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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对港澳台侨工作述论

2023-08-12欧阳湘

红广角 2023年3期
关键词:广交会

【摘 要】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不仅是中国扩大对港澳和东南亚出口的重要举措,而且有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的考虑。商展会通过商品展览与贸易洽谈、报刊宣传和纪念品发售,以及报告会、座谈会与参观招待等工作,取得良好的港澳和侨务工作成效,激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乐用国货、推销国货的热情,凝聚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提升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还有效回击了美国和国民党台湾当局勾连,在港澳和东南亚掀起的反共反华逆流。在商展会的基础上创新,广交会对港澳台侨工作形成特色鲜明的风格与长效机制。

【关键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商展会);港澳台侨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3-0086-14

港澳台侨工作是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的总称。当前,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相对独立。中央政府和多数地方政府曾分别设有管理机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不严格区分,统称“华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只设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处理港澳工作和侨务工作,对中国台湾地区民众的工作,也由中侨委负责。1956年至1957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简称“商展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会”,显示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反映了中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对外贸易的巨大胜利。在商展会的海外观众和采购商群体中,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占到90%以上。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和报刊史料,观察通过商展会开展的港澳台侨工作。

一、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由来

新中国举办商展会,有其港澳台侨工作之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一边倒”格局,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以港澳和东南亚为重点,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香港地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则是国家对外贸易的枢纽。当时的香港地区尚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且因社会制度差异等方面原因,中国政府无法在港开展工作。在广州举办商展会,邀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前来交易,是贯彻新中国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工作方针的战略举措。

(一)港澳台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严重依赖于香港和澳门之孔道。广州是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的前沿,也是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南大门”。除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北京直飞或乘坐苏联西伯利亚列车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都经广州取道港澳。但在当时,新中国的港澳台侨工作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是国民党台湾当局,面对争夺“两航”等在港機构和资产的失利,下定决心与中国政府争夺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1952年,台当局加强海外侨务工作,起用华侨出身或与华侨有关系人员搞侨务工作,派员访问海外华侨。其中,刘攻芸(福建闽侯人,曾任中央银行总裁)去新加坡、吴铁城(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去香港。吴铁城自7月到香港后,8月下旬派员到港拉拢厂商赴台参加“国货展览会”;台当局还通过各地反动侨团组织“观光团”,往台湾“观光”。10月21日,台当局召开“全球华侨事务大会”,出席代表以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居多。蒋介石到会,要求华侨与大陆切断经济联系,拒绝与大陆商业来往。1955年9月初,台当局召开“华侨文教会议”,宣言“促华侨文教工作者及海外青年,应提高警觉打击中共统战阴谋”。1956年10月下旬,台当局召开“华侨经济检讨会议”,蒋介石针对东南亚华侨所面临的困难,指示侨胞在海外的自处之道:扩清政治上的态度,坚决站在“反共救国”的鲜明旗帜下;与台湾在经济上打成一片,利用台湾的物资与经济发展海外贸易。蒋介石宣示台当局将对侨胞以服务为目的,筹设华侨经济交通服务处,为侨胞解决各项实际问题,希望侨胞能认清“反共抗暴”为目前唯一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是美西方,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清除了美国政府在华机构,美国无从对中国大陆产生直接影响。于是,香港美国新闻处把海外华人列为对华宣传计划的最重要群体,其次是港台华人,最后才是大陆居民。美国利用东南亚华侨问题遏制中国。“中共一般把海外华人看作一笔财富,因为:海外华人给他们大陆亲戚的汇款是外汇的来源之一;海外华人的财产是工业发展所需资本的潜在来源之一;海外华人可以被用以增进共产党中国与驻在国的贸易。”美国的反华活动与台湾当局的反共活动合流勾连,并发挥香港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首先,香港是观察新中国的窗口,能提供有关各种材料,用于对海外华侨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宣传活动;其次,使香港的所谓“自由式生活”与中国大陆的“集体式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再次,香港是各种反共组织的据点,部分东南亚国家不愿与台湾当局打交道,以香港为基地比较容易在东南亚地区展开反共活动。

美蒋合流勾连下的海外反华反共势力,以“华盛顿—香港—台北”为主轴。在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上做文章,炮制反共文学。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塑造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文化“正统”地位和政权合法性,把新中国定位为“异端”和苏联“傀儡”,将国共争端附会成“华夷之辨”,进而把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东南亚华人乃至整个华人圈的政治象征和中心。在香港工商界,中华总商会(华商总会)倾向于新中国,而中华厂商联合会则持亲台立场,台湾当局还罗致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侨胞赴台观光,均途经香港,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双方形成竞争态势。由于当时香港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与祖国内地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政府的许多工作无法在香港直接开展。通过在广州举办商展会,邀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前来参观、交易,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展会对港澳工作实践的基础

