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小华 郑子奕

摘   要：新时代党开启了治理腐败的新格局，其定位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升到凝聚人心、在党的自我革命的淬炼中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践行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立足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判断，我国反腐败举措实现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上无“丹书铁券”，下查“微腐败”，对外追逃追赃的新布局；一体推进“三不腐”治理新方略；制度反腐力量的新释放；数字赋能监督的新模式。这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了从“善制”形态的显著优势到“善治”向度治理效能的知行合一，其具体过程包括：以党的政治领导力强化治腐政治保证，以权力进笼夯实治腐制度之基，以零容忍反腐文化建设构筑治腐思想藩篱。

关键词：新时代；治理腐败；显著优势；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3）02-0017-09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69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将反腐败斗争上升至关系人心向背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时空境遇下，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不仅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是党在自我革命的淬炼中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践行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途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治理腐败的新格局，管党治党实现由“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根本性转向，以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的定力重拳反腐，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腐败，依靠“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严惩腐败，实现由“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历史性转变，书写了彰显中国气派的反腐败斗争历史新篇章，更为反腐败国际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范式。

一、新时代党开启了治理腐败的新格局

基于新时代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判断和新要求，党中央将反腐败作为“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围绕“为何大力反腐、谁领导反腐、依靠谁反腐、如何推进反腐”的逻辑理路，奋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与治理腐败的新格局。

（一）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判断

正确研判反腐败斗争形势，是科学设计反腐败机制的重要依据，并将影响甚至决定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与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2]在我国实现腐败与反腐败力量对比根本扭转的情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未减弱反腐败斗争力度，明确提出“压倒性胜利”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务必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并以“四个任重道远”总结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强调“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要求切实斩断利益集团“围猎”政府官员下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利益链，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铲除“权力围猎”的经济土壤。二是强调“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党中央深入洞察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腐败时间跨度较长等腐败新动向，精准识别并严肃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以及领导干部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的“裙带腐败”“衙门腐败”等腐败新问题。三是强调“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为铲除腐败这一致命“污染源”的滋生土壤，务必摒弃“官本位”、人治思想，以监督机制规制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的运行。四是强调“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目前，我国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裂变式蔓延趋势，即腐败不再仅限于基层、官员简单相加式的腐败，而是等价交换原则浸透至政治领域，腐败主体由个体向群体甚至集团化扩散，涉及贿赂、政治贪腐等多方位的系统性腐败。因此，党中央不断加大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系统性腐败多发领域的反腐败力度，促成以案促改、惩治并举的良性循环。

（二）上无“丹书铁券”、下查“微腐败”、对外追逃追赃的新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1]14新形势下，党中央实施反腐败全覆盖、无禁区的基本策略，其中强调严惩“关键少数”的“打虎”与突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拍蝇”构成反腐败“第一战场”，强调以跨境追逃追赃为主要任务的“猎狐”则构成反腐败“第二战场”。

