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产业集聚下工人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路径

2023-08-11邱婷

职业技术教育 2023年18期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工人

摘 要 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产业工人的专业技术和能力产生了密集需求。基于L市N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经历了块状发展、空间集聚和区域协同集聚三个阶段。其中,经营主体的草根性、集聚空间的便利性和区域协同的引导性构成了产业集聚的主要特征,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流动与多元则构成了产业集聚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制度化和市场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矛盾下,政府统合、校企合作和人才共享共同促成了一种总体性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生态。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持续与升级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技能人才的充分供给,这就需要从内容、观念及互动模式等方面持续优化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养。

关键词 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集聚;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养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8-0061-07

作者简介

邱婷(1992- ),女,中南民族大学讲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武汉,430074)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及其生成机制研究”(21CSH042),主持人:田孟;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变迁视域下农村低生育率形成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22CRK009),主持人:王春凯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政策引导与资本投资的强化,制造业产业规模化发展趋势越来越突出。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加速了经济交流活动,产生了多样化的经济类型,推动了市场竞争与创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产业和区域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同时取决于产业和区域两个要素。尤其是在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和区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为复杂。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意味着产业发展对产业劳动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前,产业工人是既定制度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成为产业升级和城镇化的重要贡献力量。长期以来,产业工人往往通过遵守和服从工厂管理制度,通过长期、反复操作,进行工作经验积累,实现与岗位的匹配;而产业发展则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控制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产业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专业技能成为劳动者匹配岗位的重要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养会呈现出什么特征,对区域经济及社会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非常丰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主要包含三类主题。一是关于产业集聚形成因素的研究。研究者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共同影响着产业集聚[1],还系统梳理了产业集聚的理论解释,包括比较优势论、产业集群论、新产业区论、新经济地理学论和竞争优势论等[2]。二是关于产业集聚过程及模式的研究。研究者揭示出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规律,即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再到品牌创新的三个阶段性过程[3],还概括出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集聚两种产业集聚模式[4]。三是关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研究者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本地的技术创新,但对邻近城市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5];由于受到经济基础、开放程度、市场要素、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等驱动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产业集群与县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呈现出不平衡[6],工业产业集聚存在环境的临界点,防止出现环境的负外部性,就需要将其控制在合适范围[7]。此外,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城乡消费也有影响,总体上对城镇的影响强于农村[8]。

以上研究大多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试图从宏观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问题,但较少关注到产业集聚中庞大的产业工人主体。部分学者研究了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及其再生产问题[9][10],而更多学者关注的则是新生代产业工人群体的生存、交往及精神需求等问题[11][12][13]。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工人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农民工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之中[14][15],在此过程中,部分工人群体实现了职业垂直流动[16],但也存在着部分产业群体弱化和产业群体思想腐化的危险[17][18]。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工人的技能问题,探讨了社会转型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技能养成难题,认为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并且来自企业外部的培养机制不够健全,从而提出通过“横向谈判”与“协同治理”的办法解决难题[19][20]。

目前,关于产业工人技能养成问题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解决问题的落脚点也在于完善社会治理,由此忽视了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工人构成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同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工人的技能养成呈现出新的内容,其与产业、区域社会的关联,需要进一步深入到现代产业工人群体自身来寻找答案。长三角地区诸多工厂有着明显的本地用工传统,近年来,才出现外地工人大规模增加的现象。随着工业产业规模化发展,老的工厂不断改造升级,新的工厂不断建立,在区域产业工人体系中,传统工人和现代产业工人、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以及“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相互交错,共同形成了工业产业集聚的劳动力基础。本文基于2021年在杭嘉湖平原北部L市N区R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探索技术密集型企业如何实现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在区域产业集聚的背景下,技能人才如何实现有序流动,这是解释产业发展中的“用工荒”问题以及理解转型期工人自身发展问题不可忽视的内容。