举办商展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展览会对港澳台侨工作实践的升级和扩展。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所办物资交流会、展览会都设出口部,主要面向港澳华商和海外侨商,为国家创收外汇,并开展对港澳台侨工作。例如,从1955年夏以来的一年中,广州就举办四批次的展览会。一是1955年夏季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基本解除港澳同胞怕硬性搭配、怕规格不符、怕不遵守合同等思想顾虑。港商表示多做买卖支持国家建设,不但在经济上有收获,而且在政治上的收获也不少,被公认是“对香港商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二是1955年秋季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调:广州毗邻港澳,面向海外华侨,要适应海外环境和华侨思想认识水平,加强海外宣傳工作。港澳同胞8.7万人和许多华侨参观“苏展”,7万多人参观出口展。三是1956年春季的捷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8万多人参观,多数做成生意。四是1956年夏季的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扩大了内外购销关系。每次展会“都有港澳工商界人士参加,而且一次比一次多”。

各种情况都说明,“港澳工商业者和祖国做生意的兴趣越来越高。同时也证明物资交流会是一种较好的贸易方式,也是受到港澳工商界欢迎的”。有港澳工商界人士曾表示:“觉得有遗憾之处,这就是以往的几次交流会都是地区性的,商品以广东为主,其他口岸也没有贸易代表来,使得贸易的谈判受到地区的局限。”这些展览会“通过有益的接触,大大地鼓舞了港澳同胞的爱国和交易的热情,也为进一步扩大华南地区与港澳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甫从武汉南下调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后兼广东省外贸局局长)注意到:这些规模不等的出口物资交流会或展览会,均创造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外汇。于是,他想“何不办个大的?”

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也有类似的想法。华润公司也举办了“出口商品陈列室”。如果说,广州的展览会是“地方版”商展会;香港的“陈列室”就是“迷你版”商展会。华润前身“联和行”,创办人杨廉安,又名杨琳,即秦邦礼(1908—1969),系博古(秦邦宪)的胞弟,早年在陈云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奉派到香港,开设联和行,作为党的秘密机构。1948年12月,联和行与其他在港机构合组为华润公司,1952年秋划归外贸部管理,是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于是,华润公司经常高朋满座。许多商人前来洽谈生意,要求看货。华润出口部在办公楼里挤出地方做了7个柜子陈列国内7个出口总公司送来的展品。这样,先看货、后签约,大大提高了出口工作效率。1955年秋,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决定在该公司开辟展室试办一次展览,获外贸部支持。华润向外贸部呈报的陈列方案强调“考虑到有爱国侨胞路过,为加强侨胞对祖国工业建设成就及前途的认识,酌配若干种小型机器或模型或图片”(附标注“非卖品”)。参与陈列的进出口公司有丝绸、土产出口、粮油、畜产、中进出、矿产、食品出口、五金进口,展品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展览于1956年元旦开幕,受到港澳和海外客商的欢迎。但能运到香港参展的商品毕竟有限,华润公司希望在内地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

(三)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定位

1956年春,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来广州办事,严亦峻和张平同时去看望他。舒自清早年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贸易活动,被誉为“红色外贸专家”,是华润公司首任总经理。三人在交谈中达成共识: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会。三个人代表了商展会(即后来的广交会)举办体制的“三驾马车”,大致分工如下:外贸部统筹全国外贸系统提供参展商品,广东省承担会务,华润公司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客商。1956年6月,外贸部在广州召集的对港澳贸易座谈会建议:为便于集中大量成交,可考虑在广州开一次全国性的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有计划地组织港澳或有往来关系的东南亚华侨商人前来洽谈交易,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严亦峻在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报告后,于1956年6月向外贸部提交申办报告。外贸部派副部长李哲人来广州调研。有关各方都赞同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李哲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可以宣传介绍我国的出口商品,并借机争取团结海外华商、侨商和东南亚各国商人”。同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批准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理由是:对外贸、外交和侨务等工作的开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此次商展会由外贸部、广东省筹办,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担任主任委员,中国贸促会主任冀朝鼎、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广州市副市长邓文钊,以及舒自清、严亦峻等为副主任委员,严亦峻兼秘书长。各省市外贸部门负责人参加筹委会。商展会以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主,对港澳台侨工作的目标定位明确:积极邀请港澳华洋商人、亚非地区的侨商和民族商人来我国参观交易,对象为港澳的华洋商人、亚非地区侨商及民族商人,估计港澳华商及侨商约占4/5,亚非地区民族商人及港澳洋商约1/5。组织港澳同胞3万~5万人回国参观。在展览会内设立“卖品部”,适当满足外商、侨商、港澳华商和港澳观众的零购要求。展览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为:“通过参观展览,积极展开侨务工作活动,团结侨胞为改进侨务工作制造更有利的条件。在展出期间并寻找机会与台湾建立和扩大一些贸易关系,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开展。”

