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GI作为集数字智能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工具，是未来数字文明社会的基础性建设工具，将成为业已发端的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AGI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智力型的“人类增强”弭平了专业与普罗大众的沟壑，这是对于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赋能赋权。同时，AGI将促成DAO的建构，形塑数字文明时代社会连接的基础模式和组织形态；而AGI时代的游戏也可能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主流媒介与社会实践的主平台。

【关键词】AGI   社会底层逻辑的“换轨”    社会结构“部落化”    深度“游戏化”

【中图分类号】TP18/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4.005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向数字文明时代过渡的深刻转型期，期间充斥着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的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旧世界条块分明的秩序正在打破；功能各异、壁垒森严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如果说，数字文明时代呈现的是互联网发展全要素的集合体，它将一系列断裂、分隔的要素整合成一套有序运行的规则范式和组织体系，为未来社会提供聚合性承载空间，也为社会发展构建了新的发展向度，那么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则以其全新的智能化手段实现了数字文明时代社会的基础重构。数字文明时代与AGI的共同特点是越来越以系统化的方式和生态级意义上的重构在破坏旧世界、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全部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正在借由AGI呈现彼此协同与融合的趋势，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系统性推展的“起点”标志。所谓“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正是我们当下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顿悟。

面对如此“断裂式的发展”，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去划延长线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战略性问题的认知与解题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第一位的重要问题。战略问题解决“在哪儿做”和“做什么”（即做正确的事），而战术问题则解决“如何做”（即把事情做正确）。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时代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刻，做正确的事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本文旨在探讨AGI技术的未来发展及其角色扮演，分析AGI视角下算法功能演化的社会效应，研判AGI背景下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传播的新特点、新格局。

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AGI及其核心技术形态

AGI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预训练的人工智能，具有去边界、生成式以及场景性、交互性和参与性等显著特征。三大技术形态构成了它的基本支撑：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和预训练。

生成式AI系统。生成式AI系统（Generative AI）是指这样一类人工智能系统：它们可以通过学习现有的数据来创建新的内容、模式或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类似人类创造力的功能。生成式AI模型的一些著名示例包括ChatGPT、Lens Studio、Stable Diffusion和DALL-E，国内目前有文心一言、盘古大模型等。与传统的AI系统不同，生成式AI系统能够自己创造出新的内容，而不只是根据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类。生成式AI系统可以基于多种技术实现，包括深度学习、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生成对抗网络）等。其中，深度学习可以通过训练神经网络从而学习输入数据的特征和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生成新的数据。GAN则通过两个神经网络进行博弈，一个生成器网络负责生成新的数据，另一个判别器网络则负责判断生成的数据是否真实有效，从而促使生成器网络不断改进生成质量。

生成式AI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并学习模仿该数据中的模式来进行学习。例如，ChatGPT根据来自互联网的大量文本进行训练，使其能够模仿人类对话。Stable Diffusion通过学习从网络收集的图像及其相关说明，根据文本指令生成图像。ChatGPT、Stable Diffusion和DALL-E等生成式AI模型正在改变我们创建内容和与内容交互的方式，使用数据驱动的方法生成新的文本和图像，产生新的体验。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在众多行业都有应用，使企业和个人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提高创造力和效率。

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是指使用大量文本数据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或理解语言文本的含义。大型语言模型可以处理多种自然语言任务，如文本分类、问答、对话等，是通向人工智能的一条重要途径。

通常，大型语言模型是指包含数千亿（或更多）参数的语言模型，这些参数是在大量文本数据上训练的，例如模型GPT-3、PaLM、Galactica和LLaMA。具体来说，LLM建立在Transformer架构之上，其中多头注意力层堆叠在一个非常深的神经网络中。现有的LLM主要采用与小语言模型类似的模型架构（即Transformer）和预训练目标（即语言建模）。作为主要区别，LLM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模型大小、预训练数据和总计算量（扩大倍数），它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然语言，并根据给定的上下文（或关键词提示）生成高质量的文本。这种容量改进可以用标度律进行部分地描述，其中性能大致遵循模型大小的大幅增加而增加。然而根據标度律，某些能力（例如，上下文学习）是不可预测的，只有当模型大小超过某个水平时才能观察到，这便是所谓“LLMs的涌现能力”。LLM的涌现能力被正式定义为“在小型模型中不存在但在大型模型中出现的能力”，这是LLM区别于以前的预训练语言模型（PLM）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当这种新的能力出现时，它还引入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当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时，性能显著高于随机的状态，这种新模式与物理学中的相变现象密切相关。原则上，这种能力也与一些复杂的任务有关，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其可以应用于解决多个任务的通用能力。[1]