二、L市N区的产业集聚过程:从块状发展到产业协同集聚

(一)块状发展阶段

浙江省产业集聚的形态经历了不断变化升级的过程,早期的集群偏向于同类产业的数量扩张,20世纪九十年代,浙江全省发展起来的块状经济即是典型。所谓块状经济,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集聚形成特色产业优势十分明显的专业化产销基地,并由其带动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组织形式[21]。这种区域经济的组织形式具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企业规模小,通常几人到几百人不等;二是数量多,少则几十、几百,多则上千家;三是基本都是同一类型的企业;四是基本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往往发展出“一县一品”“一镇一品”或是“一乡一品”等多种模式。这些同类的小企业通过在区域内的聚合,总体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构成了集聚特色经济发展模式。2000年初,L市N区的“一镇一品”经济发展十分突出,包括S镇的蚕桑产业,个体私人企业上百家,蚕农上千家;L镇的水产养殖产业,一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就有300多户;J镇的木地板产业,有十家私人企业和近百家个体工商户;该市经济开发区“一村一品”模式成效也十分突出,比如古村的轻纺加工中小企业有近10家,田村的五金、印刷和皮革等私人企業有40余家,丁村的商业户有60多家,羊村、新村、江村、桥村、马村、玉村等皆发展木业产业,私营户近600家。这些小商户绝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以自家土地或宅院为生产经营场所,以村庄为依托,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共同点在于:大量农民迅速投入到乡村发展大潮,产业生产经营规模极小,技术和资本门槛较低,而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人们还共享并遵守着一套乡村熟人社会的知识传统和村庄秩序规范。

(二)区域空间集聚阶段

乡村工业经济的快速扩展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荷和治理压力,工业园区规划使得工业产业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2001年开始,L市地方政府开始建设工业园区,引导企业空间集聚,统一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集中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区域龙头企业和物联网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区域性制造业生产基地[22]。N区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镇镇有产业”和“村村有产业”的情况大为转变,印刷、五金、化工医药产业几乎消失,桑蚕种养产业在部分乡镇的极少数乡村还有所保留,工业经济也发生了转型,通用设备生产制造、木业、纺织和皮革逐渐发展成为地区支柱产业。如纺织产业向新型材料研发转变,围绕中心镇,建成四大工业园区,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建材交易市场,成为通用设备的生产制造基地,其中M公司、J公司分别成为通用设备和木业产业集聚发展的龙头企业。同时,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转移。然而问题是,尽管产业进入空间集聚阶段,解决了公共品供给的诸多问题,但产业内部以及产业园区之间并没有实现技术整体提升和空间整合,部分企业仍然重复着低水平的生产,还在区域内部形成了竞争与生存发展压力,大量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中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区域内部开始发生频繁的产业劳动力转移,部分产业工人不得不进行再学习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由于工业产业集聚扩张,土地开发和被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地后就近进行非农就业,进入各个工厂。

(三)区域协同集聚阶段

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集聚逐渐走上协同发展的道路。一般而言,在中等及以上城市,产业集聚趋向于多样化,而在小城市产业集聚往往容易趋向于专业化,但无论是多样化还是专业化,产业集聚本身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经济体。近年来,随着环保治理强化和工业加速转型,N区木业企业逐渐搬迁到郊区工业园区以及邻近省市,但这些木业产业并未完全脱离原有的经济体,他们仍然是通用设备产业产品运输外包装材料的主要提供者。此外,部分通用设备企业不仅开始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扩展市场和业务,同时也承接着邻近大城市企业的工厂迁移业务。整体而言,当下N区的产业结构、产业园区布局乃至区域间产业分布趋向于协同发展。所谓产业协同集聚,是指以某一或某几个特殊产业为中心,大量的相关产业联系密切,以及有关支持结构实现了产业协同,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群,并且形成一个稳定和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23]。与以往的产业空间集聚不同,产业协同集聚强调产业集聚的整体性和整合性,将有利于区域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突破,实现优势集聚互补和良性协同匹配。但是,生产制造产业价值链提升和突破的根本在于产品本身的价值突破,事关研发、生产等一系列环节,尤其是在愈益面向消费市场的趋势下,专业化的售后服务更为重要。因此,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皆提出了要求。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趋势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同集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完全不同于早期的块状经济体阶段的要求,也超越了产业转型和集聚初期让工人被动适应的情况,而是需要具备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相匹配的技能人才。