商展会取得港澳台侨工作的预期效果。从1956年11月10日开幕,到1957年1月9日闭幕,商展会共接待观众1007118人,约分为三大群体:(1)五大洲50个国家和地区外宾1332人,除被邀请的292人外,其余多是政府外交商务官员、人民团体领袖和部分科学、文化、艺术、商业人员,也有部分游客;(2)港澳观众38355人(被邀请来的2274人)、海外华侨589人(被邀请来的170人);(3)国内一般观众965440人,各省、市有组织的外贸、合作、商业、工业系统干部技术人员1202人。有关部门总结经验认为,商展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很大收获,是吸引港澳同胞和华侨了解国内情况,扩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发展和平力量的良好方式。

二、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方式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时最大规模的展览会,也是最大规模的港澳台侨工作平台,商展会在此前物资交流会、展览展销会的实践基础上创新,形成运作灵活、手段多样,全过程、高效率的对港澳台侨工作模式,为后来广交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方式大致可分三大类型:

(一)商品展览与贸易洽谈

商展会的“主业”就是商品展览和贸易洽谈。首先,作为商品展览,着重介绍出口商品特别是新小商品的品种、性能、规格、用途等。全部展品157个大类、13142种、4.9万多件,分为工业品、纺织品、工艺品、食品和土特产品五个陈列馆,放置在100多个玻璃陈列柜中。工业品馆有中国自制的火车头和客货列车、解放牌汽车、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以及各种农业机械、矿山機械、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和日用百货。纺织品馆陈列棉、麻、毛织品和绸缎。工艺品馆陈列各地艺术品,食品馆展出1000多种精美食品,土特产馆展出大米、豆类、黄麻、花生和各种名贵药材、中药制剂。在商展会中负责向观众讲解展品的讲解员有300多人,以少女居多。她们受过良好的讲解训练,熟悉展品的产地、规格、质量以及性能等情况;用普通话和广州话向观众介绍展品,仪态得体。商展会闭幕后,有关部门还曾将部分展品运往香港展览,以满足未到场的香港同胞的参观需求。拟移港展品主要有:国产钢笔刻名机、44-13工业用缝纫机、汗绒布二用机、水果糖机及一些纺织零件(样本)。商展会结束后,设立常展出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商展会的展品,除工业馆中央大厅和各大广场的汽车和大型机器拆迁外,其余四个馆和工业馆两旁楼上楼下的展品大都保留了下来。空出的工业馆中央大厅,则陈列一批小型机器展品。陈列馆面积虽较原来商展会小,但陈列品的种类比商展会还多。陈列馆对陈列品的要求是:(1)展品须经常轮番更换展出,以便于出口商品的品种增加和品质、规格、性能等改进情况相适应。(2)展品陈列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3)样品零售间增加一些名贵、精巧的手工艺品出售,在陈列馆保存一定数量的商品宣传印刷品,供向外发送。(4)易损坏商品以模型代替,或以空装展出(如香烟及食品罐头用罐、糖果饼食用空盒等)。

其次,商展会的贸易洽谈和项目成交,对广大港澳同胞和侨胞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国家来说则是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商展会期间,外贸部联合全国各地外贸企业组成土产、杂品、食品、粮油、丝绸、畜产、茶叶、矿产、仪器、机械、运输机械、五金、化工医药共13个交易团参加交易。场内设有数十个交易洽谈室,采购商可以先看展品,后谈生意。场内有许多工作人员招待来宾,并分行分业介绍商人接洽买卖。这次展览会上,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同我国的贸易代表团做了6000笔交易,成交商品1000多种,金额在2000万英镑以上(约合5380万美元)。其中有88%是同亚洲和非洲地区商户成交的。成交的商品中,除了传统出口的土特产品、丝绸、茶叶和矿产品以外,还有150种新商品,如刨床、万能铣床、水泵、各种医药仪器、计算机、钮门机、各种锁类、各种烟丝和一些罐头的新品种等等;其中工作母机和动力机械等产品,第一次销到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9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美西方的封锁、禁运,应邀前来广州参加商展会的客商以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为主。港澳地区以华商为主,东南亚国家也以华侨华人为主,“民族商”极少。香港英文《德臣西报》专栏作家夏迁12月5日撰文透露:香港商人在广州商品展览会所做的生意,计逾1亿港元之多,这数目约占该展览会所做生意3/4。夏迁从广州返港后称,商展会在11月10日开幕后的最初20天内成交了1.6亿元港币,“其中大约有70%的合同是由香港商人所订定的”。这数据令人惊奇,因为他离开香港赴广州时,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预料港商订货数目只有1000万港元左右。澳门客商也踊跃赴广州参观并达成交易。如《大公报》报道,澳门第四批赴穗代表团,于12月4日出发,代表团33人,包括五金、建筑、木业、山货、酒米杂货、制衣等行业,团长莫冠来,副团长原辉,秘书曾厚光。据称,澳门第三批贸易代表团已于日前返澳,团员对赴穗参观商展并进行贸易非常满意,成交额逾100万元港币,其中成交最多的是蛋类和百货、茶叶、山货、成药、中药、粮杂等。据统计,澳门工商界到1956年12月初在穗成交400万以上港元的生意。