一方面，反腐败“第一战场”既强调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又对“老虎” “苍蝇”等腐败分子实施精准打击。上无“丹书铁券”，即紧抓“老虎”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党中央铁腕治吏，破除刑不上常委、退休意味进入腐败“避风港”、带病提拔、辞去公职等于“安全着陆”等“习惯”，通过对“大贪巨腐”的精准打击、定点清除，彻底斩断腐败“利益链”，形成“伸手必被捉”的强力震慑。下查“微腐败”，反腐败治本思路即要求将违纪违法行为扼杀于“摇篮”，以谨防养痈遗患。党中央拧紧“微腐败”这一开关，精准打击基层“小官戾气”“小鬼难缠”等现象，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为不良基层政治生态“退烧”。另一方面，我国坚持境内筑堤、境外织网这一内外联动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海外不是反腐真空”的新局面。较之于“打虎”通过压减外逃成功率以遏制腐败增量，“猎狐”作为境内“打虎”“拍蝇”的空间延伸则通过增加外逃风险成本以清除腐败存量。由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织构建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不断提升立案单位、成员单位、追逃办等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到2015年中央追逃办发布充分体现对外逃腐败分子合围震慑态势的“红色通缉令”，衔接综合运用警务、金融等手段的“天网行动”，再到党中央扭转在国际反腐败合作中的战略被动地位，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提出一系列深度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倡议，为多边机制下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党中央通过大力开展海外“猎狐”“天网”行动，击垮腐败分子以携款潜逃、向境外转移资产为退路的心理城墙，促使反腐败斗争在境内、境外形成闭环。2014年以来，“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0668人，追回赃款447.9亿元，包括“百名红通人员”61人。[3]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治理方略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总结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及时调适治理腐败战略政策的次序，即转向先期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治标先行，实现治标与治本的一以贯之，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4]一体推进“三不腐”治理方略的反腐败路线图，正是党中央持续放大标本兼治的叠加效应、以“全周期管理”的系统思维贯穿反腐倡廉建设的集中彰显。腐败的生成具有腐败成本、腐败机会与腐败动机三大要素，对应的即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系统集成、统筹联动的有机整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预防与惩治、自律与他律等多对关系之间的联合贯通。一是紧盯“不敢腐”这一前提，强调高压反腐态势下的靶向治疗。党中央以“打虎”“拍蝇”“猎狐”相衔接的有力惩戒机制，精准亮剑直击金融等重点领域，严惩基层“微腐败”，充分彰显监督全覆盖的强大震慑效能。二是着眼“不能腐”这一关键，凸显制度规制下的官员他律。党中央不断织密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和策略，准确把握责任追究与容错纠错机制间内在张力的“三个区分开来”，扭转党员干部“在位无为”的风险规避偏好，以严惩腐败与宽严相济之间的“情理互通”实现反腐败法治、政治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5]140党中央紧扣“不想腐”这一根本，侧重以教育与引导突出行政伦理下的官员自律，既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全方位思想道德教育链条引领廉洁文化建设，又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的统一，通过传承优良家风、观看廉政警示教育作品、开展以案促改等实践路向，促使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堤坝越筑越牢。

（四）制度反腐力量的新释放

“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124-12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制度建设这一主轴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各个环节，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大监督”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反腐败党纪国法制度供给力度不断加大，实现反腐败斗争中制度对腐败现象由被动应急到主动应对、由治标转为标本兼治的转变。

第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大监督”制度体系。在监督主体层面，集中表现为系统性监督。一方面，党中央从党内监督全覆盖破题，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顶层设计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党委、纪律检查机关等六大主体构成科学监督链的党内监督体系框架，形成党内监督的系统性合力。另一方面，在发挥执政党组织监督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等九大主体有机贯通的国家监督体系。在监督客体层面，集中表现为全覆盖监督。继承毛泽东同志提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经验，党中央统筹推进纪检体制改革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巡视、派驻、纪律、监察“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新格局，有效遏制党内监督的“灯下黑”现象，为反腐败实践中监督效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体系性支撑。

第二，统筹并完善彰显新时代崇廉拒腐要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治理腐败作为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二元合一的廉洁政治建设，健全规范党内权力运行与惩防并举的党规党法已成为我国制度反腐的关键所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党章为统领，以准则条例为主干，以规则、规定为扩展，由《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中不仅将“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等门类并列，并将其划分为“预防腐败”“完善纪检监察体制”等六大类别，逐步完善反腐倡廉党内法规的横向结构，到《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党内法规体系“1+4”的总体框架，并在“党的自身建设”门类中突出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立足顶层设计高度，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开创反腐败斗争新格局提供路线图，再到明确作为依规治党依据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立法程序、适用对象、实施路径等层面的显著差异性，纠偏部分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因依循国家法律制定产生的“法在纪前”等思维定势，进而在制度文本意义上实现纪严于法。党中央正是将党内法治化建设同党和国家政治部署、问题导向相衔接，进而促使反腐倡廉党内法规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效能。

第三，不断加大反腐败国家法规供给力度。“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6]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客体规制作用，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工作机构的性质定位，并为反腐败向纵深发展提供国家根本法保障，到继承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初期确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大范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将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行为界定为反腐败对象，秉承惩治腐败在前、经验提炼居后的基本策略，党中央及时将治理腐败实践成果固化为国家法规供给，以纪法贯通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穩致远。

（五）数字赋能监督的新模式

为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数字监督已成为精准规范权力运行全过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过全要素收集反腐数据、全链条打通监督格局，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精准预警监测，成为“后真相”时代政治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