三、产业集聚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本文考察的产业集聚,主要是指那些使用复杂先进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和服务,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通用设备产业需要一定的机械化、电气化等知识作为基础,且对于特殊岗位还需要相关人员具备专业化材料化工知识和操作技能。近年来,N区地方政府在副中心城镇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惠企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智能制造企业进驻,而围绕通用设备的整机、配件及配套企业继续在开发区、中心镇及邻近乡镇集聚,目前共有规模上企业1000多家,规模下企业(含个体户)3000多家。R工厂是其中一家规模上的通用设备生产制造企业,提供生产制造、技术指导以及售后维修保养服务。50年间,职工规模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近千人,尤其是近3年,职工规模持续扩大,新增外地职工越来越多。目前,R工厂所在的科技产业园,是N区最大的通用设备制造集聚区,包含一家龙头企业,几十家同R工厂一样的中型整机企业,还有上百家小型配件厂。这个以通用设备产业为主导的科技产业园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一)产业集聚的特征

第一,在产业集聚过程中,产业经营主体呈现出明显的“草根”性特征。不同于一般自上而下推动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N区的工业发展基础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手工业和近代工业,在发达的民间手工业、商业传统下,比如皮革作坊、铁匠铺遍布,机器缫丝厂及电灯厂等现代工厂也较早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类生產者和生产经营单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被重新整合进新的生产体系中。在农业经济主导时期,这类经济并不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期,N区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R工厂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该厂可以直接溯源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某公社工厂,而该公社工厂则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前期若干家铁匠铺和手工作坊的合并与改造。改革开放前,R工厂主要生产农用机械设备。改革开放后,R工厂开始进入通用设备生产领域。2000年初,企业化改制后R工厂开始进入个体私营阶段,并与国外开展技术合作;2010年后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开始承接大城市工厂转移与加工业务。事实上,R工厂所在的科技产业园区,有十多家中小型企业受益于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至少两家大中型企业与R工厂有着相同历史脉络和转型发展路径,而其他80%以上的通用设备生产企业都是近十几年来不断发展起来的企业,通常是中小规模企业,专门生产某类通用设备配件。这些新发展企业具有一个典型特点,即企业的创始人大都是普通的当地人,他们从社会底层劳动者转变为创业者,并一步步实现财富积累和阶层流动。这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产业集聚带有明显的“草根”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产业劳动者与产业经营者并没有绝对的区隔。

第二,产业集聚空间便利。方便的区位是产业空间集聚的基本要素。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地理区位,包含着地形地势、水文等诸多要素,这些要素直接影响工业产业的空间发展与市场联系;其次是经济区位,直接影响着市场扩张和劳动力供给。N区处于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运河航道可直接通往上海,可以畅行于长三角,陆路交通包括国道和高速公路,通达全国,不仅可以方便地获取通用设备生产制造的钢材原材料与利用大城市大企业的核心部件,还能够便捷地联结全国的消费市场。

第三,区域产业协同的引导性。市场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灵活度与自由度,但也产生了无序性和滞后性,需要高于一般市场主体的力量来进行统合、协调。在块状经济发展阶段,尽管市场主体趋同选择同类的产业领域,进行生产和经营,存在无法规避的市场竞争风险,但在一個生产经营活动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发展的阶段,“草根”发展起来的个体户与个体企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在乡村治理单元内实现统筹。但在产业空间集聚阶段,一个陌生化和松散的庞大经济活动空间建构起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性关系被无限放大,而在产业协同集聚阶段,地方政府进一步介入到产业活动之中,包括产业治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扶持政策在内的各项介入措施,引导合理的产业分工、激活产业创新能力、提高效率和市场竞争优势,确保产业集聚良性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相较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区域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总体上保持稳定,并体现出三方面特征。