(二)报刊宣传与纪念品发售

商展会的宣传以香港为重点。1956年9月草拟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经济导报》各阶段报道提纲和专刊方案,于9月20日开始发布新闻报道。1956年11月7日,商展会筹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与会记者来自《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中国新闻社》《广东侨报》和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单位。在商展会筹备及展出期间,这些机构作追踪报道。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10篇专文,这在当时《人民日报》版面有限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商展会开幕前3篇:1956年9月22日的《我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将在广州举行》宣布,“我国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会,将于今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举行”,并介绍商展会的筹备情况;11月1日的《我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举行预展》,介绍预展和客户邀请、接待准备情况;11月9日的《即将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组成各种专业交易团》,介绍国内参展商情况。11月10日即商展会开幕当日的3篇文章是:第1版的社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写道,这是“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会”,并介绍商展会的内容、近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对外贸易政策,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第2版的《出口商品展览会今天在广州开幕 显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详细介绍商展会及各馆陈列商品的情况;第7版的《庆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介绍特色商品和商展会上交易洽谈的有关问题。展览进行中也有3篇:1956年11月12日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11月20日的《香港中外工商界人士盛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他们在参观的时候做了不少生意》;11月21日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已接待观众二十万人》,介绍港澳侨商和外商观感和重点商品的畅销情况。商展会结束后1篇:1957年1月13日的《我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闭幕 同外商达成二千万英镑的交易》,介绍商展会接待国内外观众情况、洽谈成交数据,以及部分港澳侨商和外商的观感、留言。此外,还有图片介绍商展会。

港澳媒体特别是进步报纸也有大量报道,其中香港《大公报》连续推出专刊和零散报道。主要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1)广州商展会与中国出口商品介绍。相对于《人民日报》等境内报纸,香港《大公报》报道更多,且着墨于港澳和海外客商关心的内容。例如,1956年10月8日的文章说,下月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是全国性的展览会,也是新中国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会”。其间,商展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古大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严亦峻和广州市公私合营进出口业董事长陈祖沛都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各大外贸公司也纷纷刊登商展会广告、公司广告或商品广告。

(2)港澳及外商赴穗参观交易情况。一是港澳中华总商会组织赴穗参观情形。1956年9月和10月,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两次致函港澳中华总商会,就港澳同胞回穗参观商展会并进行交易事宜进行洽商。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梁秩智代表赴穗接洽澳门工商界赴穗事宜,10月11日返回澳门后表示,任何商号都可直接和展览会进行贸易,留穗期间住宿将得到照顾和优待。香港中华总商会于10月24日召开常董会议,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华总商会办理赴穗参观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小组委员会”,推汤秉达为主任。该小组委员会于10月30日开始在中总大厦办公,代发商展会请帖。二是港澳工商界和各国客商准备或起程赴穗的消息。例如,《参观商展接洽生意 港商两日百余抵穗》1956-11-10(4);《广州华侨侨眷参观出口商展二千多人结队前往》1956-12-01(8);《看商展做生意港澳商人赴穗 澳中医一批定今日启程》1957-01-04(4)。三是参观与交易的注意事项或“攻略”。例如,《穗商展开幕在即深圳拱北设站迎宾派专人替中外商人办一切手续》1956-11-03(3);《澳港同胞回穗参观住宿参观手续如何出口商展会有关负责人答记者》1956-11-20(9);《在交易洽谈室里:记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一天交易》1956-11-22(9);《港澳同胞参观商展最好上午入场观众极拥挤领参观证时间更改限发参观证港澳观众不在此例》1956-11-24(9);《是这样进行交易的:记在广州商展会交易片段》1956-12-03(6);《出口商品经常展览出口商展会场改为临时陈列馆广州华侨大厦附近新建陈列馆欢迎外宾华侨港澳工商界参观》1957-02-14(3)。

(3)参观、交易情况与观感。1956年11月15日,前往广州参加商展会开幕典礼的工商界人士返港。《大公报》报道了港中总常务会董王宽诚、黄坚和林致诚关于参观商展会和交易的观感。港中总会长高卓雄在商展会开幕时致电祝贺。后来专程赴穗参观,回港后发表谈话。港中总副司库叶若林也多次谈观感。从广州参观商展会归来的港商和外商,多数有将观感发表在香港报纸上。