第一，扎紧公权力运行的“数字篱笆”。首先，在纵向维度构建数字赋能全过程留痕监督。数字监督基于其权力运行留痕在线化可视、廉情预警多维监控等功能，精准识别隐蔽腐败线索并及时对权力失范行为进行纠偏，优化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风险指标的关键节点、监管疏漏，进而将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压缩至合理空间，最终实现对权力运行的事后追究。其次，在横向维度强化内设机构、外部部门对职能部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通过实时传输数据至各监督终端，有效破解监督数据“信息孤岛”现象。最后，构建数字赋能新型信息公开机制。各级政府机构依托兼具信息发布、权威政策解读、便民服务等功能的数字平台，将业务流程、财政预算等行政信息适时进行网上公示，积极开展重点政务工作导向性的宣传工作，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第二，推进数字赋能监督机制智能化。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导致权力运行的“广场化”，党中央以制度化为主线，逐步理顺制度化与群众非制度化表达的辩证关系，自下而上出现的网络反腐作为以权利规制权力的反腐败机制创新迅猛发展，依循“腐败信息公开——民意评判——媒体介入——反腐败机关调查”的内在机理，有机衔接“电子政务”系统、“廉情预警信息平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报网站”等数字平台，以数字监督问责机制为人民参与反腐败斗争提供新契机。伴随中央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抓住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窝”的“塌方式”腐败更应借助数字赋能监督这一撕破腐败大网的利器而被查办。

二、反腐败斗争成效彰显党治理腐败的显著优势

党中央基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科学研判、反腐败提升至政治建设高度的准确定位，以“五新”格局展现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显著成效，集中彰显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显著优势。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优势

新时代以来，我国构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横到边、纵到底、全方位”的反腐败工作格局，最终抓住治理腐败的“牛鼻子”。

第一，党中央顶层设计与反腐败体制机制分层对接形塑横纵联动的治腐“同心圆”。横向维度，我国顶层设计党委、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审判机关等机构部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落实主体责任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由“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7]的基本工作要求，党中央发挥自身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压实各级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尤其是党委“一把手”的“第一责任人”职能。其中党委“一把手”既注重反腐败决策指挥、总体部署，又注重案件和问题线索移送机制的统筹衔接，纪检监察机关一体履行协助职责与专责监督职能，司法审判机关等职能部门贯通联动，移送、查办、协办、追逃追赃等各司其职，在反腐败斗争中尤其是查办关涉重点领域、案情复杂的反腐败案件时形成联动反腐“一张网”。纵向维度，形成党全面领导下由中央到地方层层传导构设的治理腐败系统。依托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以落实反腐败责任为纵轴，建立健全定期协商、信息融通、工作衔接等联调联动体制机制，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领导。

第二，党的全面领导下日趋健全的反腐败工作机构统筹治理腐败的资源调配。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以牢牢掌握纪检监察工作领导权为目标导向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分散于纪律检查机关、反贪侦查机关等职能部门的反腐职能，将原本隶属于政府内部的行政“小监察”部门适时调整为专业化的国家“大监察”机关，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并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纪委与改革后组建的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切实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职责重叠的“九龙治水”局面，以更好统筹治理腐败的资源调配与措施手段。

（二）坚持“两个结合”理论武装的思想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为逻辑起点并实现其中国化沿革，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属性——政权属性——社会腐败”的分析理路洞察腐败局势，充分认识到腐败作为权力异化的具体呈现形式，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国家这一“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固有窠臼，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构建精简机构、凸显善治效能的“廉价政府”设想以及“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主人”的机制来防止国家权力异化的思想、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贯穿于反腐败工作。其次，以中华传统廉政文化为逻辑支点，在新的时代得以弘扬和拓展。承继中华传统廉政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民本价值旨归以及守正创新、重义轻利等义利观这一伦理依据，更以“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的为政“三不欺”治理境界为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治理方略的探索提供传统文化培壅。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优势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8]正如“窑洞对”找到“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的政治动员，坚持反腐为了人民、反腐依靠人民、反腐效能由人民评估的根本价值取向，进而富集人民这一执政兴国最大的政治资源。

第一，以彰显人民群众意志为党治理腐败的落脚点，构建人民中心价值导向机制。首先，党中央将治理腐败的贯彻落实与解决关涉群众根本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相结合，坚决查处脱离群众立场、违背群众意愿、漠视群众诉求的不当用权行为，为践行“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和作风保障。其次，接续推进“为人民巡视”的巡视常态化机制。各级巡视机构将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作为政治巡视的工作方向，通过拓展群众信访举报渠道等方式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贯穿巡视工作全链条，最终以巡视“问题项”到人民“满意度”的转向程度作为衡量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效能的标准。

