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奎

回望来途，六十岁退休之前，我从事的职业有两个，一个是当兵，一个是当编辑。二者各十八年，可谓整齐对称，界限分明，如同近体诗中间的两个对偶的句子。在我的人生中，它们平分秋色，皆我所爱。

1985年，中国百万大裁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由军队转业地方，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我没有选择从政，也没有选择经商，而是毛遂自荐到百花出版社当编辑。在诗人张雪杉的引荐下，我对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谢国祥说：“我到百花，一不要官，二不要房子，只做编辑就行了。”我怕他不了解我，又追加了一句，“我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谢几乎未假思索，就答应了。这或许因为雪杉提前做了介绍，或许与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些文字有关。

1986年新年伊始，我被安排到百花综合编辑室任诗歌编辑。我编辑的第一本书是白金的诗集《爱的呼唤》。初见白金，我便告诉他：“在60年代的《诗刊》上，我读过你写的组诗《血铸的檄文》，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他听了，喜不自胜，遂把我引为知音、挚友，至今仍保持着友谊。他的这本诗集里的诗，与其当年的作品，语言风格变化不大，与朦胧诗、现代派则是格格不入。当时的诗坛旗帜纷扬，而诗歌市场却冷落沉寂，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他对我说：“我的诗集能够出版，感谢你。”我说：“应该感谢百花社领导和雪杉，选题都是他们早就确定的，我不过是个执行者。”我编辑的第二本诗集是承德诗人何理的《春的馈赠》。何理的诗，朴拙、厚重，有山野的灵气，追求意境的清丽。我去承德见到他，便想起“诗如其人”这句话，真是半点不假。

编过两本书，我对编辑工作的基本程序和要求算是初步熟悉了，文字上的纠错正讹、写内容提要，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但仅仅做到这些，还不能算是合格的编辑。合格的编辑应该是既能策划选题，又能润色加工的人。策划选题不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就可以完成的，而需要结识文艺界、社会各界的作家、编辑家、专家、教授，与他们交朋友，听他们提建议。孤家寡人闭门造车，组不来好稿子。这一方面，我应该感谢社领导和雪杉同志。雪杉作为我的直接领导（编辑室副主任），他从不以朋友为私，介绍了许多诗人、编辑同行与我相识。他同我一起出差，介绍我参加各种文学聚会，使我眼界大开，朋友广布。我的一个同学朱晶在吉林省文联工作，他给我来信说：“欢迎你回到文人堆来。”说实在话，我回到文人堆里确有如鱼得水之感。学而优则仕，仕而止则学。我想，当兵是我的义务，文学才是我的家园。陶渊明辞官回家，曰：“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回到文学家园，认识到我的写作，也到了转型的档口，如不换换环境，拓宽视野，改变一下风格，可能也会荒废。

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是当时的风气，也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如此。鲁迅、茅盾、叶圣陶、臧克家、孙犁都有过这种经历。编辑与写作是一个统一体。我体会，在为作家作品审读加工的过程中，编辑先读为快，可以学到许多知识和艺术技巧；自己写作，也能体验作家创作的甘苦，与他们交朋友，有共同语言。1986年春夏之交，我到湖南湘西参加北岳出版社举办的一个笔会，认识了作家浩然、汪曾祺等，也与岳阳市文联的作家罗石贤一见如故。他对我说：“我要写一个长篇小说，书名《军妓》，是反映岳阳军民抗日斗争题材的，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我让他讲了故事梗概，建议他写日本军妓，可以让她们反戈一击，参加到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中来。因为在日本国内，她们也是被压迫的人。他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相谈甚洽。他接受了我的建议。第二年，《军妓》在我社出版，第一版即印行七万多册。以后曾数次重印，成为常销书。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两年后，我被安排到小说编辑室任主任，薛炎文为副主任，由顾传菁副总编辑直管。从此，我开始了一个新的编辑历程。

此时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一切领域，出版社这个清净之所，也未能幸免。百花社体制与全国出版社一样，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就是说，自己挣钱自己花，上级不再管工资拨款。这就逼迫出版社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好书（有学术价值，纯文学的诗歌散文）因为赔钱出不了，坏书（低级趣味的、有色情描写的）因为赚钱大泛滥。一些书商，乘机大发其财。买卖书号屡禁不止。我于1989年7月著文《治“黄”刍议》，发表在《天津日报》上，提出治“黄”的一些主张。这篇文章，《中国文化报》予以转载，小有影响。我的一个本家子弟名叫颜建国的，看見了此文，从山东东平教育局来信联系，遂成文友。后来，他到湖南结识了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颜家龙，还给我求来一副家龙的墨宝，至今还挂在我的居室的墙上。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这前后，社领导派我和赵中令、张雪杉前往老作家方纪的居所，为他送去刚刚出版的《方纪文集》。他住在五大道小区的一座独门独院的小二楼上，见到自己一生文字的结集，非常高兴。他高高的个头，面容白皙，虽然大病初愈，却依然穿戴整洁，容光焕发。我们送上两本还沾着油墨香的新书，请他看封面设计、印刷质量，问他：“满意吗？”他连声说：“好！好！”请他签名，他也连声说：“好！好！”他虽然身体有残，右手麻木，但精神尚健，每天坚持用左手练习书法，据说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他领着我们到一个书桌前，那上面放着一大摞他新近完成的书法作品，示意我们可以任意选取。我们问他：“这些作品都是你左手写的吗？”他点头，连声说：“就是！就是！”我们展开他的作品，赞叹道：“写这么多的字，也要花许多体力的。”他点头，又连声说：“就是！就是！”直到我们告辞，他总是重复、交替说着这两句话。看来，他的病影响着他的思维和发音。他才六十多岁，他为革命奋斗了四十多年，如果没有“文革”，他的文学翅膀也许如雄鹰在万里天空中飞翔。现在，他只能用左手写字了。我选取了一副长联：“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落款“方纪左手”。字字端锴，笔酣墨饱。我带回来，人们赞不绝口。后来，有人以给我裱糊的名义，拿了去，至今缈若黄鹤，不见踪影。看来，他是据为己有了。