商展会及有关部门还发售了大量宣传品,包括印制纪念册、发行纪念邮票、明信片和制作纪念性物品,张贴或发放招贴画、展览馆简介和导游地图。这些宣传品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直接间接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以及贸易政策和港澳台侨政策。其中发放范围最广的是请帖。在香港,由中华总商会代发请帖,并附送由中国贸促会秘书长冀朝鼎签发的信函,介绍中国出口商品、工农业发展和商展会展馆、展品和交易团,以及住宿接待等情况。商展会张贴、发放3000多张招贴画,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激发观众特别是港澳同胞及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例如,台山县有一位华侨,看了商展会的招贴画后发动侨胞、侨眷来广州参观。台山县第12区的一个华侨文娱组领取商展会的招贴画后,回去编写商展会的话剧在乡演出宣传,进而影响归侨、侨眷以及相应地区的华侨。商展会纪念章,是在北京制作完成的。1956年11月20日从北京运到广州,开始赠给应邀参加展览会的国外商人、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以及到会参观的外国朋友。

(三)报告会、座谈会与参观、招待

这类活动与外事、侨务(港澳)工作相结合,尽地主之谊,做好接待服务工作。一方面通过接待服务让外宾满意,另一方面又通过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扩大商展会在港澳台侨同胞中的影响。

(1)正式场合的酒会、招待会、座谈会。商展会和后来的广交会,都举办大型开幕、闭幕酒会,宣传新中国平等互利的外贸政策。1956年11月10日,商展会举行开幕典礼,参加者包括港澳贸易代表团和其他国家工商业者和华侨客商及各交易团成员,其中香港来宾200人全部参加典礼。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致开幕词、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致欢迎词,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发表书面谈话,广州市市长朱光为大会剪彩。在招待酒会上,除领导讲话外,工商界人士也相互交流。据报道,叶若林、王宽诚、马万祺等人到处干杯、寒暄。1957年1月9日商展会闭幕,也有酒会招待港澳及海外来宾。商展会对港澳工商、文教界和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华侨等有组织的观众,分别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并将收集的国际市场情况、客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意见,向各省市介绍和研究。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题座谈会,通常有相关领导接见港澳和侨商代表,宣传党的外贸政策和港澳、侨务政策。例如,中国土产联合交易团多次在广州大同酒家举办座谈会。11月14日设宴招待香港南北行贸易代表团、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侨商人。交易团团长冯锦城致辞,商展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严亦峻讲话,南北行贸易代表团团长梁怀辉发言。11月17日中午和广东省侨委会副主任蚁美厚,联合宴请来自香港的泰国帮办庄贸易代表团和来自老挝、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侨商。蚁美厚、冯锦城和严亦峻先后致辞。这天晚上,省、市工商联又设宴欢迎。11月20日晚,欢宴香港、澳门山货及水草业商人90多人。商展会副主任舒自清和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黄永安、港商李毓宏相继讲话,期望未来有更密切的合作。

(2)非正式的接待服务与协助探亲会友、对口交流。贯彻通过接待扩大政治影响的方针,有关部门对商展会交通、通讯、饮食、卫生、商檢、海关、银行、讯问等工作人员进行礼貌与纪律方面的训练。一是沿途全程接待。商展会在从香港入境的深圳和从珠海入境的拱北两地设立接待站,迎接、招待应邀来穗的华侨商人、外国商人和港澳工商界人士。深圳接待站有休息室三处,拱北接待站有休息室两个。来宾入境后在站小憩时,招待人员替大家办好入境、兑换人民币、购买车票等手续,可为来宾减轻旅途劳顿。在交通方面采取特别措施。为方便香港同胞和经香港入境的客商,广深线火车11月2日起加班改点,53次快车上午7时自广州开行,10时30分到达深圳;下午返程;快车挂的全是软席客车。137次普通旅客列车上午8时38分自广州开出。139次普通旅客列车上午10时从广州开出。普通旅客列车挂硬座客车。其中137次/138次普客是广州铁路局为方便港澳同胞回来广州参观商展会而加开的。国营广州市汽车公司在商展会开幕日的11月10日正式成立。崭新的小汽车接待来穗参观商展会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宾。二是协助安排返乡探亲访友事宜。1月9日,香港大金山、新金山茶楼老板邓添偕刚从乡间到穗的妻子以及陪他到穗的儿子,参加闭幕晚会。参加晚会的印尼坤甸大益公司经理、华侨商人谢宁顺,则去了东北等地旅行,回过他的福建家乡,肯定福建的前途很大。三是促进同业交流。1956年12月初,澳门美术研究会一行12人,乘车赴穗参观商展会,并赴肇庆鼎湖写生。下旬,港澳教师一行220人回穗,参观商展会,并与广州同行联欢。1957年1月,香港工程学会会员17人抵穗,参观商展会及专上学校。广州方面在商展会结束后仍安排接待。商展会热情的接待工作,被香港亲国民党的右派报纸污蔑为对香港专业团体施行“请客”手段,一切旅费与酒店食宿,均免费招待,以争取好感。