第二，以团结依靠人民群众为党治理腐败的动力泉源，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首先，党中央通过构建开门接访、带案下访、上门约访的常态化走访群众工作机制，深化并健全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等途径厚植反腐败群众基础。其次，数字赋能下“两微一端”已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拓宽“互联网+反腐倡廉”的民主监督渠道，运用语义、关键词等数字技术，及时掌握公众反映的腐败问题线索、廉洁诉求等廉政舆情，形成大数据反腐的主体整合。最后，打破外部监督主体缺乏权力问责的闭环结构，构建主动引入外部监督力量的特约监察员制度，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治理腐败的凝视效应，以筑牢治理腐败的“铜墙铁壁”。

第三，以人民群众的正风反腐获得感为党治理腐败的工作导向，构建人民群众反腐败评估机制。党中央坚持“相信群众、敞开大门”这一基本原则，首先，下沉一线聚焦精准扶贫、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其中存在的行贿受贿、虚报冒领等群众感受最直接的“问题清单”的查处力度，将反腐败斗争贯通至社会“最后一公里”。其次，坚持依法铲除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与深挖严办黑恶势力“保护伞”同频共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同基层违反法纪线索大排查、明察暗访的“拍蝇”相结合，严肃查处宗族黑恶势力、“村霸”等背后的腐败行为，有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勇于自我革命的斗争基因优势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9]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根本要求，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五反”等运动，中国共产党具有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特质构成其在历史征程中坚守自我革命的动力泉源。党中央高举“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69的政治旗帜，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性自觉为治理腐败的原生动力，在致力于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因素作伟大斗争的进程中向腐败“病灶”开刀。

第一，在扭转党内政治生态“亚健康”状态的作风正党中增强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党中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观，强调反腐败斗争不应局限于惩治腐败本身，还应联系诱致腐败生成的政治生态环境等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1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毫不动摇狠抓作风建设这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形象系统，从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根治“四风”为作风正党的突破口，为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社风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彰显“三严”这一指向党员干部主观世界改造的必然要求与“三实”这一指向客观世界改造的实践路向的有机统一，再到一系列关涉公务接待、会议费管理等小切口的党内法规的颁布、修订，党中央始终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顽瘴痼疾亮剑，在着力推动以狠刹党内歪风邪气为重点的作风建设朝向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塑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规矩发展的进程中实现淬炼自身先进性的自我革命。

第二，在正风肃纪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11]反腐败与改革两条关键主轴纵贯于我国治国理政进程，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遭遇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利益共同体的竭力阻挠，因而务必将着力解决权力异化的反腐败斗争纳入制度轨道并使其成为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党中央强调以深化改革创新的精神内核贯穿治理腐败模式的自我革新，在严惩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与制度构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改革路向更为明确、思路更为清晰。另一方面，强调以治理腐败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高压反腐绝非仅强调惩治“老虎”“苍蝇”等腐败分子，而是关系全面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以治理腐败为切入点推动行政审批、司法制度等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深化，以披沙捡金的方式择选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斩断改革进程中尚存的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有效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这一改革障碍。

三、党治理腐败的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27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具有多维显著优势，但这一制度势能要直接转化为治理效能，务必构建科学合理的中介环节，进而以中国善“制”巩固中国善“治”。

（一）主导推动机制：以党的政治领导力强化治理腐败政治保证

“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12]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13]纳入“四个全面”戰略布局，这就需要在正风肃纪反腐实践中集中彰显党的政治领导力。

第一，以聚焦回答“是什么”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永葆反腐败的政治自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深刻指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在深刻认识各类腐败现象的政治本质与危害、研判反腐败斗争新形势、作出反腐败新部署、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落地的全链条中，始终以是否做到“两个维护”、是否彰显人民至上立场、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向的“三个是否”作为对腐败问题进行政治判断的根本标尺，不断提升对廉洁政治目标及其实现路向进行顶层设计的政治判断力。

