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青,龚华靖, 陆晔峰,吴一波

先天性胆道闭锁等疾病最终会演变为终末期肝病,进而威胁儿童病人的生命。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亲体肝移植术已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优选项[1]。亲体肝移植术通常在父母和其孩子间进行,在术后的随访期间,供者的生理和心理情况被给予了较多关注。研究显示,在实施手术前对供者进行包括焦虑、抑郁、社会支持在内的心理评估是非常必要的[2],在术后随访期内进行心理问题筛查同样重要[3],因为供者有可能产生心理问题。

亲体肝移植的受者对手术本身似乎较为敏感[4],因为对他们来说,手术是一个心理应激性创伤。有研究显示,儿童病人的焦虑主要来源于外科性操作,疼痛是主要因素[5]。亲体肝移植术后,受者对焦虑、抑郁及其他不良心理问题的易感性增加。

另有研究显示:如果子女处于接受亲体肝移植术的等待期,家长较易发生焦虑和抑郁[6],母亲供者在捐赠手术后如果再次怀孕,发生焦虑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主要是因为担心受者的恢复[7]。供者一旦发生诸如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会影响他们的预后。目前为止,尚没有针对供者和大样本健康人群的比较研究。本研究旨在比较两个人群的焦虑、抑郁和幸福指数,为制定系统的、全面的随访方案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进行亲体肝移植捐肝手术的供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方案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编号RA-2021-489。

纳入标准:1)接受捐肝手术≥1年且≤2年;2)受者为首次接受肝移植手术;3)年龄≥18岁,具备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理解研究的意义;4)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患有1种以上慢性病;2)受者为第二次接受肝移植手术;3)供者不是受者的父/母亲。本研究采用王雨佳等[8]进行的一项《2022年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调查研究》的原始数据作为正常健康人群的对照组,该研究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持,注册号为No.ChiCTR2200061046,样本总量为21 916。

1.2 抽样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将本中心所有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亲体肝移植供者纳入研究。

1.3 调查方法

采用网络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的方式对亲体肝移植供者进行调查。调查前由研究者获得被调查者知情同意,向其解释本次调查的内容及目的,随后发送问卷星二维码,由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问卷。调查结束后,研究者对问卷填写内容、总的填写时间及具体数据信息进行审核,若存在可疑条目,由研究者本人致电被调查者,在确认无误后将数据纳入统计分析,被调查者若对可疑条目无法解释,则予以剔除。本次调查二维码的发送时间为2022年7月第2周,发送二维码72 h后结束调查并分析数据。本研究共发放108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97份,均为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8%。

1.4 研究工具

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包括4个部分。第1部分包括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第2部分包括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9],该量表信度为0.89,共有9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有无相应症状或表现进行评分(0～3分),总分为0～27分,根据总分判断是否存在抑郁,具体标准为0～4分没有抑郁、5～9分轻度抑郁、10～14分中度抑郁、15～19分中重度抑郁、20～27分重度抑郁。第3部分包括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10],该量表信度为0.92,重测信度为0.83,共有7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有无相应症状或表现进行评分(0～3分),总分为0～21分,根据总分判断是否存在焦虑,具体标准为0～4分没有焦虑、5～9分轻微焦虑、10～13分中度焦虑、14～18分中重度焦虑、19～21分重度焦虑。第4部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幸福指数(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WHO-5)[11],中文版量表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官方网站,该网站申明此问卷为公共利用资源,量表的信度为0.907。被测试者根据自己最近2周的情况填写问卷,共5题,选项从0分(没有)到5分(一直),最后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表明情绪越健康,具体分为两级,0～12分和13～25分,分别表示身心健康差和良好。

1.5 统计学方法

χ2检验是非参数检验的一种,通过对两项或多项频数的比较,检测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上实际频数与以某种理论模型或分布特征假设为基础的期望频数的差异度[12]。本研究分别比较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的抑郁、焦虑、幸福指数情况,首先建立原假设H0(无差异)和备择假设H1(有差异),然后使用SPSS 26.0软件输入数据做χ2检验,计算χ2值和P,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接受备择假设,反之,接受原假设。

2 结果

表1 亲体肝移植供者和健康人群基本信息 单位:人

表2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抑郁情况比较 单位:人(%)

表3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焦虑情况比较 单位:人(%)

表4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幸福指数比较 单位:人(%)

3 讨论

3.1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抑郁情况比较

经查阅文献,国内针对亲体肝移植供者的抑郁情况调查研究较少。李娟等[13]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60例儿童亲属亲体肝移植供者进行调查,并将结果与国内常模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供者的抑郁水平高于健康人群,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本文中供者样本为97例,大于前述研究的60例,且进行比较的健康人群样本较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更高。李琳等[14]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50对亲体肝移植供者/配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抑郁维度的得分高于国内常模,女性、低文化程度、居住在农村、家庭不支持、患儿为第一产的供者或配偶心理健康状态更差。结合本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将来的研究应使用多种量表对同一人群进行抑郁情况的测量,在获得精准结果的同时,比较不同量表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应开发适当的干预措施,对供者人群的抑郁情况进行干预,使其早日回归健康的心理状态。国外一项针对器官移植供者心理障碍的系统综述报道:总共纳入62篇论文(其中肾移植和肝移植各25篇),发现移植后的抑郁发生率为0.0%～46.9%,远高于正常人群,危险因素为术前健康状况差、术后受者恢复进程缓慢、术后受者综合状况差[15]。聚焦肝移植领域,笔者认为,进行大样本的现况调研是必要的,找出足够多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干预措施的必要前提。

3.2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焦虑情况比较

经查阅文献,国内少有学者针对亲体肝移植供者的焦虑情况进行研究。刘立芳等[16]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对亲体肾移植供者术前焦虑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供者术前焦虑得分高于国内腹部普通手术病人术前水平,这一结果值得警惕,结合本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对亲体肝移植供者在术前进行针对性干预,以减轻焦虑状态,并在术后给予周期性的评估和干预,确保该人群处于健康的心理状态,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国外学者报道,受体的不良预后或死亡是亲体肝移植供者术后发生焦虑的高危因素[17]。日本学者使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得出了亲体肝移植供者在术后存在焦虑的结论[18],本研究虽使用了不同量表,但得出了相同结论,证明了这类人群存在焦虑。将来的研究应采用量性和质性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发掘影响因素并制定干预措施。

3.3 亲体肝移植供者与健康人群幸福指数比较

暂未发现有国内学者使用WHO-5对亲体肝移植供者进行幸福指数的调研。赵娇等[19]采用叙事护理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焦虑、抑郁及幸福感进行干预并评价,但使用的量表为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与本研究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亲体肝移植供者和健康人群幸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为了验证这一结果,将来的研究可以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大样本研究,并辅以质性研究,以获得亲体肝移植供者人群较为全面的幸福感现状。

4 小结

本研究GAD-7、PHQ-9及WHO-5对亲体肝移植供者及正常健康人群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结果提示供者人群的抑郁及焦虑情况较健康人群差,而该群体的幸福感与健康人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