(3)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招待。商展会从开幕日至闭幕时,每逢周二、四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内的露天电影场放映电影,有故事片、歌舞片、纪录片,有黑白片也有彩色片,还有现场艺术表演。基本上是娱乐片与宣传片搭配放映。在外宾比较集中的沙面也有电影放映,直到11月底因外宾数目日减且天气转冷而停止。1956年苏联电影周,自11月7日起,在中国20个大城市分两批举行,第一批参加的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大城市。广州为第一站,有十家影院参加电影周,放映六部苏联电影。11月12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日。很多港澳和海外知名人士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并参观商展会。11月13日晚,商展会放映纪录片《伟大的孙中山》《第一汽车厂》,还有一部故事片。其中,《伟大的孙中山》纪录片是新拍成的,13日上午才运到广州首映。商展会还招待集体参观及谈生意的港澳和海外商人,欣赏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著名粤剧《搜书院》,小提琴家马思聪的演奏会,观看印尼峇厘歌舞团的表演,以及国家足球队对战港穗联队的精彩足球赛。马师曾、红线女和马思聪在海外华人中知名度很高,港澳同胞和侨胞可以先睹为快,并交流观感。

三、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成效

在商展会的海外观众和采购商中,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占到90%以上。在国内参观群众中,也有众多归侨和侨眷。例如,1956年12月1日,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就约集了住在广州的归侨和侨眷2000多人,前往参观商展会。在此背景下,商展会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开展港澳工作和侨务工作,并有效回击美国和台湾当局勾连合流掀起的反共反华逆流。

(一)激励乐用国货推销国货的热情

正所谓“眼见为实”,商品陈列对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有直观的震撼效果。港中总常务董事黄坚说:“大会的商品既多又好,是要看过才能欣赏的。”印尼侨商张泉生在酒会上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好的展览会。虽然他以前在海外参观过两个展览会,却没有这次看到的那样丰富多彩。他说:“解放牌汽车我在东北看过了,可是,这个展览会内的无线电器材、照相器材,却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工艺品也很精巧。”香港和印尼华侨商人对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和纺织机械抱有很大的兴趣。印尼侨商陈水金和李彩春说,“我国的纺织机械和针织机械都很好”。

商展会展出的商品,多数是侨胞热爱的国货。华侨商人流露出经营祖国产品的极大兴趣和热忱。港商李景熙希望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回去参观这个展览会,争取做生意的机会。一位东南亚地区的侨商说:经营祖国产品对自己有利,同时能使祖国获得更多进口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能够加速祖国的建设,是爱国行动。而且祖国强大了对自己、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所以世界各地的侨商回来都愿意多做生意。港澳同胞和华侨商人在展览中看到祖国的新面貌,都很兴奋。纷纷表示要用实际的行动参加祖国建设,与国内各个联合交易团洽谈交易。许多华侨都极有兴趣经营祖国的商品。有一位东南亚华侨,甚至采办了一些白蜡等较难脱手的冷货去推销。通过商展会,有关部门获得第一手的海外市场调查情报,了解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国货的需求,以及当时的国际市场行情。据此,有关部门及时调整销售计划,并指导生产。例如,国产收音机在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一位居住在泰国乡村的华侨,曾跑了数十里路到曼谷去买国产收音机。一位泰国侨商在上海参观时看到新出品的东方红收音机,即委托广州的商行代购一批。其中五〇四型无灯收音机性能良好,有耐热和防潮性能,适宜于亚非热带地区的环境,而且价钱便宜。有侨胞在商展会上反映,许多华侨宁愿把原有的收音机卖掉,换回祖国产品。“红星”牌收音机上的丝织祖国风景画,尤为海外华侨所喜爱。商展会准备了相当数量的收音机,满足了广大侨胞的要求。国产仪器在国外已经受到重视。例如,缅甸的谷米业工会试验了我国的粮谷水分快速测定器后,很为满意。有侨胞在商展会上反映一件中国金笔与“派克”笔竞争的趣事。在东南亚,华侨子弟不久前把原有的派克笔从衣襟上摘下来,换上新买来的中国金笔。美国派克笔代理商认为是“严重的威胁”,借口中国金笔箭式笔夹是模仿他们的,企图破坏英雄金笔的销售,华侨一致表示“如果你要来干涉我们,那我们对你的派X笔以后就概不经手了”。派克笔代理商被迫停止干涉。

新中国贯彻平等互利的外贸政策,切实保障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利益。商展会各交易团提出的商品价格大都是公平合理的。有的价格甚至令买方认为过低而自动提高购买价。例如,香港一个商号在向杂品交易团购买一种商品时,就曾主动将卖方开出的售价提高3%作为自己的购进价。一位在香港做西药生意的朋友说,想办二万桶铁钉和一批白报纸转销往泰国。他临走时,对方还送了一些国产纸张样本供他参考。由于港澳华商和海外侨商积极交易,商展会很多商品出现售卖一空的现象。1957年1月9日返回香港的两名印尼商人拟定购白布、士敏土铁器、扩音器等,但展览会方面人员称,此等物品所有今年出产均已卖光。对此,香港右派报纸渲染:两位印尼商人“空手而回”。展览会中虽有不少物品,但实际上只有小部分能供输出,其余多为“宣传工具”。