第二，以聚焦回答“为什么”的政治领悟力为中介，永葆反腐败的政治清醒。反腐败斗争在政治上的坚定性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心怀“党之大计”“国之大者”，立足政治高度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资源力量统筹与整合、运行机制等层面决策部署的政治内涵及精神实质，并以其为理论指导研判反腐败斗争局势，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进而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三，以聚焦回答“如何做”的政治执行力为根本，永葆反腐败的政治定力。首先，聚焦“两个维护”，因时因势推进政治监督精准化、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4]，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践履政治监督“再监督”职能，构建“察觉问题、纪法严惩、整改纠偏、突出治理”的监督闭环，常态化狠抓并纠治反腐败政策落地过程中有章不循、选择性执行等执行偏差，严惩反腐败制度执行过程中不担当、不作为、简单化、乱作为的党员干部，以铁的纪律确保党中央反腐败决策部署一贯到底。其次，精准运用集中彰显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的党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调由预防、惩治仍处于倾向性问题阶段的“违纪”量变入手，根据党员干部的违纪性质、情节及后果，提出具体量纪标准，进而有效阻断其突破法律红线这一“度”并转化为质变“违法”的腐败增量。

（二）制约监督机制：以权力进笼夯实治理腐败制度之基

治国理政的枢纽在于治权，制约与监督即为治权的两大机制基础。“以权谋私”的交易型腐败、“为官不为”的不为型腐败等腐败新动向的出现，更说明暗箱环境下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将为“围猎”提供滋生空间。因而，较之传统治权机制承袭的“强监督—弱制约”模式，务必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以“制约—监督”均衡治权机制的刚性约束构筑规范权力运行的“防火墙”。

第一，依法界定权力边界，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首先，为权力“塑身”，合理分权。运用法治化策略明确权力运行的职能定位与工作边界，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等机制，重点强化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制约关系，有效压缩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致使权力异化的寻租空间。其次，简政放权，为权力“瘦身”。政府的集权化及行政权力存在相对弹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腐败呈易发多发态势之症结。党中央以简政放权为改革抓手，通过精简政府部门与机构，促使政府将重心置于承担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能，减少对微观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在行政审批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开展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以依法管权、限权、放权赋能源头反腐。最后，科学分权，为权力“健身”。通过构建党政“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末位表态制”以及有效衔接“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总体工作机制、人财物等关键岗位的制度规范机制，坚持以廉洁政府为权力运行导向，进而形成集体领导下领导班子内部相互制约与协同的功能性分权机制。

第二，为权力戴上协同监督“紧箍圈”。权力监督作为反腐倡廉成效的压舱石，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更加考验执政党的反腐智慧。首先，坚持系统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紧盯对领导班子与年轻干部的监督。一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紧盯“三重一大”决策、干部提拔任免等廉政风险点，重点管控约束“掌权者”严守政治规矩、践履管党治党职能等情况，并对财务、自然资源规划等关键岗位人员延伸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有效衔接严格责任制考核、容错纠错与终身追责机制，进而使其严负其责、严于律己、严管所辖。另一方面，紧抓“加强年轻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監督”这一重要任务，通过构建“红脸出汗”谈心谈话制度，根据年轻干部职务职级、岗位廉政风险点等基本情况强化干部廉政信息库、更新廉政画像等具体举措，拧紧年轻干部科学用权、为民用权的思想开关，有力斩断“前腐后继”的代际传递链。其次，完善用权公开机制，为权力涂上协同监督“防腐剂”。为发挥党和国家“大监督”体系的制度反腐优势，要求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党内监督为支点，以国家监察体制为支撑，依循“聚焦监督主体、明确监督职能、资源合理配置、监督任务落地”的逻辑路向凝聚协同监督的反腐败合力。

（三）思想改造机制：以零容忍反腐文化建设构筑治理腐败思想藩篱

缪尔达尔曾提出“腐败民俗学”这一心理文化定势，促使人民群众出现“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15]的容忍腐败，甚至期望获取“腐败资格”的错误倾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1]69作为强化零容忍文化建设、建构零容忍制度与确保零容忍战略在行为层面落地这一思想、制度与行为的全链条集合体，零容忍反腐主要囊括精神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载体文化层三个层次的内涵。