预训练学习技术。预训练模型（Pre-Training Model， PTM）是一种机器学习技术，它使用大量未标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以使其具备某些先验知识和常识，从而优化其在各种任务上的表现。预训练技术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机器学习任务，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问题：

——数据稀缺性：在许多任务中，标记数据是很昂贵的，并且难以获取。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才能训练模型。通过使用预训练技术，可以利用未标记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从而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泛化能力。

——先验知识问题：许多机器学习任务需要模型具备一定的先验知识和常识，例如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语言结构和规则。通过使用预训练技术，可以让模型在未标记数据上学习这些知识，从而使其在各种任务上具有更好的表现。

——迁移学习问题：许多机器学习任务之间存在共性，例如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语义理解和文本分类等。通过使用预训练技术，可以将模型从一个任务迁移到另一个任务，从而提高模型在新任务上的性能。

——模型可解释性问题：预训练技术可以帮助模型学习抽象的特征。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中，预训练技术可以使模型学习单词和短语的表示，从而提高模型的可解释性。

总之，预训练技术可以帮助机器学习模型解决数据稀缺性、先验知识和迁移学习等问题，从而提高模型的性能和可解释性，同时降低训练成本。

AGI的价值本质是通过上述三大技术形态，实现互联网、5G、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大数据、区块链、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孪生等互联网全要素的生态级融合。以ChatGPT为例，它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预训练的人工智能，具有去边界、生成式、场景性、交互性和参与性等显著的特征。以ChatGPT为代表的AGI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智能互联技术，其突破点在于：以无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类实践领域（通用性）、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关系要素，进而提升了文本表达的结构价值。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从GPT-3.5到GPT-4，再到其作为自由插件的人类实践全域的普及化，AGI正在迅速跨越对于语义世界的整合与价值输出，成为对于人类实践全领域、全要素整合的推动者、设计者与运维者，成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

智力型“人类增强”弭平了专业与普罗大众的沟壑：AGI对人的又一次重大赋能赋权

毋庸置疑，AGI是一项“人类增强”技术，将使得人与人能力和智力的差异骤缩。所谓“人类增强”指的是用生物技术手段实现人在身体、心理、智力、认知或情绪等方面已有功能的提高，或者在人身上培育出之前不曾拥有过的新功能。新的生物科学技术已经使人类增强成为可能，而人类增强将会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对现有的道德观念、人际交往模式、价值观及治理体系形成重大冲击。无论在科学还是社会领域，对于人类增强技术的探讨和争论都将是21世纪重要的课题。[2]

以ChatGPT为代表的AGI是一种智能增强技术，它能做的事情是智能生成各式文本、翻译及代码等，例如，生成AGI伦理学大纲，生成某个传播学前沿问题的研究现状。这一技术明显增强了智能文本生成能力，使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极高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都是精英主导型的，而AGI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改变在于其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平等性，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打破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壁垒，帮助“技术小白”和外行的普通人实现了在诸如论文写作、语言翻译与表达以及编程能力等方面的巨大提升。

这种改变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影响是极其巨大的。1882年，尼采断言“上帝死了”，宣布超乎人类之上的神灵已经被打翻在地。现在，AGI带来的“人类增强”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精英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常人政治”或将会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AGI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人类社会突破了人与人在认知把握和资源使用上所存在的天赋异禀及后天能力之间巨大差距的局限，使每个人至少在理论和技术层面可以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传播对话及其相关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这便令普罗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差异和障碍，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来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社会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下的又一次重大启蒙，是社会活力的一次重大重启。