(二)增进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

参观过该展览会的侨胞,看到祖国丰富的物产和几年来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工业产品精致优良,都感到非常兴奋,无形中受到熏陶、教育。香港中建公司和南华金属玩具厂的经理黄佩球,冒雨参观解放牌汽车,在汽车旁兜了好几圈,一下俯身看车架,一下攀登上车内驾驶室。他没带雨具,但他不管雨淋,一股劲儿地看汽车,在雨中对人说:“看到祖国自己制造的汽车,真使我太感动了,这是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剛在东北参观过大连机车的潘范菴,带着郭宜兴等一行数十人,在东广场走廊上,冒雨参观国产火车。潘范菴还当起临时讲解员,讲述国产机车的性能。一位在香港做西药生意的朋友看到五部新出现的解放牌货车,多次用手抚摸发亮的车皮,爱不释手。由于观众的热情抚摩,商展会的汽车、火车和先进设备突出部位,出现了明显的“包浆”。

商展会有许多展品是中国过去要靠进口现在可出口的商品。港中总副司库叶若林说:“我国的机器特别是我国过去靠进口而现在可以出口的织造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国家发展前途无限。”港商汪福标说:“我从来看到汽车上刻的都是外国的文字,今天第一次看到刻着中国字的自制汽车了。”澳门代表团副团长姚景槐参观后,感到祖国的进步一日千里,内心充满了自豪感。港商黄坚说: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规模非常宏大,“大会的商品既多又好,是要看过才能欣赏的,国产品坚实美观,如火车头、汽车就是一例”。港中总会长高卓雄说:展览会非常宏伟,展品琳琅满目,“使我看到了我国出口商品种类多,质量佳,觉得我国在几年内的成就真大”。港澳中医回穗观光团32人回穗参观商展会后,认识到政府对祖国医药遗产的重视和对中医的关怀。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商展会有一种自豪感。印尼侨商谢宁顺说:“展览会说得上十全十美。”叶若林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可与其他国际展览会媲美。”香港和东南亚的许多商人都表示,希望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这样的展览会。

参观商展会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普遍增进了爱国情绪和中华民族自豪感、认同感。一位已半身瘫痪的老华侨说,“参观后死而无怨”,并准备在广州华侨新村购买住房一栋。美洲、缅甸等地华侨表示,“返回后一定把祖国的建设成就告诉给海外华侨”。多数华侨表示感到温暖,“觉得祖国特别可爱,回来好像回到一个大家庭里”。美洲华侨郑正心回来参观游览后说,他这次很满意能亲眼看到祖国的建设,决心返回美洲后把祖国建设成就告诉海外华侨。澳门商人叶子如说:“祖国正在到处建设工业,我们在澳门虽然未能亲自参加,但可以在精神上来支持。”缅甸华侨彭克麟(从1947年到商展会开幕前没回过祖国)说,这次回来看到一切都变了,他对祖国建设成就表示满意;并说他虽对祖国没有什么贡献,但回缅之后,一定要把祖国的成就向侨胞传达。华侨范月英说:“我现在75岁了,但是我参观了出口商品展览会后,才看到祖国物产的丰富,才知道这几年来祖国的建设突飞猛进,变化很大。”有不少华侨都表示,参观商展会后回到侨居地,要将祖国建设的成就告诉当地华侨。

(三)回击美蒋勾连的反共反华逆流

华人华侨回广州参加商展会,通过实地参观访问,与祖籍地亲友联系,了解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情况,消除了对祖国的隔膜和误解,认清了美蒋勾连合流掀起的反华反共宣传阴谋。

商展会筹办期间,正值中共八大召开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泽东在广州进行调查研究。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就外交、统战特别是港澳工作和对外经贸工作发表重要谈话。他说:“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关于争取港澳华侨投资,毛泽东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中国政府调整港澳和侨务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1956年6月,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方方宣布:对于过去的华侨地主和已放弃剥削的华侨富农分子,现在又确实表现爱国守法的,均给予改变成分,称为农民,允许入社,称为社员。9月30日,中侨委主任何香凝设宴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团时说:对那些走错了路的人,也要本着“爱国一家”和“爱国不分先后”的精神,团结他们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增进海外侨胞与侨居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10月4日,在京开会的广东省省长陶铸接见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观光团时说: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所面对的问题,只要祖国能办得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一年解决不了的,每年解决一点,十年总可以解决。10月6日,广东省政协接待港澳同胞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畏罪流落海外的工商界人士如愿意回到祖国,不管是从事工商业或探访亲友都将获得充分自由,过去所犯偷税、漏税、私套外汇、抽逃资金等行为可按宽大原则处理,只要回来后不再进行非法活动,“一概既往不咎”。他们携带回来的金钱财物,一律依法进行保护。如果受到人民检举,属于过去违法行为,政府不予追究;属于私人经济瓜葛问题,也可予以协助调解。商展会结束后,政策调整继续进行。1957年1月20日,广东宣布:过去逃亡港澳的地主、恶霸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如真正有悔过自新、立功自赎的决心,经审查属实回来,“不会受到留难”。1957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已经基本上解决提早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分问题。举办展会与政策调整,形成良性循环。