一是劳动力雇佣的本地化。本地劳动力往往是区域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这意味着雇佣关系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同一文化空间的区域内部。一方面本地人有着强烈的就近工作的就业偏好,另一方面企业基于稳定发展的考虑也更愿意雇佣本地工人。2018年,N区农村劳动力资源有25万人,其中22万人实现了就近就业,包括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80%的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当地农村中的老年人以及外来大户;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涵盖面较广,大多数中青年劳动力普遍进入工厂,每月平均工资5000元左右,一般一线生产工人采取计件工资制,旺季工资相对高于非生产一线的工人。

二是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非农就业意味着可以实现劳动价值的及时变现,通常工资或是约定报酬构成劳动价值变现的主要形式。比如,36岁的S原是做皮革生意的,在城区开了一间门店,由于疫情,跑不到订单,再加上环保治理,生产厂家越来越少,找货源困难,他不得不关掉门店并转行。2021年3月,他听说R工厂工资福利待遇不错,由于会开叉车,他参加了应聘,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上岗证,而没被录用,随后他在滴滴平台注册当兼职司机,跑县内短途,每天挣200元到400元不等。笔者统计了2013-2019年N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及分布,见表1。总体上看,该区非农就业占据绝对主导,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最多,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则在快速增长。

三是劳动力构成的多元化。首先是外地劳动力愈益增多,包括迁入在此定居的外地户籍人口和持续流动的外地人口。2006年之前,N区迁出人口始终大于迁入人口,2006年迁入人口开始超过迁出人口,此后净迁入人口持续增长,且每年省外净迁入口数量基本维持在1000人上下的水平。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N区户籍人口49万人,常住人口54万人,外来人口5万人,外来人口成为区域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其次,外来人口来源比较集中,多来自于江苏、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比如R工厂,2019年成立焊接车间后开始大量从市场上招工,该车间工人30%来自江苏,20%来自安徽,30%来自四川和河南,另有一部分是本地工人。最后,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形成了一定的梯度,本地人口老龄化严重,但是外地流入人口主要是中青年。2020年,N区15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2%,十年间下降了7.4个百分点;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26%,十年间增长了7.2个百分点;而就R工厂的观察来看,截至目前,外地职工占比达到55%,其中60%以上的外地职工年龄在17岁到36岁之间。

雇佣本地化形成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就业非农化成为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主导特征,劳动力构成的多元化激发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流动与多元成为区域产业集聚活力的基础,区域劳动力市场是提供产业工人的主要阵地,而产业工人的技能养成也是在区域劳动力市场中完成的。

四、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养实践

二、三产业的发达为区域社会创造了充裕的劳动就业机会,劳动力的就业选择高度丰富、自由,因此在市场机制下也更加具有流动性。同时,不同于一般工业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需要保持稳定的产能,对从业者的工作经验、技能甚至是专业化背景有基本的要求。当大量同类产业在区域空间集聚时,在区域劳动力市场必然会发生矛盾。在应对专门化技能人才短缺、流动和竞争压力的过程中,当地形成了一种服务于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技能人才培养秩序。

(一)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路径

一条是制度化的培养路径。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源于职业学校的对口培养。N区所在的L市,1982年建立了第一所普通中专学校,其后陆续建立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到2019年,该市已经建有12所中等职业学校和1所技工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都达到1万人,在校生规模近3万人。近十年来,N区中考升学率由97.98%增长到99.35%,普高占比有所增长,职校占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普通高中与职校分流比例维持在5∶5的稳定水平。在职业教育的培养体系下,学生往往在毕业时就已经获得专业技能认证。一般情况下,职校生毕业前一年到单位实习,实习期结束取得相应文凭,绝大多数人会就近选择对口单位实习、工作。Z校是位于L市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十多年来,Z校机械、电气、数控等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是R工厂一线工人的稳定来源。SG是Z校的学生,也是在R工厂车间实习的工人,他是N区农村人,现随父母常住在县城,几年前中考没有考上普高,在Z校学习数控技术,并在2020年拿到CAD、数控等多项技能认证证书,他打算实习结束后接着在工厂干。SG的十几位同届同学,与其一样家住N区,在市区念职校,实习时都选择回到县城进工厂。

