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自然书写始终探求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写作者从认识土地的角度出发，展现出内在生态伦理的流变。具体表现为从初期强诉求性的报导文学，到中期强调观察的多元知性书写，再到试图打破人与自然主客分野的“还魅书写”。一代代的书写者们将对生态的关怀，与台湾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丰富了台湾自然书写的思想内涵与现实功用。

［关键词］自然书写；生态伦理；工具理性；返魅书写

［中图分类号］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3）03-0120-05

［收稿日期］2023-02-27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台湾自然书写研究”（FJ2020C074）

［作者简介］魏雪慧，武夷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台湾，因政治环境的松动和经济生产形态的现代化转型，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加之世界性环保运动潮流的兴起与生态意识的广泛传播，作家们不断开拓文学疆域，自然书写渐成风潮。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由七十年代末零星、非自觉的思想火花，逐渐转变为自觉的群体书写，由鲜有完整哲学表述和系统论证的感性抒发诉求，成为有系统、有内核的哲学阐发，由服膺工具理性的生态伦理，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与文学、科学与自然间的二元对立，在不同世代作家们的不断尝试与锐意拓展间逐渐削弱，被彼此间的相辅相成与互相融合取代。

一、为土地发声：以污染、公害、环境保护为诉求的自然书写

从1895年日据时期开始，台湾便被视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源库，自然资源在50年间遭到毫不餍足的掠夺，沦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附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急速工业化，在经济挂帅的政策主导下，生态环境始终处于几无任何保护措施的状态，完全成为经济开发的牺牲品。依附型工业的过快发展，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导致民间环保运动浪潮高涨，也同时恶化了台湾的人文生态环境，使民众的精神生态不断荒芜。此时，一批生态意识警醒的先觉者出现，自发呼吁唤醒台湾人民的本土意识，使环境保育的呼声日益壮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乡土文学”的方兴未艾，以及世界性绿色环保运动的广泛开展，台湾文坛也掀起了以“强烈控诉，热情呼吁”为主要内容的“报导文学”。台湾学界将高信疆于1975年《中国时报》开辟的“现实的边缘”专栏，作为台湾报导文学的起源，随后台湾的两大报业《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纷纷设立报导文学奖，各大媒体也因此大量采用报导文学的形式，加上当时酝酿着变动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环境，使报导体的书写形式风靡一时，环保议题、古迹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等主题屡见不鲜，报导语言也日趋丰富，共同推动了报导文学体裁與社会环境的契合。媒体的大力推介和自由化的言论空间，鼓舞了大批有观察力的作者借“报导体”发声。报导文学作为介于文学与新闻的中间文类，有的放矢的目标性是其主要文类特征。以心岱的《大地反扑》、韩韩和马以工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勇敢介入社会，沉痛地扒开当时自然环境因开发不当而遭受严重破坏的事实，这些作品以强烈的现实感、政论性和与现实的血肉联系，奠定了自然书写的基本品质。

女作家心岱是两届“时报文学奖”的得主，她从1978年起投入台湾报导文学行列，足迹踏遍宝岛，其文字情感深厚，用耐心和胆识一次次地挑战严肃的环境议题，报导被淹没在寻常生活下的慢性毁灭危机。她的《大地反扑》共分为11篇，用锐利的目光记录下目所能及的环境破坏现象：《大地反扑》涉及林口发电厂的随意排放对海岸的污染；《美丽新世界》聚焦台湾南部恒春半岛的环境变迁；《绿色大厦》关于宜兰哈盆地区的植物；《生金蛋的鹅》强调台湾野生动物的价值……

由于报导文学强烈的目的性，使它既偏离了传统文学希冀的自由性和想象力，也对新闻报导要求的客观中立场有所欠缺，造成当时使用这一文体的自然书写出现了几个明显问题。首先，生态专业知识不完整。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科学数据和理性思辨，如韩韩、马以工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中搜集了不少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南洋红树林固然很多，但水笔仔却不多。红树林共有十一科十六属五十五种之多，在台湾记录上共有三科六属六种，分别是水笔仔、五梨跤、海茄苳、红茄苳、细蕊红树、榄李等六种，其中红茄苳及细蕊红树因高雄港的扩建及中钢中船的建厂，目前已绝种”［1］（P51）。但因两位作者均非专业人士，也未曾进行长期的自然观察，与刘克襄、王家祥等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再落笔成文的书写者不同，她们的生态资料主要援引自书本、图鉴，或转述专家说法，有时在书中引用的生态知识不尽准确，遭到不少生态学者的质疑。同为自然书写者的吴明益就曾揶揄报导型自然书写者们生物知识与生态观的成熟度：“文风较理性冷静的马以工也会写出为了保持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要‘尽量保护稀有及濒临种属及不断地再培育新的种属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新的生物种、属难道是可以‘培育出来的？而为了保持一个繁复的生态系人们就要‘不断培育新的种属？”［2］（P39）

