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等生”的绩效启示

2023-08-04苏琦

中国新闻周刊 2023年28期

关键词：中等生城市化土耳其

苏琦

《失衡的世纪：1820年以来土耳其的发展》

作者：[土]谢夫凯特·帕慕克

译者：安晶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定价：79元

谈到经济发展镜鉴时，人们一般更愿意将目光投向绩优生和掉队者，向前者学习进步的路径，对照后者避免掉进同样的坑里。中国读者一度就特别关注分立光谱两端的东亚领军者和陷入“拉美陷阱”者。谈及土耳其，中国读者更多想到的不是其经济发展历程，而是其标志性的一连串政治转型事件：从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向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到冷战期间作为前线国家与苏联对峙，再到世俗共和派与伊斯兰政治派别间的持续抗争，等等。

不过，在《失衡的世纪：1820年以来土耳其的发展》一书的作者谢夫凯特·帕慕克看来，研究全球范围内长期的增长，与绩优生和掉队者相比，中等生的发展历程更具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意义。近200年来发展水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土耳其，无疑正是这样的案例：其相对成功的一面展现了顺应全球趋势、分享发展红利的好处；而其相对平庸的一面则表明后发国家的赶超，如何受制于既有的历史遗产和现实的利益纷争，而无法一路高歌猛进。

帕慕克认为，土耳其每个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和路径选择，都或多或少受当时全球流行经济思潮和发展潮流的影響。比如，奥斯曼帝国后期的中央财政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应着第一次全球化或殖民化浪潮；二战前后直至1980年代土耳其的自主发展和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则对应着第一次全球化的坍塌、贸易保护主义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发展潮流；而1980年代以后的开放，则对应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其发展，也不脱主流诠释范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红利带动和溢出效应。书名“失衡的世纪”，含有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缓慢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上轨道之后增速渐起相对照之意。而其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充分、不均衡，以及始终未能建立起支撑可持续、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政策体系。

其实，拉长历史的视界并放宽横向比较的视野，不难发现这也是大多数后发国家走过的道路，虽然具体的演进图景看起来千差万别。和未经历过殖民的土耳其一样，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和曾被全方位殖民过的印度，都大体经历了西风东渐之下被迫的西化和开放，政治独立后自主的经济发展和新一轮全球化下再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而且也都享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红利，以及不均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撕裂与阵痛。

当然，因为历史起点、制度基础和“危机”的时点和性质不同，其应对外部冲击的方式和演进模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与此前未与国际体系深度切割、更多因为外汇危机倒逼而再度放开的土耳其和印度不同，中国1970年代末的改革更多是主动抉择，全方位拥抱国际体系的决心和力度更大，获益也更多。

对制度的探讨贯穿本书始终，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有能够持续整合相关资源、提供必要的投资率和保障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但作者又自称并非制度决定论者。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制度不是唯一能够决定经济绩效的因素，其总是和其他因素（如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互动并共同发挥作用；二是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建设总是要受到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偶尔迎合，大多是抵制、扭曲和掣肘。关键在于统治集团精英群体与社会精英群体间的观念共识和利益聚合程度。

比如，同样面临西风东渐的进逼之势，同样意识到变革必要性，土耳其的坦齐马特改革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动主体和利益博弈却大为不同。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更多由中央层面发动，表现为代表“进步西化”的中央以财政集权的方式与地方权贵进行博弈。而洋务运动则以汉族地方势力为主要推手，颟顸保守的满清中央权贵则更多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虽然两个改革最后都因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分化乃至决裂而收场，但留下的制度遗产和现代化演进路径大不相同。土耳其的现代化，更多表现为世俗的、国际范儿的、都市的中央开化派与更保守、更民粹、更伊斯兰的地方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博弈；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则在很多时空中表现为更愿意尝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束缚和观念禁锢的一方。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围绕着利益格局再造的制度建设纷争，都常以文化之名进行。而此一轮改革的挫败，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西化”的污名化遗产，以至于后世拥抱国际化的改革者，都不得不刻意强调自身作为民族利益捍卫者的姿态。比如，土耳其对于IMF和世行的改革开放方案，从不照单全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要反复强调经济特区绝非租界的翻版。

从更为跳脱的视角不难发现，每一次制度革命，都会解决一些问题，灭除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者，然后又会造成新的问题，产生新的利益分化，并留下诸多制度遗产和观念遗产，成为新一轮制度变革的起点。

所以，说到底制度变革可能是一个如何接受次优选择的问题，或许很多时候连次优选择都算不上，只能算最不坏的选择。就土耳其而言，“早熟的民主”下的政治庇护和分肥体系，导致其不能坚持长期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有纪律的财政制度，屡屡滑向短期行为。但某种意义上讲，这确实避免了社会的进一步极化和区域、城乡差距的持续拉大。

比如，在其城市化进程中，基于私人和党派关系的非正式庇护网的大行其道，不利于正式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更公平透明更可预期的福利体系的构建，但也确实缓解了城市化的痛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避免了候鸟式人群的出现。再如，伊斯兰政党被整合进体制，能够进行建制化博弈，避免了自19世纪初以来就持续不断的世俗、西化、共和派与传统、保守、民粹派之间竞夺的脱轨失序。而其代价是，因伊斯兰保守势力的阻碍，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低下，进一步导致土耳其无法在高技术产业取得突破，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升。

每个国家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制度问题。土耳其案例的意义或许在于，其提醒人们，不能把一国的命运仅看作是运气，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也不能因为增长的起伏，陷入历史宿命论，而应该在一系列的次优选择中尽量顺势而为、趋利避害，避免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