另一条是市场化的培养路径。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是在工作场域下完成的,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企业组织专门的技能培养,职工通过企业组织的集中学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并获得岗位技能,这种技能培养需要职工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学历、专业或是从业时间等,其培养周期短、针对性强、通过率高,往往能够得到专业认证。这种形式是以企业自身需求为出发点的技能人才培养,因此,其培养规模和频率受企业自身定位和发展影响较大。比如,近几年R工厂在业务拓展的需求下,正大力培养安装和维修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是应届机械类专业毕业生或是工作资历较久的职工。另一种是职工自发的技能学习,包括自学自考最终获得技能认证以及自发学习掌握实操技能未取得认证的情形,这种形式是职工发挥主体性进行自我提升的結果。KG是R工厂新进的工人,他在工厂跟着老师傅学开叉车,最后拿到了正式的上岗证;TG是到R工厂应聘的焊工,他在上一家小厂做数控,同时会电焊,但是没有考证,最后岗位给了一位符合条件的劳务工,他自己转到普工岗位。这两种方式下的技能培养都是劳动者在工作场域下进行的,是借助市场体制完成的。在市场化的培养路径下,知识、技能与岗位基本实现匹配,相较于制度化教育体系培养,市场化培养,针对某一特殊岗位,知识专业性强,培养周期短,较为高效地解决了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但这种培养模式下,不仅企业面临技术工人流失的风险,职工也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

(二)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机制

制度化和市场化的产业工人技能培养,都实现了为区域产业提供技术人才的目的,但二者在培养目标、培养层次、培养周期以及培养风险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质上源于二者运作的环境存在根本性差异甚至是矛盾。前者是教育体系培养下的公平机制,后者是市场体系培养下的效率机制,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才能有效地满足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笔者发现,N区通用设备产业集聚过程中,制度化与市场化两种培养机制相互交织,并通过多种机制实现了一种“总体性”的技能人才培养生态。

首先,地方政府资源统合为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基础。地方政府的统合作用发挥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和技能提升激励两个方面,激励方式主要是政府财政补贴。人才引进补贴标准分成不同的层级和对象,不仅劳动者在区域内企业就业可以获取多项补贴,对于接纳特定来源人员就业,企业也可以获得政府的人才引进补贴。技能提升涵盖的工种十分广泛,比如保洁员、健康师、电工等皆在认证和补贴范围内,且补贴标准同样分为不同等级。人才引进利用了现有教育体系的培养成果,而技能提升则是充分利用市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培养技工。

其次,校企双向合作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引导学校与企业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学校为企业打造订单班,企业导师同教师共同进入课堂授课,学生分批进入企业完成从业认证,并在工作现场学习实操技能。订单班定向为目标企业及目标岗位培养技术人才。自2019年开始,R工厂与某校开展合作,共同培养通用设备技工,目前已经将该校若干批共18人送到实操现场进行培养。

最后,区域人才共享成为技能人才培养的共识。在同类产业集聚的过程中,行业内技能人才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但区域内的社会规则运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竞争,甚至逐渐形成一种共享的发展文化:一是确立了人才流动常态化的共识,表现在对劳动者自由选择的尊重,即权益依法保障下的流动自由,“我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人亦如是”是管理方对区域人才培养与流动最直白的态度描述;二是产生了同类产业人才竞争异化的自我监督,表现为“要守行业规矩”的道义自觉和“要顾及熟人交情”的做人原则;三是形成了行业间的包容和良性互动,比如近期县域教培行业整改实施以来,大量教培从业人员被吸纳进工厂,成为工业产业的新生力量。

五、结语

从块状发展到空间集聚,再到产业协同集聚,产业集聚形态实现从单一数量扩张到形成有机整体的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也实现“草根”、市场与政策的协同。就田野经验来看,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流动与多元构成了产业集聚的基础,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统合,并且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制度化与市场化两种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整合,实现了人才培养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最终通过区域内的人才共享得以维护,三者共同构成了产业工人总体性技能养成的特征,也构成了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良性发展的基础。