其次，作者们主要采用呼吁式、空洞式、道德式的情感导向，未能深入探讨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危机，也欠缺冷静思考人地关系、土地伦理的生态关怀。偶尔能发现潜藏于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但往往被大声疾呼的热切，冲淡了它的理性况味与文学之美。作者们的剖析层面还停留于对破坏环境举动的竭力制止，对何以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深层动因并没有多加笔墨挖掘，造成了热情过后的空洞和浮于表面的滥情，美学意义与文学价值都存在缺席。此外，大多数作者的生态观念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评价标准，如：“这所有未登录地、河川、海洋，甚而空气都是我们大家的，也就是‘公有的，并非政府所有，亦非私人所有，是属于全体国民的。这样一来，谁破坏了这些东西，就是破坏了全体人民的财产，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义正严辞地说：工厂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经济算盘把毒气放出在‘我们公有的大气之中。同样的，发电厂也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发电成本，把冷却用的热废水排放到‘我们公有的海洋来破坏‘我们公有的软珊瑚群落”［1］（P39-40）。在报导令人痛心的污染事件时，作者并未对此进行理性的深入分析，而是立刻以自然环境的实用价值为标准，丈量“东西”的存在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笔下的“我们”指代台湾地区的公民，而非与人类共处地球的自然界万物，在对工厂破坏环境口诛笔伐的同时，已经犯了将自然资源据为人类所有的谬误。借着环保浪潮，这些初期的自然书写者们怀着无比的热情，喷发出大量文章，对台湾岛内大大小小的环境问题发声，质量却难以保证。

但不可否认的是，报导文学以其感染力激起了民众的生态觉醒，在台湾自然书写的草创时期发挥了可观的现实功用。例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仅收获了读者的喜爱，再版多次，更充分发挥文学对社会的反作用，担负着本地环境意识发声者的先锋角色，改变了台湾自七十年代经济腾飞后，一味追求出口导向的工业成长，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环保法令可以防止生态环境持续被破坏的状况。在作家的大力宣传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下，社会环境运动开始持续发热，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恒春的候鸟保护被列入地方行政、红树林被禁止开发……随着生态保育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台湾民众也愈发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环保运动中，大量反公害组织和环保团体出现：1985年4月台中县大里乡成立第一个民间反公害团体“台中县公害防治协会”；1986年3月彰化县鹿港镇“反杜邦事件”，当地居民反对美国杜邦公司在当地投资生产二氧化钛，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1986年台湾反核运动逐渐开始蓬勃发展；1987年高雄市民反对中油公司与政府增设第五轻油裂解厂……

作为自然书写初试啼声的早期尝试，报导式自然书写由于自然知识的贫乏，以及对造成环境问题动因分析视野的狭窄，往往容易导致大众产生审美疲劳，而自然书写则应该对作者有更高的要求，在书写自然的文字经脉中尽可能多地蕴藏文学美的质素。但不可否认七、八十年代的报导文学热潮，潜伏着台湾社会变动的可能，报导文学家通过挖掘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加之纸媒的配合，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传播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于环保议题的重视，不断为民众敲响生态保护的警钟。

二、 多元趋势：探索知性、强调观察的自然书写

在报导文学作家们汲汲于描述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时，其他类型的自然书写者也正在兴起。其中，以田园隐逸为主要内容的“隐逸书写”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以逃避现行社会体制、工业文明压力为背景，亲身力行隐士生活，远续陶渊明式的思想。陈冠学的《田园之秋》正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它具有梭罗《瓦尔登湖》的特质，作者以日记体重整自己回归大武山下的新埤过农耕生活的经历。陈冠学以拒斥物质文明侵略、选择远离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为旨归，倡导重返田园，远离现代都市文明。人类是自然国的一员，受着自然万物的滋养，但随着人类贪婪的索取，现代社会不但“天予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更演化为“人毁万物于天”，陈冠学以清醒者的眼光，批判着现代人的贪得无厌，将人类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的侵占者、迫害者身份暴露得一览无余。陈冠学观察自然的视角从“人类中心”的维护者转为严厉的批判者，并且透过生态环境破坏的表象洞察问题本质：“现代国民，自饮食热力，全在政府操纵控制之下，尤其大都会数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人口，连出入通道都受到管制，这确是专制政治、军阀政治、财阀政治的绝好温床，人民个个成了工蚁，从空中俯瞰，可见到满窝里黑壓压地爬着。这是我拒绝现代文明的理由，我不愿意受到政治的压榨、经济的压榨。”［3］（P216-217）他认为生态与政治在现代文明的关照下，越来越密不可分，在经济和生活的供给上无法自给自足的都市人，相较于对物质需求极低的农人，更容易受到政府、财阀和权利机构的操控。从这个层面看，远离都市的隐逸书写者们是用看似淡泊名利的文学形式，抗议政府对生态不当的方针政策，以自觉践行简朴生活，摆脱都市文明的异化，还原自然本身的运行秩序。