在AGI“人类增强”技术的席卷下，数字文明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以下两种趋势和发展特征：一是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影响下，精英与普罗大众划分的边界逐渐模糊，精英政治的合法性理由似乎正在迅速喪失，精英与大众的区隔很难继续成为社会分层的依据，精英人群在社会实践中的优势预设也势必打上休止符。在传播领域，普罗大众在内容创新、知识表达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将引发传播领域的“主体”革命——“传-受”主体界限的模糊、传播机制的重构、传播模式与重心指向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二是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进一步“算法化”。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可以覆盖的绝大多数社会与传播的构造中，人们对于专业经验的倚重和信赖将让位于更加实时、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结构化的智能算法，其透过社会所有层面和要素的整合，成为社会发展与运作中的关键引擎。因此，数据资源的社会共享，算法编制领域的泛众化参与及规则的博弈，将成为未来包括传播领域在内的社会运行机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与景观。

AGI时代的DAO：数字文明时代社会连接的基础模式和组织形态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由于DAO较之其他社会组织，在区块链算法基础上革命性地赋予普通成员以权力，并以自我驱动的形式激发组织内部的共治架构，更能激发效率和个体积极性，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因此DAO也被一部分人视为未来人类组织的演化方向。在AGI技术的赋能下，DAO将深刻匹配数字文明时代“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以及社会多元化价值追求的背景，为基于关系的价值生成以及整个社会的协同组织提供新的实践路径。基于这一特性，DAO将成为数字文明时代基础的社会连接模式与组织形态，将形成麦克卢汉所言“重新部落化”社会的“非集中化”特征，为系统生成社会价值提供新的模式，进而推动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样态。

数字文明时代的社会构型：DAO作为社会组织基因的构造与复制。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人类通过群居团结力量以抵抗外界敌人与自然灾害。即使社会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个体也更倾向于从群体中得到身份认同与情感支持。为此，人类社会呈现出以“圈子”或“团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不同文明时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由于不同文明时代社会的群聚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见表1）。

我们可以将一个文明时代的群聚模式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赖以复制并生成的基因。在這种模式下传播呈现为社会持续性的关联，表现为集体基因的复制和维系。尽管外界刺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播样态进行修复或改造，但其本质特征和结构特征在一个文明阶段内是难以更改的。从原始社会的“一家一户”，到农耕文明的“部落”“村庄”，到工业文明的“公司”“单位”，本质上是构建社会群体的基因的演变，即每一文明时期，人类的连接性质与群聚方式都是对前一时代的升维式变革。

而DAO作为数字文明时代社会基础的连接与组织模式，本质上是社会组织构造的“基因突变”。正如麦克卢汉用“媒介即讯息”来描述这种社会构造的阶段性断裂和基因突变，DAO作为新兴社会组织，其自身展现出的全新模式纵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DAO能够改变数字文明时代人类群聚过程的核心参量——即群聚的要素、过程、结构、模式等，而这种“基因突变”则将经过复制，从微观的群体延伸到宏观的社会，DAO的全新特性将形塑数字文明时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和全新样态。

数字文明时代的社会协同与价值生成：DAO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区隔与关联。对于数字文明时代理想的社会形态，麦克卢汉曾以“重新部落化”这一概念展开过深入讨论。麦克卢汉认为，以感官体验整合所驱动的重新部落化塑造了全新的人类栖居方式。麦克卢汉将其特征概括为“非集中化”——“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3]。

对于非集中化的社会结构，麦克卢汉指出，一方面，全人类将在媒介中完成连接，“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传媒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4]。另一方面，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多样性部落生存”的社会结构彼此连接，而其能量的产生和感知却不依赖连接，而依赖间隔间距。“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能量的产生和感知不是靠产生线性的、因果思想的传统联系，而是靠间隔和间距。鲍林（Linus Pauling）把这些间隔当做细胞的语言来把握，它们产生联觉的、连续的和浑然一体的意识”。[5]这意味着，当将社会比作群体细胞构成的机体组织时，间隔成为一种关键的结构。间隔构成能量产生的环境——一个个彼此隔绝的细胞，又构成细胞间弱联系的纽带，使细胞间彼此联系、共同感知、协同作用，从而共同构造机体组织的平衡与循环。