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下该区产业集聚的梯度并不清晰,即便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仍然面临着研发与创新不足的问题,其关键在于高水平的技能人才短缺。这不仅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吸引与人才流动,优化人才培养,还意味着要改变传统的观念,要把培养生产工人和售后服务人员放在与培养研发人员同等重要的位置,围绕着技术产品而触发的研发—生产—维护业务愈发构成一个整体,那么与之相应的产业环节工人的技能培养亦需要连贯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专项知识技能与总体知识技能的结合,其次是政策资源、工厂制度与职工需求的整合,再次是产业环节之间内部交流空间与机制的创造。唯此,才能持续回应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发展需求。

参 考 文 献

[1]贺灿飞,朱彦刚,朱晟君.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J].地理学报,2010(10):1218-1228.

[2]刘媛媛,孙慧.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与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103-111.

[3]阮建青,石琦,张晓波.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J].管理世界,2014(12):79-91.

[4]郑洁,汪甜甜,陈浩.产业集聚、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J].工业技术经济,2021(10):52-61.

[5]邱志萍,幸怡.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J].企业经济,2021(10):78-87.

[6]徐維祥,刘程军.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以浙江为实证[J].地理科学,2015(11):1347-1356.

[7]孙颖,张佩佩,陈思霞.工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治理关系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4):161-164.

[8]常尚新.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20):54-57.

[9]张祺.原国企工人身份认同转变与重构:一个工人文化生活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30-59.

[10]尚艳春.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再生产研究——基于东北L煤矿的实证调查[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5):101-110.

[11]李晓凤,周思思,李忠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源及群体差异——以深圳市产业工人为例[J].当代青年研究,2021(2):52-58.

[12]李岩.即时通讯软件对新生代产业工人群体凝聚力影响的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20-37.

[13]李丽芳.新常态下新生代产业工人职业倦怠实证研究——基于阿德佛需要激励理论视角[J].宏观经济管理,2017(S1):26-28.

[14]马智宏.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探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6):56-58.

[15]曹荣.改革开放下的农民工: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形成与演进[J].工会理论研究(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5(2):14-17.

[16]石智雷.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人力资本、行业分割与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J].人口与经济,2017(6):90-104.

[17]刘旭东.辽宁产业群体弱势化趋势与区域性风险[J].社会科学辑刊,2006(5):54-57.

[18]长子中.当前我国产业工人群体思想状况分析[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5):16-18.

[19]刘玉照.中国新产业工人技能养成难题[J].探索与争鸣,2015(8):35-37.

[20]王星,徐佳虹.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J].学术研究,2020(8):59-64.

[21]黄勇.浙江“块状经济”现象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9(5):58-60.

[22]中共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郭占恒,刘晓清.快速成长中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J].浙江经济,2002(9):4-7.

[23]宋玲,王赟.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现状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1(32):1-2.

Practical Paths of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unde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Experience in N District, L City, Zhejiang Province

Qiu Ting

Abstract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produced intensive demand for th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and ability of industrial worker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in N District, L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local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block developme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among them, the grassroots, the convenience of agglomeration space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guidance constitut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labor market stability, flow and diversity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research further found that und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skil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government integr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alent sharing have jointly contributed to a skill personnel training ecology of overall skill cultivation. The sustainable and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ull supply of high-level skilled talents, which needs to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of industrial work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concept and interaction mode.

Key words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uthor  Qiu Ting, lecturer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猜你喜欢

产业集聚产业工人
劳模创新工作室——产业工人提升技能的“加油站”
为高精尖产业工人插上腾飞“翅膀”
组织推动 凝心聚力
——湖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五周年
大邑县: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产业工人新时代
农民工许纪平:做一名有本领的新时代产业工人
产业集聚视角下中部六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浅析中国麻涌镇粮油产业集聚跨越式发展
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宿迁模式”探析
金融集聚研究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