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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河南省普惠金融的增收机制研究

2023-08-05郭璐璐余靖玥赵昊骧

行政科学论坛 2023年6期
关键词:居民收入格兰杰普惠

郭璐璐,余靖玥,赵昊骧

(新乡学院经济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户籍人口众多,城市化率较低、农村社会环境复杂等都是河南的显著特征。在省委、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河南省普惠金融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普惠金融体系也在日益完善。但河南省普惠金融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挑战,例如: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农村资金要素外流等问题尚未缓解,金融服务体系脆弱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1]。因此,厘清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对未来的金融建设工作有一定意义。此外,分析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也有利于更加精准高效地落实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工作措施。本文以河南省17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以期探微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路径与机制。

一、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

构建评价发展水平指数的方法较为多元化,一般采用各类加权法实现对各项指标占整体的权重的测算。此处借鉴张跃胜等[2]的总结与经验对各种方法进行优劣分析。其中,层次分析法从根本上无法规避专家打分的主观情感,当出现多重相近指标时,不同专家的打分会出现偏差。而因子分析法尽管能够通过数据特征进行客观加权,但当数据序列不够显著时常常会失效。因此本文选择熵值法对各指标的信息熵进行加权处理。

关于评价体系的指标,本文借鉴其他国内学者的现有研究[3],将发展情况分为规模及效率两个一级指标。其中金融规模下设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金融机构资金规模、覆盖规模。金融效率同样下设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金融服务效率、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熵值法对金融效率与金融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最终结果,具体指标及计算方式见表1。

表1 河南普惠金融效率、规模评价体系

二、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一)PVAR模型构建

PVAR模型沿袭了VAR模型的优点,仍将所有研究变量假定为内生变量,并将其视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函数。此外,PVAR模型中允许个体效应及异方差性,由于截面的存在,也放低了VAR模型对数据的时间稳健性要求。参照现有文献做法,模型如下[4]。

式中,yit是包含了内生变量的列变量,i与t分别代表地区与年份,p是模型的滞后阶数,?0是截距向量,?j是系数矩阵,fj是个体效应,et是时间效应,?it是随机扰动项。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为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间的关系,此外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变量选取如下:

普惠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e Index,IFD),反映该地区在某一年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计算方式以及数据来源已在上文中给出。此外,我们还将农村居民收入(RPI)、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CG)、城市化水平(UL)纳入模型。为了减少实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保证其原有序列性质的情况下,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见表2)。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单位根检验

考虑到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可能会存在自相关问题,所以采用LLC检验对四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对于短面板数据而言,HT检验也是较为常见的手段。此外,为了排除前两种检验中共同根假设过强的问题,再进行第三种IPS检验。

如表3 所示,除LIFD 在IPS检验时未通过10%的显著水平外,其他所有变量在三种检验下都是平稳的,即都是零阶单整。而考虑到变量LIFD通过了LLC和HT两种检验,我们认为它也是平稳的。

表3 变量平稳性检验

(三)滞后期数选取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确保其平稳性后,为了保证样本完整性与自由度,需要考虑合适的滞后阶数,常见的滞后阶数选择一般利用AIC、BIC以及HQIC来确定,且一般最优滞后阶数不超过三阶[5]。经检验,本文选择最佳滞后期为1期,在这一条件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变量与其滞后变量之间及其他滞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文的研究重点,仅考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因果关系,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结果,在滞后1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拒绝原假设,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然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真正的因果关系,只是在统计上验证了时间顺序。因此,有必要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进一步论证其变量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PVAR 模型GMM 参数估计结果

从所选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滞后1期的条件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回归系数为1.626,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而普惠金融指数对城镇化水平的正向影响也是显著的。同时结合上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回归系数为-1.528,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推断城镇化水平可能不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而间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不考虑样本数量的前提下,分析城镇化水平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河南省各设区市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高端产业在城市的聚集也加快了农村人口外流,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发展脱节。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熵值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进而测度河南省2012—2019年间17个设区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共同效应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据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面板向量自回归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这说明通过金融服务便捷化、金融产品普及化两种手段能够激发河南省农村地区的企业或个体生产热情,进而提高企业效益带动当地居民收入增长。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能够推动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将普惠金融看作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中介变量。然而,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无论是对普惠金融或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都未符合预期。据此推断,本文的代理变量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的显著提高虽然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为城区带来了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不过,从结果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这说明普惠金融的惠及与持续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缓解了人口外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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