从麦克卢汉“重新部落化”的预言可以发现，DAO本身以及由无数DAO构造的“DAO社会”正是符合这种构想的文明形态。互联网平台媒介驱动的社会微粒化是DAO社会形成的基础，代表着由传统媒体支持的单向、大众的连接的瓦解以及科层制社会的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任意个体间双向的交互的连接以及由这些连接共同构造的“大网”——互联网络。正如麦克卢汉预言的，一切要素都被联系在一起。

在AGI的价值连接下，DAO是这张“大网”上进一步剥离出的千态万状的“小网”，即在全要素连接的基础上，部分连接开始闭合成为彼此间隔的中小型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连接得到进一步升维，即在以信息交互为主要功能的趣缘弱关系连接基础上，拥有了以复杂协作、价值生成为主要功能的趣缘强关系属性。在这一视角下，DAO不是一种点对点的线性的连接，而是天然的非线性的网络连接，这种连接维度的扩张，强调微粒化聚合与价值的多元化生成。因此，DAO和重新部落化理论共同指向了这一特性：在数字文明时代，在社会全要素连接的基础上，人类文明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成群体，这些群体彼此分隔，能够形成资源力量的汇聚；这些群体彼此联系，能够协同作用，从而构造具有更高丰富性和创造性的崭新文明样态。

AGI时代的游戏：数字文明时代的主流媒介与社会实践的主平台

未来，随着AGI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应用，社会媒介化进程将加速演进。以互联网和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将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根本性地重构社会[6]——人类生活空间从单一平面的物理空间跨向立体可视的虚实混合空间，得以采取更具自由度、灵活性、体验性和功效性的方式生存[7]，人类文明将迈入全新数字文明阶段。

尼葛洛庞帝曾用“数字化生存”描述人类在信息时代的存在方式，并断言：“技术不再只和技术有关，它决定着我们的生存”[8]。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媒介化生存”的概念，强调媒介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渗透”，以至于“没有媒介技术的生存已无可能”[9]。深度媒介化社会，媒介赋能方式与游戏品性日趋类同，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游戏作为媒介的价值，讨论数字文明时代的“游戏精神”及人类“游戏化生存”的可能，甚至将尼葛洛庞帝的名言改写为：“游戏不再只和娱乐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10]。

游戏：一种全功能媒介。在所有学者对游戏的定义里，最显著的要素是Active，即主动性。游戏作为一种媒介，是平等和自由的。不管使用者的现实身份是什么，都需按照规则同台竞技，这与AGI时代“常人政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特点十分吻合。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写道：“如果说科技是动物器官的延伸，那么游戏则是社会人与身体政治的延伸”[11]，这句话强调的是游戏媒介在个体层面的社会性，即个体可以通过游戏方式完成社会化过程。现代社会时兴的“团建”就是把游戏作为媒介以快速建立团队合作关系的例子，而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更是将游戏媒介更广泛的社会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游戏可能是一种社交媒介，通过游戏公会建立虚拟共同体并营造亲社会情感；也可能是教育媒介，通过功能性游戏的方式达到教育目的；还可能是一种体验媒介，使人们带着历史和现实的视域去构想未来。[12]

游戏是一种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容器型”复杂媒介。史坦库勒借用雷·奥尔登堡的“第三空间”概念，提出游戏是介于虚拟与现实、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13]，既包括真实元素也包括虚拟元素，具有居间性。这与数字文明时代虚实相融的社会现实非常吻合。进一步说，游戏是一个中间地带，个体可以在其中自由来去，重建等级地位和身份角色；社会资源也可以被吸纳其中，支撑用户多样化的线上生存与生活。有学者提出了“容器型媒介”的概念，以描述一些具备汇聚结构的复杂媒介[14]。区别于以输送信息流为主的“管道型”媒介（例如報纸、电视），“容器型”媒介更多指向具备空间性的复杂媒介。基于用户的游戏实践，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元素、人物关系乃至技术形式都可能被卷入游戏这个虚实交织又包罗万象的“容器”中，使游戏演化成用户的线上生存与生活的栖身之所，也成为群体间精神与文化交往的关系空间。因此，未来游戏将是“更综合性、更具融合性的强势媒介。从媒介融合的视角看游戏，会发现游戏不仅在内部融合了多种艺术媒介，同时也跟人的生活、工作有更多结合。”[15]

