激越。第二人称是一种奇特的人称叙述，但尝试者并不多。罗伟章《芦苇》选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这个“我”不是一个活的人，而是一个死者的灵魂。生者曾经是哲学专业高才生，曾经有过美好的爱情与家庭。但命运不济，只能在公司做一个小职员，妻子与公司老板上了床，卑微的生者一怒之下用仿真手枪打死了狗男女。当生者被抓捕实行枪毙后，灵魂久久不散，痛苦地回忆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由善变恶的历程。选择灵魂的叙述、自省，可以更自由、深切地表现“人”的感受、思考，强化小说的吸引力。

小说叙述学是一种宏阔精微的文学理论。西方叙述学自成体系，中国叙述学独具特色。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学成果丰硕，但这套理论与创作实践却有隔膜、脱节现象。学者的理论很难转化为作家的创作手段，作家对叙述学的汲纳还停留在粗浅、零碎的层面。只有理论与创作结合，批评家与作家的“结缘”，才能推进叙述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提升。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