但这些以隐逸为生活方式的作家们，仍未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桎梏，陈冠学在日记中写道：“花儿不是为人开，蝶儿不是为人唱，还为谁呢？老天把各种珍馐摆设在世界的任一角落，随时等着人去品尝，唯恐人饥乏失味”［3］（P281）。另一位代表作家孟东篱在其《滨海茅屋札记》中也透露类似想法：“这蜥蜴，其诞生也不知道自己的诞生，其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死，而它的活着也不知道时岁的过往。可以说，它活着，只是它活着，这里面根本没有悠久与短暂的问题；它死，只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与窒闷，然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无遗憾与追悔。”［4］（P172）作家以此否认“万物有灵”的观点，将人之外的其它生物皆视为无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与德国哲学家史怀哲“敬畏生命”的环境伦理相左，也与现代自然书写所推崇的“生态整体观”相去甚远。可以看出“隐逸书写”的作家们对生态自然的认识尚处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应有的现代生态伦理观，离成熟的自然书写仍有距离。

在专业知识方面，此类作者较常在书写中提及日常所见所闻的生物种类，部分书写者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生态知识，并努力朝着博物的方向努力，陈冠学提到：“故园里有一样东西叫不出名字来，我总觉得难过，仿佛自己是外人。在植物方面，我一直努力着要成为真正是老友老相识”［3］（P198）。随着简朴生活模式和生态观念的日趋成熟，他们除了展示个人化的极简生活外，也正努力让这种小众的生活方式在整个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比如，以“生态团体”推动“绿生活”“绿建筑”“绿活”等节能低耗的新生活姿态，这些举动在现代都市中的功用远比鼓励人们隐逸于山林要现实得多。这种“现代陶渊明”式的文学导向，遭到其后出现的“观察记录”型自然书写者们的否定。“观察记录”型书写者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关怀为经纬，以生态观察、自然记录和自然志等文学形态为特征，提倡以客观真实还自然以本来面目，将现代自然书写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八十年代后期以降，台湾的自然书写开始逐步走向成熟，除刘克襄、王家祥、徐仁修等已经具备完整理论系统的作家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注重观察的自然书写者，如陈列、陈玉峰、陈煌、凌拂等人。陈列的《永远的山》是他在玉山国家公园历时一年的观察记录，共计八篇文章，每一篇都以单独的地域为书写对象。作家风雨无阻地攀爬峰峦，观察玉山境内垂直分布，却又变化万千的林相和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其中既有对动植物、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也有对如何与自然建立和谐共生关系的思考，为自然书写提供了一种文学性的思维方式。陈列的观察之旅在刚开始时，也陷入了非专业化带来的窘境，于是他开始下苦功，大量阅读有关山林自然的书籍和图像，从简易的解说词到复杂的学术调查报告，他一遍遍背诵、识记各种动植物的名字、相貌特征、分布状况……功夫不负有心人，对自然知识有意识的涉猎，造就了作者专业化的观察视角，陈列在书中常常对自然掌故、地理人文信手拈来，亦饱含文学深情：“常绿，是树木不必因需年年更换新叶而消耗掉宝贵的能量，而且在初春一有足够的阳光时，不凋的绿叶能立即吸收阳光中大量的热，立即进行光合作用，坚硬细长的针叶，则既能抗风又不易积雪，且因为内含的汁液甚少，在酷寒的时节不致有结冻之虑。针叶表面另有一层厚厚的蜡质，更可使叶表细胞不至于流失水分”［5］（P55）。