第一，以思想纠偏为重点滋育居于精神文化层的零容忍反腐理念。新时代零容忍反腐文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与制度、管理手段相衔接，以深入思想教育的软机制筑牢思想防线。从腐败行为的生成分析，以零容忍反腐为旨向的思想教育突出面向党员干部“关键少数”的靶向性。伴随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渗透至党内，部分党员干部价值观念中存在的权力寻租等观念与传统熟人社会注重血缘、优亲厚友等特殊主义价值观相互耦合，成为其滋生贪腐行为的内源“催化剂”，这就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制、教育党员干部，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其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内嵌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与正确义利观，要求党员干部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观，克服谋求个人及小团体私利的倾向，对人民所恶零容忍、对人民所急零懈怠。社会层面的价值支点强调党员干部坚守党纪国法这一红线并永葆敬畏之心，充分认识在反腐败标尺上不分“巨贪”“微腐”。个人层面的价值基石要求党员干部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培育，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调节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驱动内化为勇于担当作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外化为“我能够”的防腐拒变实践。

第二，以压缩腐败空间为关键形塑居于制度文化层的零容忍反腐准则。“破窗效应”下，一旦腐败行为未被察觉或察觉未被严惩的“潜规则”代替正式准则的现象被价值认同，个体的机会行为将沦为腐败同盟的“塌方式”腐败。破解这一困境需使制度执行这一“铁的纪律”真正发威，系统构建腐败“零空间”的反腐败准则。首先，全面完善腐败犯罪的成立标准（尤其是规定起刑点的具体数额），提升腐败犯罪刑事处罚的规范化。因腐败犯罪的存量较大，反腐败实践长期存在腐败犯罪非罪化、轻刑化趋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衔接不畅致使出现“以罚代刑”等抓大放小现象，采用重典治腐的定罪量刑模式作为新时代我国严惩腐败犯罪的应然选择，与零容忍反腐准则在精神内核上趋于一致。其次，在法律法规中细化腐败行为的界定情形，明确公开的刚性要求及操作细节，为腐败犯罪提供更为充分的追诉依据，进而使权力“零空间”设租寻租。

第三，以强力扩散为基点打造居于载体文化层的零容忍反腐形象。零容忍反腐形象是零容忍反腐文化的外在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承载零容忍反腐内核的作品、基础设施等物质环境文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对腐败“零容忍、零机会、零支持”的情感态度及形成公开透明监督环境的组织文化氛围。首先，拓宽零容忍反腐文化传播路径，创新廉洁文化产品的内容。深挖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及红色文化中贬腐耻贪的廉洁文化因子，发挥“两微一端”等立体化融媒体传播机制优势，通过图文、短视频、动画等传播符号积极展示零容忍战略下标志性反腐败成果、警示教育典型案例，重点宣传廉政人物、廉洁故事，有效衔接构建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培育廉洁文化品牌等途径，形塑交融互通的廉洁文化传播总体框架。其次，正确发挥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助推零容忍反腐文化浓厚氛围形成。一方面，新闻媒体报道反腐败新闻坚定正能量、客观理性的网络舆论导向，而非在“流量至上”的喧嚣中，将严肃性的反腐败硬新闻变为娱乐化的软新闻，进而有效规避舆论反弹的群体极化现象。另一方面，强化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协作合力。其中，纪检监察机关需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媒体舆论宣传与国家治理体系维护的深层逻辑，以高效能正风肃纪反腐监督助推舆论阵地高质量发展。

參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兰琳宗.永远吹冲锋号[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10-20.

[3] 肖培.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N].人民日报，2023-01-16.

[4] 习近平.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N].人民日报，202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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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2.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2.

[13] 习近平.科学有效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3-01-23.

[14] 兰琳宗.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12-08.

[15]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61.

责任编校   陈   瑶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reating Corruption and I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ZOU Xiaohua，ZHENG Ziyi（School of Marxism，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Jiangxi，China）

Abstract： The new era opens up a new patter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of corruption，and its positioning rises from creating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to attracting peoples hearts，perpetuating the Partys advancement in the refinement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nd practic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arty.Based on the new judg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anti-corruption struggle，Chinas 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s have witnessed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token granted by the emperor at the top，the investigation of micro-corruption at the bottom，the full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hunting for those fleeing abroad and recovering ill-gotten gains，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strategy of governance named the Three Negatives，the releas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anti-corruption power，and the empowerment of a new model of digital supervision.The process modernizes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innovation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realizing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from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good institution form to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good governance，which includes building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corruption governance，confining the exercise of power within a cage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anti-corruption system，constructing the barrier of corruption control ideolog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zero-tolerance anti-corruption culture.

Key words： new era； governance of corruption； significant advantage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