由于美蒋勾连的反动宣传,加上当时中国正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尚有顾虑。香港业者普遍存在顾虑:在国内有联号的公司,担心在运动中影响香港业务;无联号的不敢将原料寄回内地加工,怕被“充公”。在国务院的统一协调下,经过外交部、外贸部、公安部、中国旅行社及相关部门协商,答复如下:“保证侨商和华商的合法权益,来去自由。”为了打消海外华商回国的顾虑,华润公司通过同乡会进行联络,宣传统战政策。结果,侨商和华商信任华润,请华润公司派人带队,集体去广州。于是,华润公司分批将海外和港澳华商带回广州,并保证把人安全带回香港。华润公司及下辖单位的分工如下:(1)五丰行,负责组织果菜、海产、四时食品、糖果和食品加工厂等行业;

(2)德信行,负责组织药材、山货、陶瓷、抽纱、手工艺品、土纸等行业;(3)华润工业品部,负责组织小百货(化妆品)、纸张、文具、纱布、建筑器材(小五金、玻璃)等行业及一些加工厂商;(4)华润出口部,负责组织茶叶、丝绸、油脂、杂粮、大米、皮革、煤业等行业;(5)华润进口部,负责组织化工、西药、通讯器材、五金、文化仪器、针织工业等行业。

商展会不仅正面传播新中国国家形象,而且反击了海外反华谣言,消除了失真的新中国国际形象。有位英国商人来广州前,香港有人对他说“在中国有钱买不到东西”,经过这次经历,可以证实这个人说的是完全不对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回过祖国的华侨和一部分港澳同胞,在国外或港澳受到了反动谣言的欺骗。来时思想上仍有很多顾虑,但到广州参观、交易后不仅消除了他们的顾虑,还提高了他们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例如,在香港出生的港商潘耀驹,是第一次来穗,他在离穗前说,这次回来看见了祖国各方面的建设,若不是亲眼看见是难以相信的。日本野村贸易株式会社的驻港代表刘鉴明(中国人)说,他来穗参观后所见的一切与他在香港所听闻的完全不同,他认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进步了;看到中国能自产机器,觉得祖国是有前途有希望了。

四、余论

鉴于商展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外贸部和广东省决定在此基础上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东外贸部门认为,即将举办的交易会“首先应重视港澳的作用”,吸收广东省委的港澳工委及省侨委等部门参加筹办工作。因为商展会对港澳成交易的商品,不论在金额或品种上都居首位。外贸部决定,举办交易会“照展览会搞”。从此,港澳台侨工作有了制度化平台。

后来每年春秋两届举办广交会,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升级,对港澳台侨工作内容与方式都日趋完善,累积了特色和优势。一是打造“操之在我”的自主品牌。举办商展会及后来的广交会,将港澳同胞、侨商和外宾“请进来”参观、交易,与“走出去”按外方规则参加国际展(博览会)不同,也区隔于外国等来华举办的展览会。作为中国展览会,可有选择地邀请观众和采购商,自主展示和介绍中国出口商品,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港澳台侨政策。二是展览与交易相结合,经济与政治兼顾。商展会虽因经济目的举办,但展出时值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一五”计划接近完成,国际形势因英法侵埃战争发生紧张。因此“不惟在经济上有其巨大作用,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这样,展览与交易、贸易与宣传两不误,不是“赔本赚吆喝”。中方与外商都有利可图,有可持续举办的不竭动力。这就区隔于国内单纯的纪念性或宣传性的展览会。三是港澳和侨务工作平台,兼具外交与国际斗争舞台功能。商展会出口成交额,港澳所占比重大。香港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港澳华商有特殊关系和能力,“尤其是对我国没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有特殊作用”。在对台工作方面,由于台湾地区厂商与港澳和海外联系密切,广交会通过港澳华商和海外侨商间接开展对台湾同胞的群众工作;同时,对台灣当局与美西方勾连的反共反华逆流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总之,商展会及后来的广交会形成特色鲜明的港澳台侨工作平台:以广州为“主场”,以港澳特别是香港为“前台”,以亚非特别是东南亚为重点,以华侨华人为主要抓手,开展港澳台侨工作并配合国家外交活动。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汇聚起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磅礴力量,有启迪意义。

[欧阳湘,历史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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