从陌生、无知到熟稔、热爱，“观察型”的自然书写者们用作品，感召了更多怀抱绿色理念的读者去了解那些等候着人类去了解的“永远的山”。伴随专业化、多元化的趋势，台湾自然书写者们用日趋系统的生态知识武装自己的文字，深耕台湾的足迹遍布全岛，使自然书写呈现繁茂景象。

三、走向纵深：探索新土地伦理

当西方社会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向现代化世俗社会逐渐转型后，人类世界完成了马克斯·韦伯笔下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宗教性的世界观土崩瓦解，生命的神圣性、宇宙的神秘性以及世界本源的魅惑性褪去神秘的面纱，工具理性、经济基础和科学知识成为现代社会和知识精英群起追逐的对象。显微镜和解剖台将自然万物的发展始终，事无巨细地陈列在人类眼前，世界成为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而非虚无缥缈的主观想象，人类逐渐忘记自己仍是自然国的一员，远非万物之主。

作为一个业已“除魅”的世界，人们逐渐将自然的灵性视为某种形而上的幻想，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缺席，成为一道空洞的回音，理性最终战胜了灵性，科学的理性思维将一切事物“还原”为本质的纯粹形式。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有力地批判道：“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6］（P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现代科学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思维，使人类在与自然相处时唯一的目的便是如何利用自然，如何全面地成为自然和他者的最高统治者。

现代社会用“工具理性”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传统关系，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人与自然始终处于疏离与对立的尴尬状态。自然书写者们预见了此不良关系必将引发灾难性后果，一直试图用笔建造现代性与自然世界间的新气象，缓解现代病的症候。自然书写正是一种现代性的“返魅书写”方式，它以文学作为现代巫术，以祈唤回自然的灵性，让那些在纯粹工具理性思维中遭到物化的事物，再次复活于人类的精神视野。透过思想的解放，打破人与自然之间横亘着的鲜明主客分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联系。在自然书写中，科学与文学、理性与感性相互交融，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意识——超越二元论。在此超越式的书写中，科学不再是温度全无的纯理性思维，文学也不仅表现为纯粹的感性抒发，二者不再截然对立，而是并行互启。如此一来，科学的发现让人们更加理解自然的形貌与运作，而文学则以审美的态度、诗化的言说，转化了自然作为一种他者对象物的意义，表现出自然的诗意与美感。自然从一个客体对象，转化为意识的主体，超越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文学长期以来对“自然”本体的遮蔽。

土地伦理（Land ethic）概念，由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代表作《沙郡年记》中首先提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译进台湾后，对台湾的自然书写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早在尚未引译前，韩韩、马以工、洪素丽等人就已通过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了解相关理论。所以，当台湾自然书写者们最初形成自己的土地伦理时，免不了局限于利奥波德的表述，往往成为利氏思想的转述者，如利奥波德的原文为：“土地伦理改变了人类的角色，从土地征服者一变而为其中的一位成员和公民。也暗示着对于其他一起生存的成员，以及对这样的土地国的尊重。……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学到（我希望），征服者的角色是不利于已的”［7］（P312）。王家祥在1992年出版的《自然祷告者》中有类似表述：“我们人类已扮演了非常久的征服者，在地球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学到征服者的角色是不利于自已的，土地伦理改变了人类的角色，从土地国征服者一变而为其中的一位成员。”［8］（P105），陈煌在1989年出版的《人鸟之间·冬春篇》说法也十分相似：“施与受，在自然律则中是一体两面。所以，人类应该知道，去作为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己，这点在人类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屡见不鲜……”［9］（P251）从以上片段可以看出，在台湾自然书写者们建立土地伦理的初期，西方的前行者对他们影响颇深。

随着创作者们实践与思考的纵深，思想渐渐脱离模仿状态，产生了独立性思考，越来越多的本土生态伦理思想诞生在台湾土地。被称为“台湾土地哲学家”的陈玉峰，既是一名专业的生态学者，也是环境运动的参与者，着手创立了“台湾生态研究中心”，还领导抢救棲兰山桧木林运动。但他在使用“陈情、抗争、演说、运动”等不同方法不断从事“悲剧的揭露”后，发现收效不甚明显，于是开始向社会的文化根源思考，提出“隔代改造”的生态教育改造思想。他认为在台湾社会长期缺乏土地伦理和自然情操的艰难处境下，唯有进行“隔代改造”的改造与实验，才有可能在民众的灵魂中注入自然基因，改造现代人的顽固思想，复苏潜藏在每个人心灵基因中的“土地密码”。他试图唤起年轻世代生命基因中的自然元素，着眼下一代，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把“宣扬、说服、教育”当作改变环境现状的奥义。陈玉峰将“隔代教改”的自然生态教育看作整合性的艺术，在没有围墙阻碍的自然教室中学习，并由“师徒制”长期互动传递，见人所未见，为如何实现人地协调提供了新伦理。