游戏成为塑造未来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平台。AGI赋能下的数字时代，游戏与媒介的耦合将愈发深入，数字媒介的功能和结构将日益展现出游戏品性，其赋能方式也将逐渐类游戏化。借用简·麦戈尼格尔的话来说，游戏将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媒介”，成为塑造未来的主要平台。[16]

游戏数字媒介赋予用户个性和自主性的功能暗合游戏的自由特性。数字媒介代表的是用户被充分赋权的“超级个体”时代，用户从简单均质的“平均大众”转变为具有复杂性、主观性和非线性的“独立个体”，那些曾在物资和信息短缺时代被隐没的乐趣需求以及被压抑的行动轨迹得以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技术被洞察和捕捉，数字媒介真正成为由用户自己定义的“私人媒介”。通过数字媒介，用户可以建立自己满意的“化身”，依照自己的兴趣对所有内容和关系“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自由地游走于各种场景中。传播由此从一种效率至上的“功利性”活动转变为体现用户高度自主性和主观性的“游戏”。

由是观之，游戏是一种兼具人性化关系连接与智能化算法整合双重价值面向的DAO媒介——它能在充分释放用户本性的基础上拓展人、物、智能机器的连接维度，又能通过规则算法作为底层逻辑深化和聚拢这些关系，真正建立起具备高度自运转、自演化能力的分布式自组织。

概言之，游戏在AGI时代作为主流媒介与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人性的释放、群体关系的聚拢、底层运行规则的建立这三个方面。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看，现实生活中的普罗大众，在进入游戏场域之后即转变为具有控制性、主导型的权力型个体，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行为与需求均通过游戏场景得以释放，在其中用户根据个性、动机、行为偏好等要素所重新建构的虚拟形象可能才是真正承载个体人格的载体，可以说，游戏媒介将充分激活人的主体性特征，真正成为由用户自行定义的“私人媒介”。其次，从群体层面上看，游戏规则作为一种处于“后台”的隐性算法，成为聚拢与配置关系和资源的“看不见的手”，主导着游戏要素的再分配。处于网络上的不相干的每个节点都能在算法的加持之下聚拢在一起，并且根据游戏规则进行匹配、调试，充分释放群体交往的潜力；最后，游戏在赋予用户自由度的同时，也设立了底层规则，即在秩序化框架的基础之上赋予用户自由活动、自由创造的体验。拉斯韦尔曾经提出媒介的三种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承文化，而游戏媒介则在这些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价值升维，实现了分布式社会的自运转、自治理和自演化。

注释

[1]机器之心：《大型语言模型综述全新出炉：从T5到GPT–4最全盘点》，2023年4月3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403A03TBP00。

[2]N. Bostrom， "Dignity and Enhancement，"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 2010（2）.

[3][4][5]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6、389、389页。

[6]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2期。

[7]喻国明：《元宇宙就是人类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5期。

[8]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9]孙玮：《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10]蓝江：《文本、影像与虚体——走向数字时代的游戏化生存》，《电影艺术》，2021年第5期。

[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9页。

[12]姜宇辉：《元宇宙作为未来之“体验”——一个基于媒介考古学的批判性视角》，《当代电影》，2021年第12期。

[13]C. A. Steinkuehler， and D. Williams， "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screen） Name： Online Games as 'Third Pla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6（4）.

[14]胡翼青、张婧妍：《作为媒介的城市：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5]复旦引擎：《严锋：我的游戏史与作为“融合型”媒介的游戏》，2021年5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Pp2sNQkCWDtrhOBoicMihA。

[16]简·麦戈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闾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责 编∕张 贝

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新媒体研究、传媒经济与管理。主要著作有《网络新媒体导论》（合著）、《元宇宙与未来媒介》（合著）、《游戏与元宇宙：数字时代的媒介升维与深度游戏化》（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