此前，除编诗外，我也参与《现代通俗小说丛书》（10本）的责任编辑工作，对张恨水、刘云若、张爱玲、陈慎言等现代通俗小说家的作品有所涉猎。此次我到小说组，与炎文合作，也干成了几件事。一是编辑《九九文化丛书》（10本），用总编辑的话说，出版此书销售对象是政府部门的老龄委，是将李先念的钱从这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二是编辑《琼瑶小说丛书》（6本）。为此，我与炎文专程到北京，见到了琼瑶与其丈夫平鑫涛先生。这是琼瑶第一次回大陆。我们曾在《小说月报》转载过她的《我是一片云》，我和炎文是专程给她送稿费，并与之商定再出一套《琼瑶小说丛书》。平鑫涛比较胖，很健谈，琼瑶显得很年轻。她收到稿费还有点惊疑和胆怯，可见她对大陆还不是很了解。第三，出版了一套《历代改革家传记丛书》，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等皆在其中。有人提出，汉代的王莽也应在此列，我没有同意。“王莽谦恭未篡时”，这是历代的共识。今天有人企图为他翻案，谈何容易。在我快离开小说室的时候，我责编了南京作家庞瑞垠的长篇非虚构小说《逐鹿金陵》，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人马歇尔谈判的故事。此书出版后，获国家级大奖，在此略记备忘。此书组稿者薛炎文，这时他已担任总编辑了。在我临近退休之前，我从待了十年的小说室出来，到散文编辑室任主任，这时我的精力、体力和活力已成强弩之末，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此时我心血来潮，编了一套《珍珠散文丛书》，收周国平、莫小米、周凡恺、李钧、刘巽达、韩石山等人的散文短章，市场情况尚可。莫小米的文章，在天津《今晚报》上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

市场条件下，还有一种出版方式是自费书。我未到出版社之前，只知道一个作家有了名气之后，出版社就会为之出书，不知道还有自费出书这个名目。出自费书可谓市场条件下出版界的一大景观。一些老作者，写了一辈子小说、散文、诗歌，应该出书了，却赶上出版社自负盈亏的年代。他们因为名气不大，或者不从俗、不猎奇，不愿改变原来的语言风格，市场没有订数，出了书，出版社要赔钱，出版社就不做这个赔钱的买卖了。怎么办？作者拿出书的成本费、编辑费，印刷出来的书，由作者全部拿走。这个出版方式最先滥觞于诗集的出版。辽宁的阿红、路地、刘万石、李鸿璧都有诗集问世。后来，连我的老师吴开晋也在我社出了诗集《月牙泉》。这种方式也产生一些乱象，一些官员欲滥竽充数，也要出书；一些毫无写作能力的人，也写小说，作古诗词，这就让编辑费了力了。有一个叫卢龙的老哥，写了一本20万字的小说，“老板”让我当责编。我翻开稿子一看，通篇都是新闻语言，只此一点，就不够出版水平。我的意见退稿，但“老板”说，你给修饰加工一下，给他出了吧！我硬着头皮，几乎给他重写了一遍，交了差。人家交钱了，出版社有了收益，不出就违约，至于出了书有没有人看，那就不管他了。过去，丁玲提出“一本书主义”，让我们都崇拜作家。现在，你出十本书，也不过尔耳。

热心为别人出书，却一点不为自己出书上心，我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其实，我不是不想出书，而是不够条件（名气不大，没有市场效益）。而我又不想搞交换，即：两个出版社的编辑，你给我出一本，我给你出一本。这种现象，当时屡见不鲜。我想，我还是在编辑之余，好好地写作吧！18年编辑生涯，正是我创作高峰期。今朝两点三点雨，明天四朵五朵花。诗歌、散文、评论，我的文字，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各种报刊上问世。我退休后，出版了三本書，一本诗歌《五篇枫叶》，一本散文《牛背上的黄昏》，一本评论《品书与品人》，其中的篇什，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我赞成做一个作家型、学者型的编辑。这样的编辑，编辑同行多，作家朋友多，这就是文人堆。我当编辑后，连母校吉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同学也高看一眼。我的老同学丁国成在《诗刊》见到1985年“青春诗会”专栏发了我的诗，在当期评介文章中多处提及，加以点赞。他把我的情况传至母校，我的一个师姐周航，时任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专程来天津看我。她是我的老师喻朝刚教授的夫人。喻老师去世后，她整理出版了几百万字的《喻朝刚文集》《宋词选讲》。她是一个热忱、勤奋的人，至今与我保持着联系。我的老师、同乡车成安教授出了散文集，我为之写一篇评论《聆听天籁》，刊登在《吉林大学报》上，是我们的师生之谊留下的文字的痕迹。文人堆，出版社同仁、编辑界同行、诗歌界同道、大学的同窗，军界的文友……多么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一群人！我到了百花社，生活在他们中间，宛如走在空气清新、绿草如茵的山林，快乐而舒畅。至于有些玩弄权术的人，搬弄是非的人，谄媚求主的人，锱铢必较的人，少与他们交往就是了。物欲横流的年代，也可以清清白白做人。◎

202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