1985年在一场由《台湾文艺》举办的对谈中，刘克襄提到當时台湾的自然书写缺乏一种“根”（basis）的意识，造成文章中反应的问题十分外在，局限于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的肤浅，尚未提出系统完整的生态伦理观念，并且存在内容大同小异的通病。同时，因为读者也缺乏“根”的培育，所以只能最多停留在爱惜、保护的层面，没有深入了解、探寻的欲望。刘克襄正是从“根”的建立去构建自己的土地伦理，他的文字中没有迫切的空洞疾呼，而是以平等之心深入观察记录一个议题或区域，以同理心对待“自然国”中的其他成员，从文字中透露出成熟的土地伦理观是他的文字常态。刘克襄首先肯定了践行简朴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因为在进行自然观察时，简陋的生存条件与简朴生活不得不紧密互动。而简朴生活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如“隐逸书写”者般逃避现代社会，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居生活，另一种则是“都市简朴生活”，于纷扰的都市中自觉践行简朴生活。刘克襄由此阐发了都市简朴生活的观念，并提出“都市自然公园”的构想，建议让都市四处有荒原的存在。此处的“荒原”不是人为刻意建造的公园，也不是废地，而是留有自然原貌，能从中看到台湾物种自然生长的自然公园，它的存在时刻提醒着现代都市人，珍惜生命中最质朴、最本质的自然事物。刘克襄的土地伦理不止眼于眼前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和环保议题，指向的是终极人文关怀，提供了现代都市人与自然重建联系的可能。

随着实践和思考力的成熟，王家祥的土地伦理也从完全服膺、模仿利奥波德，到逐渐有自己的阐发。荒野在他眼里是生命力的来源，他在荒野中寻求生命与想象，明净自己的心灵。他体会到人只有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转变为“谦逊的生活者”，才能得以保留荒野的活力。同时，他扩大了利奥波德“荒野”的范围，提出“文明荒野”概念，认为赏自然之美不必求远，在生活中的近处平凡景色中也能体会。但前提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生灵万物：“内心里寸草不生的人，当然所处的环境也会寸草不生。假若你想和一株树成为朋友，最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须看得见它”［8］（P72）。至于如何经营文明的荒野，他提出城乡应该设立荒野保育区，保持荒野的自然状态，让里面的各种生物自然竞争生长，禁止农耕及商业活动，最多只供生態步道存在，前提是尽量不干扰任何野生动植物的生活，

四、结 语

自然书写不是普及自然科学的文类，也不是倡导归隐荒野的“隐逸文学”，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前提下，探求人与自然重建紧密联系的“土地伦理”，自然书写者们以文字引导受众如何尊重土地、尊重其他生命形式。他们从认识土地的角度出发，构建土地伦理观念，为土地伦理振臂高呼，表达强烈的守护、爱护土地情怀，把土地和文学间的关系具体呈现，并通过种种重返自然的努力和实践，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自然书写者们将自己对生态的关怀，与台湾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丰富了台湾自然书写的思想内涵与现实功用。

［参 考 文 献］

［1］韩韩，马以工.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台北：九歌出版社，1983.

［2］ 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BOOK2：台湾现代自然书写的作家论［M］.台北：夏日出版社，2012.

［3］ 陈冠学. 田园之秋［M］.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4.

［4］ 孟东篱. 滨海茅屋札记［M］.台北：洪范书店，1985.

［5］ 陈列. 永远的山·序：告别与承诺［M］.台北：玉山社出版社，1991.

［6］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郡年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8］ 王家祥. 自然祷告者［M］.台中：晨星出版社，1992.

［9］ 陈煌. 人鸟之间·冬春篇［M］.台北：光复书局，1989.

The change of Taiwans nature writing internal ecological ethical

WEI  Xue-hui1，2

（1.College of Humanity and Education，Wuyi University，Wuyishan 354300， 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The nature writing in Taiwan， always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he writ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land， shows the change of internal ecological ethic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re from the reportage with strong appeal in the early stage， to the multi-intellectual writing emphasizing observation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then to the reenchantment trying to brea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Generations of writers have combined their concern for ecology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aiwan's modern society， enrich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Taiwan's natural writing.

Key words：nature writing; ecological ethic; instrumental reason; reenchantment

［责任编辑 张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